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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至1945年，郁达夫远赴“南洋”，开始了他丰富多彩却也充满悲剧意味的“南洋”人生。“南洋”郁达夫秉持中国立场，参与“南洋”文化建设，投身抗日活动，书写了大量政论文字和旧体诗。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郁达夫的创造力此时似乎已经衰竭；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意义，却在“南洋”得到彰显。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南洋”郁达夫的中国（作家）属性，主要表现为鲜明的民族立场、坚定的抗战意志和强烈的侨民心态。
郁达夫以一个中国作家的身份来到“南洋”，他的中国立场并未因空间环境的转换而改变，而是以他的中国属性，介入到“南洋”的文学/文化建设之中。中国作家的参与，不但造就了“南洋”华文文学，而且还对这一文学的后续发展一直产生着深刻影响。
1945年郁达夫在印尼失踪，但他在“南洋”的存在，并没有与他的“失踪”一起消失；相反，倒是以一种“文学形象”的方式，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马华文学）中绵延至今。其中，温梓川的传记、林幸谦的诗歌和黄锦树的小说，是形塑“南洋”郁达夫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成果。如果说温梓川形塑的“南洋”郁达夫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中国作家，那么黄锦树形塑的“南洋”郁达夫则是一个神秘莫测行为怪异乃至变身“骸骨”的失踪者/生还者/死者，而林幸谦形塑的“南洋”郁达夫，则是一个时代的漂泊者和孤独的放逐者。这三种形象，以不同的形式（传记、小说、诗歌），从不同的侧面，塑造出一个多维的“南洋”郁达夫形象。
温梓川、林幸谦和黄锦树以马华作家的他者身份“观照”中国作家郁达夫时分别呈现出的“代入感”“距离感”和“荒诞感”，反映的是当代马华作家对“南洋”郁达夫所持的三种态度：“代入”观照表现的是一种充满感情的亲近和拥抱；“距离”观照表露的是一种深有感喟的审视和展现；“荒诞”观照表达的则是一种不无感愤的戏谑和嘲弄——而这三种“观照”姿态，体现了马华作家在观照“南洋”郁达夫时，有敬佩的仰视，有冷静的平视，也有嘲谑的俯视，而这三种“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折射出中国文学（郁达夫为其代表）在不同的马华作家那里所产生的影响和引发的感受是相当不同的。
“南洋”郁达夫可以视为黄锦树对“马华文学与中国性”问题思考的一个载体和“装置”——所有黄锦树在小说中对“南洋”郁达夫的想象、重铸、改写和新造，都可以在他的马华文学观中，找到叠合与共振之处。黄锦树通过小说创作与理论阐释的齐头并进和相互“补充”，大致完成了他对马华文学史的“新”建构。
本次郁达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一次回顾、总结、检阅十年成果的会议。开幕式上，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其强，以《1986—1996郁达夫研究述评》为题，报告了十年研究概貌和成果：1986—1996年的十年郁达夫研究，十年内中国国内出版专著、编著、译著、传记20余种；论文、史料、考证、笺注100多篇，各类文集相继重新付梓；
去年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聊起了中国当代文学。很快这段近3000字的访谈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却只剩“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语，由此在国内文坛引发轩然大波。在3月26日举行的世界汉学大会上，顾彬终于有机会当面表达观点，这回他不提“垃圾”，以酒作比：“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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