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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告制度与《春秋》的生成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8 >> 论文摘要 作者: 过常宝 浏览次数:164
摘要:  《春秋》是较为成熟的史著文本,是先秦史官文化鼎盛时期的产物。春秋时期,社会文化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而史官正处在这一继往开来的关键位置,他们凭着职事传统所赋予的话语权力,自觉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春秋诸侯史官“来告” ,也要先将书策交与鲁史保存,等到四时常祭时,由鲁国史官再行书策集中祭告。春秋礼崩乐坏,一方面使得诸侯国的卿大夫、史官拥有更多的礼仪权力,一方面也激发起他们维护礼乐的意志。书策意味着史官祭告,祭告的传统和对鬼神的恐惧意识,给史官提供了维护礼制的权力和手段。在宗教礼仪具有震慑力的时代,史官隐身在神灵背后,只是以自己的职事技艺,引导仪式的完成,默默地延续着神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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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祭告制度与《春秋》的生成
    作者: 过常宝

    《春秋》是较为成熟的史著文本,是先秦史官文化鼎盛时期的产物。《春秋》的形成过程、文体形态、文化功能等,都需追溯到史官的职事行为,以及这一职事所包含的责任和信念。春秋时期,社会文化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而史官正处在这一继往开来的关键位置,他们凭着职事传统所赋予的话语权力,自觉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春秋》正是这一文化变革过程的典型样本。

    《春秋》是鲁国史官二百多年书策之累积,其原始状态为每事一策,在春秋末期被编定成书。书策不是鲁史独立自主的行为,而是与“来告”相连,或是“来告”活动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鲁史不会擅自将他国之事书策,“来告”者是各诸侯国的史官。来自周王的赏赐、命运变化、有寓意的突发事件等,都可以是“命”,要祭告神灵,常用作“赐命”“告命”。“诸侯有命”实际上是指诸侯国发生了重大事件,要由史官决定是否“来告”。周灭殷后,祭告仪式得到继承,并且较为盛行。西周春秋时期,祭告的对象有先公先王、山川之神,以祖先神为多,山川之神则逐渐减少,这与宗法制度逐渐成熟有关。祭告的内容包括结盟、祭祀、作宫、出生、丧葬、婚娶、出行等。祭告仪式从殷商到春秋时期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态势,是当时人神交通最常见的方式之一。

    “岁典”就是用于四时祭祖的典策。如非王本人特别需要或认可,史官会将各种书策存留到四时常祭时再行祭告。春秋诸侯史官“来告”,也要先将书策交与鲁史保存,等到四时常祭时,由鲁国史官再行书策集中祭告。祭告及“岁典”仪式,是史官书策的制度性依据。这一制度形成于西周,并在春秋时期得到发展。春秋礼崩乐坏,一方面使得诸侯国的卿大夫、史官拥有更多的礼仪权力,一方面也激发起他们维护礼乐的意志。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祭告和“岁典”仪式,在史官这个层面被制度化,被付诸实践,并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和新的文化功能。

    诸侯史官“来告”制度源于祭告仪式,目的也在于祭告。但春秋毕竟不再是一个礼制森严的社会,“来告”的仪式性、神圣性也很难得到完全的保证。史官有可能在“告命”或“来告”的启发下,将载录转变为职业权力和习惯。对于“告”“岁典”“来告”等资料的梳理,可以拟出一个渊源有自的传统:第一,上古祭告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祝史是祭告的主持者,祭告的对象主要是祖先,周朝祭告通常假岁时常祀举行;第二,祭告的内容包括结盟、分封、征伐、婚娶、出行、祭祀等一切重要事务;第三,史官书策“以为岁典”,就是将约剂付诸神灵的监督和裁决;第四,西周时期多“策命”,春秋时期主要为“告命”,两者有着相同的仪式形态;第五,这一传统赋予史官维护礼制、批判社会的权力。

  • 中国文学年鉴2018卷

    出版社:中国文学年鉴社

    出版日期:2019-01

    章节:《中国文学年鉴2018》 \  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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