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自觉离不开对学科的认识。如今我们如何认识民间、民众和民间文学？是将“民间”视为既定、先验的研究对象，还是一个由实践建构起来的文化场域？为此，施爱东编写了《作为实验的田野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科玄论战”》[※注]一书。这本围绕田野作业问题而展开的学术论争集缘起于一次青年民俗学者的网络学术论战，聚焦于“科学方法尤其是实验方法是否适用于人文研究”这一问题。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为论战实录、实验研究的学术案例、不同观点的学者就田野作业中科学与伦理问题而撰写的学术论文。该书旨在提倡一种实验的田野研究观：田野不能仅仅是个自然观察的场所，也可以是我们实验研究的场所，也是研究者实践、体验、互动和情感交流的场所。
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展开民间文学的研究？安德明在《表演理论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意义》[※注]里做出了讨论。文章通过对第一手海外文献的解读，对表演理论的兴起背景、核心概念和其代表人物理查德·鲍曼的理论主张进行了概括，也展望了表演理论如何推动当代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转型。显然，表演理论对于当下的民间文学研究仍然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如何正确理解表演的基本含义、语境与文本的关系，突破文本与语境二元对立的认识，进而深入到语境化、文本化等更加细致的思考中，并将民间叙事文本自身的形式、意义、功能与文本的表演结合起来进行理论研究，是学界今后努力的方向。
吴新锋《作为方法与文体的民间文学志：民间文学田野研究中的叙事四面体》[※注]探讨如何更好地记录“语境中的文本”，列举了田野调查中的四个基本对象：讲述者、听众、研究者和民间文学文本，认为四者构成了一个文化传统的时空体和民间文学的叙事四面体，民间文学志便是以精确呈现、描述、阐释这四个叙事面向的方法和文体为己任。万建中《民间文艺认定的三个维度——基于民间文艺认识误区的反思》[※注]聚焦于民间文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批评了当下民间文艺的保护中将民间化或具有民间性的文艺等同于民间文艺的问题，认为对民间文艺的把握必须包括三个方面：民间文艺嵌入当地日常生活语境当中，秉承当地历史文化的血脉；在空间维度上，营造了当地群体参与的表演场域；在时间维度上形成延续性和重复性的表演模式——这是认定民间文艺的三个基本维度。万建中论文集《民间文化的多维视域》[※注]也延续了这一思路，突破传统研究方法，将民间文化现象当作文化文本进行研究，揭示出民间文化的生活属性及其在目常生活中的运作过程，力图把握民间文化的各种形态的内在特质，以及独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魅力。
一些实证性的研究支持了上述的观点。黄静华《一则“神话”的诞生：民间文学知识的实践和反思》[※注]以一则彝族“洪水兄妹婚神话”的诞生过程为例，考察了故事文本化过程，发现民间文学的相关知识等诸多因素影响着本土讲述和他者讲述、同质讲述和异质讲述之间的转换。王瑞玲《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问题管窥——以〈房山民间文学·民间传说〉为研究对象》[※注]则以北京房山区民间传说搜集整理工作为例，透视了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中存在的种类混杂、叙事角度不正确、过分演绎、语言使用不恰当等问题。这些研究都指出了从表演文本的过程中语境性因素失落的问题，其目的是让搜集到的资料更加“真实可靠”。
但另一方面，随着对语境因素的强调，民间文学的“文学性”可能会被忽视，曾经兴盛的采风、对民间文学的改编与文学角度的研究成了被批判与否定的对象。这种做法是否矫枉过正？刘宗迪《超越语境，回归文学——对民间文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倾向的反思》[※注]提出，民族志诗学式的采录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而采风则大相径庭。民间文艺学采集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也不仅是为了记录和保存本真的民间文学文本，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文学创造和文明传承，传统的采风模式较之学院派的田野研究模式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一使命。因此，在民间文艺学学科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势下，有必要对传统的采风传统，文学性的研究，乃至于文本研究做出重新估价。
本年度老学者刘锡诚出版的《双重的文学：民间文学+作家文学》也在无形中支持了这一观点。该书由两部分组成：其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民间文学、神话学、歌谣学做了重要阐述的几位作家的民间文学观的讨论，细致分析了胡适、郑振铎、朱自清、周扬、茅盾、台静农、王统照、何其芳等作家挖掘民间文学文本中蕴含的更高层次的审美和意义以创造新文艺的举措；其二，作者用文艺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和研究民间文学、阐述自己的民间文学观，探讨了第二次国内战争中的革命歌谣、民间文艺学家的抗战参与等问题，由此不难看出作者综合“学术的”与“文艺的”（周作人《歌谣·发刊词》）双重目的的努力。
康丽《民间文艺学经典研究范式的当代适用性思考——以形态结构与文本观念研究为例》[※注]则采取了相对折中的立场，认为研究范式的讨论，实质上指涉的是学术视角与对象认知的甄别，传统的形态结构研究与文本观念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民间文艺学行之有效的、且占据主导位置的经典研究范式；随着学界研究视域渐向日常生活实践的方向转换，这两种经典范式的当代适用性开始成为影响学者进行方法选择的重要问题。历史地来看，一方面，从理论内部的发展规律而言，走向语境研究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在很多具体的研究领域，传统的文本研究仍有其合理性。
尽管上述的成果不是一场有目的的论争，但可以看出，学者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无形中展开了论辩。未来的民俗收集与研究应该是超越语境、回到文学，还是应该要更少的文本和更多的语境？学者在进行范式的沿用、转换、甚至重构时，必须审慎思考对学科的认知问题。
学术史研究
对前辈知名学者学术思想的清理、总结与反思，素来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话题。
蒋观云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神话”概念并有所研究的学者，游红霞专著《蒋观云学术思想研究》[※注]从学术思想的历程、学术思想的社会文化语境、民俗思想，人类学、神话学、人种学的先驱等方面对其学术思想展开分析研究，认为蒋观云通过引进西方学说并将其用于本土文化的分析，形成了他社会改造与学术研究相统一、西方人类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民俗观相统一的学术特点。袁先欣《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注]梳理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民俗学研究之间的关系，认为以往学界单方面认为民俗学关注启发产生了“用故事的方式阐释历史”并不对，其实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是其古史研究思路成熟和变化的直接产物。在胡适的影响下，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方法从辨定真伪转向追究流变，以“民众”概念的历史思考反思也得以确立。
董晓萍《钟敬文留日研究：东方文化史与民俗学》[※注]考察了钟敬文留日期间的学术训练与成果，认为他从日本文化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学等多学科成果中吸收理论与方法，同时参照西方先进学说，开展跨学科研究，通过发表著述和开展学术对话，促进了民俗学与中日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刘宗迪《丁山的神话研究》[※注]则通过探讨丁山神话研究的得失，强调了方法论的重要性，认为丁山继承了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架构，在古史辨派所开辟的神话的故事学研究、宗教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方面皆有启发性的见解；但由于片面依赖比较语言学方法，缺乏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的理论视野，故其考证多失于空疏和随意，导致其结论大率失于武断，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此外，陈刚、刘丽丽的《周作人的神话研究》[※注]对周作人的神话研究做出了评述，介绍了周作人译介西方主要神话理论流派，并评点得失的成果。关家铮的《叶德均民俗学与俗文学研究述略》[※注]对叶氏发表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至40年代杭州、广州、福州和上海的小型期刊和报纸副刊上的民俗学与俗文学论文进行了搜罗与评述。戴建国《民国民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述略》[※注]回顾了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文献的汇编整理、重印和重版以及研究情况，探讨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董晓萍《翻译与跨文化——解读（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翻译经过、发现与意义》[※注]探讨了中西学者在各自社会文化环境和学术传统中编制中国故事类型，由此产生的理论与方法的对话和争论。而在《民间文化论坛》刊登的《学术史书写的“细节”与“理念”》[※注]专栏中，施爱东、陈泳超、叶涛、萧放、吕微等学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成就及民间文学史撰写中的问题做出了评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海外学人与论著的引介与评价有助于国内学界汲取优秀理论，吸取经验教训。本年度，相关的成果如下：日本的民间文学与中国的民间文学有着紧密的关系，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其思想不仅奠定了日本民间文学学科的基础，而且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间文学研究也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乌日古木勒的《柳田国男民间文学思想研究》[※注]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关于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民间文学思想的研究著作。作者通过大量阅读柳田原作，综合参考中日两国学者关于柳田的研究成果，对柳田国男的民俗分类、重出立证法等理论和方法，以及具体的民间文学研究个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全书提供了很多国内学界此前了解不多的重要观点和珍贵资料，对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理论研究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和理论借鉴意义。
本年度，中日民间文学界的另一件重要的事件是日本学者福田亚细男在北师大展开的“日本的民俗学——形成、发展与展望”系列讲座（2016年4月）。福田的讲座对日本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特色与形成做了细致的概括，介绍了日本民俗学对行为、变迁、语言的重视和深受柳田国男影响的特点，及其作为一国民俗学、在野之学的属性；认为后柳田国男时代的学科呈现出了学院化、方法转换、公共应用与社会批判的倾向；并介绍了现代日本民俗学存在着的都市民俗学、民俗学主义等潮流。福田的讲座对于中国学界深入了解日本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历史与传统，反思深受日本影响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等不无裨益。
户晓辉《童话现象学：苦心孤诣谁愿识？》[※注]对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现象学做了细致的介绍，吕蒂的童话现象学在世界童话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相对于对童话变异规律的研究而言，他注重对童话不变成分或恒定因素（如“三段式结构”等）的寻求，这构成了欧洲童话研究的另一种更值得继承的传统，在更加重视流变研究的今天，值得我们重视和发扬光大。鞠熙《法国故事类型索引编制史与口头文学研究思潮》[※注]则考察了法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编纂历史，以保罗·德拉许、玛丽—路易斯·特内兹与乔安娜·布许三人的工作为中心，介绍了他们的贡献，并分析统领其研究的理论问题与核心概念。作者发现：从故事形态学到结构主义和民族志的研究转向，直到文化遗产学的理念，无一不在编制类型索引中留下印迹。
此外，梁青《当代日本民间叙事研究的走向》[※注]介绍了日本民间叙事研究者在引入西方新理论时注重与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经验；唐超、刘先福、高晶一《爱沙尼亚民族典籍的对外翻译和传播经验》[※注]论述了爱沙尼亚的民俗学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张静《西方故事学转型与民族志故事学的兴起——以琳达·德格的“以讲述者为核心的叙事表演研究”为中心》[※注]在西方故事学的发展脉络中，介绍了美国学者琳达·德格“以讲述者为核心的叙事表演研究”的形成与贡献。戴安娜·埃伦·戈德斯坦与李明洁的访谈录《美国应用民俗学的特质、方法与实践——戈德斯坦教授访谈录》[※注]则对美国应用民俗学与公共民俗学的目的与成就进行了细致的介绍。
非遗保护研究
在UNESCO的规划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全新的观念，遗产的价值由传承、享有它的民众们所创造赋予。保护传承、享有文化的人的权利、促进文化、社会与人的可持续发展是非遗工作的最终目标。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一个具体的保护实践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和伦理问题。本年度，有很多研究聚焦于从非遗保护的视角、权益、伦理到实践的一系列问题。
朝戈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绎读与评骘》[※注]是对2015年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的解读。文章梳理了这一国际文件的背景，探讨其与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遗产领域先后颁布的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并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伦理维度和核心概念（如社区、人权、尊重、可持续发展、文化多样性）做出了解读、评述和分析，进而反观《公约》实施以来全球范围出现的问题与伦理困境，并展望了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伦理选择和未来走向。毕旭玲《中国传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内容分类及构成概述》[※注]便是以传说为例，从认识论的角度反思中国非遗保护的缺失：全国省市级传说类项目存在着分布不平衡的问题，数量最多的是人物传说，而鬼精怪神兽传说等数量较少，与这些传说地方特色不鲜明，被指为“封建迷信”，含有较多与主流价值观不符甚至相悖的观念与意识有关，因此得不到应有重视。从这一个案背后，我们不难窥见中国非遗保护的一般性问题。
杨利慧《以社区为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政策中社区的地位及其界定》[※注]对非遗保护中的核心概念“社区”展开了深入阐释，强调社区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非遗项目的施行和传承的人群，是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的主体，不仅应当最大限度地参与项目认定、清单编制、保护措施的规划和实施，以及非遗项目申请进入各类名录的整个过程，而且应当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成为所有保护措施和计划的中心与保护的受益方。其另一篇文章《新文化等级化·传承与创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就与挑战以及韩国在未来国际合作中的角色》[※注]指出，目前中国非遗保护存在着两大亟需克服的挑战：新文化等级化以及传承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并将怎样有效地实现价值平等、界定非遗项目的核心本质视为化解挑战的途径。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社区：涵义、多样性及其与政府力量的关系》[※注]可以说是对杨文“社区”观念的深化，强调社区参与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并讨论了社区与政府力量的关系：社区是非遗保护中的核心词汇，非遗的保护应该是社区不同成员之间相互协作与分工达成的；具体的非遗保护实践可能很难避免政府力量主导的情况，但这并不能成为忽视社区参与和引领的理由，相反政府应该以一种“文化对话”的态度，尽量克服强势干预的立场，最终促成非遗保护中社区主导的局面。
无疑，以上探讨的都是关于非遗保护的伦理和权益问题。户晓辉则在此基础上，把民间文化的保护引申到了立法问题上，其《民间文艺法律保护问题的理性思考》[※注]认为，民间文艺的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应该各司其职，不能相互混淆和彼此取代：私法主要保护的是民间文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公法主要保护的是民间文艺本身及其体现出来的文化多样性，同时防止公权力的失职及其对私权利的侵犯。他的《民间文艺表达私法保护的目的论》[※注]论证了为民间文艺表达的集体权利创设特别知识产权的目的论条件和理由，由此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中国民间文艺或民俗通过理性化和法治化的途径参与公共领域建设是日益紧迫的任务。
除了以上的文章外，户晓辉《〈世界遗产公约〉的修订及其中国意义》[※注]、毛巧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注]、范春《基于系统保护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讨——以重庆走马民间故事为例》[※注]、廖元新《非遗语境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承启意义》[※注]、陈华文与陈淑君《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践探索研究》[※注]、王立阳《“传统”之合法性的构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分析》[※注]等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非遗保护的现状、方法与症结做出了阐释。
神话研究的深入展开
本年度，在神话的基础研究上，王宪昭出版了《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注]，全书250.5万字，搜罗了包括四个母题层级的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8560个，母题实例10000余条，设置了人类产生概说、人自然存在、造人、生育产生人、变化产生人、婚配产生人、人类再生、怀孕与生育、人类的特征以及与人相关的其他母题等结构单元。该书是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基础上形成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也是学术研究信息化与数据化大背景下关于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创新的积极尝试，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神话的学术史研究上，本年度成果甚多。王怀义《从神思说到解释说：鲁迅神话观的逻辑进程》[※注]结合鲁迅的经历，考察了鲁迅神话观念的变迁。王倩《神话如何进入历史：张光直神话研究述略》[※注]对张光直的神话研究成果作了梳理，认为张的研究具有重视神话与权力象征体系、重视神话的意识形态功能、注重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的特点。张岩《郑振铎的神话研究思想》[※注]概览了郑振铎在中国远古神话的文化源流、古希腊神话的译介等方面的成果，总结其研究具有弘扬民族精神和信仰力量、借鉴人类学方法、有强烈的现实关照的特点。王宪昭《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学术发展分期刍论》[※注]对现代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分期。洪允姬《东西方神话比较研究刍议》[※注]通过对中国神话研究起源语境的考察，反思了以西方神话为标杆的神话比较研究的得失。此外，《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继续开办“神话学与神话资源转化研究”专栏，陆续发表了一批论述当代神话学者研究范式与思想的文章：王宪昭《论那木吉拉的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注]，沈玉婵《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比较研究——陈岗龙神话学研究述评》[※注]，许艳俊《吴晓东神话学研究评述》[※注]，郭佳《超越神话学的神话研究——刘宗迪〈山海经〉和神话研究述评》[※注]，熊威《跨学科视域下的神话研究：邓启耀教授神话研究述评》[※注]等一系列评述，为学界展示了当代神话学研究的阵容与成果。
传统的文史考证在神话研究上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一些经典的研究方法再度焕发出了光辉，相关文章有：刘惠萍《破石而生的英雄——关于“禹生石纽”神话传说的考察》[※注]、苑利《大禹诞生神话的医学诠释——兼论“鲧复生禹”神话的误传》[※注]、陈岗龙《〈乌古斯汗传〉与蒙古族感光受孕神话》[※注]、张和平《神话的文化解读——从涿鹿之战看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注]、王宪昭《试析记史性神话的历史真实与文化真实——以蚩尤神话的真实性为例》[※注]《文化始祖神话传承中的“变”与“不变”——以壮族神话中布洛陀、姆六甲关系为例》[※注]《论女娲神话女性始祖文化身份的建构》[※注]等文章。
吴晓东动用其语言学功底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盘古名称源于羲和考》[※注]结合文献学资料考证了“盘古”词源的来历，认为“盘古”这个词是从“羲和”分化出来的，羲和分化为羲、和，分别在前面加上表示“大”的paag这个音，构成“博羲”与“博和”，“博羲”演变为“伏羲”，“博和”演变为“庖娲”与“盘古”。正因为如此，盘古与伏羲女娲神话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导致许多学者认为盘古与伏羲为同一个人。他的《从“日”的语音变化看中原与周边民族神话的关系》[※注]也是从语音切入，以日月神话为切入点，研究中原神话与少数民族神话的关系。吴晓东的另一些研究则采取了原型考释的方法，从中不难看到自然神话学派的影响。他的《蚕蜕皮为牛郎织女神话之原型考》[※注]还原了牛郎织女的神话，认为该神话是对蚕蜕皮现象的故事化演绎。织女即蚕，织女失去衣服后嫁给牛郎，其实是指蚕蜕去旧皮；织女飞走后牛郎踩着牛皮追织女，是指蚕换上新皮的过程。他的《“舜更历山”到“舜耕历山”的传说演变》[※注]则将“尧舜禹禅让”与“舜耕历山”神话还原成太阳更替的故事，认为尧、舜、禹的原型都是太阳，“舜耕历山”是“舜更历山”的讹误，是指太阳在“历法之山”的上空轮流更替、值班的现象。除此之外，他的《〈五藏山经〉祭祀考释》[※注]与《危杀窫窳考》[※注]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神话经典与相关文本作出了阐述。
本年度，刘宗迪再版了他的《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注]。作者对《山海经》的研究的新突破是从古代天文学的视角对神话传说作系统解读。此书主要围绕《山海经》中的《海外经》和《大荒经》展开，上篇重点讨论其时间观，认为《山海经》是写照历法岁时的时间之书，并对其与华夏上古历法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梳理。下篇重点讨论《山海经》中的空间观，论证了《山海经》以山川地理为坐标的历法天象之图的特质。全书合时空于一体，追索了古代华夏的世界观。刘宗迪还发表了《重黎“绝地天通”与上古历法改革》[※注]一文，延续了从天文与历法学视角切入神话的研究方法，认为与其将重黎“绝地天通”的神话视为专制帝王对祭祀权和通天权的垄断，不如认为它反映了上古时代用天文历取代原始的物候历的历法改革运动，重、黎之工作是辨方正位，为天文观测确定正确的方位基准。刘宗迪对《山海经》的研究还扩展到了中外文化交流领域，《〈山海经〉与古代朝鲜的世界观》[※注]探讨了朝鲜人如何利用《山海经》来想象世界和自我，进而得以确认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从上述成果，不难看出传统的文史考证、以及从语言学派、神话仪式学派、自然神话论等角度展开的经典研究仍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叶舒宪继续以四重证据法和文化编码理论展开由神话探索中国远古文明的研究，其《尧舜禅让：儒家政治神话的历史建构》[※注]论述了儒家政治神话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认为早期历史更替中充满了暴力，而有关远古尧舜禹时代的尚贤世风和禅让传说以仁义道德的立场，谴责和掩蔽暴力行为，将虚构的仁爱政治神话当成实际发生的历史，成为后世诸子和史书一贯秉承的价值观，深刻影响了儒墨两家的历史观与仁爱观。其《石家河新出土双人首玉玦的神话学辨识——〈山海经〉“珥蛇”说的考古新证》[※注]《汉代的天熊神话再钩沉——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申论》[※注]《从“玉教”说到“玉教新教革命”说——华夏文明起源的神话动力学解释理论》[※注]等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相关论述。
除了传统的文史考证研究外，还有不少研究关注于神话的变迁及其在当下社会中的生存状况。活形态神话理论对于中国神话学发展的意义已经毋庸置疑，李子贤在50余年神话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推出了《再探神话王国——活形态神话新论》[※注]一书，分别以神话的原生论、形态论、演进论、生态论与比较论为题，探讨了神话的定义、神话存在形态的划分、神话的文化生态系统、神话的当下性等学科基本问题，也有关于彝族、独龙族、哈尼族、佤族等民族神话的个案研究，并且还加入了亚洲的比较视野，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活形态神话的学术专著。黄景春《泾川西王母神话新构及仪式重建》[※注]考察了泾川回中山王母宫庙会的重建过程，梳理了历史、民间、官方等不同力量对英雄的重构。张多《女娲神话重述的文化政治——以遗产化运动为中心》[※注]探讨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女娲神话作为文化遗产在“神话主义”的逻辑下被政治性运用与重述的方方面面。霍志刚、王卫华《现代化语境下伏羲神话的重构——以河南淮阳地区为个案》[※注]考察了伏羲神话在河南淮阳地区的旅游、城市建设与影视作品中被重新讲述与应用的方式。邓启耀、熊迅《卫星和互联网情境下的神话学讨论》[※注]则探讨了当下以神话符号命名人造卫星，以及在互联网讨论的神话符号挪用等现象，分析了这一过程中涉及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型、文化象征、民俗习惯，乃至社会性别等问题。
杨利慧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组织了关于“神话主义”专栏：其《神话VS神话主义：神话主义异质性质疑》对“神话主义”的概念做了进一步申发，以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的民族志研究为基础，揭示出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三方面区别：口语表述相对于文字内化后的口语表述、有机性相对于精致化、地方性相对于全观在地化，认为神话主义可在探索书写传统与口头传统的纠葛、业余与职业讲述人的多样性等方面，为神话学和民间文学理论提供启示。同专栏文章高健的《书面神话与神话主义——1949年以来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书面文本研究》以1949年以来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书面文本研究为例，考察了神话文本在从口语转化为书面的过程，认为书面神话彰显了神话的民族性，神话由原来的内部传承关系转变为外部的传播关系，通过汇编等文本制作手段，神话的叙事性也被进一步增强；吴新峰《心灵与秩序：“神话主义”与当代西王母神话研究》则以“神话主义”的理念为基本视角，以西王母神话的当代呈现为中心，讨论“神话主义”与当代西王母神话研究的可能性路向，并通过引入“心灵”“秩序”和“记忆”等概念丰富“神话主义”的讨论。
传说故事研究的多元拓展
在故事传说的形态研究与类型研究上，本年度的成果如下：陈建宪《故事类型的不变母题与可变母题——以中国洪水再殖型故事为例》[※注]以568篇中国洪水再殖型故事为基础，对民间故事类型展开了进一步的细化研究，认为民间故事类型中的每篇异文都含有常量和变量两种元素，常量是该类型共有的不变母题；变量指每篇异文中的具体情节单元，称为可变母题，这种分类为科学地描述故事文本间的类同与差异关系提供了思路。黄景春、张淦《中国少数民族天鹅处女型故事情节结构分析》[※注]以“民间叙事生命树”的形式分析了流传于少数民族中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情节结构，通过母题链的勾连，勾勒出了民间故事的情节基干与树状结构，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普遍应用于民间故事的类型学研究。任志强《“边缘”之魅——文化视野中的古代狐精故事解读》[※注]则是对一种具体的故事类型——狐精故事的深入分析，认为狐的形象处于“边缘”和“阈限”状态，因此被人们视为是危险的、令人难以控制的，甚至会给现存社会秩序带来威胁，狐精所象征的妓女、流民等群体也因此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中受到社会规范抑制的代表与对象。
在故事的比较研究上，林继富出版了专著《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注]，将民间故事作为讨论汉藏文化关系的视角与讨论的对象，从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看民间叙事，讨论了民间故事中的汉藏文化交流场域、《格萨尔王传》中记录的汉藏关系、关羽信仰如何传入西藏等问题，并对几千年来在汉藏民族之间流传的民间故事作比较分析，揭示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特色。除此之外，金华《中日韩“狗耕田”型故事比较研究》[※注]，陶波《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川滇黔相邻地区支格阿鲁故事与罗隐故事比较研究》[※注]，金慧华《中国境内朝鲜族与朝鲜的“牛郎织女”故事比较研究》[※注]等，也是故事比较研究上的代表性成果。而乌日古木勒的《蒙古族〈青蛙儿子〉故事与蒙古族史诗传统》[※注]与乌·纳钦的《史诗的传说化与传说的史诗化——以巴林格斯尔传说叙事结构为例》[※注]则对传说故事的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
在传说故事与信仰关系的研究上，本年度的成果颇丰，出现了三本专著与若干论文。陈金文《壮族民间信仰的传说学管窥》[※注]是作者多年研究论文的集结，主要从传说学的视角对壮族民俗信仰做文化考察，揭示了民间传说对壮族祖神崇拜、蛙崇拜、铜鼓崇拜、龙母信仰、马援信仰与李将公信仰等信仰观念的反映，由此可以了解壮民族的信仰和精神风貌，以及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之间互相强化、互为因果的关系。郑土有《中国仙话与仙人信仰研究》[※注]是作者有关仙话和仙人信仰研究的论文合集，以文献研究为主，全书分“仙话研究”和“仙人信仰研究”两部分，有一部分论文聚焦于古代仙话与仙人信仰的流变，同时注重对传说背后的信仰因素与文化积淀的挖掘，兼顾了历时的流变与共时的文化因素。尹虎彬《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注]是关于河北易县、涞水民间后土崇拜与口头叙事传统的个案研究，通过对当地的后土神庙、音乐会、佛事会及其仪式、宝卷、民间故事，以及清代以来民俗文献史的综合性分析，作者发现对于后土信仰而言，其核心内容表现为讲述后土的故事，这些故事建构了后土的灵验权威。地方性的宝卷和民间叙事传统是在本地的后土祭祀中发展起来的。
除了上述专著外，海力波《“弃老”故事与长生成仙信仰》[※注]、毛巧晖《日常生活、景观与民间信仰——基于湖北远安嫘祖传说的考察》[※注]、王尧《山西洪洞地区的二郎传说与信仰调查报告》[※注]、吴刚《从“追魂—弃魂”母题看〈尼山萨满〉传说的形成》[※注]、夏楠《从祭祀仪式到表达反抗：防风传说的民间性转化》[※注]、李牧《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及传说》[※注]等论文，也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传说故事与民间宗教、信仰与习俗关系的考察。
传说与故事往往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有着紧密的关系，有一些论文研究了传说故事背后的历史记忆与社会权力。刘宝吉《消失的迷宫：沂水刘南宅传说中的神话与历史》[※注]分析了流传于明清两代山东省沂水县的吕洞宾设计刘南宅传说，认为这一传说是地方精英文化霸权的一种表征，通过历史考察分析了传说背后透露出的世家的兴衰史。杨晓雯《改土归流背景下他留人族群传说的话语建构》[※注]考察了云南省彝族支系他留人对他们的称谓从“他鲁”更名为“他留”的解释性传说，探讨了流官政权和士官阶层采用不同表述来进行自我身份建构的策略。王瑞来《“狸猫换太子”传说的虚与实——后真宗时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博弈》[※注]则讨论了《狸猫换太子》传说背后太后临朝的史实，以及传说反映出的历史上的政治权力博弈。钟焓《中古时期蒙古人的另一种祖先蒙难叙事——“七位幸免于难的脱险者”传说解析》[※注]结合多种史籍，考察了以不儿罕山为背景的“七位幸免于难的脱险者”的祖先蒙难故事，认为它构成了蒙古人的祖先记忆。周建渝《故事袭用与寓意转换——〈岭南摭怪列传〉与中国古代传说的关系》[※注]则考察了古代越南人如何通过《岭南摭怪列传》中的故事，建构起古代越南与中国朝廷间的敌对关系，从而建构自我身份的。李鹏、覃德清《攀附与逃离：作为社会记忆的中渡城隍传说》[※注]借用社会记忆理论考察了中渡城隍传说折射出的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
关于传说故事在地化研究的成果如下：叶涛《民间文献与民间传说的在地化研究——以沂源牛郎织女传说为中心的探讨》[※注]是一篇带有方法论意义的文章，通过对沂源地区碑刻、族谱等民间文献的交互参证，讨论了牛郎织女传说从全国性的公共知识进入地方话语的历史建构过程，认为民间传说的在地化研究既可以为民间文学的传统田野调查方法带来新的启发，也可以为学界探讨当下作为非遗话语的传说建构问题打开新的讨论空间。段友文、闫咚婉《介子推传说的历史记忆与当代建构》[※注]则从典籍文献、口承故事与地域空间三个维度，追溯了民众对介子推传说的历史记忆，并考察了当代介子推传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传承模式。王志阳《罗隐传说在福建的传布及其特点》[※注]分析了福建地区的罗隐传说，认为罗隐的形象契合了唐末五代福建士大夫的心境和福建人重然诺的文化特质。岳永逸、赵雪萍《山西狼/狐精怪故事的比较研究》[※注]则搜集比较山西境内不同地区的32则狼/狐精怪故事，对该类故事在山西境内的地域分布进行了描述，并就这些故事的主要情节，以及故事中的植物、动物、食物、日常用品、韵语和获救方式等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与AT分类法中的老虎外婆型故事的母题进行了比较。
2016年同时也是都市传说与谣言研究的多产年。都市传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开掘的新研究领域，相关的研究离不开基础资料的整理与建设。张建军与李扬翻译的美国学者J.H.布鲁范德的《都市传说类型索引》[※注]，是在都市化与现代化的语境下，对故事类型索引的修订和扩充，索引中保留了10个主要分类和许多亚类，同时增加的亚类补充了更多的此后在美国和国外出版的都市传说。在此基础上，李扬、张建军撰写了《都市传说分类方法述论》[※注]一文，梳理了西方学者围绕着真实性、主题、类型、结构等诸多方面对都市传说的分类系统的讨论，并展望了布鲁范德的《都市传说类型索引》对中国学界的借鉴意义。马星宇《校园“惊魂”：校园恐怖传说探析——以山东大学校园传说为例》[※注]在山东大学个案的基础上论述了校园恐怖传说以网络为传播的重要方式、在内容上反映出现代社会、校园中的问题等特点，讨论了校园恐怖传说的娱乐消遣功能和为大学生提供学校认同与身份认同的价值与意义。
施爱东持续为学界提供了多篇关于谣言研究的论文，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谣言的传播、呈现、反馈等方面的研究。《辟谣困局：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注]从大众心理的角度阐释了辟谣为何无法战胜谣言传播，认为谣言在熟人社会里具有优先传播的特征，甚至辟谣也会成为传谣的途径。《图像谣言：数字时代的谣言新宠》[※注]讨论了数字时代借助图像传谣的种类与现象，分析了图像谣言从成像到成谣经历的多重文本编辑和解读。《网络谣言的语法》[※注]分析了网络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文体，所具有的可外在识别的结构、语法等形态特征。《谣言作为民间文学的文类特征》[※注]讨论了谣言在民间文学集体性、匿名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等共性特征之外，还具有的情绪性和现实性。《辟谣公式的三项要素》[※注]探讨了辟谣的效果问题，认为辟谣效果主要取决于辟谣主体的权威性、信息的可信度、信息的有效传播面三个方面。
此外，施爱东还在《民俗研究》[※注]上开设了“作为民间文学的谣言”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谣言的社会协调功能》探讨了谣言的心理抚慰、弱者反抗、凝聚群体、娱乐大众的功能；张岩、祝鹏程《青岛德式下水道：一则谣言背后的中西想象》探讨了“青岛德式下水道”谣言的传播，分析了谣言的生产和下水道的文化象征、社会现实的促动和文艺化的传谣方式的关系；魏泉《网络时代的“谣言体”——以微信朋友圈为例》从文体角度分析了网络时代微信朋友圈中的谣言体，对具有典型表征的求转发体、拟名人体、微信体等谣言用语做细致深入的考察；刘文江《大数据方法与谣言研究》讨论了大数据研究在谣言研究中的作用，及其对谣言的定性研究、在口头性与书写性、语境、信仰等关键问题上的启示；张静《西方传说学视野下的谣言研究》则梳理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民俗学界在谣言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成果。
在传说故事的讲述与表演研究上，本年度的成果相对较少。祝秀丽《民间故事讲述的话语互动序列与合作叙事——以亲子间两次听讲〈包公行医〉为例》[※注]选取两次讲、听故事的录音为样本，运用会话与行为视角分析故事讲述中四类话语互动序列及其特点，阐释听讲双方合作叙事的话语贡献以及对话体的叙述形式的意义。詹娜《讲唱者的记忆术与隐性讲述策略——以何钧佑长篇叙事程式的分析为例》[※注]探讨了程式在口头传统中的作用，作者认为程式既是表演中讲述人惯用的记忆手段，也是讲述人无意识呈现的一种隐性讲述策略，两种手段和策略的应用使程式在整个讲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实用功能。
结论
我们看到，本年度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较有分量的成果，总体而言，可以发现以下趋势：
首先，传统的文本研究仍保持了强劲的势头。神话的文化内涵阐释，传说故事的类型、形态的分析与源流考辨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出现了一批颇有分量与质量的专著。即便是在一些看似非常新的研究领域，传统的视角与方法也仍有很大的影响，比如都市传说和谣言的研究等。
其次，在经历了“语境”转型后，民间文学研究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也产生了过于实证化和琐碎等弊端。如今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展开省思：如何在新的时代里看待五四以来民间文学的研究传统，让新知识与传统对接，在此基础上生发新的学科知识点，进一步推进学科发展。
最后，从本年度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一个可喜的趋势——让学术能够更好地参与社会建设，成为很多学者有意无意的目标。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反思，是为了如何更全面地呈现民间，更好地指导学者的实践；对非遗保护经验的讨论既是关于如何保护的技术性问题，也涉及到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学科伦理。对神话主义的探讨、对都市传说索引的编制、对谣言传播的分析……这些尝试都是为了如何能更好地让学科介入到当下的社会中去。可见，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实践价值得到了发扬，吕微等人提倡的“实践民俗学”初具规模。
（本文审稿专家 安德明）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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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