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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裘绂于何有,嗟大恋之所存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9 >> 论文摘要 作者: 郜元宝 浏览次数:32
摘要:  不同于1918年以后创作并随写随编的作品集, 《坟》的第一个特别之处是正当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主将之一鲁迅竟在文集中收录四篇写于新文化运动发起之前十年的文言文,不仅将它们置于全书之冠,还宣布之所以编集该书, “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这几篇文言文。鲁迅所拥有的新文学经验远远没有写《坟》的序跋时那么丰富,因此《坟》的序跋要说的话应该比《呐喊自序》更多,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比《呐喊自序》更复杂。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编《坟》 ,不啻要求读者既读他1918年以后的白话文,也(或更)要读他1907年的文言文,否则就无法把握完整动态的鲁迅形象。(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年第7期,原文17678字,刘月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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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彼裘绂于何有,嗟大恋之所存
    作者: 郜元宝

    这样漫长曲折的过程是此前鲁迅任何一本书的创作与编集都未曾有过的。《坟》的特殊性由此而来。正是这种特殊性使鲁迅感到非写不可的《坟》的序跋遭遇前所未有的难度,迟迟不能下笔,最终延缓了《坟》的出版。

    不同于1918年以后创作并随写随编的作品集,《坟》的第一个特别之处是正当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主将之一鲁迅竟在文集中收录四篇写于新文化运动发起之前十年的文言文,不仅将它们置于全书之冠,还宣布之所以编集该书,“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这几篇文言文。换言之,如没有看到这几篇文章,如不是为了保存它们,根本不会有《坟》的编集与出版,至于那十九篇白话文,很可能就编入《华盖集》或别的杂文集了,而以后类似格式的《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也无从谈起。

    《坟》打头四篇文言论文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绝不像他自谦的那样属于“生凑”“生涩”和不够“进步”,乃是别有价值。《摩罗诗力说》介绍的几个诗人,不仅当初令他“激昂”,民国告成以后直至1926年,“还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摩罗诗力说》如此,《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又如何?鲁迅没有明说,但读者可想而知。

    将四篇当时能找到的文言文和1918—1925年十九篇“体式”相近的长篇白话文裒为一集,既是托庇“新文学”来兜售“少作”,也是完成《呐喊自序》没有完成的工作,即显示和“新文学”未必完全吻合的青年时代的“艺术”理想。再次发表“旧稿”和“少作”,既是为了卸下心头重担,驱除早年“提倡文艺运动”的失败遗留在内心的寂寞与哀伤,而将它们和1918—1925年新作的白话文一道交给公众和历史检阅,则又需要进一步理清二十年来的思绪,并对读者作出必要的说明。

    《坟》的序跋需要完成这一特殊任务,是《热风》《彷徨》《华盖集》《华续》的序或跋未曾面对的,惟《呐喊自序》差堪比拟,但后者写于1922年,那时《热风》尚未编集,《彷徨》《华盖集》《华续》全部文章尚未开笔,鲁迅所拥有的新文学经验远远没有写《坟》的序跋时那么丰富,因此《坟》的序跋要说的话应该比《呐喊自序》更多,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比《呐喊自序》更复杂。

    既然不是编集全部写于当下的作品,作者本人必须对其中属于历史文献的“少作”的当代意义加以适当解读,不歪曲当时的真相,又能确保它们的重新发表有益于当下文化建设。发表这些“少作”与“旧稿”,既要站在历史的立场审视今天,也要站在今天的立场审视历史,让历史和当下构成对话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编《坟》,不啻要求读者既读他1918年以后的白话文,也(或更)要读他1907年的文言文,否则就无法把握完整动态的鲁迅形象。

  • 中国文学年鉴2019卷

    出版社:中国文学年鉴社

    出版日期:2019-12

    章节:《中国文学年鉴2019》 \  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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