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一、中山精神的左翼解读
光复初期左翼知识分子对三民主义的接受与传播有其历史基础。日据时期台湾进步知识分子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三民主义”即有所了解。对于光复初期兴起的去殖民运动而言，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的“三民主义”无疑是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是对照批判现实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偏离了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政策的指向，也因此而引起左翼知识分子的反弹。在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看来，“三民主义”是“改革社会的利器”，也是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光复初期台湾左翼文艺理论思潮发展了三民主义论述的左翼维度，在论述策略上将左翼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接合以获得左翼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同时，“三民主义”思想也成为左翼知识分子针砭现实政治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有力武器。
二、“鲁迅不死”和“赖和犹在”
光复初期，大陆赴台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台湾左翼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推崇和阐发鲁迅的思想。在两岸左翼知识分子看来，鲁迅无疑是台湾文化与文学重建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于台湾左翼知识分子而言，鲁迅精神不仅是台湾文学重建的精神资源，而且也是批判战后台湾社会的有力武器。纪念鲁迅、重读鲁迅，其意义就在于以鲁迅为方法，以“新五四运动”为策略，上下求索，不断建构观察、思考与表现台湾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左翼之眼”和民族之魂。光复初期台湾左翼文学理论的发展是日据时期左翼思想与大陆新文学以来的左翼思潮更深更广的接合。对于台湾左翼知识分子而言，杨逵所坚定表达的“鲁迅不死”和“赖和犹在”，是批判思想和进步社会想象重建的不竭的动力，共同构成了20世纪台湾左翼思想的伟大传统。
三、《桥》副刊的论争与创作
1947年11月歌雷（史习枚）在《台湾新生报》创办《桥》副刊，成为二二八事件后最重要的文艺阵地。《桥》副刊追求的是“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革命的”“写实的”“人道精神”的文学。从文学观念上看，《桥》副刊基本偏向于左翼现实主义的理论立场。从《桥》副刊创办伊始就展开了一场台湾文学思潮史上著名的关于台湾文学发展方向的大规模论争。关于这场论争的性质和意义，在80年代后的台湾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阐释。一种以叶石涛、彭瑞金和陈芳明等本土论者为代表，把《桥》副刊的论争化约为“台湾意识文学论”和“中国文学意识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另一种以陈映真和曾健民等为代表，认为《桥》副刊的文学论争“是汲取和承继中国三十年代文艺思想、理论和作品的重要历史事件。”
台湾党外运动是在“戒严时期”形成的反对运动，其中包含某些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份，但与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及台湾岛内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殊少关联。此时共产党和革命左派势力已遭剪除，命悬一线，唯有在“乡土文学”旗帜下和为数极少的左翼社会运动，尚余继承现代民族民主革命传统推进台湾民主的文化一脉。蓝博洲的“
“现代主义”作为台湾现代文学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潮流，长期以来，型塑了读者与写作者对于现代文学的接收与再现模式。自从196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往往被论战的双方认为是互不相容的文学潮流，时常陷入各自表述的僵局，甚至以此认知模式回溯至1930年代的文学，以去脉络化的方式建立写实或现代主义的文学系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端应以1920年仿照《新青年》的《台湾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在《台湾青年》的创刊号上，即有陈炘的《文学与职务》第一次在台湾明确提出白话文运动之必要，此后的新文学运动即在此基础上逐步展开。而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则直接导致新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性事件。因
作为“官方鲁迅传统”的权威阐释者，“文革”后周扬从个人角度谈及鲁迅，在促进了鲁迅领域“清污”的同时，也将个人化的鲁迅话语权交还给了知识分子。他于鲁迅的“革命精神”之外，树立起崭新的“科学精神”，进而推及鲁迅的“立人”思想。周扬对于“鲁迅传统”中“人”的要素的关注与推崇，导致“官方鲁迅传统”由内及外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