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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社会与十六国北朝文学的本土复兴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8 >> 论文摘要 作者: 蔡丹君 浏览次数:181
摘要:  自西汉时起,文学发展的主要社会空间是城市。然而,文学力量转移到乡里社会这一现象,既是整个西晋文学时代的句号,也是下一个文学时期的开始。总之,从残存作品看来,石赵政权的文学发展水平是胡族政权中最低的,但是他们拔擢了大量的寒素士人,这对北方地区文学的复兴亦有其功。文学发展下移到普通士人或者中下层士人当中,是文学史发展的积极趋势,它意味着文学创作将要从台阁出去,从此告别贵族文学的创作模式,成为个人化的歌咏。本文采用概述的方式,选取了十六国北朝文学中的一些典型文学现象,来梳理并总结北方地区文学力量跨时代的复兴过程和该过程最终形成的文学特征。(原载《文学遗产》 2017年第1期,全文17500字,董双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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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乡里社会与十六国北朝文学的本土复兴
    作者: 蔡丹君

    自西汉时起,文学发展的主要社会空间是城市。长安、洛阳和邺下曾是诸多文人的集结之地,也是重要文学作品的产生之地和描述对象。但是,“八王之乱”以及“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道路。在战乱中幸存下来的文人隐没于更为偏远之处。

    关于北方地区文学力量流散的方向,人们以往更多关注的是南渡之“中州士女”。事实上,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北方,至少有大批流民是“东徙辽左,或西走凉州”。而在胡族统治者所占领的地带,大批北方士人委身于类似战争夹缝的坞堡之中。乡里坞壁除了必须保障坞壁内人们的安全以外,也充分考虑宗族内部文化传统的延续。乱离之中,北方文学开始反思并挥别玄虚的精神生活,从此着力于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注。在末代乱局之中,以凉州为中心河西地区对西晋文学的存续独具特点。当长安受到巨大破坏时,河西地区暂安的社会坏境,有利于文化之存续。前凉时期的凉州社会,正是通过这种宗族聚居以及相互往来,形成了一个互相师承、彼此教授的文化发展机制。这个体制在晋末乱世不但没有被打破,而且因为一些士人自京师返回凉州乡里,而进一步加强。凉州本土势力之间互相依赖,其乡里社会的文化传承机制,保证了凉州地区实现文化发展之自足。晋末凉州乡里著姓参与扶持了晋愍帝政权,前凉时期长期使用西晋建兴年号,自居为西晋遗民。受此影响,凉州地区的文学也颇具遗民特质,保留了西晋时期的一些文学传统,且贯穿了整个“五凉”时代。西晋末年的坞壁之中还产生了一些民歌,主要分为歌颂坞主和描述坞壁战争生活两类。

    总之,西晋末年有一大批文学士人逃归乡里。在失去过去氛围热烈的创作环境之后,在乡里社会的空隙之中艰难生存的文学士人之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为沉寂。有的士人即便有所创作,也很可能因为这种封闭的环境而无法留存和传播自己的作品。然而,文学力量转移到乡里社会这一现象,既是整个西晋文学时代的句号,也是下一个文学时期的开始。

    胡族统治时代的到来,直接造成了北方乡里士人作为政治新贵之崛起。他们往往居于乡里,和胡族政权保持若即若离、时密时疏的关系。他们与胡主之间的文学互动,为北朝文学的本土复兴起到了促进作用。前赵刘氏父子的文学才能与学术修养受到公认,这与并州乡党关系很深,刘氏早期正是通过并州乡党中的大族来与西晋政权建立联系。然而,总体看来,由于在战时无暇经营文学,汉赵时期的文学作品留存较少,除了一些公文文字之外,赋颂和诗歌基本没有留下它们的具体篇名和内容。石勒创立后赵没有乡党基础,且好杀王公贵族,对于所启用的少数旧族士人,亦不很重视。总之,从残存作品看来,石赵政权的文学发展水平是胡族政权中最低的,但是他们拔擢了大量的寒素士人,这对北方地区文学的复兴亦有其功。前燕慕容氏居于辽东,有着振恤河北的传统,在西晋败亡后仍以晋臣自居、承认东晋政权的合法性,遂为流亡士人所接受。受此流亡士人大量侨居之影响,慕容氏政权中的儒学风气也忽然转盛。慕容氏采取了设立学校、建立考试制度和官僚体系等举措。大量文人在前燕政权集中,遂致文学创作阵容庞大。慕容氏政权与东晋交流中产生的外交文字,可以视作南北文学交流的早期表现。十六国后期的前秦和后秦政权都是经历了长期汉化之后才获得北方大部或者局部领土控制权的。苻坚、姚苌政权先后在长安定都,对于关陇及其周边之乡里士人加以重用,重新振兴了关陇地区的文化凝聚之力。

  • 中国文学年鉴2018卷

    出版社:中国文学年鉴社

    出版日期:2019-01

    章节:《中国文学年鉴2018》 \  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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