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胡适有意切割自己同之前古文革新人士的关系,彰显了自己与陈独秀的功绩。他认为严复、林纾、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等将古文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但他们都不肯从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功夫,所以最终都失败了。[※注]在叙述完古文运动走向末路之后,胡适浓墨重彩地渲染了文学革命的发生。胡适认为自己的功劳在于首先有这一提议,而陈独秀的功绩在于其革命的态度决绝、不妥协。因为自己当时态度太和平了,若照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恰好补救了这个太持重的缺点。[※注]在与他人的反衬中胡适摹绘了自己和陈独秀等人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他二人的文学史形象被塑造为梁启超等人的反叛者与革命者。
胡适根本不提及之前古文革新人士为文学革命进行的铺垫作用,而将自己与陈独秀同他们截然区别,就是为了论述古文学是“死文学”,白话文学才是“活文学”,所以文学革命势在必行。但上述诸人中,特别是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很大。梁启超逝世之后,胡适曾在1931年《四十自述》中回忆他在上海求学时梁启超所给予他的影响:“……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注]胡适拜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后,满怀激情地自励将来替梁启超补作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这成了他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注]可以说胡适的学术研究与写作的兴趣和动力是由梁启超撩拨出来的[※注]。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如此之大,为什么胡适此时不提及呢?这与此时他与梁启超相处并不和谐有关。1919年他根据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引起空前轰动,即便如四川这样的内地都出现“购者争先,瞬息即罄”[※注]的现象。但这本哲学史著作在梁启超眼中却瑕疵不少,他应是最早对其进行批评的学术大家,这自然引起了胡适的不满。大约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胡适曾致信陈独秀抱怨梁启超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找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注]胡适1922年2月6日开始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3月3日完成。[※注]一天之隔的3月4日,梁启超到北大讲演的题目竟然是《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的讲演一开始充分肯定这本书的价值,但他更多是对此书进行严厉批评。[※注]胡适对于梁启超的演讲表面上很尊敬,他亲自到会场聆听梁的教诲,并针对梁的疑问一一作答。第二天胡适还进行了不卑不亢的回辩。[※注]但胡适内心里很排斥梁启超在他任教的北大批评他最得意的哲学史著作,他在日记中埋怨“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注]。这段“巧合”说明胡适与梁启超此时正处于“面和心不和”的微妙时刻。从个人情感上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文学史书写中将梁启超与严复、林纾、谭嗣同、章炳麟、章士钊的文学活动都视为“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注],而不提及其对自己及文学革命的影响。
第二,胡适对文学史内容进行了选择性论述,贬低了反对者。胡适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目的在于为文学革命的爆发进行理论推演,为其提供合法性论证,以此强调文学革命是“顺应天时”“合乎民意”。所以他对桐城派古文成就进行了打压,并有意忽略了晚清的诗词成就,而颂扬充满生机活力的白话文学和平民文学,强化了金和与黄遵宪的成绩。胡适还述及当时文学革命反对者的主张和行动,包括林纾与蔡元培的争论及其“反动”创作,《学衡》杂志梅光迪、胡先骕等人的反对等。胡适没有正视他们言论之中值得商榷之处,而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予以讥讽,将这些反对者描画为新文学史中的负面形象。胡适的“伎俩”逃不过学衡派胡先骕的法眼,他对胡适的这篇文章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桐城派古文自有它独到的文学史地位,其后继之人严复、林纾的古文成就也非常之高,倒是章太炎、梁启超的文学水平并不高明;而胡适所欣赏的金和与黄遵宪不足以代表当时的诗歌成就,高出他们成就者甚多;针对胡适所说晚清词的衰落,他也进行了批评,并列举了王闿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赵熙、文廷式等人成就斐然的词作。[※注]胡先骕的批评与之后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注]的思路一样,这表明胡适撰写文学史的“失误”在保守派眼中带有争夺历史话语权的目的。
第三,胡适对白话文学的成绩进行了乐观估计。他认为:“五年以来”白话诗可以算是走上了成功的路;短篇小说也渐渐地成立了;白话散文很进步了,最让人注意的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只有戏剧与长篇小说的成绩最坏。[※注]按照胡适对新文学成绩的总结,我们会以为新文学水到渠成地受到大众的欢迎,而旧文学和贵族文学经过这一摧枯拉朽的攻击之后一蹶不振。但是出版家张静庐告诉我们,新文学在胡适撰写文学史之前并不畅销,文坛仍旧是旧势力把握,只有1923年、1924年左右,新文学才真正在文坛上站住脚跟和“礼拜六派”平分秋色。后者经历了短暂的“回光返照”之后,才让出文坛主角地位。[※注]看来新文学的成长如一切新生事物一样,都必须经历萌生、发芽、破土、生长、结果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马到成功的。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从创作角度也有类似判断,即只有在1922年之后,一个普遍全国的新文学活动才开始来到![※注]在胡适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之时,中国新文学并没有繁荣起来,但他却将新文学的成绩描写得如此灿然可喜,除了自身立场带给他盲视之外,未必没有“夸大其词”以壮声威的成分存在。
二 郭沫若的《文学革命之回顾》
1923年2月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收入《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得以出版,同年3月郭沫若才从日本九州帝国医科大学毕业。他此前文学方面主要从事创作和翻译,与胡适见过几次面,发生过几次争论,经历过“同席—对骂—抱吻”等戏剧性的历程。[※注]此时郭沫若没有必要批评胡适的这篇文章,因为该文以新旧文学强烈对照书写文学史替新文学运动摇旗呐喊,新文学家更应多持欢迎态度,保守派人士才发文批评,前述胡先骕的文章即是例证。另外,郭沫若此时还没有形成新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文学革命之时他在日本留学没有恭逢盛会,他还提不出新颖的历史情节和历史解释来替代胡适的历史书写。
郭沫若1930年的《文学革命之回顾》是以麦克昂笔名发表的。此时的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与资历重新书写中国新文学史。一方面,他参与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成熟,无论是创作、出版、翻译、办社、学术,还是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他都走在当时中国时代浪潮的前列,为世人所瞩目。另一方面,他的政治观、文学观、文学史观都发生了根本变化。1924年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以及此后一系列革命活动已使他转向为马克思主义者。[※注]流亡在日本给予了他充裕时间,他开始以阶级论“重写”文学革命的历史,他的述史目的主要是批判胡适的文学史观,为革命文学运动助威。其叙事策略如下:
第一,郭沫若批评胡适的白话观念及其“八事”主张。郭沫若重新思考了白话与文言的关系,他指出:一般人以为文学革命是由文言文改变为白话文,“有的更兢兢于在那儿做《白话文学史》,其实这是最肤浅最皮相的俗见……”[※注]。他对胡适单从白话这一语言工具来定义新旧文学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文言文不必便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白话不必便是革命。文言自身是有进化的,白话自身也是有进化的”[※注]。“时代不断的在创造它的文言,时代也不断的在创造它的白话,而两者也不断的在融洽,文学家便是促进这种创化,促进这种融洽的触媒。所以要认识文学革命的人第一须打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观念。”[※注]郭沫若从语言进化的角度提出作家不必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划出界线,而应该努力促进它们的“融洽”,这比胡适片面强调白话文一概排斥文言文更要吻合文学创作实际。
郭沫若进一步对胡适的“八事”主张提出批评。他认为胡适所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这根本是不懂文学的人的一种外行话。文学的性质是暗示,用旧式的话来说便是要有含蓄,所以它的特长便在言语的经济,别人要费几千百言的,它只消一两句,别人要做几部文存的,它只消一两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那样笨伯的文学,古往今来都不曾有,也不会有。又譬如他说的‘不用典故’,这也不免是逐鹿而不见山。用典是修辞的一种妙技,新文学也有新文学的典故,即如胡适之做文章也在引用孙悟空翻筋斗的典故”。[※注]郭沫若自己是文学天才,深谙文学创作的三昧,所以他从文学本质的角度来抨击胡适文学主张中的偏颇可谓入木三分。郭沫若写作此文之时,新文学正处于蓬勃成长的建设时期,这时反思胡适在破坏时期攻打旧文学堡垒的各种观点口号自然感觉其漏洞百出,当然他有意忽略了胡适在当时倡导白话文的划时代意义。
第二,郭沫若重新确认文学革命领导者及其文化属性。他高度赞扬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领导者,因为主持文学革命“这个运动的机关,谁也知道是《新青年》,主持《新青年》的人谁也知道是陈独秀”[※注]。他对胡适将文学革命的发起归功于自己进行了冷讪:“幸,或者是不幸,是陈独秀那时把方向转换了,不久之间文学革命的荣冠差不多归了胡适之一人的顶戴。”[※注]郭沫若还将文学革命的源头追溯至晚清,将近代文学和新文学联系起来书写,将二者都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文学。他指出:“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所以这个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注],“其他如严几道林琴南章行严诸人都是这个时期的人物”[※注]。“在阶级的立场上看来,胡适之无殊于章行严,章行严亦无殊于梁任公,虽然他们的花样不同,党派稍稍也有点差别,然而他们同一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注]胡适将自己与梁启超等人视为不同类型的文学代表,但郭沫若却认为他们并无两样,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嘲讽胡适“什么‘整理国故’,什么‘新式标点’,要之不外是把封建社会的巩固统治权的旧武器,拿来加以一道粉饰,又利用为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权的新武器而已”[※注]。郭沫若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待文学这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从而重新定义了文学革命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历史渊源。
第三,郭沫若重估了文学革命以来的创作成绩,并预告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胜利。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存在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无产者集团这三种社会力量,并按照它们的力量强弱分析了它们的文学成绩。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未能遂行其打倒封建势力以前,它便不能不和利害较近的封建势力妥协苟合,而向同阶级的帝国主义者投降。就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便不能不成为一个畸形的革命”[※注]。这表现在文学上也是一种畸形的,没有产生什么划时代的作品,他们“一方面向近代主义(Modernism)迎合,一方面向封建趣味阿谀,而同时猛烈地向无产者的阵营进攻”[※注]。而“中国的封建势力在帝国主义的羽翼之下庇护着长久的维系其生存,同样中国的封建趣味的吃茶文学长久的也有它那不生不死的生存”,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受着国内国外的资本主义压迫着而猛勇的长成,同样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只有爆发,爆发,爆发,爆发到它成遂了它的使命的一天,即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一天,消灭尽阶级对立的一天”[※注]。郭沫若对三种不同阶级所拥有的能量和面临斗争进行了细致分析,从而推导出无产阶级文学发生和推广的正当性,并展望其远大前程。
第四,郭沫若回忆了创造社历史,彰显了自己的文学史地位。他论述了创造社的成立及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使命。他认为创造社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又算到了第二个阶段。前一期的陈,胡,刘,钱,周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张却主要在向新文学的建设”[※注]。郭沫若对创造社之初为什么被称为“异军特起”进行了解释,对他们当时所遭受到的挫折与委屈进行了倾诉。他分析初期创造社所属的阶级性质“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在替资产阶级做喉舌”[※注]。但是在“五卅”前后,他们之中的郭沫若,把方向转变了,“于是创造社的行动自行划了一个时期,便是洪水时期——洪水半月刊的出现……其实创造社大部分的份子,并未转换过来,即是郭沫若的转换,也是自然发生的,并没有清晰的目的意识”[※注]。1928年,创造社随着中国社会的“剧变”迎来了“剧变”,新锐的斗士朱、李、彭、冯从日本回来,“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候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就退下了战线。创造社是已经蜕变了,在到一九二九年的二月七日他便遭了封闭”[※注]。郭沫若总结道,创造社的活动“以有产文艺的运动而产生,以无产文艺的运动而封闭。它的封闭刚好是说无产文艺的发展,有产文艺的告终”[※注]。经过郭沫若的梳理,创造社由孤军而斗士而无产文艺先锋的演化轨迹得以清晰,他自己则被描述成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第一人。
三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周作人也不可能在1923年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发表之时提出异议,他没有更新的文学史观,也不是文学革命发生时的领导者。从个人感情上,他更是不宜:一方面,此时周氏兄弟与胡适的文学交谊很好,他们处于新旧文学斗争的同一战线。胡适在不同文章中都对他们的创作予以很高的评价,在胡适的新文学史书写中,就盛赞了鲁迅的小说和周作人的小品;而周氏兄弟也为胡适的《尝试集》出版选诗删诗提供过意见。另一方面,1921年周作人还请托胡适为其弟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觅得一份长期工作;而自己1922年也在胡适推荐下就职燕京大学中国新文学部主任,既解经济上的燃眉之急,也开辟了一片培养得意门生的“自己的园地”。[※注]
时间发展到1931年,之前的“不宜”“不能”都有了新的动向。其一是周作人与胡适在政治、思想、感情方面出现了不和。“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中期,胡适和周作人经常远睽异地,但仍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以五四时期建立的深厚情谊为基础,他们在有些方面仍然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又由于思想裂痕日趋扩大,他们在另一些方面又产生了隔膜和抵触。”[※注]这特别表现在女师大事件和“清党”事件上,胡适政治立场更多倾向当权政府。至于胡适曾经推荐周作人去燕京大学任教,也让周作人听到了另一种说法:“这似乎是一种策略,仿佛是调虎离山的意思。”[※注]这关涉到当时北京大学文科或隐或显地存在着的浙江籍/留日派/章门弟子与皖籍/留学英美派之间的矛盾,大致是二者为争占北京大学的教席互相排挤。[※注]其二是周作人在文学观及文学史观方面有了新的见解。从1922年至1931年,周作人先后在燕京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之背景”“近代散文”等课程[※注],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及历史发展有了新的感悟。这时他对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就会提出异议,于是就有了他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该著是1931年周作人受沈兼士的邀请去辅仁大学讲演《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讲稿,邓恭三听讲后予以记录整理,于1932年9月在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该文学史采取了以下叙事策略。
第一,周作人虢夺了胡适发起文学革命的功勋,认为这只是历史的自然循环。周作人以纯文学观点为标准对整个中国文学史进行了新的循环论阐释。他认为文学从宗教分化出来之后有了两种不同的潮流:诗言志——言志派;文以载道——载道派,这两派文学的相互循环就构成了中国文学史总体面貌。周作人另辟蹊径认为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是言志派的文学时期,中间经过清代的反动,载道派又占据上风,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又成了言志派文学时期。[※注]他的文学史著作就按照这种叙事逻辑进行编排。既然中国文学的嬗变更替是历史的自然循环,那就表明有没有胡适或陈独秀发动文学革命就无关紧要了。
第二,周作人强调胡适文学观及相关创作并不是独创,而是重复公安竟陵派。周作人认为袁中郎所倡导的“信腕信口,皆成律度”比胡适的“八事”“更得要领”[※注]。文学革命与公安派的差异“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再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注]。周作人引录了袁中郎为江进之的《雪涛阁集》所作的序文中谈及的文学变迁观点,以此证明这比那些说“‘中国过去的文学所走的全非正路,而只有现在所走的道路才对’要高明得多”[※注]。说这些话的“那些”人中就包含胡适,因为进化论文学史观点的始作俑者就是他。甚至在新文学作家作品的风格上,周作人也认为他们与公安派竟陵派类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的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注]这样一来新文学作家作品就不是创新而是带有复古的味道,胡适所自认为的文学革命者形象一转而为文学“复古者”了。
公安派竟陵派竟然比胡适更为高明?钱钟书的精辟分析则说明“公安派的论据断无胡适先生那样的严密;而袁中郎许多矛盾的议论,周先生又不肯引出来”[※注]。可见周作人述史之时,对公安派竟陵派进行了理想化的加工。周作人进行这种主观选择之时,为什么坚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发源于公安派竟陵派,而不如钱钟书所说那样推而上之,从“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西崐的命”[※注]一路追溯下来呢?陈子展的话则让我们揣摩:“怕是他做了这次新文学运动的元勋之一还不够,再想独霸文坛,只好杜撰一个什么‘明末的新文学运动’,把公安竟陵抬出来,做这次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而在这次新文学运动的元勋人物里面,只有他晓得讲什么公安竟陵,无疑的这次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把交椅要让给他老先生,他老先生就很巧妙地争得中国新文学的正统什么了,文名就可以越发大起来;而且他平时收藏几部难得的公安竟陵派一类的偏僻书籍也无形涨起价来,可不是名利双收么?”[※注]也难怪陈子展这样猜测,因为在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流传之后,1932年之后接连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的林语堂、陶亢德、郁达夫、刘大杰、施蛰存、阿英、张静庐等人就将晚明小品文的风气发扬光大,[※注]周作人则被封为“小品散文之王”[※注]。
第三,周作人认为胡适受到了桐城派文学的影响。胡适认为近代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注],但其最终不能堪当大任,而他所领导的新文学运动是对其的改弦易辙。周作人却认为:“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注]胡适是淡化桐城派古文的文学史意义以强化文学革命的颠覆性,周作人则强调其影响了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加强了二者的联系。周作人还认为汉学家也与新文学运动有关系,他对晚清汉学家俞樾的评骘与胡适也不一样。胡适评价“俞樾的诗与文都没有大价值”[※注],但周作人却认为他是“以一个汉学家而走向公安派竟陵派的路子的”[※注]。俞樾是俞平伯的曾祖父,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老师,章太炎又是周作人的老师,周作人又是俞平伯的老师,他们都是浙江人,这是否影响了周作人对俞樾的文学史定位远比胡适要高呢?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即将出版时,周作人就提前写信告知胡适:“春间在辅仁讲演,学生录稿付刊,不久可成,当呈请教正,题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大旨是表彰公安竟陵派,‘但恨多谬误’,尚望叱正者也。”[※注]陶潜《饮酒》组诗最末一首有:“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诗人是说酒中写诗难免会说醉话,恳请听者多加宽容。丁文认为周作人这里借陶诗以表明自己“实际上有着以讲史为契机,批评左翼文学的八股气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拨的潜在意图”[※注],但笔者认为周作人这里希望胡适“多多包涵”的不在于此,而在于他的新文学循环论与胡适进化论有了冲突,而且其对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汉学家与胡适及新文学运动关系的表述都会矮化其文学史地位。
第四,周作人在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时,正是革命文学大行其道之时,他隐晦地对其进行了臧否。前述他说中国文学发展是言志派与载道派之间的循环,而“五四”文学是言志文学,按照这一循环论观念,接下来盛行的革命文学就是载道文学。他在讨论文学的用途也对革命文学视文学为革命工具予以批驳:“欲使文学有用也可以,但那样已是变相的文学了。椅子原是作为座位用的,墨盒原是为写字用的,然而,以前的议员们岂不是曾在打架时作为武器用过么?在打架的时候,椅子墨盒可以打人,然而打人却终非椅子和墨盒的真正用处。文学亦然。”[※注]废名[※注]、钱钟书[※注]等人都看出周作人在“含沙射影”地抨击革命文学观念。周作人没有明目张胆地将其视为攻击的主要目标,因为他与革命文学派的论争在此前一年早已有之,并已经结束。这部文学史中某些篇章的观点在早前的论争中就出现过,[※注]没有必要再惹“事端”了。
四 胡适的系列回应
郭沫若与周作人对文学革命的起源、性质及历史意义进行了“重写”,并对胡适个人的文学观点及文学史地位予以了“重估”,而他二人则成了新文学运动的新“领导者”,这自然引发了“历史癖”很深的胡适的“警惕”与再思考,并对这二人的观点予以回应。
首先,胡适为自己在新文学史中的贡献精准定位。1930年4月郭沫若的《文学革命之回顾》在冯乃超《文艺讲座》(第一册)中面世,胡适在同年12月出版的《胡适文选》的序言《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明确自己在十几年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中有三点贡献:指出了“用白话作新文学”的一条路子;“使人明瞭国语是古文的进化,使人明瞭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什么地位”;“发起了白话新诗的尝试”。[※注]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贡献有着充分自信,所以他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专门论述文学革命的最后一节抽取出来,命名为《文学革命运动》录入在该文选中。
其次,胡适将文学“革命”的桂冠奉送给了陈独秀。1932年10月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入狱,胡适为其释放第四次四处奔走。为壮大声势,这年10月29日胡适在北大国文系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他高度颂扬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注]他也十分客观地指出二人对于文学革命爆发的原因有不同理解,陈独秀是“注重经济的条件的”,而自己则认为“客观的条件虽然重要,但不仅限于经济一个条件,至于文化的条件,政治的条件,也是不能否认的”[※注]。当然,胡适也强调陈独秀“他想到文学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注],他再次提醒大家他才是文学革命的创意者。
再次,1933年胡适撰写《逼上梁山》[※注],将文学革命的起因前推至1915年夏季。该文详尽介绍了自己1915、1916两年在美国留学时期产生更新中国文学语言工具的缘由,以及与梅光迪、任叔永等人反复辩驳,发现中国文学自然发展趋势是走向白话文学,并提炼出“八事”主张,开始尝试用白话创作新诗。这篇文章的中心逻辑就是论证其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所谈到的那三大贡献,也论及“老革命派”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推动作用。考虑到这篇文章是胡适《四十自述》中的一章,他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传形式介绍文学革命的这一“发明”经过,倒也无可厚非。但时间前推至1915年夏季,比秋季《新青年》杂志的创立还要早,或许这就是历史的“狡计”。
最后,具体回击郭沫若与周作人的观点,并改写荣誉权。1935年胡适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撰写了《导言》,这两种行为中他回击了郭沫若与周作人的观点,并改写了荣誉权。
第一,胡适将不应该进入《建设理论集》之中的《逼上梁山》予以编选并彰显。《建设理论集》应该编选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关于中国新文学建设的理论文章,《逼上梁山》是胡适1933年撰写的自传性质的文章,不符合这一编选原则。但胡适因为“后来许多革命理论的纲领都可以在这里看见了”[※注]将其选入。所有选入的文章按照三组编排,第一组是“历史的引子”,选入的文章只有这篇《逼上梁山》,使其得以荣登榜首。第二、三组分别是“发难时期的理论”和“发难后期的文学理论”,各选入多篇文章。于是胡适文学革命的领袖作用和总规划师的身份就分外醒目。
第二,在《导言》的书写中,胡适反击郭沫若的阶级论不能具体分析历史人物。郭沫若从阶级斗争和政治经济的立场说明陈独秀、胡适等人所开展的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革命。胡适认为这个原因的分析太单一,他则从多个方面对文学革命的发生进行了解释,并提出自己的历史观:“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你还得解释:‘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之下,陈独秀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骕不同?’如果你的‘最后之因’可以解释胡适,同时又可以解释胡先骕,那岂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注]这是胡适对郭沫若将他与梁启超等人都视为资产阶级革命代言人的回击,因为正是郭沫若将文学革命运动视为资产阶级与封建社会两种不同生产方式进行斗争的一种工具和形式,与晚清梁启超等人并没有分别。而这在胡适眼中就是“最后之因”,它不能解释同在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斗争之下,胡适与胡先骕,陈独秀与林琴南的不同。这一点他击中了郭沫若观点中的软肋,但他提倡向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这样《逼上梁山》的重要性不证自明了。传记材料能否完全解释历史的发生,相信受过唯物论影响的郭沫若定会哂笑胡适的。
第三,胡适为自己的白话文学观及“八事”主张辩解。周作人、郭沫若都批评胡适的文学革命只注重文学形式是不彻底的。胡适在《导言》中声明“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注]。他解释当时重在白话工具的革命只是战术上的突破口选择,而在战略上他们是内容与形式都兼顾的。或许是恼怒之极,胡适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愤慨:“至今还有一班人信口批评当日的文学革命运动,嘲笑它只是一种‘文字形式’的改革。对于这班人的批评,我在十六年前早已给他们留下了答复了。”[※注]他转录了自己在《尝试集自序》中的话来佐证。他质问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派“为什么不回到二十年前的骈文古文里去寻求他们的革命‘大道’呢?”
对于郭沫若批评他所说“不用典”是“逐鹿而不见山”[※注],胡适不得不承认“那时谈到‘不用典’一项,我自己费了大劲,说来说去总说不圆满”[※注],表面上他是接受了郭沫若的批评。但他接着写道:“后来玄同指出用白话说就可以‘驱除用典’了,正是一针见血的话。”[※注]这倒显得“不用典”没有错,因为只要大家都用白话,就不会用典。他对郭沫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批评他的语言观是置若罔闻了,这种固执持续到他的晚年。[※注]
第四,胡适将自己与公安派进行区别。周作人引录袁中郎为江进之的《雪涛阁集》所作的序文,表明袁中郎早已谈及文学的变迁观点。胡适承认“文学随时代变迁”的观点没问题,但“我总觉得袁枚虽然明白了每一时代应有那个时代的文学,但他的历史眼光还不能使他们明白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学正宗已不是他们做古文古诗的人,而是他们同时代的吴敬梓曹雪芹了”[※注]。胡适是说古时之人虽然提出了“文学随时代变迁”的观点,但这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没有看出文学最终的进化路线应该是向着白话变迁,当时的文坛主流只有吴敬梓曹雪芹顺应了这种时代潮流,而看出这种文学潮流的只有他胡适,周作人却还“执迷不悟”。他强调这种文学史观的重要性:“在当时这种新的文学史简介不但是需要的,并且是最有效的武器。国内一班学者文人并非不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实,他们所缺乏的只是一种新的看法。”[※注]很显然,他依然坚持他的白话文学进化论文学史观的先进性,这与周作人的循环论文学史观大不一样。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胡适、郭沫若与周作人的新文学史书写既展现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言志派文学的渊源与发生,也彰显了进化论、阶级论、循环论等不同文学史观的迥异,但他们都不是孤立的客观书写,而是包含着你来我往的诘问与辩答。1922年之际,新文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和旧文学进行“生死搏斗”,所以胡适的新文学史书写从进化论角度,反复强调新文学的革命性和合法性。1930年之后,国内外政治局势发生剧烈变动,新文学运动也经历了巨大跨越。郭沫若、周作人有了新的理论武器和艰巨任务,于是重估文学革命的性质以及胡适的历史功绩,并具体评点了他的文学观点,以便为未来的新文学前进指点方向。胡适受到郭沫若和周作人新文学史观的“刺激”,感受到他的文学主张及文学史地位受到“威胁”,于是有针对性地在系列文章中重提文学革命的发生过程并为其理论观点辩护,以显示他对文学革命的特殊贡献,并对他们的文学史观进行了反批评。所以其相比之前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较多强调‘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大讲他个人在美国留学阶段对白话诗的讨论,以说明新文学运动的渊源,而相对淡化了文学革命所赖以发生的整个新文化运动背景,淡化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代先驱共同营造的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作用。这的确带有改写‘荣誉权分配方案’的味道”。[※注]总之,这三人的新文学史书写不仅是他们文学趣味、价值取向、文学史观与方法论的相互交锋,也受到他们每个个体世俗关系与现实利益的羁绊与助力。所以文学史不仅仅是过去文学的历史总结,更是现实中文学运动话语权的争夺。
(原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