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郭沫若的早期小说，最为明显的是带有个人传记的特点。涉及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者早就有此共识，比如在其创造社友人郑伯奇看来，“他的小说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寄托古人或异域的事情来发抒自己的情感的，可称寄托小说；一类是自己身边的随笔式的小说，就是身边小说。在后一类中也有用第三人称而比较客观化的，像《落叶》《万引》《叶罗提之墓》等，但依然是抒情的色彩很浓厚。”“其中的情趣尚有令人难以割舍的地方”以及“可以看出作者发展的足踪”。[※注]“郭沫若的身边小说，大都带有自叙传的色彩。有的径直以‘我’作主人公，有的以第三人称，……但他们都包含了作者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和情感特征，实际上就是作者的化身。”[※注]在郭沫若早期小说20余篇中，“取材于郭沫若的在日留学生活的至少有15篇”，可称之为“身边小说家或私小说家”。[※注]这些说法都颇具说服力。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接着梳理清楚郭沫若当时的人生经历与婚姻生活：一方面，我们需要对郭沫若真实的家庭生活与细节进行深入的了解与还原，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对反映真实生活的家庭叙事型小说进行全面把握，在纪实与虚构之间反复出入、自由穿梭，才能在家庭叙事与郭沫若早期小说之间建立一座合理而稳固的桥梁。
郭沫若1892年11月出生于四川乐山一中等地主家庭，1912年正月元宵，虚岁20的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旧式女子张琼华草率结婚成家，当时郭沫若还是四川省高等分设中学堂（后来合并到成都府中学）的新式学生。也许是命运的无情捉弄，心高气傲的郭沫若心里默想能娶到像三嫂一样的新妇，但娶回来的并不是心仪的女子，“隔着麻布口袋买猫子，交订要白的，拿回家去才是黑的。”[※注]面对如此既成事实，可能有人会选择妥协，委曲求全，可能也有人会拼命抵抗，打破时势。显然，叛逆性格的郭沫若选择了后者，他十分不满意此桩婚姻，婚后几天就义无反顾地从乐山速返成都校园，留给新妇张琼华的是数天匆匆相聚，年年冷炕旧室。郭沫若与原配张琼华几乎没有多少感情可言，虽然因顾及父母不愿提及离婚，但事实上是遗弃张氏在家数十载，直至生命的尽头。离家数年之间，郭沫若顶着已有妻室的名号，开始了近至天津、北京，远至日本留学的漫长生涯，直至在异域自由恋爱结婚，重组跨国涉外新式小家庭。
因为家庭生活之于郭沫若早期小说关系重大，这里还需对重组之新家详加梳理。1914年1月，郭沫若汇入当时留日大军五六千乃至一万左右的巨大潮流[※注]，抵达东京；1916年7月，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留学的郭沫若，前往东京圣路加病院看望患肺病的朋友陈龙骥，并陪他转到养生院医治，次月陈氏病逝。郭沫若帮忙料理后事，曾去圣路加病院索取陈氏的遗物，与病院看护妇佐藤富子无意相遇，两人相识便很快“相与认作兄妹”。佐藤富子时年22岁，相貌端庄，眉宇之间有洁光，在兄弟姐妹八人中年龄居首。其父是一位笃信基督的牧师，本人在美国人的Mission School（即传道事业学校）毕业之后，也笃信基督，志愿从事慈善事业，独立生活能力强。富子性格乐观开朗，处事果断，因家庭重男轻女导致从小被疏离而敢于反抗，具有叛逆、善良、坚忍、执著的性格；平时乐于助人，还喜欢文学。[※注]可以说，在性格方面富子与郭沫若可谓平分秋色、惺惺相惜。据郭沫若回忆文字，自此之后两人便是书信频仍，并于同年年底正式同居，对邻居先是以兄妹相称，不久因佐藤富子怀孕而致她中断刚开始的医护学业，两人共组新式涉外家庭。1917年12月，两人的长子和生出生；1920年3月，次子博生出生；1923年1月，三子佛生出生。后来郭沫若与佐藤富子还育有第四女与第五子，只是这些与郭沫若早期小说没有多大关系，这里只重点涉及五口之家的郭沫若与佐藤富子新家庭，以及由此不断生发的此类家庭叙事。特别值得补充的是，郭沫若与安娜的结合，均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外有中日两个不同国家的对峙与歧视，内有双方父母的反对与破门处分，形象地说，倒成了一对“弃儿”组合。虽然郭家后来因孙子的出生而宽恕了他们，但坚持以妾来称呼安娜，称其子女为庶出。
站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历史流变来看，后来成为文坛巨擘的郭沫若，与日籍女子佐藤富子恋爱、成家、生儿育女，并非中国传统社会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清末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普遍歧视中国人，以与中国人结婚为耻。因此，尽管在留日青年中，也有一些跨国婚恋的事实，但毕竟十分罕见，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则有了创新的内容与形式。不得不令人称道的是，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的婚姻经历与生活诸侧面，均被郭沫若的巨笔所捕捉，事无巨细、毫不隐讳地被处理成为小说的材料。郭沫若早期小说中的框架结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人物心理，都对应这段跨国婚姻所形成的异域经历与体验。另有一层意思也不得不提及，从1917年到1923年之间，这一家庭不断增添家庭人口，经济负荷越来越大，差不多是郭沫若择业就业、赚钱养家的艰难时刻，也是郭沫若弃医从文转型的关键时期，包括创办创造社刊物，出版新文学作品集。在郭沫若一手奋力开创文坛新局面的背后，则是佐藤富子作为主妇节衣缩食、怀孕生育、鼓励丈夫写作等操持家务的艰辛画面。与国内传统读书人的家庭相比，或者和“五四”前后因自由恋爱结合的新式家庭相比，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组合而成的跨国涉外家庭，陡然增添了不少新鲜的时代内容与主题：比如这样的新式家庭之中，既存在不同语言与文化的隔膜，也有“异质文化”的差异与碰撞，经常处于互为“他者”的镜像之中；新家庭组合既没有双方长辈帮忙照料家务之便，也失去了村邻友朋的帮衬与扶持，几乎都需两人亲力亲为。摊开一下家庭开支这本经济账，一家之中的经济重担几乎落在两人肩上，尤其是郭沫若的身上，先是每月三四十元的官费入不敷出成为常态，后是卖稿换钱经常接济不上，压得两人喘不过气来。由此导致的家庭冲突、矛盾此起彼伏，几乎也是两人独自承受或暗自释放，缺乏外部的缓冲与迂回之可能。作为一对中日“弃儿”组合的跨国家庭，在郭沫若与佐藤富子面临的家庭生活中，往往还一不小心便与时代、民族、国家沾上边来。它像一口不断被参观的水井，哪怕只投下一粒小石子，也会晃荡出莫大的圈圈涟漪来。
就小说本身而论，因为郭沫若的早期小说宗法日本的“私小说”，作家本人也是一个主观性、情绪性极强的写手，所以在家庭生活与小说文本之间几乎可以相互参照，在其小说中没有掺杂多少想象与虚构的成分，成为一种散文式的纪录性文字档案。跨国涉外新家庭的男女主人公，以及三个儿子（因出生早晚，有时是一个儿子，有时是两个儿子），成为小说家庭叙事的基本成分，家庭生活的琐屑、困顿，家庭成员的喜怒哀乐也详细地记录在册。比如，男主人公“我”或“爱牟”之类，自述是从早年家庭包办婚姻中逃出来的，可怜“住在我父母家中的和我做过一次结婚儿戏的女人”（《漂流三部曲·十字架》），《漂流三部曲·歧路》《月蚀》《湖心亭》诸篇也有类似披露；以日本人松野为主人公偷书为情节的《万引》，以沪上青年王凯云担忧吃饭问题的《阳春别》，以哈君夫妇因诺儿之死而骗取国内夫家钱财的《曼陀罗华》之类，都是借物借人借事来言说自己，可谓借别人酒杯，浇自己胸口块垒。——即使是写中国留学生洪师武与日本姑娘菊子的爱情悲剧，由此衍生成篇的《落叶》，其主体内容是菊子的情书，“确实是以安娜给我的信为底本的。安娜为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注]以“爱牟”为固定男主人公的小说，则他的身份是弃医卖文的留日学生，都有类似身份与经历；另一端对应的是其日本妻子“晓芙”，如《残春》《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红瓜》小说中均统一为爱牟的女人“晓芙”；《月蚀》《人力以上》小说中以“我的女人”出现；在《万引》中是松野的妻子，《鼠灾》中则是方平甫的妻子。她们虽然换了身份，但性格、个性与“晓芙”相似。又比如，涉及几个儿子的小说，则有《鼠灾》《残春》《未央》《月蚀》《圣者》《漂流三部曲》《行路难》《三诗人之死》《红瓜》等，其叙事性偏于实录，三个儿子分别是和生、博生、佛生，或是“和儿”“博儿”“佛儿”等名号相称。以家庭原有人员为小说人物，以家庭内部的日常琐屑和凡俗事物为中心，成为郭沫若早期小说家庭叙事的绝对主体。一件被老鼠咬坏的衣服，小孩的一次顽劣之举，或者言及租贷生涯的一次次搬家，夫妇之间的一次口角、争执，屡屡想到自杀或他杀的情绪，诸如此类，都会成为主要情节衍生的缘起或骨干成分。在这一批小说中，日常叙事可以连成种种片断，建立一个有时间与空间的生存实感的照相式画面。时间维度上，比较典型的是家庭组合的过程，儿子不断出生的烦恼，离家与相聚的悲欢；在空间上，则涉及日本的福冈、东京，以及因参与文学事宜往返日本、上海等地的私生活经历。
清楚以上背景之后，我们再来回看男女主人公的性格、气质，以及处理家庭事务、矛盾的诸种方式。结合人物评传，以及小说文本，大体可以看出两人的性格诸方面的特征。与郭沫若在《女神》书写中不食人间烟火不同，其早期小说中频繁地反映出在家庭内部不稳定情绪的爆发，歇斯底里式的发作十分显豁，虽然从其主要方面来说，家庭大体是和睦而平静的。这种对峙性的“歇斯底里”性格，从《残春》《鼠灾》开始，一直到《漂流三部曲》《水平线下》各集，都有或深或浅的痕迹。在《鼠灾》小说中，方平甫的日籍妻子性格是semihysteria，即“半歇斯底里”，她会为一些小事冒火，闹得一房间的空气如像炭坑里的火气一样。一系列小说的男主人公“爱牟”，也是处于易烦躁、易冲动、易置气的性格之中。“这是他的一种怪癖。他每逢在外面受着不愉快的感情回来的时候，他狂乱的怒火总要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仇人，自己磨牙吮血地在他们身上凌虐。但待到骨肉狼藉了，他的报仇的欲望稍稍得了满足时，他的脑筋会渐渐清醒过来，而他在这时候每每要现出一个极端的飞跃：便是他要从极端的憎恨一跃而为极端的爱怜。”（《行路难·上篇》）在夫妇两人封闭式的矛盾冲突最为厉害的时候，会出现更为极端的情绪，是两种“歇斯底里”性格的碰撞与交锋。当然，情绪“软着陆”的时候居多，一旦男主人公处于歇斯底里的冲动之时，爱牟妻子反而退让的占多数。夫妻两人的此类性格并不时时发作，也并不在同一时间迸发而处于失控状态，所以即使对妻子进行虐待、苛责，甚至不惜贴上“女工兼娼妓”毒骂的标签，爱牟的日籍妻子以柔韧、温和相应对，缓冲了家庭内部情绪的爆发与升级。妻子性格刚烈，果断、有软有硬，经典地报之以“等于零的人”“零小数点以下的人”进行斥责。就这样，跨外婚恋组合的夫妇，尽管都是歇斯底里或半歇斯底里的性格，但相生相克，既维持了家庭的大体稳定，也推动了像生活流一样的故事情节的发生与起伏。“‘歇斯迭里’这种病，在从前以为是女子的专病，但在欧战当时发生了所谓‘战壕病’，是对于战争的恐怖使人的精神生出异状，才知道男子也有得这种病的可能。……文人，在我看来，多少是有些‘歇斯迭里’的患者。古人爱说‘文人相称’或‘文人无行’，或甚至说‘一为文人便不足观’。这对于文人虽然不免作了过低的评价，但事实上多少也有些那样的情形。尤其在整个民族受着高压的时候，文人的较为敏锐的神经是要加倍感觉着痛苦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遏在心里说不了来，就像一个烟囱塞满了烟煤，满肚皮氧化不化的残火在那儿薰蒸，当然是要弄得彼此都不愉快的。”[※注]“抓住了‘歇斯迭里’，也就找到了进入郭沫若‘五四’前后文学创作的窗口。”歇斯迭里“究其病理学的原始意义而言，却不过是对一种躁动性格的描述，它多发生于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之人，又与外部世界的压力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刚刚独立踏上人生、学过医又选择了文学的郭沫若就是对这样的性格气质产生了高度的认同。”[※注]不论是作者自评，还是学者的归纳，都很准确到位。
二
在郭沫若早期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歇斯底里”的性格，夫妻之间容易置气“冒烟”、对抗的情绪，有没有受哺于新式家庭的诱发和管控呢？无疑，答案是肯定的。
郭沫若早期小说以自己的跨国婚姻组合与现状为材料，拟构了“爱牟”夫妇家庭，这种书写新式小家庭婚恋自由、个性解放的家庭叙事，实在是有别于传统家庭的全新另类“小家体验”。在中国传统小说发展史上，“才子佳人”小说虽然也涉及建立家庭婚姻的叙事，但结局落在世宦书香家庭之内。小说作者将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的出身家庭设计得显赫而体面，写这些家庭中的儿女私情，离不开家庭的庇护。“才子佳人”小说的思想没有超过封建礼教所圈定的范围，男女主人公私订终身，仅仅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婚姻制度的有限反抗而已；此类小说也写家庭生活，但扣准的是爱情婚姻的喜剧色彩，琐碎婚姻生活无暇顾及。传统小说史上另有一支则是封建大家族叙事，成为明清小说发展史上一种新的形态。比如《金瓶梅》，便是以一个市侩家庭为中心全方位展开世俗生活描写；《红楼梦》则以一个贵族家庭为主，涉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有较多的爱情书写，但因寄生在腐朽的封建宗法社会内部，青年男女离不开大家庭的滋养，其矛盾冲突在大家族内部流转、消化，婚姻生活中的个体，其生存意志得不到充分生长，也缺乏相应的社会环境。在清末民初，由近代小说而现代小说，小说发展得到了长远的进步，小说的题材、艺术手法不断刷新，创新的风气越来越浓郁。以家庭叙事内容而言，批判旧式婚姻制度，追求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颇为流行，家族叙事开始由传统大家族向新式小家庭转变。冰心、凌叔华等女性作家的新式家庭叙事小说，堪称代表；留学国外的作家中，郁达夫的小说专注于知识青年在婚恋问题上的内心苦闷，举起了浪漫抒情小说的旗帜。总体而言，这批新式小说家，也涉笔于家庭、留学生婚恋，但聚焦于跨国婚恋家庭书写的部分十分薄弱，也不具有鲜明的特色。在这样的小说流变中，我们认为郭沫若在自身婚恋事实基础上所进行的小说创作，特别具有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郭沫若与日籍妻子安娜的婚恋事实，构成了民国之初崭新的一种家庭形态，是一种簇新而炫目的社会存在。他们离弃了中日两个成员众多的传统大家庭的支撑，经跨国涉外婚恋而组织的小家庭，便没有了坚实的后援，主内与主外都完全依赖男女双方两人的经营与管控。首先，一旦发生家庭内部的冲突、矛盾，便容易到达顶峰，没有外在的缓冲空间。家庭内部矛盾寻不到可以发泄、突围的外部渠道，不会朝外释放对峙的情绪，主要在家庭内部特别是在男女主人公心身上回流、分散。因此，双方迁怒于对方时，只有一方开始妥协，或者保持沉默，或者搁置争议，才能保持在可控状态。其次，因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是爱牟一人独揽，经济压力几乎系在爱牟身上，因而他的歇斯底里发作频繁得多。在小说中男主人公迁怒于妻儿十分常见，尤其是对儿子的发泄显得不通人情，比如视之为累赘、枷锁，幻想借妻子的手杀掉或同归于尽之类。再次，如果在家庭内部恶劣情绪得不到有效释放，便会幻想出现第三者，从中帮助主人公得以解脱，这一角色在小说中主要由青年异性来承担。这三种方式，或者是单独进行，或者是交叉进行，均有可供辨析的纹理。
首先来描述第一种类型，即迁怒于妻子方面的叙事。在《鼠灾》一文中，男女主人公是方平甫夫妻，方平甫为中国留学生，妻是日本牧师的女儿，四年前自由结婚，带来的后果是“平甫的家族朋友们弃了平甫，他女人的家族朋友们也弃了他女人”。平甫妻子是“男性的，大陆的，女丈夫的”，不会太软弱。平甫的迁怒，便没有挂在嘴边而是移置到内心深处，憎恨、鄙夷、虐杀妻子的心理活动甚多。《残春》《万引》《喀尔美萝姑娘》等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性格，与平甫女人相仿。另一方面，因为爱牟性格是欺硬不欺软，如果妻子妥协、退让，便会消泯掉爱牟歇斯底里的冲动。当然，爱牟也会卑己自牧，哪怕是有意或无意地中伤妻子，伤了家庭的和睦和安宁，也会在短暂的沉默或暴怒出走之后得到释放。《月蚀》《漂流三部曲》小说中还有一个背景情节，即有四川家乡C城的医院以重金相聘，爱牟既出于保全年迈父母的考虑，也重点顾及与日籍妻子家室的安全，不得不予以放弃，写出了一种孝心与责任。所以，尽管爱牟爱生脾气，歇斯底里比较显著，但家庭的稳定与平衡仍然是雨后见彩虹。
其次，家庭叙事牵涉到小孩。爱牟夫妇小孩多，没有帮手帮衬，影响自己卖文糊口的营生，没有心思和精力做小说、搞创作，有时便有消极的思想，不但自己想自杀，也想与家人一起自没于人世，少却人间的大小烦恼。比如两个小儿出生的烦躁与压力，婴儿啼饥，主妇营养不良，搞得自己身心俱疲，如坠黑暗的深渊。“天天如是，晚晚如是，有时又要听他小的一个婴儿啼饥的声音，本来便是神经变了质的爱牟，因为睡眠不足，弄得头更昏，眼更花，耳更鸣起来。”（《未央》）“你们使我在上海受死了气，又来日本受气！我没有你们，不是东倒西歪随处都可以过活的吗？我便饿死冻死也不会跑到日本来！啊啊！你们这些脚镣手铐！你们这些脚镣手铐！你们足足把我锁死了！”（《行路难·上篇》）“譬如背着小儿烧着火，叫你一面去写小说，你除非是遍体有孙悟空的毫毛，恐怕怎么也不能把身子分掉罢？你哪有感兴会来？哪有思想会磅礴呢？”（《行路难·下篇》）……在家庭叙事中对儿子的情绪发泄，便是高兴起来便高兴，不高兴起来便视之为累赘、枷锁，有几处想借妻子的手把儿子们杀了，或者自己杀了三个儿子后，夫妻抱着跳进博多湾自尽。按人伦之常而言，几个儿子均是爱牟夫妇爱情的结晶，也是维持二人的重要纽带，以这样极端的话来表述，显然是性格缺陷造成的。在小说《残春》中，作者淡化情节，着重于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它主要叙述爱牟和白羊君去病院探望老同学贺君，在医院与看护妇S姑娘相遇，暗生爱意。爱牟夜里做了一个与S姑娘私会的一个美梦，即在笔立山头相会，准备叩诊S姑娘裸露胸部的肺尖。正在缠绵之际，白羊君奔来说他的儿子被妻杀害了，爱牟狂奔回家，果然两个儿子倒在血泊中，妻子已呈疯癫状态，爱牟也几乎如此，后来狂怒之下也一并倒在妻子投来的血淋淋的短刀之下。这一小说一方面说明夫妇平时居家有此话题，另一方面说明妻儿已成为阻力，以潜意识的方式暗示爱牟的弃重心思。
再次，作为自由恋爱组合的新式家庭，仍然掩蔽不了对第三者的追求，“残春体验”仍然存在。在家庭叙事中，从女主人公而言，除了妻子这一个家庭主妇之外，若干篇什中总有情人形象的出现。小说中爱牟妻子“晓芙”并不太晓风情，衣食的劳累，孩子的照管，使她无暇分心，这样使爱牟生出一种寻找替代物的“残春”心理，即对家庭主妇的不满之余，需要借助第三者插足来缓解，这种“出轨”叙述，如《残春》中护士S姑娘，《喀尔美萝姑娘》里没有名字的卖糖食的美丽姑娘便是。
以上三个方面的背后，都脱离不了以经济叙事作为总的核心环节，经济困窘、捉襟见肘的举动不绝于缕，油盐柴米之不易，让人格外唏嘘不已。《万引》《漂流三部曲》《人力以上》《红瓜》《未央》《后悔》中的经济因素之细节最为典型。如一家三口官费入不敷出，一件当家衣服被老鼠咬破，差不多酿成夫妻生疏之灾（《鼠灾》）；蛰居上海卖文为生的艰难，一家五口如居监狱，全家去一次公园都是奢望，本计划一家乘船出吴淞口到海边去看月蚀，因无力支付船票改为去公园（《月蚀》）；在上海大都市年节时分，爱牟买二角钱的花炮供家人自娱，却招来给小儿伤身之祸，妻儿生活十分简陋，简直在乞丐以下，连自杀也不知想过多少回了（《圣者》）；在日本得到大学文凭后回上海的青年王凯云，举目无亲，找不到工作，每晚在沪宁车站过夜，导致吃铜板五枚的阳春面都吃不起了（《阳春别》）。比较典型的还有《矛盾的统一》，小说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上海牙医奇贵，妻子一口虫牙，因没钱医治，不得不独自强忍着。正月初三蛰居上海时，妻子害牙痛病躺在破烂的阁楼上。破烂之家室，来一个外人都没有坐的空间，本不想有人来访，偏偏有朋友T君和G君两家人来，“我”极不想他们看到这惨不忍睹的一幕，幸亏从美国才来的G君的夫人因不想脱鞋而作罢（日本的风俗是上楼要脱高跟鞋，而按照西洋风俗脱鞋是有伤风雅的），这样我也保全了颜面。“万一她们果然上了楼，看见了我那和猪狗窝一样的楼房，和叫化子一样的妻子，她们假使要动怜悯，那是伤了我的尊严；假使不动怜悯，那不是伤了她们的尊严吗？”
郭沫若早期小说的价值，最大的一点在于真实与坦诚。由于卖文为生的不易，与穷困、艰辛、歧视、潦倒结下了长期的不解之缘，作者为了一家人起码的温饱，不得不拼命写作。文思不通之时，往往也是家庭矛盾冲突之时。每日记挂在心头的，不是东挪西借，便是不停地变换住处，不停地乞食。虽然有时能得到一笔小小的稿费收入，但因为收入不固定，仅仅只是一时一地的穷开心而已。——这样的经济状态与人生性格，相互扭结在一起，造就并放大了涉外小家庭生活的矛盾与冲突诸方面，也就最为自然与可以理解的了。
三
跨国涉外家庭因为“跨国”“涉外”，自然并不全部在家庭内部儿女私情、个人悲苦方面下笔，而是跨越了不同的国度，其中既有民族情绪的发酵，也有国家意识、种族意识层面道义防守的关键问题。可以反思的是，郭沫若早期小说，如果只是一味地叙述一己之私，就没有多少可供咀嚼的文学史价值。之所以这批早期小说能不断让后人研究与重视，是因为除了郭沫若这个标签之外，小说本身具有这一可供精神提升的宏大叙事之可能。
众所周知，留学生最早源自赴美、赴欧，东渡日本留学则是戊戌变法前后之事。在新文学的开端，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作为弱国子民在强敌面前所遭受的刺激与屈辱，带有意味深长的特殊性质。比如民族压迫、歧视，像在日本称中国留学生为“支那人”一样，除了可以作为满肚子的不满与牢骚之理由外，还可以依附在民族、国家的外壳上，充满无限的附加值。留学青年异国生活的背后，是作为中国人的先觉者在异国他乡特殊的体验与生存，掺杂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觉醒与爱国个性。譬如民族意识的萌发，个性意识的萌发，现代意识的滋长便是。后来的新文学史书写，在反帝反封建的母题下加以提纯，便是这一思想的合法性延伸。举一个例子，郭沫若在小说《行路难》中，爱牟与晓芙夫妇带着孩子经常搬家，经常因拖欠房租等被房东驱赶，其中有一个细节，即他去唐津海岸上租房，大受个人之外的刺激：
民族屈辱这样经常被提及、唤醒了异国学子的民族抗争，自然成为那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这种民族情感并不总是外在的，有时也需要在家庭内部进行回
与调节，因为它来自跨国婚恋这一新式家庭。在《未央》中，写到了一个情节，即爱牟的儿子“一出门去便要受邻近儿童的欺侮，骂他是‘中国佬’，要拿棍棒或石块来打他”，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在《三诗人之死》中，“孩子们没有伙伴，出外去的时候，因为国度不同，每每受到邻近渔家的儿童们欺侮。坐在家里，时常听见他们在外面的哭声，或则流泪回来”。事隔多年，郭沫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中，这种难以释怀的委屈之感仍历历在目：“原来在那一九一八年的五月，日本留学界为反对‘中日军事协约’，曾经闹过一次很剧烈的全体罢课的风潮。在那次风潮中还有一个副产物，便是有一部分极热心爱国的人组织了一个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认为汉奸，先给他们一个警告，叫他们立地离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对待。这个运动在当时异常猛烈，住在东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而离了婚的很不少。不幸我那时和安娜已经同居了一年有半，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和夫产后已经五个月了。更不幸我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我不消说也就被归在‘汉奸’之列了。”[※注]与“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注]不同，具体到郭沫若这个跨国涉外小家庭之中，还增添了这个特殊家庭的遭遇：小到家里小孩所受到的身心伤害，大到夫妻两人在日本所受的屈辱与不平，全都与国籍、民族、种族有或深或浅的联系。
结语
郭沫若早期小说，低于新诗的成就，主要是从艺术性上进行评价。权威的意见是整体上比较粗疏，写得比较随意，结构散漫，“由于没有条件进行从容的艺术构思，郭沫若常常抓住一时的感受，就铺衍成篇。他缺乏对原始材料的精心剪裁，作品中可删削的东西不少。他的文思粗疏浮躁，作品中令人回味的余地不多。”[※注]
可以追问的是，尽管郭沫若早期小说艺术很粗疏，但是为什么还有一种魔力牵引读者去阅读呢？在我们看来，其社会学意义的凸显，可以掩蔽艺术构思的短处，至于跨国婚恋家庭生活中苦乐参半的“情趣”，当年郑伯奇没有点明说透，则到了大力加以补充与阐释的时候！
［原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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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岩佐昌暲编著：《中国现代文学与九州》，李传坤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