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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共同决定该做什么

摘要:  因为道德秩序并不“适用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基本结构,这些通常都会含有国家机器的高压政策” ,它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政治自由,因此,把公共道德正当性置于道德秩序之上,使其屈从于公共理性的实践,这样的做法是很不合适的。由于可能对我们的自由产生巨大的限制,权威性的道德论断也都是基于公共道德正当性之下:如果不能表明对所有的论述而言这些论断都是正当合理的,那么很有可能它们是被刻意推断出来的。尽管要查阅一些公共道德正当性的理论,我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如何就这些理论的逻辑联系进行分类,并找出这些理论之间内部的动态联系,以便我能够就公共道德正当性论题作出合乎逻辑的概要性论述。
作者简介:  作者系德国卡塞尔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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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共同决定该做什么
    作者: 费利佩·布鲁诺奇 魏孟飞

    一 引言

    公共领域是靠制度支撑的一个空间,这对于社会成员决定哪些目标或计划该来指导他们的公共事业是最为重要的。这个领域允许社会开发并使用“将其计划公式化的方式,和将其目的置于优先地位并作出相应决定的方式”。[※注]为了维持执行共同决策的进程,公共领域机构的设置以及对其进行改革的提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认知方式。在不同情况下,社会应根据此种方式找出应该履行的职责。接下来的部分,我就公共领域的最后一个维度进行阐述。

    鉴于公共领域制度结构的重要性,我打算就已得到认可的共同决策方式进行试探性的解读,这些方式是建立在中国理论界的论述基础之上的。当然,一个社会要解决的问题、要处理的公共利益关系有很多,都有其各自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决策。因此,我只就目前在中国学术圈深受关注的公共利益关系的一个方面进行论述:是否有可能构建一种公共道德秩序,可以适用于社会所有成员并得到广泛的认可。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的理论研究者们的惯例,接下来将要探究的是,我们应如何决定哪一种道德秩序作为以后行为的准则,以便这种秩序对所有成员都是公正合理的。对于此,我将通过介绍一些公共道德正当性的国内论点,并加以解释说明来形成描述性的论述。然而,既定结果可能对公共领域制度构成产生的影响,这样的讨论不在本篇论文的范畴。我会在最后加以说明,用两条追加性的论述来作简要介绍。

    首先,当提及道德秩序时,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公共道德正当性是没有必要提及的。因为道德秩序并不“适用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基本结构,这些通常都会含有国家机器的高压政策”,[※注]它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政治自由,因此,把公共道德正当性置于道德秩序之上,使其屈从于公共理性的实践,[※注]这样的做法是很不合适的。道德秩序是由一些嵌入式的社会化道德准则[※注]构成的,这些准则要求或是禁止某些特定的行为,因此阻止一些重大的事情的发生,这些是我们可以互相监督管理的。[※注]然而,它可以对道德群体的成员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和法律高压制裁对社会机构的影响是一样深远而不可抗拒的。正如密尔所指出的那样,它可以使“社会暴政变得比其他政治镇压手段更可怕”。[※注]由于可能对我们的自由产生巨大的限制,权威性的道德论断也都是基于公共道德正当性之下:如果不能表明对所有的论述而言这些论断都是正当合理的,那么很有可能它们是被刻意推断出来的。

  • 东西方哲学年鉴2016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8

    章节:《东西方哲学年鉴2016》 \  东方文化中的公共领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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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哲学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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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J.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212.
删除J.Rawls,“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in 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ed.by S.Freem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a,p.325.
删除J.Rawls,“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in 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ed.by S.Freem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a,pp.325-326.
删除在这里不再进一步讨论这些中国作者们是如何区分道德规则和其他规则的。当前关于中国话语,它或许足以沿着下面的思路来描述道德规则的特点——道德规则是些明确联系在一起的规则,你没有自由选择忽视它们。关于基本的人际关系,它们以互惠的义务为前提,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益于彼此。探索这些规则偏离的地方可以引起严厉的批评,也会激发由此引起的像愤慨这类的负面态度。这些特点是否能确切地区分道德规则和其他社会规则的不同,尚没有定论。
删除事例参见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高兆明:《制度伦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1—27页;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6页;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5—107页。
删除J.S.Mill,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8.
删除樊浩(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431页)和高兆明(高兆明,2011年,第121—124页)没有从整体上彻底否定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而是批判性地谈论传统中国道德推理的论述。赵汀阳和万俊人也不是很明确地阐述了传统道德哲学的缺点。然而从他们公共道德正当性的理论来看,很显然,他们也同样地使他们自己远离更传统的论述,没有从整体上否定这些论述(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9页;万俊人,2009年,第1—30页)
删除何怀宏:《良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删除参见何怀宏:《良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参见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之后。
删除何怀宏,2002年,第99页之后。
删除限于篇幅,我不会在这篇文章探索第一个共同特征,下面这些论述只是部分回顾性地为它提供印证。接下来,参考樊浩,2001年,第18—26页;高兆明,2011年,第118、129—136页;万俊人,2009年,第18、34—37、232页;赵汀阳,2010年,第90—94页。
删除这和罗尔斯提出的“道德理论”相似,他也在他的《道德理论的康德式建构主义》和《道德理论的独立性》区别了“道德哲学”(Rawls,1999a,pp.304-306;J.Rawls,“The Independence of Moral Theory”,in 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ed.by S.Freeman,Cma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b,p.286)。与着力于“判断对错的纠正式理论,也就是一个对什么是客观道德真理系统的论述”(Rawls,1999b,p.288)的道德哲学相比,道德理论可以被理解成一种“为达成的共识寻找充足的理由,这种共识源于我们对自己以及对我们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这项任务是清晰地表达公共正当性的概念:人们可以以某种方式看待他们自己以及与社会的关系。……正当性概念的理由并不是忠实于之前给我们的命令,而是和我们对自己的深层次理解、抱负以及认识领悟相一致,这种领悟就是:考虑到我们社会里根深蒂固的历史和传统,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合理的学说。我们找不出更好适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章程”(Rawls,1999a,pp.306-307)。
删除仅仅依靠中国话语这个标准的正确性是否可以得到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还尚有疑问。尽管这里谈论的理论学家们都同意这个说法,不过他们还是避免从理论上对此作出进一步说明。例如,在特定的情况下,与详细决定内部视角的构成或者是这些赞成的标准是如何被理解的(例如它是否牵涉到内部视角和规则的双向调整?)有关的这些问题,也没有涉及。
删除这里,我将避免证实这些理论学家们采用了共享原因的构想。当具体提到这些理论的时候,会给出一些证据。接下来,不受这些理论的影响,我将局限于引入“相互共享原因”的概念。对此,我将会参考杰拉德·波斯特玛的初步研究(G.Postema,“Public Practical Reasons:An Archeology”,in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Vol.12,1995a,pp.64-70)。
删除这个表达方式出自托马斯·斯堪伦(T.Scanlon,“Contractualism and Utilitarianism”,in Ethical Theory,ed.by R.Shater-Landau,Oxford:Blackwell,2007,p.649)。
删除C.Korsgaard,“The Reasons We can Share”,in Social Philosophy & Policy,Vol.10,1993,p.34.
删除C.Korsgaard,“The Reasons We can Share”,in Social Philosophy & Policy,Vol.10,1993,p.40.
删除C.Korsgaard,“The Reasons We can Share”,in Social Philosophy & Policy,Vol.10,1993,p.40.
删除G.Gaus,Justificatory Liberalism.An Essay on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Oxford Univeristy Press,1996,p.151.
删除Korsgaard,1993,p.40.
删除关于更多对共享原因的批判性论述参见K.Vallier,“Convergence and Consensus in Public Reason”,in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Vol.25,2011,pp.261-279。
删除像赵汀阳、万俊人或者是樊浩这些学者们,倾向于要求所有正确的道德规则要建立在相互共享原因的基础上。他们可能同意,没有这些在共同原因上达成的一些基本共识的话,将会很难为协同行动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这点参见H.Richardson,Democratic Autonomy:Public Reasoning about the Ends of Poli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74)。然而,鉴于在现代社会中到处弥漫着对于评估性问题的反对,很难想象我们的道德准则是由相互共享原因提供支持的。这些学者们并没有涉及相互共享原因的“范畴”。相反,高兆明支持一个较为弱势的观点,声称相互共享原因只是为了一些核心规则才被要求的(高兆明,2011年,第111、115、117页)。但他对规则能否满足这个要求仍然保持沉默状态。
删除尽管被弱化了,第一个特点会在之后间接地提出来。我会在最后回到这点上来。
删除赵汀阳,2010年,第20、54—55页。
删除赵汀阳,2010年,第39页。
删除赵汀阳,2010年,第39页。比较上面提到的科尔斯科德的共享原因的概念。
删除赵汀阳,2010年,第35、40、42—43页。
删除例如,他所称的“普遍必要性价值”的介绍(赵汀阳,2010年,第76页)。
删除例如,他所称的“普遍必要性价值”的介绍(赵汀阳,2010年,第76页)。
删除赵汀阳,2010年,第78页。
删除赵汀阳,2010年,第77、78页。
删除赵汀阳,2010年,第81页。
删除接下来的论述,参见赵汀阳,2010年,第81页之后。
删除万俊人,2009年,第2—5页。
删除万俊人,2009年,第18页。
删除万俊人,2009年,第18页。
删除万俊人,2009年,第20、184页。
删除万俊人,2009年,第180页。
删除万俊人,2009年,第11、16、24、36、163页。
删除万俊人,2009年,第33页。
删除万俊人,2009年,第238页。
删除万俊人,2009年,第163页。
删除万俊人,2009年,第165页。
删除万俊人,2009年,第34、158页。
删除万俊人,2009年,第14页。
删除樊浩:《自选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删除樊浩:《自选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删除樊浩:《自选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6—27页。
删除樊浩:《自选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删除樊浩:《自选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樊浩,2001年,第100页。
删除樊浩,2001年,第18—26页;樊浩,2010,第13—17页。
删除樊浩,2010年。没有进一步详细叙述,符合这四条标准的综合道德价值应该构成相互共享原因,即被道德共同体共同认同为“我们的”原因的原因(参见樊浩《道德哲学体系中的个体、集体与实体》,载《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16—19页)。如随后显示的那样,这四方面的标准与其所暗示的实践推理是否能够真的对这样一种相互共享原因做出解释,尚不明了。
删除樊浩,2001年,第19—22页。
删除事例参见樊浩,2001年,第103—104页。
删除这进一步得到樊浩提出的价值观似乎脱离其持有者这一事实的证实。价值观似乎是自由浮动的实体,人们没有必要去支持和证实。就其本身而言,价值观酷似代理人中立性原因(事例参见樊浩,2010年,第24—25页)。
删除高兆明,2011年,第419—426页。
删除高兆明,2011年,第120页。高兆明不清楚相互共享原因是否必不可缺。
删除高兆明,2011年,第111、115、117、121页。
删除高兆明,2011年,第134页。
删除高兆明,2011年,第134页。
删除高兆明,2011年,第134页。
删除高兆明,2011年,第131、134页。写下边的文字时,韩水法似乎暗示了同一视角:“对形而上学的传统研究往往追求一个方向和一个维度,现在人们意识到确定性不在于任何具体的事物和点,而在于不同的事物和规则之间的规律。因此,确定性是多方向的。形而上学的多维度属性反过来改变了相对观念,如普遍性和特殊性……启蒙运动对安排和命令万物,包括人类,在一个蓝图里的理性观念持绝对批判态度。所以,我认为启蒙运动的主题不是将由外在命令编织的一张网实施在每一个个体之上,而是寻找连接彼此的道路”(Han Shuifa,“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in The Fate of Reason: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Enlightenment,ed.by H.Feger & Wang Ge,Würzburg:Könighausen & Neumann,2013,pp.17ff.)。
删除高兆明,2011年,第125—126页。
删除高兆明,2011年,第134—135页。
删除高兆明,2011年,第134—135页。
删除杰拉德·波斯特玛也提出了“第一人称复数”的观念(Postema,1995a,pp.55-63;G.Postema,“Morality in the First Person Plural”,in Law and Philosophy,Vol.14,1995b,pp.39-41)。由于他的叙述和此处讨论的中国理论有众多相似之处,我在一定程度上依据了他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