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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式的报章新文体，与胡适倡导的语体新文学，是晚清与五四“文字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新式文体与书面语；前者到后者的历史嬗递，是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过程中具有连续性的语言与文体变革。然而，在过去的文学史叙述中，这种自然的历史嬗递过程被有意无意忽视了。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例，这部写作于1922年的著述，出于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语文观，采取了以五四新文学接续晚清白话小说和白话文运动的叙事策略，而有意淡化乃至遮蔽与梁启超策动的晚清文学界革命的内在关联。这种淡化或遮蔽普遍存在于现行文学史的叙述中。本文拟以梁启超、胡适为中心，通过对晚清与五四两代文学革命先驱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历史过程的考察，完成晚清文学界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链接。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和启蒙救亡背景下，近代中文报刊蓬勃兴起，中国文学与思想的传播媒介和读者接受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与思想变革时代悄然来临。作为晚清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将和文学界革命的陶铸者，梁启超风靡一世的报章新文体，起步于变法维新的《时务报》阶段，成熟于流亡日本的《新民丛报》时期。甲午战败后，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局下探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进入政治变革的准备时期。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的梁启超，以“先知有责，觉后是任”的热情与信念，将今文学派三世说和西洋进化论的思想要义，全球列国大局及老大帝国“变亦变，不变亦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的道理，要言不烦、条分缕析讲给读者。同时，又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变科举的变法逻辑，以及开民智、兴民权、变官制、满汉平权等思想主张，以浅易通俗、热情奔放的报章文体传播到大江南北，取得“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阅读效应，世称“时务文体”。这一时期，梁启超充当了维新变法喉舌和宣传家的角色。其贡献在于借助《时务报》这一新兴媒体平台，运用明白流畅而有热力的文字，宣扬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道理，在社会上鼓荡起一股强劲的变革之风。在梁启超成为舆论界之骄子的同时，梁氏广采新知、文白杂糅、平易畅达、感情丰沛的时务文体，也开启了中国“报章兴”的新时代。
梁启超新文体改良文言的努力，首先体现为浅近化、白话化与不避骈偶的语言表达，以及平易畅达、酣放淋漓的文体风格。从语体层面考察，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是从众向俗。为文尽量运用浅近易懂而非艰涩生辟的文言语汇；其二是向俚语开放。吸收谚语、俗话、成语等白话成分，拉近言文之间的距离；其三是不避骈偶。吸收双声叠韵语汇，融会骈文时文的偶句排句，增强音韵之美、节奏之感与整饬之气。梁启超新文体改良文言的另一途径，是大量借用与中国同文的日语新词汇，并在行文中杂以欧式语法，体现出向欧化开放的语言策略和文体的近代化趋向。明治维新后，日本语汇中出现了许多西学背景、汉字书写的“新名词”。
该著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社会的中心课题为背景，全面揭示了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锋人物梁启超为近代中国寻求独立、自由、民主而作出的努力。具体来说，以梁启超的基础文献为前提，作者系统梳理和剖析了梁启超以“兴民权”、“开明专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以“境者心造”的心力说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以“国民性
1899年暮春，旅居东京的梁启超在犬养毅的帮助下结识了孙逸仙。孙文革故鼎新的气魄和思想触动了梁启超，并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改良主义方略。在随后的五年里，“革命”一词在梁著中出现的频率与日俱增，“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革命”创造性地出现在了他的演讲之中。尽管1904年之后，梁启超的政治热忱再度转向，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谈论回归传统的声音日见其多。这原本不是一个新话题，可以说自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反传统之后便有，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罢了。这其中的原因虽然复杂，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二十世纪初那场“文学革命”的反传统太过极端，难免要激起固有文化的反弹，而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又不能完
一 “80年代人”与40年 如果说《无名指》是李陀以小说的方式对当下中国现实做出的回应，那么稍早出版的论文集《雪崩何处》，则可说是李陀对自己多年文学批评实践的一次回顾和总结。《无名指》单行本在2018年出版，距离李陀1978年以《愿你听到这支歌》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刚好40年。对于许多年轻学人而言，他是一个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