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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唯物论、思辨实在论与“以物观物”的三种可能

来源: 中国哲学年鉴2016 >> 学术前沿 作者: 姜宇辉 浏览次数:22
摘要:  “思辨实在论( speculative realism ) ”或许是21世纪初最为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一种哲学思潮。而思辨实在论的首要宗旨即是重新回归“思维与存在”这一前苏格拉底时期就已奠定的基本问题,并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演变脉络中探寻可能的突破途径。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结合思辨实在论的两大代表人物— —昆丁·梅亚苏( Quentin Meillassoux )和格拉汉姆·哈曼( Graham Harman ) — —的基本问题来展示未来哲学发展的一种极有希望的可能性。诚如哈曼在专论梅亚苏哲学的《昆丁·梅亚苏:创造中的哲学》 [ ※注]这一著作的标题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哲学创造的潮流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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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辨唯物论、思辨实在论与“以物观物”的三种可能
    作者: 姜宇辉

    “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或许是21世纪初最为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一种哲学思潮。它的鲜明特征体现于如下这个宣言或者檄文式的口号之中:重返“思辨(speculation)”的基本方法与“实在论”的根本立场。无论艾耶尔在《二十世纪哲学》中所说的“叛离黑格尔”这个断语是否言过其实,但至少就20世纪哲学的总体发展趋势而言,在黑格尔那里登峰造极的思辨方法的式微和衰落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注]从现象学所开启的纯粹描述的方法,再到之后的所谓“语言学转向”,直至20世纪下半叶各路后现代主义流派的兴起,哲学开始广泛地向各种人文及自然学科汲取方法论上的启示。但与此同时也越来越让人对哲学自身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产生迷惑和质疑。而思辨实在论的首要宗旨即是重新回归“思维与存在”这一前苏格拉底时期就已奠定的基本问题,并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演变脉络中探寻可能的突破途径。这也就把我们导向了这一思潮的另一个鲜明特征,即对本体论问题的复兴。虽然20世纪哲学(尤其是欧陆传统哲学)对存在的追问从未止息,但大多仍围绕着人-主体这一核心而展开。而思辨实在论的本体转向则显然具有更为彻底的回归传统的特征:它不仅复活了“实体(substance)”这个源远流长却又在当代几乎彻底湮没的基本范畴,更试图通过对“物本身(nature itself)”或“自然本身”的探索来超越主-客关系的窠臼。

    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结合思辨实在论的两大代表人物——昆丁·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和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基本问题来展示未来哲学发展的一种极有希望的可能性。诚如哈曼在专论梅亚苏哲学的《昆丁·梅亚苏:创造中的哲学》[※注]这一著作的标题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哲学创造的潮流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单从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掀起的追随、赞美、批驳、反省等趋势来看,我们甚至很难说它已经达到了其创造性的顶点。哈曼在其“序言”的最后提到了“时机”的重要性,这正是要提示读者,他之所以要为一位只出版过一本代表作的中青年哲学家撰写评论[※注],除了发自心悦诚服的敬佩之外,更是在清楚意识到其哲学的重大转折性意义的前提下[※注]积极参与到仍然敞开着种种可能性的未来创造之中。[※注]而这个“时机”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也同样重要和关键。迄今为止,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界的主要工作仍是对那些公认的大师和权威的思想进行翻译和阐释,但思辨实在论的兴起却实实在在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与创造的契机。虽然该流派的诸多领军人物都明确分享着共通的问题意识[※注],但他们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应和解决方式却体现出极为鲜明的个性差异。正是此种求同存异的衍生方式使得这股“创造中”的思潮体现出无可比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 中国哲学年鉴2016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2

    章节:《中国哲学年鉴2016》 \  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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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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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对黑格尔的思辨方法的全面而深入的论述,首选维瑞恩(Donald Phillip Verene)的《思辨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Lexington Books,2009)一书。
删除Quentin Meillassoux,Philosophy in the Making,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1.以下均简称QM。
删除梅亚苏那部气势恢宏的博士论文《神圣的非存在》(L'Inexistence divine)目前仍在修改当中。他自己更是预告了大量的“压箱之作”(QM,pp.173~174)的出版计划。即便从历史上来看,为一位尚且在世的年轻思想家撰写系统评述,这也确实是极不寻常的举动。
删除巴迪欧在《有限之后》(Après la finitude,Seuil,2006,以下简称AF)序言中的赞美之词早已为人熟知:“并不夸张地说,梅亚苏开辟了哲学史的一条新路。”(AF,p.11.)哈曼也同样指出,梅亚苏的《有限之后》的出版标志着自胡塞尔现象学以来的整个20世纪哲学的终结(QM,p.124)。
删除“我相信,此种哲学位于或接近于关键决策的核心之处,这些决策将在下一个50年时间里主宰我们的领域,至少就大陆传统而言是如此。”(QM,p.126)
删除诚如哈曼自己所言,思辨实在论的理论家们皆鲜明体现出一种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返”意识(Guerrilla Metaphysics,Open Court,2005,p.81,以下简称GM)。比如梅亚苏返回休谟-康德问题进而对贯穿西方思想史的理性法则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性反思;哈曼自己也不断强调他的核心概念“物(object)”实际上就是传统哲学中的“实体”范畴,并明确声明:“绝不应忘记,我们正在前行的是一条最为古老的路途”(GM,p.174);此外,格兰特(Iain H.Grant)对“自然哲学”的回归也同样引人注目(参见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删除QM,第2章中“思辨实在论”一节的开始部分。
删除QM.,p.79.
删除QM.,p.38.
删除QM,pp.6~7、124~126.
删除实际上,时间性始终是梅亚苏论证中的一个核心要点,另见QM,p.65。
删除QM,p.7.
删除“它构成了思辨唯物论与物导向哲学之间的关键差异。”(QM,p.43)
删除QM,p.9.
删除转引自QM,p.9。
删除大致来说,他首先将康德的“弱关系主义”置于“独断/素朴实在论(dogmatic/naive realism)”与“绝对观念论(absolute idealism)”之间,然后再将其引向强关系主义,从而敞开随后的思路。
删除AF,p.19.
删除AF.,p.158.
删除时间优先性对于梅亚苏体系发展的两点重要影响,参见QM,pp.38~40。
删除在梅亚苏的概念体系中,“factualité(绝对实际性)”本与另一个概念“facticité”密切相关。借用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精辟解析[参见The Meillassoux Dictionary,Peter Gratton and Paul J.Ennis(ed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pp.69~70],后者源自海德格尔(但实际上可上溯至费希特),本来用以界定此在的有限性和偶然性(被抛状态)。《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分别将其译作“实际的”和“实际性,实际状态”。我们也不妨沿用这个译法。既然“factualité”在梅亚苏的意义上是对“facticité”的绝对化,因而也就可以相应译作“绝对实际性”。
删除AF,p.96.
删除如此晦涩曲折的论证风格或许并非偶然。梅亚苏自己在访谈中就明确提到“黑格尔与马克思是我唯一的、真正的导师”(QM,p.168)。
删除AF,p.24.
删除AF,p.31.
删除QM,p.26、29.诚如梅亚苏所明确指出的,“描述”与“演绎”的区别也正是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根本差异(AF,p.52)。
删除AF,p.155.
删除AF.,p.27.
删除当然,末日及来世的问题更涉及宗教哲学的难题,我们尤其可以参考他在《神圣的非存在》中的讨论。
删除QM,p.13.
删除QM,p.39.
删除QM,p.38,p.146.
删除QM,p.125.
删除转引自QM,p.42。
删除QM,p.43.
删除哈曼在这里所提及的“触觉”这一人-物之间的当下的、最直接关系的极限情形也将成为我们逐步突破他自己既有论证的一个可能入口。详见本文最后一节。
删除QM,p.146.
删除QM,pp.147~148.
删除该书出版于2005年,构思和创作则应该更早。当时他还未结识梅亚苏(据哈曼自己回忆,他第一次读到《有限之后》是在2006年)。所以,至少从发端上来看,哈曼自己的思辨实在论有着相当的独立性。
删除AF,p.32.
删除AF,p.170.
删除这并不是哈曼自己的理论,而是我们仿照梅亚苏所设想的一个对哈曼的关系主义反驳的版本。
删除GM,p.174.
删除Graham Harman,Tool-Being: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Open Court,2002,p.290.以下简称TB。
删除“当下(now)”的时间维度在哈曼对海德格尔的诠释中得到了明确强调,参见TB,p.64、231。
删除实际上,哈曼完全可以跟随梅亚苏的思路,在“先于”或“后于”人类的时间差的向度上进一步谈论物-物之间的关系,而他那一整套物导向本体论的概念体系(元素-调子-物)也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被引入进来。而之所以一定要从“当下”这个困难重重的维度出发,或许正是因为哈曼哲学的真正出发点恰恰是源自对《存在与时间》的非常规性解读,即海德格尔对于“当下上手(Zuhandenheit)”与“现成在手(Vorhandenheit)”之间的基本区分才是物导向本体论理论的真正起点:“物本身已然逾越了现成在手状态”(TB,p.16)。因而,即便哈曼的整部TB的论证皆在于消除“人类的使用(human use)”或“实践”(尤其涉及亚里士多德在poiesis与praxis之间的辩证,参见TB,§10) 而直接进入物的世界,但人-物之间的在世关联却始终是他的研究的真正起点。
删除TB,p.44.
删除TB,p.45.
删除TB,p.135.
删除TB,p.46.
删除“破损的榔头绝非直接呈现其自身存在,而是对其在‘作为’的剧场之中进行展示。”(TB,p.69)这也是哈曼一以贯之的诠释原则:无论是对于工具还是对于时间、空间、语言乃至晚期的天-地-神-人的四重结构,最终都得超越它们的局部特征(particular reality,TB,p.201)而将其上升至“万物”的最基本结构(“every”、“all”则成为其最常用的修饰词)。
删除关于因果关系作为一种“作为-结构”,参见TB,pp.220~221。
删除TB,p.232.
删除哈曼实现从人类中心的所谓“实践哲学”或“实用主义”的立场(as,for)转向以物为核心的物导向本体论(is)的关键要点有三:第一,物具有主动的力量(force,impact,in action),而不能仅仅归结为“被使用”;第二,物并非人的“发明”;第三,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物(TB,pp.20~21)。显然,所有这些论证即便偏离了人之中心,却未能彻底摆脱人作为“参照”。换言之,按照梅亚苏的论证,哈曼如何能真正清除隐藏在他的所有那些关于物的描述之后的“for human being”这个补语呢?
删除TB,p.224.
删除哈曼曾针对此点给出过一个更有思辨意味的回应:“即便我们能够尽数在宇宙中与这座桥相关的所有物体的准确状态,也仍然有可能构想会有别的实体进入到这个躁动的世界,并进而占据一个与这座桥相关的不同位置,或与之发生不同的关联。”(TB,p.225)这里对物的无限性的理解虽然是在一种更为彻底的开放性的意义上进行的(“仍然有可能构想”),但构想此种无限性的却仍然是人-主体。可见,贯穿全书的人与物、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张力仍然无从化解。
删除TB,p.225.
删除TB,p.226.
删除TB,p.226.
删除TB.,p.252.
删除TB,p.295.
删除TB,p.225.
删除GM,p.153.
删除GM,p.54.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62页。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62页。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62页。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73页。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62页。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63页。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63页。比照哈曼对“éléments”的界定,我们会发现二者的用语都非常相似,尤其参见GM,p.194。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65页。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65页。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61页。
删除在《眼与心》中,梅洛-庞蒂对“思”与“身”这两种不同的反思性进行了最为明确的对照。参见梅洛-庞蒂:《眼与心》,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37页。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第167页。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第166页。
删除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第183页。另可参见拙作《思·言·身——梅洛-庞蒂晚期思域中的语言问题》,《复旦学报》2008年第6期。
删除如依利加雷(Luce Irigaray)。参见其著名的诠释文章“The Invisible of the Flesh:A Reading of Merleau-Ponty,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The Intertwining-The Chiasm’”,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Carolyn Burke and Gillian C.Gill(tran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158、161。
删除他所援引的如隐喻、玩笑等所谓营造感性表现与物本身的“裂痕(fission)”的手法也并未给他的论证增添多少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