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至1945年,郁达夫远赴“南洋”,开始了他丰富多彩却也充满悲剧意味的“南洋”人生。“南洋”郁达夫秉持中国立场,参与“南洋”文化建设,投身抗日活动,书写了大量政论文字和旧体诗。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郁达夫的创造力此时似乎已经衰竭;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意义,却在“南洋”得到彰显。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南洋”郁达夫的中国(作家)属性,主要表现为鲜明的民族立场、坚定的抗战意志和强烈的侨民心态。
郁达夫以一个中国作家的身份来到“南洋”,他的中国立场并未因空间环境的转换而改变,而是以他的中国属性,介入到“南洋”的文学/文化建设之中。中国作家的参与,不但造就了“南洋”华文文学,而且还对这一文学的后续发展一直产生着深刻影响。
1945年郁达夫在印尼失踪,但他在“南洋”的存在,并没有与他的“失踪”一起消失;相反,倒是以一种“文学形象”的方式,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马华文学)中绵延至今。其中,温梓川的传记、林幸谦的诗歌和黄锦树的小说,是形塑“南洋”郁达夫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成果。如果说温梓川形塑的“南洋”郁达夫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中国作家,那么黄锦树形塑的“南洋”郁达夫则是一个神秘莫测行为怪异乃至变身“骸骨”的失踪者/生还者/死者,而林幸谦形塑的“南洋”郁达夫,则是一个时代的漂泊者和孤独的放逐者。这三种形象,以不同的形式(传记、小说、诗歌),从不同的侧面,塑造出一个多维的“南洋”郁达夫形象。
温梓川、林幸谦和黄锦树以马华作家的他者身份“观照”中国作家郁达夫时分别呈现出的“代入感”“距离感”和“荒诞感”,反映的是当代马华作家对“南洋”郁达夫所持的三种态度:“代入”观照表现的是一种充满感情的亲近和拥抱;“距离”观照表露的是一种深有感喟的审视和展现;“荒诞”观照表达的则是一种不无感愤的戏谑和嘲弄——而这三种“观照”姿态,体现了马华作家在观照“南洋”郁达夫时,有敬佩的仰视,有冷静的平视,也有嘲谑的俯视,而这三种“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折射出中国文学(郁达夫为其代表)在不同的马华作家那里所产生的影响和引发的感受是相当不同的。
“南洋”郁达夫可以视为黄锦树对“马华文学与中国性”问题思考的一个载体和“装置”——所有黄锦树在小说中对“南洋”郁达夫的想象、重铸、改写和新造,都可以在他的马华文学观中,找到叠合与共振之处。黄锦树通过小说创作与理论阐释的齐头并进和相互“补充”,大致完成了他对马华文学史的“新”建构。
本次郁达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一次回顾、总结、检阅十年成果的会议。开幕式上,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其强,以《1986—1996郁达夫研究述评》为题,报告了十年研究概貌和成果:1986—1996年的十年郁达夫研究,十年内中国国内出版专著、编著、译著、传记20余种;论文、史料、考证、笺注100多篇,各类文集相继重新付梓;
去年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聊起了中国当代文学。很快这段近3000字的访谈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却只剩“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语,由此在国内文坛引发轩然大波。在3月26日举行的世界汉学大会上,顾彬终于有机会当面表达观点,这回他不提“垃圾”,以酒作比:“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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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莫言先生:欣闻先生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我们万分惊喜,至为欣幸,谨向先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你从1981年步入文学创作以来,立足本土文化锐意创新,勇于“拿来”兼收并蓄,从而为当代文坛奉献出《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优秀的中篇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