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 年鉴年份:
  • 主编:       
  • 年鉴名称:
请输入关键词
请选择来源年鉴
  • 年鉴年份:
  • 主编:       
  • 年鉴名称:
当前位置:首页 >>中国文学年鉴2018卷 >>文献详情

两种审美现代性:以郁达夫与王尔德的两个文学事件为例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8 >> 论文摘要 作者: 朱国华 浏览次数:171
摘要:  提到唯美主义,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实践,就中国而言,我们可能都会提到郁达夫,而对于西方,都不可能忽视王尔德巨大的符号意义。表现在《沉沦》文学事件中,他们尽管不会挑战唯美主义理论主张的权威性,因而放弃了实践理性批评亦即伦理批评,但是,他们的传统观念可能会以文学技巧批评的乔装改扮的方式再度呈现出攻击力,换言之,责难《沉沦》的身体描写过于粗俗。王尔德身体力行地贯彻了唯美主义的意志,尤其是实践了艺术高于生活的信条,最终锒铛入狱,而他推崇的唯美主义理念亦随之被舆论界判决为异端邪说。(原载《扬州大学学报》 , 2017年第5期,全文35627字,程朝霞摘).
  • 在线阅读
  • 原书中阅读
  • 两种审美现代性:以郁达夫与王尔德的两个文学事件为例
    作者: 朱国华

    提到唯美主义,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实践,就中国而言,我们可能都会提到郁达夫,而对于西方,都不可能忽视王尔德巨大的符号意义。他们之间的文学关系引起了不少学人的研究兴趣,这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唯美主义实践在各自文化语境中具有难以匹敌的代表性,也因为他们的文学生产,乃至作为审美家或者颓废文人的容止举动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反响:尤其是王尔德的《画像》与郁达夫的《沉沦》都以叛逆的形象攻击了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因而可以说,引发了具有历史性的文学事件。

    本文分别以郁达夫的《沉沦》与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引发的文学事件为切入点,比较了中英两种审美现代性。就前者而言,作者借助于当时相关报章杂志的材料,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历史现场,指出郁达夫并没有遭到他本人声称的那种“不道德”的大规模伦理指控。文章结合对于汪静之《蕙的风》的文学事件考察,认为郁达夫及其盟友们建构了一个想象的新旧冲突。他们将正常的文学争鸣视为新旧两派的交锋,并相信新文坛盟主周作人辩护文的发表是新派势力获胜的标志。这种对于受攻击幻象的生产,暗合了创造社对此加以事件化,并谋求符号利润的策略。但是,清季以来的旧派势力已经名存实亡,因此《沉沦》获得经典化地位,是因为它不仅不与社会主流话语相冲突,反而还彰显了启蒙现代性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对《沉沦》文学技术的批评亦可视为传统观念惯性力量的暗度陈仓,郁达夫及其同时代知识人内心中仍然充满着新旧斗争。也就是说,郁达夫的成功是因为《沉沦》并没有与社会构成尖锐的对立关系,想象的新旧冲突在意识层面并不存在,因为清季以来政治军事等全方位持续失败使得旧派人物丧失了抱残守缺的坚强意志,而向西方学习的愿心构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普遍性精神取向;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力量还会发生强大的惯性作用,那些新派人物的内心中几乎都会不时地被传统的幽灵所萦绕。表现在《沉沦》文学事件中,他们尽管不会挑战唯美主义理论主张的权威性,因而放弃了实践理性批评亦即伦理批评,但是,他们的传统观念可能会以文学技巧批评的乔装改扮的方式再度呈现出攻击力,换言之,责难《沉沦》的身体描写过于粗俗,这类评论很可能不过是温柔敦厚诗教审美无意识的流露。但无论如何,这些波澜不足以阻止《沉沦》赢得的文学认可与世俗成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沉沦》之所以成功,可能是它不仅没有挑战社会秩序,反而以某种特定方式凸显了这个社会反对压抑、寻求解放的时代激情,因为社会结构总是倾向于不断再生产和再确认自身。《沉沦》对于启蒙现代性的追求,使得它能够成为实现这一客观目的的符号和工具。《沉沦》的文学事件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的一种审美现代性隐喻,其基本特征是以审美的形式来表达现代性的渴望。

  • 中国文学年鉴2018卷

    出版社:中国文学年鉴社

    出版日期:2019-01

    章节:《中国文学年鉴2018》 \  论文摘要

    在原书中阅读
  • 相似文献
  • 艺术和人生的艰难调和——解读田汉早期戏剧创作中的莎乐美情结

    来源: 湘学年鉴2014 \ 论点摘编

    田汉素以创作现实主义和革命文学著称于中国现代文坛,但他早期的戏剧作品却富含“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风格。在1930年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对“唯美、感伤”的小资产阶级文学进行清算之前,田汉的戏剧创作活动受到了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其中王尔德的《莎乐美》对其影响最大。从1921年将《莎乐美》

    “南洋”郁达夫:中国属性·海外形塑·他者观照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9 \ 论文摘要

    1938年至1945年,郁达夫远赴“南洋”,开始了他丰富多彩却也充满悲剧意味的“南洋”人生。“南洋”郁达夫秉持中国立场,参与“南洋”文化建设,投身抗日活动,书写了大量政论文字和旧体诗。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郁达夫的创造力此时似乎已经衰竭;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意义,却在“南洋”得到彰显。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

    论郭沫若和郁达夫自传中自我形象的塑造

    来源: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3 \ 第二篇 论文选粹

    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位作家有许多可比之处,比如他们都有相同的求学经历,同是创造社成员,且都写过自传,等等。本文就郭、郁二人如何在自传中进行有意识的自我形象的塑造作一探讨。郭沫若的自传有几十万言,是个人经历的详细回忆录,内容完整;而郁达夫的自传只有九个短篇,即使加上一个《所谓自传也者》的序言

    是积极的浪漫还是唯美的颓废——对作为主义的郭沫若早期创作的重新考察

    来源: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4 \ 第一篇 文学研究

    一直以来,人们在认识上有所偏差,认为唯美主义仅仅在西方国家,却忽略了东方文学。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唯美主义“以1909年创刊的《昴星》杂志为开端,1916—1917年达至巅峰,成为当时日本文坛的主潮”。大正初年,唯美主义作为一种文学主潮风靡日本文坛,成为一种文学氛围。那时中国留学生多数在日本,留日期间阅读到相关

中国文学年鉴

请输入收藏夹名称
您确定要删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