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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剧曲”之于《女神》的意义

来源: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8 >> 第六篇 论文选刊 作者: 周维东 浏览次数:39
摘要:  1921年8月,郭沫若的剧曲诗歌集《女神》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因此, 《女神》的出版很容易让人产生“诗人郭沫若”作品集大成的印象,忽略了这本作品集中有至少三篇剧作的事实[ ※注] ,更忽略了“剧曲”与“诗歌”掺杂的别样意味。不可否认, 《女神》中绝大多数的作品是诗,其产生重大冲击力的领域也在诗歌界,但忽略了“剧曲诗歌集”的特征,并不利于我们充分理解这部作品集的全部内涵,也不利于我们把握郭沫若的文学思想。基于这些问题,本文拟从“剧曲”这个概念入手,重新审视《女神》第一辑三部作品的艺术特征,并探讨它在《女神》整体中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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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剧曲”之于《女神》的意义
    作者: 周维东

    1921年8月,郭沫若的剧曲诗歌集《女神》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女神》中的很多作品并非第一次与读者见面,之前就在《时事新报·学灯》等处发表,郭沫若“东方未来诗人”[※注]的形象也已经在读者中逐渐形成。因此,《女神》的出版很容易让人产生“诗人郭沫若”作品集大成的印象,忽略了这本作品集中有至少三篇剧作的事实[※注],更忽略了“剧曲”与“诗歌”掺杂的别样意味。不可否认,《女神》中绝大多数的作品是诗,其产生重大冲击力的领域也在诗歌界,但忽略了“剧曲诗歌集”的特征,并不利于我们充分理解这部作品集的全部内涵,也不利于我们把握郭沫若的文学思想。

    学界对《女神》中三篇剧作的文体归属及它在整部作品集中的意义,实际上缺少深入认识。学界注意这三部作品,都侧重从“诗剧”的角度去理解,根据是郭沫若自述受到歌德的影响,而在这些作品的细部确能看到若干与歌德作品相类似的痕迹。但这种认识忽略的问题是:既然《女神》中的剧作可认为是“诗剧”,郭沫若在结集时为何将其定位为“剧曲诗歌集”?使用“剧曲”的说法,并不太符合“诗剧”的文体特征。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也曾坦陈自己这些作品为“诗剧”:

    但这段话本身也让人浮想联翩。首先,所作“诗剧”只发表一幕,其余成了废稿,说明作者并不满意这部作品——既然不满意又为何要收入《女神》当中呢?其次,作者对这部作品不满意的原因又是什么?如果是创作不成功,从《女神》选入的部分来看,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创作的不成功?基于这些问题,本文拟从“剧曲”这个概念入手,重新审视《女神》第一辑三部作品的艺术特征,并探讨它在《女神》整体中起到的作用。

    一 《女神》中“剧曲”的特点

  •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8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8

    章节:《郭沫若研究年鉴2018》 \  第六篇 论文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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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研究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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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宗白华:《宗白华致郭沫若函》,宗白华、田汉、郭沫若著:《三叶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删除本文认为的三篇“剧曲”包括《女神之再生》《湘累》和《棠棣之花》。《凤凰涅槃》也是诗剧的写法,因该篇没有幕、景的描写,故未将其纳入剧曲的范畴。
删除代表性看法有:任半塘认为中国戏曲成熟于唐代,认为凡是“代言、问答、演故事”的文体形式,即可以认为具有了构成戏剧的基本条件。(见氏著《唐戏弄》,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页)郑振铎、周贻白等人认为戏曲成熟于宋代,周贻白认为:“北宋时期民间勾栏所演杂剧,不仅内容上已完全以故事为主,装扮人物,根据规定情境而作代言体的演出,而且在表演形式上则根据唐代参军戏与歌舞戏互相掺合这一基础……由是形成多种伎艺高度综合的中国戏剧的表演形式。”(见氏著《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王国维认为成熟于元代,认为“至成一定之体段,用一定之曲调,而百余年间无敢逾越者,则元杂剧是也”。(见氏著《宋元戏曲考》,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删除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删除郭沫若:《〈女神〉及佚诗(初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删除据郭沫若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中介绍,《棠棣之花》计划写成十幕话剧,后写成五幕后发觉整体性不足而放弃。写成的五幕中第二幕和第三幕觉得很有诗意,在一九二〇年的十月十日《时事新报》的《学灯》增刊上把第二幕发表了。后来收在《女神》里面。又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把第三幕发表了。这两幕便被保存了下来,其他都完全毁弃了,一个字也没有留存。(《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6卷,第273页。)
删除郭沫若:《〈女神〉及佚诗(初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删除据郭沫若回忆,他了解聂政、聂莹故事的最初渠道是《史记·刺客列传》,后辅以《战国策·韩策》。从历史学的角度,郭沫若指出了《史记》关于聂政记载的许多瑕疵,但对于基本事迹,除了认为聂莹出嫁是司马迁画蛇添足的做法外,基本没有异议。《史记》中记载的聂政,刺杀韩侠累纯粹是为了“义”,是出于与严仲子的交情,将国家大义植入其中,是郭沫若从文学家的角度进行的创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6卷,第273页)
删除鲁迅:《狂人日记》,初刊《新青年》第4卷5号。
删除原文为:“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见钱玄同《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第4卷3号。
删除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6号。
删除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1号。原文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的解释。”
删除郭沫若:《〈女神〉及佚诗(初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