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民俗学》与以往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区域本位”和“事象本位”视角有很大不同。岳永逸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出发,聆听其故事、书写其人生,更为直接而根本地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礼赞。在此书《急景凋年》篇中,作者花了大量篇幅,从儿子的角度,以失落沉重的笔调、冷峻焦灼的情感讲述了自己母亲的故事,如她的家世、婚姻、过往生活,尤其把她疾病的征兆、发作、反复过程及与都市优越生活环境的鲜明反差作了细致描写,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我们恍若能跟随作者的笔触、跌宕起伏的情感游走于字里行间,也更能理解和感悟母亲的多舛形象和孝子的苦闷情怀。此外,无论是《擦肩而过的走阴》中称谓繁多的走阴人、《槐树地的风水》中命运迥异的父老乡亲、《阴门阵的当代史》中脱裤抵抗的村妇,还是“高傲的都市故意边缘化、有意遮遮掩掩”[※注]的老西儿和二姑娘、草根相声演员和说书人、“参与型”春节中的民众个体、“刚柔相济”而“倔犟”的周作人等——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精英上层与底边阶级,都作为具有主体性、尊严、价值和意义的生命个体,一视同仁地被纳入作者的叙述范畴中。怀揣“虔敬之心”,岳永逸冲破了新旧、城乡、雅俗、官民等许多二元对立概念,“将‘民族志’描述与‘文学性’思维完美结合在一起”[※注],主体与客体“互为主体”,二者的关系也从“我和他”转化成“我和你”,更为自然而亲密了。这种真情满满的学术实践,恰与现象学的旨趣不谋而合。
“文化”是此书另一关键词。以郭德纲为代表、风头甚劲的草根相声,“新好—旧坏”的传声筒、泛政治化的大小剧场,西单商场前“竖筷插碗”雕塑的闹剧,“旁观型”与“参与型”广狭两种春节观……岳永逸视野宏阔,从生活中拾掇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并冷静凝视着。虽是丰富、热闹,作者却敏锐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躁动不安的年代,文化被大谈特谈,实则被滥用了。“文化成了应景的,最为时髦的空洞言语”[※注],被三番五次地抢掠后,“文化也就远离了文化”[※注],失却了原初的真实。对象化了的“文化”被裹挟在不同的话语霸权中,或用以界定持有者“民”,或被贴上“草根”“民间”“遗产”“原生态”“传统”等标签,成为任人肆意把玩的工具。对时下的文化乱象,作者保持了清醒认识,并对个中存在的弊疾给予了大胆批判。如谈到“非遗”时,作者断言:“群体、口头、传承固然是民俗的根性,但绝对不是全部;非遗同样仅仅是已经僵死,或僵而不死、僵而要死的民俗,亦远非民俗的全部。”[※注]警醒人们:看待文化,需冷静、客观、全面,穿透浮华表象洞察其本质。于“文化满天飞”、狂欢而极少异质声音存在的当下言,岳永逸的担忧和学术批评更显及时而珍贵。
经年累月思索沉淀后,岳永逸在2014年推出了学术札记集《忧郁的民俗学》(以下简称《忧郁》)。该书收录了《急景凋年:民俗学·老母·小我》《草根·小剧场·空壳艺术:当代艺术神话的生成与光晕》《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守旧的民间叙事》《大春节观的确立:从旁观型春节到参与型春节》《水穷云起:周作人的脾气》《一切坚固
参加这个会,确实很高兴。看了会议材料,听了专家发言,首先说一个工作性的话题,对这项工作的判断,概括地说是“三个正确”。一是成立湘学研究院,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到湖南工作之前,我对湖南的认识,应该说有限。我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湖北人,我生在新疆,多年在北京工作,对湖南了解不多。但在湖南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毛泽东形象不仅是一种视觉符号,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主要是通过符号的图像化、文化的图像化和图像的形象化来体现的。毛泽东形象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化。毛泽东形象是新的中国文化符号,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象征,代表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自省、自信的精神。随
《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是作者近年来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该书取材宏富,论域广泛,直击当下,是一部为时为事而著的年度力作。作者不仅着力讨论了当前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应对策略和研究思路,而且在关注大众文化公共性话题之深层意蕴方面,也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点和新方法。首先,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