第二，基于英美马克思主义所开展的一系列问题式研究，例如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讨论社会政治、资本主义社会等。英美学者的研究大多具有很强的现实感。他们将马克思视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不太关心马克思的哲学贡献，而将关注点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用以解决全球化等问题可资借鉴的观点。国内学者对于他们的研究大多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中对于科亨、福斯特、伯特尔·奥尔曼等人的研究占据主流。[※注]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于皮凯蒂于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的关注和研究。因这位土生土长的法国经济学家早期活跃于美国经济学界，其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基本属于英美思想系列。从本质上说，皮凯蒂的问题意识与马克思存在着本质差别。对于皮凯蒂而言，他侧重于将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研究放入一个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历程当中，以详尽的史料描述了一个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资本的历史演进。而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利润率的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皮凯蒂那里已经完全消失了。这部没有太多思辨性与理论性的经济学著作却因为汉语译本被冠名为《21世纪资本论》而与马克思产生了密切关联，并引发了国内学界的热议。自2015年以来掀起了一轮关于皮凯蒂与马克思《资本论》的比较性研究热潮，发表相关论文近百篇，成为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的增长点。
第三，对激进左派的研究。2015年1月与11月在法国相继爆发的暴力恐怖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对酝酿已久的激进左派的强烈关注。激进左派作为一种思潮代表着某种非妥协的批判态度。他们与早期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虽然在其理论旗帜上渲染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却更多地将批判诉诸文化理论的重构，其所激发出的至多不过是新颖而生动的大众文化理论及其共生物；而对于前者而言，马克思不再是口头的口号、笔下的主义，而是成为了在他们血管中流淌的血液。被归入激进左派的思想家们，诸如德勒兹、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其实很少直接以马克思的思想为其研究的对象，但却继承了马克思对于革命的热衷以及对于共产主义的执着。革命在今天或许不再是一场彻底的颠覆性的暴力活动，它更多地意味着一种社会变化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性。这是对《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之十一条最为彻底的诠释：我们究竟应如何“做”，理论才不再是对世界的解释，而是对世界的改变？去行动，去做，成为激进左派思想的理论旨归。当巴黎暴力恐怖和难民事件成为引发全球政治、经济问题的关键之时，激进左派的思想注定要成为理论的焦点，因为他们的思想总是不经意地会与所有的激进事件处于同一立场。因此，他们对于这些事件的谈论就成为了近年来最为热门的话题，其影响之深远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象牙塔。
国内对于激进思潮的关注由来有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台湾交通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社会批判理论论坛”，于2014年4月26～27日、2015年11月20～23日分别于南京大学、台湾交通大学举行。德勒兹、巴迪欧、阿甘本等人的思想主旨始终是两届会议的主题，这在某种意义上启蒙并孕育了国内学者对于激进思潮的关注和理解。巴黎暴力恐怖等诸多政治事件的爆发则进一步催化了这一思潮的蓬勃发展。
从总体上看，不同类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目前在中国都有自身的生存空间，而且其发展正在为孕育真正属于中国的思想提供借鉴。当代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正在从简单的思想传声筒转变为思想的生产者。对话日益成为激发思想的必要手段。在近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一个各执一词、互不干涉但也无法对话的独白阶段。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难以认同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重思想、轻学理的做法；而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不满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重学理、轻思想的做法，以及他们所特有的保守主义立场。随着研究的深化，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摆脱这种被研究对象所操控的状态。走出独白，走向对话，已经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对话的尝试已经在新一代年轻学者当中获得呼应并逐渐扩展。2015年5月16～17日，在第2届全国青年哲学对话会上，20余位青年学者就阿尔都塞思想展开了一场无剧本的哲学戏剧式的对话，尝试从不同侧面以多元对话的方式展开思想的撞击。这或可视为一种新的理论生发的宝贵实验。
二 激进哲学的本体论诉求
当前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大思潮虽然各占一席，势均力敌，但就国际学术界的整体发展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正经历着激进化的转向。换言之，作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在西方并非处于主流，只有以激进姿态出现的激进左派才获得了世界学界的关注。它们对于马克思革命性维度的继承，对于当今普遍同质的国家来说似乎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但就其理论的新颖性与问题的现实性而言，却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之精神的体现。
激进左派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有着强烈的重建哲学的冲动。20世纪以来各色“终结论”甚嚣尘上。伴随着上帝之死，富有终极价值的古典时代中的艺术、音乐、绘画、哲学都遭到了巨大冲击。哲学成为了这场终结论的死亡现场，我们在其中会看到整个终结论的根基所在。终极价值的消逝意味着宏大叙事、普遍性的合法性遭到根本质疑。这一质疑的结果带来了对偶然性与多元主义的推崇，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传统哲学的死亡。传统哲学的基调肇始于柏拉图，它基于对诡辩论的反驳树立了理念论的“一”。而今天当诸多“后”学思潮泛滥之际，多元主义的倾向在本质上成为了诡辩论的回潮。这种回潮在哲学史上曾经反复重演，不断冲击着人们对于“同一性”原则的精致化重构。当初柏拉图曾经面对诡辩论并予以回应，康德也曾面对休谟经验主义并予以回应，那么，今天又是谁来面对这种主张多元主义的“后”学思潮呢？激进左派在学理上担当起了这一理论任务。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激进左派会有能力去承担这种抵抗多元主义的理论任务？在我们看来，根本原因在于其思想立场的激进性维度。激进性在今天并不意味着单纯暴力革命的理论倾向，相反，它所意指的是一种试图在多元主义之中重新恢复对“一”之探求的思想倾向。因为从理论上看，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异曲同工，他们在政治趋向上注定会走向保守主义。在“怎么都行”的口号中隐含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宽容。但当激进思潮坚持对现实的批判，甚至主张一种颠覆性的政治诉求之时，这一思潮就必须要为批判现实提供一种理想化的诉求。它或许是可以实现的，或者是需要不断趋近的，但无论怎样，它不是多元主义的任何一元，它是“一”。同时，就激进思潮的实践维度而言，理想性维度的实现需要革命的爆发，而任何一场革命，其可能性的关键都在于革命主体的构建，于是谁来革命、如何革命，便催生了主体化的问题。多元之“一”，革命之“主体”都要求激进思潮成为多元主义的对立面。
激进思潮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时代的哲学形态，乃是因为它不仅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传统哲学的同一性原则，而且它在努力保持这种多元主义的前提下重新思考诸如如何构筑一个“一”的问题。这一尝试是全新的，它要构筑一个多中之“一”，以及某种以“偶然性”为主导的必然。这一方面的尝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延续至今，其代表人物包括诸如拉克劳与墨菲、齐泽克、巴迪欧、朱迪斯·巴特勒等。国内学界将这些人物称为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将其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这种标签式的归类或许并不能得到西方学界的完全认可。对于西方学界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激进左派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绝大部分也非激进左派，但激进左派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关联却是难以否认的。例如，拉克劳与墨菲明确宣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巴迪欧以法国“毛派”的姿态趋近马克思，齐泽克虽然并不经常提到马克思，但在其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却无一不渗透着对马克思思想之问题域的继承和关切。
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在他们为数不多的直面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我们的确看不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方式，那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概念，比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都遭到了激进左派的彻底批判，它们被视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在“一”与“多”的话语体系中回溯这一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是消除了“多样性”的绝对同一。而激进左派作为马克思批判精神的继承者，在学理层面上必然对任何试图向绝对同一回归的趋势持反对意见。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激进左派所谈论的马克思是一个非典型的马克思，是有所取舍的马克思。其中，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例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及其非妥协的姿态成为今天激进左派继承的核心，至于具体的论述则不再成为其关注的要点。换言之，马克思的激进维度成为当代激进左派对于“一”的执着诉求的原动力。
如果说，马克思的彻底批判成就了激进左派对于“一”的诉求，那么关于如何构建一个包含着“多样化”的“一”的观念，却无法在马克思那里得到有力的支撑。在此，拉康的思想成为激进左派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其对不可能之真（réel）的执着追求为“多样性”的保留提供了保障。不可能之真是拉康思想中最为深刻的悖论。拉康的人格发生学所划分出的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对于激进左派构筑其特有的本体论诉求产生了重要影响。“实在界”的存在对于人的完整人格的形成一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又是无法获知的，既无法理解与说出，也无法与之直面。它的存在如同康德的物自体，既有不可缺失的必要性，但同时却被排除在理性认知之外。拉康的这一思想或可视为对弗洛伊德潜意识的一种继承，但由于其对于语言学的借用，其思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精神分析的领域，而延伸到哲学的视域当中，成为“对不可言说之物的一种言说方式”。而这一言说方式构成了20世纪法国思想的基本特征，即在维特根斯坦要求保持沉默的地方，法国人继续不停地言说着。这一言说方式的展开是独特的：无法言说但又的确存在的那个实在界，被视为一个以“无”为特性的“有”。它的存在毋庸置疑，但由于它外在于我们的认知，因此它又是一个“无”，或者“空”。换言之，“无”与“空”构成了实在界的本质。
为什么实在界是“无”抑或“空”呢？或者说它为什么在认知系统之外呢？其关键在于人的认知所依赖的语言。人的语言作为观念层面的概念，它的能指链所能表达的并不是事物本身。相反，能指链的存在只是掩盖了事实本身不可被人的认知所把握的事实。这个问题其实在康德设定物自体的时候已经被意识到了，对于康德来说，我们只能认知我们所构造的表象。因此，物自体作为不可知的事实本身，展现了观念与事实本身之间的鸿沟。在拉康这里，这一鸿沟变成了能指统治下语言学对于实在界的无能为力。但拉康的实在界的设定却为本质主义的存留找到了一种恰当的方式。换言之，能指链诠释实在界的无能为力，恰好说明了一种以不牺牲多样性来言说本质（“一”）的方式，即能指链的滑动保障了“多”的存在的必要性。而这种“多”作为诠释“不可能之真”的多重方式，避免了滑向相对主义，因为它并不遵循“怎么都行”的后现代主义原则，而是执着地、不断地围绕实在界构筑的本质（“一”）来展开自身。
因此，在我们看来，拉康在哲学上首次开拓了某种“多”与“一”的反辩证法的言说方式。在其中“多”没有被“一”所吞并——如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所作的那样，将“多”视为“一”的中介——而是相反，在以“多”的存在为前提的条件下触及“一”，尽管这里的“一”作为一种本质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意义上说，齐泽克对拉康的定位是准确的：“拉康接受了‘解构主义者’的激进的偶然性的主旨，但却用这一主旨来反对自身，用这一主旨来确证自身对作为偶然性的真理的探求。正因如此，解构主义者们与新实证主义者们在与拉康打交道的时候，总是为其中所流露出的‘本质主义’（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伪装之下）的残余所困扰——好像拉康与他们很接近，但却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注]
三 激进左派的辩证法重构
激进左派的理论构筑方式，严格说来并没有超越拉康的思想框架。他们只是将拉康思想放置到社会历史的情境当中，将能指链与实在界所构筑的“多”与“一”的反辩证法，运用到对现实革命之可能性的分析当中。我们或可将激进左派的发展路径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在本体论上倾向于构筑一种保持了多样性的“一”；其次，他们用以构筑这一本体论的方式是通过对辩证法的改造，抑或说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建构；最后，反辩证法的方式最终带来了他们围绕“事件”所展开的一系列讨论。
在此，我们将结合激进左派对于辩证法思想的改造，来呈现他们展开其独特本体论的讨论方式。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拉康思想中所暗含的“一”与“多”的反辩证法的讨论方式给激进左派很大的启发。其中，为了保证“一”（本质）的存在，多样性（能指链）反而不能成为直接表达“一”的方式，它只能在回溯的过程中彰显与“一”之间不可调和的断裂，而正是在对这种断裂的表征中，多样性（能指链）触及了这个特定的本质。齐泽克将其视为一种延迟的否定（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这一表达方式取自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注]，这就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就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注]
齐泽克将这段话放在其代表性著作《延迟的否定》的扉页之上，似乎为其理论找到了一个“正统”的来源，但他是在有意误读黑格尔。黑格尔在这段文字中的确凸显了否定性对于精神的辩证法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否定性在此是作为一种中介，链接了观念与现实，填充了两者之间的鸿沟（这一鸿沟曾经在康德那里被凸显出来）。借助于否定性，观念可以触及现实，现实也可以进入观念。但当齐泽克用延迟的否定的观念来重新审视这一点的时候，却带上了拉康的有色眼镜，于是“运动的中止正是辩证过程的关键时刻：所谓的‘辩证发展’，就存在于开头的频繁重复之中，存在于预先假定内容的灭绝和回溯性重构之中”[※注]。显而易见，齐泽克眼中的辩证法不再是链接观念与现实的运动本身，而是驻足于否定的一个中断，在这一中断当中，否定性被反复重复，正如在《傲慢与偏见》中所表现出的“真理源自于误认”一般，辩证过程不再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而变成了一种永恒轮回般的循环往复。正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表现出的中断，构成了对“一”（本质）的描述和彰显。对应于社会现实的革命运动，这种反辩证法的辩证法重构所彰显的是社会对抗性的不可消除。这一点在拉克劳与墨菲那里得到了更为直接的阐释。
拉克劳与墨菲为了构筑多样性之统一的本体论原则，将理论的着眼点放在了对辩证法的改造当中。对于他们而言，对辩证法的理解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其中的矛盾原则。辩证法的矛盾原则是黑格尔为了调和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非同一性，使其内在统一而采取的有效方式。矛盾所处理的是A与非A的关系，因此两者就其共属于一个整体而言，具有原初的同一性。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要点所在，它是在预先设定了一种内在统一的前提之后而提出的矛盾对立，因此这种矛盾向同一性回归就不是一个问题。这样的辩证法在政治立场上注定会走向保守主义，因为其中并没有本质上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对于拉克劳与墨菲而言，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对抗，这是其激进立场在理论上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性假设。关于这一前提性假设的设定，拉克劳与墨菲则是通过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完成的。其方式就是将矛盾（contradiction）置换为对抗（antagonism）。何为对抗？所谓的对抗就是一种客观的关系，它意指：“‘他者’的存在使我无法完全成为我自己，我与‘他者’的这种关系并不是从完全的总体中产生出来，而是从它们构成的不可能性中产生出来。”[※注]也就是说，“在一种对抗的范围内，我不能成为我自己的完整存在，与我构成对抗的那一力量也不能成为如此完整的存在：它的客观存在是我的非存在的一个象征，这样看来，对抗关系就被多重意义所充溢——这些意义阻止它的存在被固定为完整的实证性。”[※注]
换言之，对抗概念所表达的是一种非完整性。它在本体论中意指“多样性的统一”中的“一”无法实现。“他者”的介入是这种非完整性的前提。这个“他者”与“我”之间的关系是对抗性关系。因为“他者”的存在，“我”就是非完整的。然而这种使“我”非完整的“他者”却又不得不始终存在着，否则这个“我”也是不存在的。这是拉克劳与墨菲在吸纳了拉康思想中那“不可能之真”的悖论性思维方式所得出的一个结果：“社会象征的领域被构想为围绕着某种创伤性的不可能性而构成。”[※注]拉克劳与墨菲在此指出了封闭性社会的不可能性，因为社会中的“对抗”保证了多元存在的必要性，并且这些多元存在最终保证了社会的存在。如果这一立场被确立下来，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必然是社会革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激进立场也就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社会对抗（多元存在）仅为社会革命的必要性提供了保障，而如何进行革命则是激进立场不可回避的主题。正是在对后一问题的回答中，激进左派重新凸显了“一”的重要性。这里的“一”虽然意指一种“不可能性”，一种“空”抑或“无”，但却总是一定要存在的。革命的实现总是需要在某“一”个时刻，通过某“一”类主体来完成。因此，对于“一”的诉求也成为了激进左派理论最终的落脚点。于是拉克劳与墨菲借助于话语理论发展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齐泽克借助于对“征兆”的洞察而试图与实在界照面，而巴迪欧则凸显了“事件”作为一种断裂对于革命之可能性的推进。究其根本，领导权、征兆、事件都具有类似的内涵：它们不是多样性的统一，而是多样性与作为事情本身的本质的断裂性表征；正是在这一表征当中，某种作为不可能性的、“空”与“无”的“一”反而被凸显出来了。它们也成为了打碎那个僵死的、保守的体制的唯一契机。
四 事件哲学的诞生及其理论困境
自“9·11”恐怖袭击以来，占领华尔街运动、巴黎暴恐、欧洲的难民问题等，这些相对于日常生活而言的诸多断裂让激进左派的思想有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了其理论的现实例证。这些断裂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都带有事件性特征，因而今天的激进左派也正在理论上发生一个共同的转向，即将整个理论的立脚点放到了关于“事件”的讨论之上。2014年齐泽克的新作《事件：一种哲学转向》的出版或可视为对这一当代哲学转向的总结与概括。
对于事件哲学的系统阐释，法国思想家巴迪欧无疑占据着重要的理论地位，但巴迪欧并非事件哲学的始作俑者。对于事件哲学的关注，我们可以追溯到巴迪欧的思想导师阿尔都塞那里。阿尔都塞晚年将哲学等同于政治，并以所谓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为其对马克思激进维度的继承和发扬提供新的路径。这是一种“形势（conjoncture）”优先于主体意识的唯物主义。其中主体的创造性总是迫于形势的发展，例如，马基雅维利对意大利统一问题的讨论是由16世纪意大利特定的形势所决定的[※注]，而这一形势是某种阶级发展的非平衡性所带来的偶然性。严格说来它是历史的特例而非常态。笔者将其视为事件产生的原初形态。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在德勒兹的《意义的逻辑》（Logic du sens，1969）中，事件的出场直接与变化本身（devenir）相关联了。德勒兹热衷于通过《爱丽丝漫游记》来讨论这一问题。当爱丽丝从大变小，又从小变大的时候，事件就产生了，因为在其中，意义多样性的空间突然被敞开了，这种敞开性总是与命名和所指之间的断裂有直接的关联：“我们从来不能说出我们所说的意义”，“意义……是无法用经验方式被说出，但却能在超验方式中被说出之物”。[※注]而“我们不能诉求什么是事件的意义：事件（l'événement）就是意义自身”[※注]。由此，围绕事件哲学，“断裂”、“变化”与“生成”相辅相成地构成了事件的核心内涵。
在同一时期，福柯与德里达曾经对事件予以讨论，事件成为当代法国思想的一个核心话题。但站在激进立场上去系统讨论事件的思想家则只有巴迪欧。关于事件的内涵，巴迪欧显然继承了阿尔都塞，并与德勒兹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对于阿尔都塞与德勒兹而言，事件只是提出了社会情境变化的空间和可能性的条件，他们并不关注对于这种变化的执行者、支持者抑或推动者。这是主体性哲学没落的一种标志。阿尔都塞依赖意识形态的循环所构建的主体性是被动的。它被形势所迫，它不再是形势产生的原因和动力机制。尽管巴迪欧坚持将阿尔都塞的哲学称为“无主体的主体性”，但一种失去了能动性的主体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主体抑或主体性，这一问题对于侧重于讨论“生成”本身的德勒兹而言也是如此。德勒兹的主体也只能是站在自动生产着的机器旁边的一个旁观者。[※注]
巴迪欧沿着这一理论路径走下来，却并不满足于这一路径中对于主体性问题的忽视。激进思想如果缺乏了主体及主体性，就如同一幅失去了光晕的复制品。尽管坚持马克思的先定主体（即作为革命之先定选民的无产阶级）似乎在某种意义上缺乏现实性，但完全放弃革命之主体而阐发事件哲学，所带来的只能是再一次对革命契机（事件）的无奈等待。这种等待有着等待戈多式的荒诞性与无力感。作为激进思潮的当代代表人物，巴迪欧自然无法接受放任这种理论的困境，于是巴迪欧才如此痴迷于主体理论。但在一个主体已被消融的理论情景下，坚持一种主体理论是困难的：第一，要避免向本质主义的主体观回归，因此主体不能是预成性的，而应是生成性的；第二，生成的主体究竟是被生成的，还是自我生成的？如果是被生成的，例如是被事件生成的，那么它是否还是一个真正的主体？如果主体是自我生成的，那么如何避免这种自我生成性再一次被诉诸某种超验性的存在，从而要么沦为黑格尔式的能动的“精神”，要么沦为斯宾诺莎式的被动的“实体”。
对于以上追问，我们在作为事件哲学的推崇者那里，总是无法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如果说德勒兹的事件哲学最终带来的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那么巴迪欧的主体理论最终带来的也只是一个建筑于虚幻信仰之上的忠诚主体。齐泽克向往的是在断裂（征兆）中与实在界的遭遇，在他那里主体还未成为其讨论的问题所在。因此在其《事件：一种哲学转向》中，我们读到的是诸多对事件本身的规定，而非对事件主体如何产生的阐释。基于这样一种理论的最终归宿，我们发现了今天激进左派思潮的理论困境。一方面他们拥有毫不妥协的理论姿态，并为这种理论姿态提供了极为精致的思想论证；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在现实的事件面前表现得极为软弱，他们没有领导事件、激发事件主体的能力（这种引导与其事件哲学的理论旨归本身也是矛盾的，因为事件之为事件，在本质上是对任何预成性的因果链条的脱节），因此他们注定也只能以祈祷的方式忠实于每一次不期而遇的事件爆发，他们所能做的至多如齐泽克一般，在华尔街事件爆发的过程中走上街头去做一个充满激情、但却毫无用处的演讲者。
同时更为可悲的是，今天的激进左派已经成为学术市场化过程中的受益者，他们的著作成为畅销书，他们不妥协的姿态使其成为资本市场上最易获利的商品。激进左派在今天的境遇证明了他们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展开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资本内在否定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着。这也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激进化转向占据学术市场的唯一方式。而这一方式本身却已经不能兼容于马克思的思想。因此这一转向或可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说明今天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生存困境，并以另一种方式说明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巨大生存弹性。今天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个社会形态所能做的究竟是什么，成为了这个时代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理论问题。但从以上回顾来看，我们无论是将马克思阐释为一个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即一个社会运行的坚守者，就像英美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还是将其阐释为一个激进的、无条件的反抗者和革命者，就像激进左派所做的那样，似乎都无法逃离资本的固有逻辑。于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激进转向，让我们又一次面对着马克思思想中一个似乎悬而未决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逻辑的运行之下究竟会自行崩溃，抑或有待无产阶级对它的颠覆？在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内部，这两种基本倾向在其各自的思想讨论中仍然莫衷一是。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责任编辑 强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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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汪行福、陈旭东：《阿多诺对康德绝对命令的批判与重构》，《河北学刊》2012年第5期；孙承叔：《否定的辩证法与非同一性的哲学地位——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6期；谢永康：《“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阿多诺与达伦多关于当代社会本质的争论》，《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