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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书写语言的交融与冲突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9 >> 论文摘要 作者: 李怡 浏览次数:41
摘要:  新诗的创立并非一日之功,逐渐成为其书写语言的既有传统古诗、骚体、词曲以及古典白话诗,又有翻译体的挪用,还有对民间歌谣、歌词的借鉴。新诗的探索者也不限于胡适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而是一直存在着试图变革汉语诗歌的不同群体、无数诗人,他们共同分享着变革的愿望与氛围。正是这种总体的“势能”让诗歌史的变革真正成为可能,构成未来新诗自我演进的资源,并在适当的时候再一次发动、生长。中国新诗不是某一种力量自我运行的结果,从开始就存在着多种语言的生长,正是它们的交融、冲突最终“磨合”成人们后来看到的新诗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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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种书写语言的交融与冲突
    作者: 李怡

    新诗的创立并非一日之功,逐渐成为其书写语言的既有传统古诗、骚体、词曲以及古典白话诗,又有翻译体的挪用,还有对民间歌谣、歌词的借鉴。新诗的探索者也不限于胡适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而是一直存在着试图变革汉语诗歌的不同群体、无数诗人,他们共同分享着变革的愿望与氛围。正是这种总体的“势能”让诗歌史的变革真正成为可能,构成未来新诗自我演进的资源,并在适当的时候再一次发动、生长。中国新诗不是某一种力量自我运行的结果,从开始就存在着多种语言的生长,正是它们的交融、冲突最终“磨合”成人们后来看到的新诗形态。

    过分强调诗歌史如何由粗糙、失败的晚清民初不断“进步”到胡适、郭沫若的“五四”而大功告成,这种进化论式的思维太过简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任何创作者的思维都是全方位向世界打开的,不会也不可能只以“最近”的文学样式为榜样,仅仅将自己的语言资源限定在时间的左邻右舍中。

    中国新诗的写作从来不是因为有了“新派诗”就抛弃了“新学诗”,也不是因为“翻译体”的出现就否定了“旧瓶装新酒”,不会因为“欧化白话”的成熟就完全放弃了“古典白话”,甚至也不因为新诗的定型而丧失了学习传统诗词模式的可能。这一特点,仅仅从“新诗”这一概念的兴起和发展就可以见出端倪。在今天,新诗理所当然被视作白话的、自由的现代诗歌样式。但实际上,从晚清到“五四”,曾经有过太多新的诗体样式,它们都被称为新诗,胡适所谈的白话新诗只不过是诸多“新诗”中的一种。

    不仅是革新中国诗歌的初衷,就是后来关于诗歌写作的各种设想,晚清民初的诗歌变革也预示了创立现代新诗的不同方向。在“五四”新诗的演变史上,这些设想始终交错在一起,彼此驳诘、砥砺,成为“五四”以及以后的人们借鉴取法的对象。

    事实上,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就是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交织伸张,在不同的时代生长着不同的需求,不同诗歌理想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

    从晚清至“五四”,所有这些创立新诗的诉求之所以能够交错并存,而不是以胡适等人的创作实践为唯一的方向,其原因也不复杂,因为每一轮新诗探求都揭示了诗歌变革的某些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在短时间内获得真正的解决,因而也就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人遗忘。虽然这些探求各有不同,但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后来者可以另辟蹊径,却不能代替前人解答问题。最终,历史一方面在开拓前行,另一方面也在积攒几代诗人的探索成果,成为中国新诗创生和发展的共同财富。只有读懂了这种创生资源的多元性,我们才能理解中国新诗探索之艰难、思虑之广博,而不再以某一时期、某一取向的表现来以偏概全。

  • 中国文学年鉴2019卷

    出版社:中国文学年鉴社

    出版日期:2019-12

    章节:《中国文学年鉴2019》 \  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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