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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变”:从“以文为词”到稼轩词的“象”与“事”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8 >> 论文摘要 作者: 谷卿 浏览次数:169
摘要:  然而真正将缘情之词用以言志者,还是上承二张的辛弃疾,南宋词“变体化”的发展,也以辛弃疾稼轩词的出现而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争议性。生于金国的辛弃疾,自幼受到家庭影响, “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 ,是辛弃疾一生的理想与志业,遗憾的是并不与帝国统治者的主流想法合轨,而他“归正人”的身份似乎总向人们提示着他政治上的“不可靠” 。可以说,在政治上,辛弃疾也是一个单纯的人,他一心只想实现山河早日一统,使民众身有所托、心有所寄,同样显得单纯进取、别无他顾的“补天” ,实际上成为稼轩词内词外一个重要贯线,而辛弃疾的实践理性也让“补天”典事在稼轩词中显得更为真实和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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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极其变”:从“以文为词”到稼轩词的“象”与“事”
    作者: 谷卿

    从南宋时期的词学批评来看,苏轼进行词体改造的部分意义已被发现和认知甚至遭到过度强调和尊奉,这表现为“以诗为词”对词之雅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从同一时期词坛的风貌来看,苏学后劲也在尝试从各个方面继承苏轼作词时“变”的手法和思想。张元干和张孝祥将词的“变体”引导进豪放的路径,而苏轼拓展词境的理想,也在二张这里因为注入新的历史话语与情愫而得以推衍。然而真正将缘情之词用以言志者,还是上承二张的辛弃疾,南宋词“变体化”的发展,也以辛弃疾稼轩词的出现而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争议性。

    生于金国的辛弃疾,自幼受到家庭影响,“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是辛弃疾一生的理想与志业,遗憾的是并不与帝国统治者的主流想法合轨,而他“归正人”的身份似乎总向人们提示着他政治上的“不可靠”。起伏无定的人生际遇、无可实现的报国理想与辛弃疾所经历的那个充满动荡、危机和变数的时局,造成了他悲剧性的人生,而他的苦痛、愤懑、畸情,不得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大量宣泄,因此留下了至今可见的六百二十馀阕“稼轩体”词。以比较传统的观念来看,词与诗、文相比,固然是一种边缘的文体。辛弃疾在政治上的边缘身份使他有意选择词体进行创作,抒发苦闷和压抑;同时,由于辛弃疾曾因作诗触犯当局的忌讳而引来麻烦,因此转而多番利用为人轻视的词体来抒怀。为“避谤”而戒诗作词的辛弃疾,显然无法满足于本色词体的规约,相比苏轼而言,辛弃疾改造词体的要求更为迫切激烈。用楚辞体是辛弃疾作词的一大习惯,且往往在词序中亲自说明,可以直观而全面地呈现“以文为词”的手法与思路。与作为韵文的诗相比,“文”是一种未经过声乐加工的文体,从形式上也与多数为齐言的诗各具不同的美感;而词则多为长短句,形式上较“文”为近,只需在韵律上稍作修饰加工,则更容易呈现“文”的形态和美感来。“以诗为词”是词的重要“变体”,“以文为词”则是“极其变”的体现。

    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以苏轼词作为例,苏词尝试用诗句入词的方法作词;促使词面向山川江海、台阁以及天地、人生,宋诗所表现的理趣也被借用词来表达;词承担起了应歌、应社之外的言志功能;还发展了词序的形式。至于辛弃疾的“以文为词”,不仅具有上述“以诗为词”的所有特点,更且有全词用经句、子句及全首散文体者,其奇崛怪诞,莫可名状,似唯有韩愈险峭涩辣的“以文为诗”可以比拟。辛弃疾思辨能力极强,又稳于实务,这些均成为其词文法显扬、论点突出的原因;同时,他在现实世界中遭遇的愤懑不平也催动他用词来表达词当干预时政、泄导人情的理念,因此,在上述两种情况的作用下,辛弃疾主动尝试、积极实践的“以文为词”也呈现出一种“后设性”:即他在对古典进行演绎、变翻、模拟的时候,作为叙述者或抒情者的自我与前者产生了交融或背忤,稼轩词因而成为“关于文学的文学”;而他在写词的过程中,又能跳脱文本的叙事抒情框架,对自我的书写表达期许和规定,因使其词又成为“关于词的词”。这些都是“以文为词”的稼轩体超越以往词体旧式的所在。

  • 中国文学年鉴2018卷

    出版社:中国文学年鉴社

    出版日期:2019-01

    章节:《中国文学年鉴2018》 \  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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