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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是一个具有元理论性质的主干范畴。历代对于“气”的诠释与阐发，在话语的相似性、相近性中保持了思想和理论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气”论对于传统思想文化、文论与美学的影响和形塑，正因于此。
“气”的概念出现较早。西周末周太史伯阳父与春秋时医和所云之“气”，显然指运行于天地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春秋战国以来的思想家们经常用“气”来表示构成宇宙万物包括人的生命现象的一种基本物质要素。汉代以来，“气”的概念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淮南子·天文训》将“气”看作是宇宙生成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道”是经由“气”而产生宇宙万物的。董仲舒揉合阴阳学说与人性论，将“气”人格化并与人的性情善恶联系在一起，赋予“气”以道德的属性，同时也使其神秘化。王充的自然元气论有力地批判了董仲舒的天命论成分，其以气释性的观念与方法，对魏晋以来重视人的自然禀赋和个性特点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先秦两汉思想家的认识来看，所谓“气”可分为“物质态”与“精神态”两种，前者主要用以诠释宇宙自然的构成与演化，属于本体论范畴；后者主要用以人的气质形成及精神境界，属于主体论范畴。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方法的影响，古人论到人的生命、性情时往往与自然联系起来，所以谈“气”之时，也往往是将“物质态”与“精神态”密切结合，甚至交织纠缠在一起。
“气”范畴进入文论与美学，有一个过程。孟子的“养气”讲的是道德修养，这实际上开了后世将“气”与人的主体性情联系起来之先河。魏晋以来，“气”被广泛运用于人物品鉴和文学批评之中，从而完成了其由哲学范畴的“气论”向文论、美学范畴的“文气论”汇通、转化，而这又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思想文化、文学发展密切相关联。
刘邵《人物志》将“气”视为赋予人之自然生命和性格特征的本根，而不再将“气”与人的性情善恶直接挂钩，这自然是受王充“自然”观念的影响。魏晋名理学关于人的性格、才能的认识即以王充“自然之气”学说为哲学基础。正因此时“气”范畴已被用来说明人的性格和才情，所以也被引入文学批评，用来说明、品藻一个作家的个性与风格特点，从而成为一个既涉及文之本源，又涉及作家主体性以及作品风格诸多方面的范畴。这一切又以曹丕《典论·论文》为开端。曹丕吸收了先秦以来“气”分清浊以及“气禀”等观念，提出了自己的“文气说”。他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言书》中从文气的角度对建安七子作了品评，不但将作家的气质个性与文章风格联系在一起品鉴，而且与所适应的文体一并观之。曹丕之后，以“气”论文逐渐被批评家所采用，并予以充实发展，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均使用“气”范畴来批评作家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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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在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坐标意义的学者。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均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其中的同异，与他们的个人气质、经学倾向、求学经历、政治观点等，均有紧密的联系。（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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