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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式的报章新文体，与胡适倡导的语体新文学，是晚清与五四“文字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新式文体与书面语；前者到后者的历史嬗递，是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过程中具有连续性的语言与文体变革。然而，在过去的文学史叙述中，这种自然的历史嬗递过程被有意无意忽视了。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例，这部写作于1922年的著述，出于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语文观，采取了以五四新文学接续晚清白话小说和白话文运动的叙事策略，而有意淡化乃至遮蔽与梁启超策动的晚清文学界革命的内在关联。这种淡化或遮蔽普遍存在于现行文学史的叙述中。本文拟以梁启超、胡适为中心，通过对晚清与五四两代文学革命先驱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历史过程的考察，完成晚清文学界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链接。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和启蒙救亡背景下，近代中文报刊蓬勃兴起，中国文学与思想的传播媒介和读者接受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与思想变革时代悄然来临。作为晚清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将和文学界革命的陶铸者，梁启超风靡一世的报章新文体，起步于变法维新的《时务报》阶段，成熟于流亡日本的《新民丛报》时期。甲午战败后，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局下探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进入政治变革的准备时期。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的梁启超，以“先知有责，觉后是任”的热情与信念，将今文学派三世说和西洋进化论的思想要义，全球列国大局及老大帝国“变亦变，不变亦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的道理，要言不烦、条分缕析讲给读者。同时，又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变科举的变法逻辑，以及开民智、兴民权、变官制、满汉平权等思想主张，以浅易通俗、热情奔放的报章文体传播到大江南北，取得“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阅读效应，世称“时务文体”。这一时期，梁启超充当了维新变法喉舌和宣传家的角色。其贡献在于借助《时务报》这一新兴媒体平台，运用明白流畅而有热力的文字，宣扬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道理，在社会上鼓荡起一股强劲的变革之风。在梁启超成为舆论界之骄子的同时，梁氏广采新知、文白杂糅、平易畅达、感情丰沛的时务文体，也开启了中国“报章兴”的新时代。
梁启超新文体改良文言的努力，首先体现为浅近化、白话化与不避骈偶的语言表达，以及平易畅达、酣放淋漓的文体风格。从语体层面考察，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是从众向俗。为文尽量运用浅近易懂而非艰涩生辟的文言语汇；其二是向俚语开放。吸收谚语、俗话、成语等白话成分，拉近言文之间的距离；其三是不避骈偶。吸收双声叠韵语汇，融会骈文时文的偶句排句，增强音韵之美、节奏之感与整饬之气。梁启超新文体改良文言的另一途径，是大量借用与中国同文的日语新词汇，并在行文中杂以欧式语法，体现出向欧化开放的语言策略和文体的近代化趋向。明治维新后，日本语汇中出现了许多西学背景、汉字书写的“新名词”。
该著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社会的中心课题为背景，全面揭示了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锋人物梁启超为近代中国寻求独立、自由、民主而作出的努力。具体来说，以梁启超的基础文献为前提，作者系统梳理和剖析了梁启超以“兴民权”、“开明专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以“境者心造”的心力说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以“国民性
确定中国近代文学的断代，需要以世界近代文学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为参照系，而首先和主要应依据中国文学自身性质转变的特殊情况和文学形态发展的全过程来判断。把欧洲或日本近代文学当作唯一模式套用到中国，按“资产阶级文学发生、发展过程”这一框架来构筑近代文学体系，不符合中国文学的实际。中国近代文学属于世界近代文
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并没有彻底地断裂，就“五四”散文与晚清文学而言，晚清因素是“五四”散文直接而重要的精神资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创作主体的跨代关联。观照他们对于晚清文化文学的态度，可以发现不少“五四”新文学家是认同、接受了晚清的影响。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晚清的“过来人”，本身
关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论》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八事”的渊源，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意象派宣言》说，此说20年代由梁实秋首创，50年代海外学者旧话重提，80年代大陆学者全盘接受；于是便成定论。但笔者颇不以为然，曾经撰成《“八事”源于意象源宣言质疑》（《上海文化》1994年第2期）一文，进行质疑，认为《意象派宣言》说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