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今年，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城市和乡村建设之中，也体现在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之中。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是这种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40年的描绘，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称为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三个阶段各有其特点，实现了三次转向。
新时期：思想解放、形象思维讨论和文艺向内转的倾向
“新时期”有其狭义和广义的理解。有很多人将“新时期”理解为“文革”以后的时期的统称，对于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新时期”有着其特定的内涵。它主要是指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但是，文艺总是一个时代的报春花。文艺界常常更敏感，更早发出改革的信息。1977年11月的《人民文学》上，刊登了小说《班主任》，引发了以“伤痕文学”为起点的新时期文学。1978年第1期的《诗刊》上，刊登了毛主席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重启了“形象思维”讨论。这一讨论成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开端。由此开始，引发了“美学热”。在美学的热潮里，学术界讨论了“美的本质”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美的规律”“异化”“人性和人道主义”等问题。在文学上，开始了对“新方法论”的讨论，对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方法的介绍。这种研究，逐渐促成了“向内转”的倾向，重视文学文本的细读。这给文学理论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新时期”的一些文论的讨论，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引进，翻译大潮的兴起，从整体上讲，应该说，影响是正面的。这些讨论和引进，活跃了研究的思想，实现了文艺上的思想解放。然而，这一时代研究中的弊端也显示了出来。中国学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文学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仿佛要将在西方发展了一百年的文学理论和方法，在几年之中在中国重演一遍。于是，当时有人讽刺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不断有人宣布出现了新的时尚理论，又不断有人宣称某种理论过时。学风浮躁，研究者不断制造新话题，却不去做扎实的研究，跟风现象严重。
新世纪：文学理论领域的学科建设，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跨界、扩容现象
2006年11月2日—5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围绕“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会议期间，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还颁发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10届优秀成果表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影视、网络和其他各种电子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浪潮，又对文学形成了新一轮冲击，使得进入新世纪文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困境。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学的边缘化程度日益加剧。由文化中心退居社会边缘，是近30年来中国文学地位和整体格局变动的主要趋势。不同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表现，是功能
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4届年会暨“改革开放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8月19日—21日在辽宁丹东举行，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50余名专家学者和作家出席会议，围绕新时期30年文学创作、思潮流派、当代文论发展、学科建设展开深入的探讨。一、30年创作得失论：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王庆生（华中师范大学）
汤学智的新书《新时期文学的欢乐与哀伤》几经波折终于问世了。在我看来，《欢乐》作为一部“论从史出”的近40万字的文论著作，可以说是著者为人为学的苦乐年华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是标志着“文学生命论”渐入圆融之境的里程碑式的作品。长期以来，著者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及创作思潮的研究，在数十年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