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今年，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城市和乡村建设之中，也体现在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之中。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是这种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40年的描绘，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称为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三个阶段各有其特点，实现了三次转向。
新时期：思想解放、形象思维讨论和文艺向内转的倾向
“新时期”有其狭义和广义的理解。有很多人将“新时期”理解为“文革”以后的时期的统称，对于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新时期”有着其特定的内涵。它主要是指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但是，文艺总是一个时代的报春花。文艺界常常更敏感，更早发出改革的信息。1977年11月的《人民文学》上，刊登了小说《班主任》，引发了以“伤痕文学”为起点的新时期文学。1978年第1期的《诗刊》上，刊登了毛主席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重启了“形象思维”讨论。这一讨论成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开端。由此开始，引发了“美学热”。在美学的热潮里，学术界讨论了“美的本质”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美的规律”“异化”“人性和人道主义”等问题。在文学上，开始了对“新方法论”的讨论，对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方法的介绍。这种研究，逐渐促成了“向内转”的倾向，重视文学文本的细读。这给文学理论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新时期”的一些文论的讨论，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引进，翻译大潮的兴起，从整体上讲，应该说，影响是正面的。这些讨论和引进，活跃了研究的思想，实现了文艺上的思想解放。然而，这一时代研究中的弊端也显示了出来。中国学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文学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仿佛要将在西方发展了一百年的文学理论和方法，在几年之中在中国重演一遍。于是，当时有人讽刺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不断有人宣布出现了新的时尚理论，又不断有人宣称某种理论过时。学风浮躁，研究者不断制造新话题，却不去做扎实的研究，跟风现象严重。
新世纪：文学理论领域的学科建设，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跨界、扩容现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注]这宣告中国国家、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2017年，中国文学理论可谓在“破旧”与“立新”中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
学术的推进是一个缓慢的积累过程，并不会因为一个特殊年份忽然出现某种喷发，但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标志性年份，2018年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相应具有阶段性总结和展望的意味。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略作扫描。从“新时期”到“新时代”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学术发生了复杂而多元的变迁。如果要从
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常常听到理论要“接地”或“及物”的呼声。对此，我觉得从一般的、抽象的意义上讲，这是很难回应的。我无法说对与不对，原因在于，这些呼吁会构成一种话语，背后有着不同的潜台词。不同的人对“接地”的理解不同，想要表达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真正需要探讨的，是这种呼声背后的动机。首先，“
一、当前对待西方文论的两种态度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中国话语建设逐渐成为一个学界关注焦点。建设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西方文论，其中存在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走全盘西化的路。外国文学理论当然是要研究的，这些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对西方思想的接受情况，不能只当作一种地方适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