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60年代之后，由于“文革”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备受摧残。因此，侯老的这一研究设想只有等到80年代改革开放初，才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当时提倡思想解放、打破学术禁锢，因而极大地推动了学术风气的转变，许多学术研究的空白急需填补，这使得宋明理学研究的重新启动具备了初步的条件。于是，在侯老弟子们的积极努力下，启动了这项在当时可谓是巨大工程的研究项目，相继在1984年和1987年推出了《宋明理学史》上下两册，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史领域有关宋明理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但其研究方法显然偏向于在思想与社会、思想与历史之间建立某种看似必然的关联，不免掩盖了哲学思考的自身特性，而且在诸多观念的运用与理论判断上也不免带有时代的烙印。
从性质上说，这部巨著不同于通史性的《通史》，而是断代思想史。那么，在《通史》的基础上何以有必要重写一部断代史呢？简单地说，断代史相比于《通史》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断代史的问题更具“专题性”，因而使得断代史所处理的学术问题更为集中和深入，这是“通史”著作往往不可比拟的，而“通史”若缺乏“专题史”的研究环节也往往会显得肤浅；二是断代史的议题更具“丰富性”，因为断代史的研究对象显然超越了“通史”可以容纳的范围，这种“丰富性”表现为对由个人拓展至学派或思潮、乃至拓展为对整个时代的思想精神和思想世界的全面思考；三是断代史的叙述更具“多样性”，即相比于通史研究，其论述格局可以有张有弛，既可避开许多笼统的问题处理，又能避免点到为止或略而不提的“通史”类或“教材”类研究的叙述格局。
当然，学术著述往往受时代社会的条件制约，《宋明理学史》亦概莫能外。由于当时的学术研究刚刚步入正轨，所以研究队伍的建制严重不足，研究资料也有待重新挖掘，而在观念运用、研究方法等方面更不可避免地留有那个时代的浓厚印迹。就宋明理学研究领域而言，相关基本文献的掌握非常欠缺，有关思想文献的解读、诠释以及理论判断等也受制于种种外在因素的干扰（例如仍然认为宋明理学是代表封建社会晚期落后的意识形态，而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是负面性评价居多），因此我们对此既不必厚非也不必讳莫如深。
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总体而言，学术研究随着学术禁区被逐渐打破，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在批判“文革”的激情主义过程中，由于缺乏深入的“反思”，其结果却不免走向了另一种“激情主义”，即“五四”启蒙思潮下的批判传统文化的理想主义情结又一次被重新唤醒，表现为在当时的所谓“文化热”潮流中，否定“传统”才能步入“现代”的思想情结竟然占据主流，这反映出人们的“启蒙”心态依然根深蒂固。加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社会方向的重大转型因素的推动，社会上下几乎形成一种普遍共识，以为“传统”与“现代”格格不入，认定当时中国在各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各国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文化”出了问题，乃形成了一股向西方现代化看齐的社会风潮，于是，有关中国古典人文学术领域（包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研究便受到了种种阻碍。不过，80年代虽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但是人心思变的大方向已不可阻挡，“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由政治拓展到学术领域，故在80年代后期，在老一辈学者如侯外庐、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冯契、严北溟等带领下，各大学的学院派人文研究开始出现缓慢复苏的迹象。
这里仅举几例。例如，有这样一批值得重视的理学研究论著在此时出现：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1981）《宋明理学研究》（1985）、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1984）《理学范畴系统》（1989）、陈俊民的《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1986）、邓艾民的《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1988）、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1988）、徐远和的《洛学源流》（1987）、潘富恩与徐余庆的《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1988）、萧汉明的《船山易学研究》（1986）、蒋国保的《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1987）、陈鼓应等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史》（1988）等，除个别外，这些专题性论著大多集中出现在80年代后期，这充分说明宋明理学研究自改革开放之后已有了新的转向。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其中有些研究成果仍不免留有一些观念上或方法上的陈旧痕迹，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正努力摆脱80年代之前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干扰，而使宋明理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这些研究成果也不同于两册本《宋明理学史》的断代史性质，而是更为凸显专题性研究的特色，注重文本解读与义理分析的结合，特别是陈来的朱子研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首篇中国哲学博士学位论文，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至21世纪的前十个年头，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腾飞的迹象；另一方面，学术界要求回归传统文化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再加上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学术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一批新生研究力量开始跃上学术舞台等因素，因此，中国哲学研究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涌现出一批有一定学术质量的宋明理学研究专著。及至近十年来，这一研究趋向的发展势头更为显著，目前在宋明理学领域的专题论著可以说已经到了目不暇接的地步。因此，需要我们对于“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反思。
二 新世纪以来“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21世纪以降，特别是近十年来，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生态发生了急剧变化，改革开放之后累积的学术能量开始全面迸发，相关研究在文献的把握、文本的解读、议题的深入以及视域的拓展等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变化以及良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的宋明理学研究与海外研究相比，可以说已经在整体上具有了明显的优势。
个中原因可能有许多，除了传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方重视和积极提倡等因素以外，也有相当一批原本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转过身来，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儒家思想的研究，从而拓展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视野，为宋明理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培养的优秀研究生如今已在各个领域成为学术带头人，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下，当今学术界已经涌现出不少年富力强的中生代力量，而这批研究力量正在如滚雪球一般不断壮大，又在继续引领更年轻的一代，真正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学术梯队，这对于改善宋明理学研究领域的生态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以下笔者想罗列一份书单，以展示21世纪以来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当然任何罗列都不免挂一漏万，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
例如，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2000）、束景南的《朱熹年谱长编》（2001）《朱子大传》（2003）、朱汉民的《宋明理学通论》（2000）、陈来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2003）的《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2004）及其主编的《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和演变》（2007）、钱明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2002）的《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2009）、何俊的《南宋儒学建构》（2004）、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阳明学》（2005）、向世陵的《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2006）、张立文的《心学之路——陆九渊思想研究》（2008修订版）、杨立华的《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研究》（2008）、吴根友的《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2008）、朱汉民与肖永明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2009）、张卫红的《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2009）、李存山的《气论与仁学》（2009）、蒙培元的《朱熹哲学十论》（2010）、蔡方鹿的《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2011）、林乐昌的《正蒙合校集释》（2012）的《张载理学与文献探研》（2016）、丁为祥的《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2012）、翟奎凤的《以易测天：黄道周易学思想研究》（2012）、张瑞涛的《心体与工夫——刘蕺山〈人谱〉哲学思想研究》（2014）、陈谷嘉的《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2015）、高海波的《慎独与诚意——刘蕺山哲学思想研究》（2016）、李丕洋的《心学巨擘：王龙溪哲学思想研究》（2016）、陈畅的《自然与政教——刘宗周慎独哲学研究》（2016）、刘勇的《中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2016）、吴震的《聂豹、罗洪先评传》（2001）《阳明后学研究》（2003）《罗汝芳评传》（2005）《泰州学派研究》（2009）等，可谓不胜枚举，这里所列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如果将以上这些专题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汇聚起来，那么，足以构成一幅宋明理学断代史的画卷。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专题研究仍然不足以构成一部真正的宋明理学史，因为很显然，这些研究虽然各有专长亦各有成就，但缺乏整体性、贯通性的问题意识。因此，展望未来的宋明理学史的重建，需要将专题的研究与通观的眼光结合起来，使其具备一种问题意识明确、方法视域开阔、通观理学全局的学术气象和理论格局。
也正因此，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在宋明理学史上，朱子学与阳明学无疑是两大理论高峰，早已形成两大研究领域，其思想的辐射力和涵盖面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宇宙人生、伦理道德、政治社会等各领域的根本问题，而且在经典系统的诠释、儒学思想的重建以及社会风俗教化等各方面都表现出重要的理论关怀和淑世精神，因此，目前的大部分论著将关注的重点聚集在朱子学与阳明学或理学与心学的问题领域。然而从历史上看，关于朱子学或阳明学有广狭两义。就狭义而言，当然首先是指朱子或阳明本人的思想体系；然而若就广义而言，其实应当包含其思想的产生及其再生产的整个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以朱子学为例，我们不可能把朱子思想的形成孤悬于时空之外，而不考虑北宋理学特别是濂洛思想的学术渊源来孤立地审视朱子的思想建构；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朱子之后，其学术思想在后世的演变、转化、拓展等各方面的思想因素。换言之，朱子后学以及后世的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思想拓展、理论再生产也应纳入我们审视问题的视域。同样，就阳明学而言，我们也不能对宋代心学的思想资源例如象山学视而不见；而对于阳明后学以及后世的阳明学者在推动阳明学的思想发展、义理重建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应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因此，若将朱子学和阳明学置于上述这种宽广的视域来看，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便具有一种几乎可以覆盖整个宋明理学的强大辐射力。经过这样一种视域的转换，我们就能对理学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思想世界获得一种全新的认知版图。
总之，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摆脱20世纪80年代的各种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局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近三十年来的理学史研究进行总体反省，并在此基础上，紧扣文化复兴这一当今时代的问题意识，推动宋明理学的进一步研究，拓展理论视野，致力思想创新，以展示目前中国哲学界的理论学术水平。为此我们首先需要着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基本文献的全面掌握，二是理论研究的深入拓展。这就需要我们做到挖掘新材料和发现新问题双管齐下，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加强理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三 材料、方法及问题意识的自觉
今天要重新编撰宋明理学史，首先在基本文献方面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条件。无疑地，近年来的文献整理以大型丛书形式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而包括各种基本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和完善，也为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这是今天重写《宋明理学史》何以可能的一个客观条件。
但是面对如此众多的基本文献，我们仍然需要结合宋明理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提升我们挖掘新材料和发现新问题的能力和意识。举例来说，众所周知，当中国哲学在20世纪初诞生之际，绝大多数的研究方式是以个人研究为主要特色的，从胡适、冯友兰到侯外庐乃至钱穆等，他们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或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都是以一人之力完成的，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因此他们一方面拥有体系性研究和理论性构建的学术勇气，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也受制于种种文献的局限，而不得不采用“顾此失彼”的撰述方式。
若稍加反省就会发现这类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类专著往往未能实现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体性展现，特别是存在重两头（即先秦和近代）而轻中间（即宋明理学）的倾向，即便自觉按照朱子理学“接着讲”的冯友兰建构的“新理学”[※注]，也不免忽视了明代的阳明心学；同样，致力于创建“新心学”的贺麟[※注]则对理学问题存在顾此失彼的现象。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很多，首要的就是当时有关宋明儒学的文献资料尚未得以充分开发，例如吕思勉的《理学纲要》、嵇文甫的《左派王学》《晚明思想史论》和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注]等，尽管在当时十分艰难的学术环境下，仍然新见迭出，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学术意义，然而若放在今天的学术视野来看，他们的研究在基本文献的掌握方面显然是十分欠缺的。
又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台新儒家的宋明儒学研究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他们往往受制于文献的局限，这使得他们在有关朱子后学以及阳明后学的整体研究方面显得非常不足，因为他们基本上无法利用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的第一手丰富资料，而大多只能利用《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第二手资料。以唐君毅和牟宗三为例，他们虽然意识到罗汝芳在心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然而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有一部语录《盱坛直诠》，而根本无法看到《罗近溪全集》，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结论未免显得仓促。同时，港台新儒家又往往以某种西方哲学模式来研究宋明理学（尽管我们并不反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从而使得他们对宋明理学思想发展的许多历史环节缺乏必要的关注。当然，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有必要加以积极地汲取，但也要避免以西学“格义”中学的研究偏向，因为毕竟宋明理学有其自身的独特问题与理论形态。例如，就理学史的思想格局而言，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世界秩序与社会秩序、本体论域与实践论域、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乃至天理与良心、主体与万物等从来不是两个世界的问题，而是构成密切相关的有机联系体，这就与整个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与感性、应然与实然、价值与事实、主体与客体、超越与内在必须严格两分的哲学传统构成鲜明的对照。
因此在今天，宋明理学史的“新编”工作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各种文献资料及整理研究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这为我们的“新编”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文献资料就好比食粮，有了食粮才能下锅做饭，这是“新编”得以成其为“新编”的首要条件。然而材料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有了新材料还不够，关键还在于如何解读这些新材料。所以为了实现“新编”的目标，我们应当加强理论研究的深入拓展，其中包括研究视角和方法取径更新等方法论问题，这就涉及方法论自觉的问题。特别是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积累，我们已经拥有了更为丰富的研究经验，其中包括方法论的自觉。尽管方法论在今天已经变成老生常谈，但毕竟没有方法就无法展开研究。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特别是哲学史或思想史方法）都须以思想文本为基础，而从思想文本的解读过程中总结出的方法，才是真本领。事实上，任何一种方法都只是一种“工具”，是为实现学术创新这一目标服务的，而人文学术领域涉及各个不同学科，儒学思想也不能仅仅归入哲学一门，因为儒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价值体系，其本身就包括政治儒学、学术儒学、制度儒学、民间儒学等各个层面。既然如此，儒学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哲学）的方法视域就应当是多元多样的，而不是呆板一元的，将某些研究方法看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自家珍宝，往往意味着学术研究的气局狭小，并不值得推崇。
当然，不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在哲学上带有普遍性意义的研究方法还是应当加以积极汲取的，例如此前流行的哲学诠释学的方法，至今仍然有参照的意义。只是我们无需将这类方法奉若“神明”，仿佛可以解决所有的中国哲学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史、文化史上，我们也可以拥有自身的研究传统与研究方法，例如经学研究就有一套独特的经典诠释系统，对此应当加以充分重视。与20世纪80年代中西比较研究尚处在开创初期相比，今天的大多数学者都已经拥有留洋经验，正是在打开眼光之后，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哲学毕竟不是西方哲学，哲学性问题既有抽象的、普遍的一面，又有具体的、现实的一面。例如，同样是天道人性的问题，在西方与在中国，对此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解答方案就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哲学问题从来不是抽离于人类历史文化背景而发生的，它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而表现为具体的普遍性。举例来说，由于近年来东亚儒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我们发现在中国儒学史上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哲学命题，传到日本和韩国之后却发生了奇妙的转化。一些看似绝对的思想命题例如天理问题，在日本与韩国儒学史上的解释就显得很不一样，特别是在近世日本儒学史上，不少儒者竟然要全面颠覆宋明理学的天理观，还有儒者甚至对思孟一脉的仁政、民本等思想以及良知本心等观念不以为然，因此可以说，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之后，就发生了“日本化”的转向。
以上这些历史文化现象都充分表明，任何一种哲学性问题只要落实在具体的地域文化传统中，就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思想转化，因为在历史上，文化交流从来不存在一方吞并另一方的现象，即便全面接受中国朱子学并以此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朝鲜时期的朱子学，事实上也发生了重要的思想转向，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朝鲜朱子学（或称韩国朱子学）。所以说，“本土化”转向与“地方性”知识的结合，应当是历来文化交流史上的必然现象。这就告诉我们在从事宋明理学研究之时，我们的问题视域以及方法取径也应当充分注意地方化与普遍化、抽象性与具体性等方面的彼此关联，若用某种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预设来俯视其他地域文化，而忽视历史文化发展的具体语境，那么，得到的研究结果必定偏失。
要之，宋明理学研究既需要一种哲学性的理论关照，同时也需要开拓视野，明确理学问题意识之所在，充分关注作为新儒学的理学或心学的思想特色，并在方法运用方面，将各种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等不同研究进路结合起来。当然，这种多元性的研究取径以及问题意识的设定，必然涉及如何理解宋明理学这门学科的性质问题。
四 “理学”问题的重新审视
以上，我们就有关宋明理学史“新编”何以必要的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叙述。接下来，我们需要回应“新编”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进入“理学”的问题视域，并对此进行重新审视。
首先，就宋明理学的学术性质来看，严格说来，宋明理学只是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或领域，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相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还是比较年轻的。这一研究领域在1949年之前得以开辟，而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它的发展遭到了巨大的阻碍。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主要大学、研究机构为了完善二级学科中国哲学的学术建设，开始进行中国哲学各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于是就有了宋明理学专业方向。尽管当时除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之外，只有少量的大学、研究机构有能力招收宋明理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其次，若从现代学术的观念来审视，宋明理学的称呼其实只是一种“方便法门”，因为在严格意义上，“理学”一词难以覆盖宋明时代的儒学思想以及学术思想的整体历史，更难以穷尽宋明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佛道两教且不论，就儒学领域而言，宋明时代就已存在道学、理学、心学、气学以及事功之学等各种流派和思潮，可谓人物众多、问题林立，只是由于习以成俗，我们才采用“理学”一名来指称宋明时代的思想历史，但是在我们的意识深处，显然需要有一种自觉。在笔者看来，宋明理学首先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从整体上看，它是对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隋唐佛教等思想的一种创造性继承和转化，它在哲学思想上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围绕“性与天道”“天人关系”“心性构架”“理气问题”“本体工夫”等哲学问题的不断深入探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这就要求我们注重对理学问题的理论性研究和思考。
同时，理学毕竟是儒学的一种发展形态，若置于宋明理学史整体背景下来思考的话，我们发现其理论形态是多姿多彩的：既有强烈的以重建道统为旨趣的道学一脉，又有超越汉唐传统的新经学思想；既有理学模式的观念学说，又有事功学的思想追求；既有以性即理为主导的理学建构，又有以心即理为主导的心学思想；既有以道问学为趋向的格物致知理论，又有以尊德性为主导的身心之学的取向；既有以“四书”新经典的确立为标志的儒学精英化发展，又有以书院讲学、民间讲学为标志的儒学世俗化转向。诸如此类，我们很难用“理学”一词来覆盖或统摄。
正是出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自觉意识，我们的研究取向不得不从宋明时代儒学思想发展的全局来进行重新思考和安排。因此，“新编”宋明理学史何以可能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必须以某些具有统贯全局的问题性研究为导向，以人物个案、学术流派的研究为辅助，以打破以往的通史性或断代史研究中以平衡人物对象为原则的研究进路。正是基于以哲学问题、思想问题为主的考虑，我们将重点放在朱子学以及阳明学的理论研究，并以此两点为主轴，上下打通、前后连贯，力图对宋明理学思想发展作出整体性以及多元性的全面展示。
总之，如果我们要回答《宋明理学史新编》如何可能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宋明理学的哲学性、思想性以及学术性的研究，同时也需要充分关注其他专题性问题的研究。在充分注意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的同时，也要充分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重新审视宋明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儒学问题以及文化问题。
五 “理学”研究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
关于《宋明理学史新编》何以必要等问题，笔者通过对三十多年来的研究史的回顾和展望，提出了一些基本思考。事实上，在宋明理学研究过程中，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评估宋明理学对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问题。正是透过这一问题意识，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当今时代下，为何有必要重新展开理学研究。
如所周知，宋明理学是一个老名词，从17世纪黄宗羲编撰的两部学案（《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算起，以宋明时代为界线，以理学问题为核心，以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梳理为手法，黄宗羲、全祖望等就已经初步建构起“宋明理学史”的学术史框架。而20世纪初，学案史的研究方式逐渐被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方式所覆盖，若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设定中国哲学学科各研究方向并开始招收研究生算起，宋明理学研究方向的确定也有了近四十年的发展。
而中国哲学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自其诞生之初就一直存在争议，而且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这个问题总会重新出现，如十余年以前就有一批学者在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名义下，以反对“以西释中”“汉话胡说”为标识，重新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但是，如果从“哲学性”这一角度看，任何对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的思考都必然表现为一种哲学性，因而任何一种哲学在本质上都是某种哲学性的表现，所以拥有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显然也有哲学性的特征，它作为一种思想智慧，绵延不绝、延续至今。特别是就宋明理学看，儒学义理化、经典义理化达到了高度发展，充分表现出一种人文理性精神、哲学思想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中国哲学的问题表现方式与西方哲学并不相同，同样也是事实。
从“宋明理学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而言，首先应当看到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第二期发展，也就是说，是儒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基本赞同当代新儒家的说法，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对汉唐经学以及魏晋玄学的学术成就的漠视。只是宋明儒学与汉唐经学、魏晋玄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理学化或义理化的经典诠释、儒学重建，构成了宋明理学的一项重要特征，这无疑达到了汉唐以来经学思想与儒家文化发展的新高峰，其基本特质在于儒学的哲学性重建，形成了以“道学”（理学与心学）为主要理论形态的“新儒学”。
从历史上看，作为儒学复兴运动的宋明新儒学不仅是对先秦以来传统儒学的创造性继承和转化，而且对于近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近现代儒学思想在中西古今这一时代课题的逼迫下，得以迂回发展或开拓新路，多少都与重新理解宋明理学的思想理论、继承和发扬宋明理学的思想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熊十力的“新唯识学”、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等无不以宋明理学为主要思想资源，甚至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最终以重建乡村运动为取向的思想灵感也来源自心学的泰州学派，而海外当代新儒家张君劢、牟宗三、唐君毅等的儒学研究也大多以自觉继承儒家心性学特别是阳明心学为己任。再往前推，维新运动的两位主将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都从宋明理学当中汲取了某些思想资源，据说康有为还是近代复兴阳明学的第一人。而梁启超早年在“万木草堂”追随康有为之际，便开始接受宋明理学的系统教育；戊戌之后，他的思想虽几经反复，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传统文化，反对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理学思想对于重建社会道德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可以说，20世纪以来近现代儒学思想的存续与发展，如果没有宋明儒学的思想资源，是必然不可能的，这应当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结语
总之，就当今传统文化复兴以及中国哲学发展而言，我们需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而我们不能忘记的重要一条就是尊重文化传统，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傲慢态度加以深刻的反省。而传统文化如何回应时代关切，如何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也是我们今天重写《宋明理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理学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和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必将起到积极正面的助推作用。一言以蔽之，中国哲学、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如果缺少了创造性继承和转化宋明理学的思想遗产这一中间环节，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沦为一场空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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