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的甚或真正的开端。因为正是从此开始，我们才摆脱了“求证+原理”式的教条主义思想方式，改变了以编写教科书的方法表述、理解甚至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方式，文本、问题和思考的紧密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方式、理解方式和研究方式。正是基于此，可将这一研究方式的转型视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开端。回顾这段学术史，令人想起阿伦特和斯特劳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名争论。两人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法国大革命是不是一个开端。无论他们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有多么不同，但他们对于“开端”的理解和观念是至关重要的。每当想起这个争论，都使人深感一种沉重的遗憾：虽然我们经过艰难探索，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我们并没有很好地重视它，或者说，我们没有深刻地理解这个开端所蕴涵的全部意义。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具有开拓性的新的开端，需要进行学理上的重申，并检视它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怎样的新变化。
对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牵涉到对物质世界和物质概念、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等一系列问题的全新理解；就此而言，从今天的学术实践来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得出相对深入且完善的讨论结果。我们必须检讨和明确的是，通过对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讨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究竟逐步抛弃了什么、吸取了什么。在笔者看来，可以代表那一时期哲学研究变化趋势的是两个理论热点的凸显。其一，主体性概念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在对教科书体系所代表的哲学观念进行清算的同时，主体和主体性概念作为重要的哲学问题被凸显了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问题。正是通过这一概念的提出，才开始展开对实践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进而推动了中国哲学在新时期的快速发展与进步。其二，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相辅相成的另一条线索，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研究。可以说，两者的研究方式和致思路向是一致的。对《手稿》的研究，最初只是一般性的；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意义也是一般性的。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这样的研究作为一种“清流”，其提问的方式和研究的视野在现在看来也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具体而言，其学术意义在于，随着对《手稿》的深入研究，我们渐渐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性概念和问题，如主体、人、人的境遇及改变、人的解放；进而引导我们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人的解放理论。
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和对《手稿》的重新解读，带来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貌的巨大改观。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对象、理念以及研究方式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回顾这段历史，令人既欣慰又唏嘘：我们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做了这样一个重新确立哲学研究观念的工作，这是令人欣慰的；然而，这一工作确又十分艰难，即使在今天看来，将这一工作继续下去同样存在诸多难题，这不能不让人唏嘘。
自此之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表现为：拓宽并打破了它固有的疆域，引入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理念，展现了新的研究景观。同时，不容否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也进入了一个至为关键的时期，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即建构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个问题以不同的面目或隐或显地出现，并进行过很多次讨论，比如当代性问题、解释力问题等；然而，这些讨论更多停留在表面，没有多少实质性进展，并很快进入一种焦灼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这些讨论大多局限于观念论层面，没有深入到问题产生的现实根源中去；二是它受到两个方面的强烈冲击——学术规范的冲击和多样性的冲击。
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最初肇始于学术研究和评价中广泛存在的失范现象，在提出问题的阶段，学者们的讨论可谓问题尖锐、切中时弊、意义重大。但令人费解和啼笑皆非的是，它很快演化并下移为一种学术成果表达中应当遵守的一套形式要求，归纳起来就是，引文、注释、一稿两投、重复率多少和标点符号的使用等。这成为学术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对此津津乐道；在相当多的人的心目中，所谓学术规范无非就是这些东西。问题是，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的表达中，引文、注释、一稿两投、重复率多少和标点符号的使用等，这些本是一般学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常识，无需争议和讨论。若中国学术界将对学术规范的理解一味下移到如此肤浅的程度，这无疑是令人悲哀且必须反思的。因此，在今天，克服学术研究中的形式主义仍然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因为这种形式主义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亦产生了严重影响。
“多样性”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当代学术中，“多样性”有着复杂且深刻的背景和根源，也有着复杂且深刻的诉求和立场，笔者无意对此做过多的讨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多样性”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其中一个直接的后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处理成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任何一种观念、理论或研究方式，都可以在这里产生“回响”；心猿意马，任意阐释，以讹传讹，得末行末者，并不鲜见。与此相反，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个严肃的、根本性的问题，很多人却采取或保持了一种世故圆滑的方式，不置可否。黑格尔关于哲学史有一个经典的描述，他把它视为各种观念的“战场”；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也遭遇了比黑格尔当年更为严重的状况。这是另一种“失范”现象。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主义和多样性的诉求，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各种各样观念、方式和诉求的泛起，以至引发了表面的“繁荣”。这里不就这一现象详细加以讨论，仅就文本和观念问题进行一些描述。
二
文本问题最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本阐释问题，而与学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产生的感悟相关。关于文本，最早有很多表述，先是“走近马克思”，后是“走进马克思”。对于“近”和“进”，有人认为只是玩弄概念，或许这种看法也是一种视角；但无论怎么评价，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希望能够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无论是“回到马克思”，还是“走进马克思”，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的理解，都不再将其归结为一个原教旨主义概念。因此，我们最初对文本问题的关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文本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我们为之投入了巨大的激情；以至在当时直到今天，我们对文本的研究较之以往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一个积极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最大的共识：在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大学问或小学术，无论论文或者著作，都必须以扎实的文本作为支撑，必须要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依据，否则就会被视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当然，“如何处理文本”还涉及个人的政治选择、学术态度、价值评判和思想境界等因素；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有了对文本的释读和处理，然后才会有概念的零散分析，或对思想创造的关注。这在以往（三十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翻阅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论著，不难发现：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极少出现在论文和著作的篇目中，就连征引的段落都非常有限，或者所引篇目不外乎那些仅有的段落；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方式以及哲学思想的发挥也几乎千文一面、似曾相识，鲜见较大的区别。
当然，上述判断并非完全否定之前的研究，而是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正是源于以往曲折的研究历程，目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仅十分关注文本，而且关注的角度和方式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依据这些文本，我们重获信息、重构观念、重现精神，由此发掘出马克思哲学的多重理解，甚至有学者宣称要建立自由主义的马克思哲学（当然，我们知道，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是做过很多批评的）。还有一个尽管脉络还不明晰但已初见端倪的现象是，在目前的文本解读中，不管论者预设由任何视角切入研究主题，似乎都能找到相应的文本依据。对于这一点，这里只简单地提出问题，而不做任何价值评判。
对文本关注的变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突出特征。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对文本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形。随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深入，随着国外某些观念和研究方式的引介，尤其是所谓“马克思学”[※注]的引入，导致我们在文本研究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些学者在文本研究方面存在“马克思学”倾向，还有一些学者期望建立汉语的“马克思学”研究方式。我们看到，后者的研究方式无疑是从概念到观念（我们现在仍停留在概念层面，还没有进入到观念层面），因为这种研究方式受制于很多的因素，比如原始文本、翻译问题、研究工具等。即便那些在国外受到过专门训练的学者，在哲学翻译方面也存在极大的难度。
总之，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学研究（包括“马克思学”的研究）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任何人都需要谨慎尝试；如果没有扎实的外语功底，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还是要秉持对学术的敬畏态度，望而止步。尽管许多学者都有建立“马克思学”的良好期待，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由于我们很难直接借助德语文本对马克思进行研究，因此，关于“马克思学”的良好期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愿景。
基于上述研究前提，我们将就目前研究较多的经典文本做一些简要的讨论。
一是关于《手稿》。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对《手稿》的文本解读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事件。20世纪80年代，对《手稿》的研究在呈现出一阵热潮之后便归于沉寂，晚近又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结构进行分析。近几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其又作了重新翻译和编排；但对于《手稿》内容的理解和结构安排还存在一些问题；对于“穆勒评注”与其他文本的关系及其位置等，还没有得出令人可以接受的观点。正如有学者反复强调的，“穆勒评注”同时是庞大手稿群中的一个部分，如果将其放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手稿之中，又应当如何评价它的地位和价值呢？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至于《手稿》内容的讨论，我们最初能想到的，一是美的规律问题，二是异化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便遇到很多更复杂的论题。（1）关于人的内在性问题。我们知道，动物按照自身的尺度生存，人却可以按照任何尺度生存。那么，内在性的尺度是什么？主体性尺度又是什么？它们与德国观念论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联系？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在哲学史上，主体性、内在性问题是德国观念论的要害概念；马克思对此表达了非常清晰的思想，认为以往我们只谈具有“音乐感”的耳朵，重视的是美的规律，而忽视了动物性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这些更重要的问题。（2）关于欲望、需要、消费等问题。这些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曾经一度是付诸阙如的领域或者“禁区”。而在当代视野中，随着20世纪哲学的深入展开，该如何去研判和讨论这些问题，需要对此作出恰当的判断。比如，是秉持单纯的世俗性思路（比如肉体）来理解上述概念，还是认为它与人生和生命哲学息息相关；是在马克思成熟的思想框架中来切入主题，还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确立问题意识？（3）关于情感问题。这在以往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是讳莫如深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把情感问题讨论清楚，我们就无法回答休谟何以在《人性论》中用大量篇幅来讨论它，更无法理解和回答西方哲学何以如此重视它。马克思作为一个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家，不可能对这一重要问题罔顾或无视，他对情感问题的阐释贯穿于其著述之中，只是我们对他这方面思想的研究还存在诸多欠缺。比如，马克思曾多次被问及什么是不幸，对此他的回答是前后一致的：屈辱即不幸。我们一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理解屈辱，但马克思更多地是从人性尊严的角度来解答这一问题。另外，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十分重视人格的，人格、品味是马克思极为在意的东西，也是他哲学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甚至对当代哲学的研究品味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手稿》中出现的关于情感、欲望、需要这些概念，在我们当今的研究中虽然已经获得了有限的关注，但还远远不够。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拓展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境界，是一种更为丰富的“调剂”。
二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和《1857～1858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手稿》）。它们涉及唯物史观的创立和马克思为何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看似不是新问题，但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来看，以往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都比较单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观念的整体把握尚有欠缺，存在狭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限。今天，由于我们汲取了20世纪以来西方精神哲学的广泛影响，我们开始自觉地调整哲学观念，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以此为前提，对于《57～58手稿》，对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以及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对于由此导致的整个唯物史观的构建，都需要更加突显其精神品味、思想境界和哲学气质（这里笔者不想用“形而上学的激情”这个词）。但问题在于，如果从此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出发，那么由此构建的马克思哲学究竟是怎样的形态？而且，在这种观念主导下的《形态》和《57～58手稿》会获得怎样的面貌？这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对于《形态》，尽管有学者已作了大量非常重要的工作，但之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1）关于结构问题。我们知道，在日本和德国的学术中，《形态》的文本编排和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日本学者对文本的结构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他们严谨的学风可以激发我们的学术敏感，避免我们轻易地忽视一些重要的内容，同时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粗疏的态度。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日本的学术研究方式的确与我们存在错位和差异。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引入了日本化的研究方式及其成果，甚至强调它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意义，但事实上，这在当代学术实践中并不是一个显见因素；当然，作为一种学术上的补充，也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尝试。（2）关于整体框架问题。除了版本编排以外，《形态》研究的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关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形态》对于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唯物史观至关重要。对于唯物史观来说，《形态》不仅提供了一些原则、观念，同时也提供了经典分析和应用，是唯物史观的鲜活展现。至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这涉及对象、方法、价值评判等一系列问题。但遗憾的是，在众多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中，我们的研究还局限在以往的学术框架之内，很难有新的突破；我们仍然徘徊在抽象地讨论问题的思维定势中，而没有从扎实的文本角度来对问题加以分析。（3）关于宗教问题。我们知道，德国思想界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展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是宗教批判，以至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中宗教也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近年来，虽然有些学者尝试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是却鲜有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目前，宗教问题仍然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极为重要且困难重重的问题之一。从实践方面来看，中国当代的宗教问题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况，因此对这个问题讨论的复杂程度也就相当之高。《形态》所涉及的宗教批判以及如何评判宗教的观点，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既薄弱又很重要的问题。（4）关于某些具体概念（如社会性、社会、“共同体”概念）的使用问题。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这些具体概念的使用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对社会性、社会概念的使用和以往的思想成果之间存在怎样的区别？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虽然亦有所研究，但还处于比较简单的阶段。比如，对于“共同体”概念。马克思在《形态》中谈到，历史首先是从有生命的个体开始的，但离开共同体的个体就等于无。这与他讨论人化自然是同一种表述方式。今天，在马克思研究中，对于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讨论也颇为复杂。伦理学界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的清理，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来看，对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并不清晰，主要在于我们没有真正从个体、有生命的个体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它们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这其中涉及人权、生命、人格、尊重等问题。多年来，我们试图以集体来消解个体、精神、品味，直至今天，这一影响仍然或隐或现。比如，我们与西方对生命的理解何以在观念上存在巨大的分歧，有人认为这与传统文化有关；其实，这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对于个人、集体、国家之间关系研究的混乱状况存在关联。有生命的个体、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维度。现在，由于西方学术的引进，关于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等成为当代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交织在一起，形成十分复杂的局面。因此，对于个体、生命、共同体问题的研究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恐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三是关于《哥达纲领批判》。对这部著作的关注，主要是从当代社会发展的理念和问题出发的，它所涉及的重要问题是按劳分配。在罗尔斯之后，按劳分配的研究是与分配正义的讨论交织在一起的。我们通过对罗尔斯的研究以及英美学界对正义问题的清理，回过头来重新对当代中国的分配正义问题加以关注。也就是说，英美的思想资源，引发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反思，即从政治学的视野来研究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联系以及对当代实践问题的透视。这就涉及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理念问题，还涉及《神圣家族》以及关于蒲鲁东的研究。
四是关于《资本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资本论》都是研究马克思、理解马克思的重要著作。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当代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此导致东西方学界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进行新的关注，《资本论》重新成为研究热点。从2010年开始，学术界有许多团队将《资本论》作为研究重点，申请了许多重大招标课题。在对《资本论》的众多理论研究中，研究的内容、方式、价值评判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方法论和哲学问题，如对商品、拜物教等的关注，在当代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化。西方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则与我们不同，他们更注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过程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我们更加重视抽象的观念；而西方则注重细节和事实，注重通过实证的方法来展开研究。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很大篇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商品何以成为商品等一系列问题，因为只有在进行了这些研究之后，他才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对其作出评判。这一研究方式对我们的启发在于：关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许多学者的讨论多是语焉不详，一般的讨论大都浮于概念表层；如果我们能够像马克思《资本论》那样，对于社会运动的机制、结构、动力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评价就不会是抽象的、观念论的。总之，我们对《资本论》仍然缺乏比较细致、确定的研究，我们的很多观念无法得到深入探究，一旦深入探究，就变得似是而非了。
晚近，随着《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引起了关于这本书与《资本论》之间关系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质疑：有人认为这是假问题、伪问题；也有人认为这是有意义的问题。但在笔者看来，将两部关于资本的著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其一，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作了非常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回答了很多问题；皮凯蒂则研究了资本主义成熟之后一百年的历史，从财富的分配、财富的流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世界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两类关于资本问题的讨论整合在一起，中间加上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那么我们就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资本创生、发展到当代的系统理论。其二，皮凯蒂提出，资本主义正向承袭制的资本主义倒退，财富的获取越来越和劳动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劳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是一个难题；实质上，从唯物史观和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状况来看，劳动问题的确愈益复杂。陈独秀、李大钊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首先研究怎么看待历史的问题，其次就是研究如何看待劳动的问题（劳动是美好的）。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劳动是苦役、是惩罚”的观点颇为流行，阿伦特也认同这一观点，她认为19世纪的核心问题即是劳动问题。因此，说“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劳动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仍然极其重要。就此而言，皮凯蒂的结论和研究方式就尤为值得重视。其三，皮凯蒂对财富分配的论述具有实践意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以往我们更多强调的是生产和财富的积累，现在则更为重视和强调财富的分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我们最初更多讨论的是生产以及如何解放生产力问题，这一讨论持续了三十余年；只是近几年，我们才把目光投向对财富分配问题的讨论。应该说，这样的讨论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内在相关的。
以上我们对文本研究的相关问题作了简要的梳理。但文本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提出。第一，关于文本的理解和使用的问题。从学术实践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多学者重视马克思的文本，但是总是从孤立的角度来解释它，然后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建构、创造和创新理解为单纯的文本解释，这在学术界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倾向。马克思哲学的创造是单纯的、零散的、孤立的文本的阐释，还是可以开辟其他的途径？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二，对于文本的解释方式，是将文本看作一个独立的、完善的、封闭的系统，还是接受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解释学视野中对文本的理解？我们知道，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强调的是文本的独立意义、完整性及其特有的认知方式；但到狄尔泰、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哲学解释学强势登台；而海德格尔对文本的观照更是采取了一种精细的方式（如其对希腊文本的研究和阐释）。我们目前的文本研究，虽然强调突出文本自身的重要性，但我们的问题仍然是“没有弄清楚应该如何对待文本”：究竟是以孤立的、零散的、封闭的、碎片式的方式对待它，还是以开放的、生成的方式看待它？这是文本阐释中首先需要认真处理的前提问题。不同的解决问题方式的确立，导致了对文本的不同研究态度，同时也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
三
与文本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还有某些涉及基础理论方面的问题，比如一些重要概念、范畴或观念。从深层次看，对这些概念、范畴或观念的理解涉及不同的思想背景，并表达着不同的思想理念和问题预设。一方面是如何区分科学与人文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当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中尤其关系到马克思哲学的定位以及价值评判问题（比如近年来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讨论）。另一方面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问题。近年来，关于辩证法研究的热度又有所提升。如果说以前的辩证法研究过多地重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念，并掺杂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理解；那么，目前对辩证法的研究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新的研究视域被进一步发掘，比如从生活角度对辩证法进行重释和再造（事实上，辩证法从来没有中断或离开过这一线索，只是以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第一，关于以往的核心概念和观念问题。近年来，我们淡化了一些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注的核心概念或观念，如物质问题、唯物和唯心的区分。尽管这些问题在某些场合或语境中仍不时被强化，现在这些概念也获得了一些新的阐释，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学术研究氛围中似乎有意无意地被回避、被“超越”或被“放弃”了，以致它们变成了一种知识性或背景性存在。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和评判这一学术倾向？实际上，关于物质定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价值、文化、文明等概念在前些年都有间或的讨论，但由于我们没有进行严谨细致的清理工作，以致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从当今的学术风尚看，这些核心概念和观念虽然不再是主要论题，但它们却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研究纠缠在一起。诚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论及的“理论的彻底性”问题，倘若我们放弃讨论这些核心概念和观念，倘若这些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答，我们展现给学术史的无疑就是理论的软弱性；更重要的一点，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将会存在巨大的困难。
第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争论仍然是聚讼纷纭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关于这个问题，在近些年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如果说马克思的思想可以用唯物史观来加以概括，那便涉及“应当怎样概括”以及“如何理解那个经典表述”[※注]等问题？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于这一表述，我们的理解还停留在零散的、片段的阶段，还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容和方法纳入并融合到对它的理解之中。尤其需要澄清的是，当我们说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其中哪些阐述是可以或者已经确定的，我们又如何用它来建构整个体系？实际上，与此相关的是关于历史科学的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很少用“哲学”称谓自己的思想，而更多称自己的思想为新科学、历史科学。他们主要是在思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并且在他们那里，“哲学”一词主要是贬义的。他们曾很明确地说，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并反对称之为历史哲学。那么，哲学与历史科学以及真正历史理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进而应当怎样理解生产与社会历史过程？我们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应当说思路仍然不是十分清晰，逻辑上也缺失严密，由此导致了理解的偏差和误区（比如，如果我们真正思考了这些问题，就不会出现波普尔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质疑）。
第三，关于马克思思想与其他思想的相似性问题。概而言之，我们在讨论马克思思想与其他思想的相似性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非常审慎的态度。比如，一般而言，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就是“生产”。当学者们就生产问题强调马克思和一些思想家的相同或相近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马克思始终是从生产的维度来立论的，由此出发，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到国家制度与交往关系形成的社会制度，再到意识、观念、道德，都是在此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如果这样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所谓的相似性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再比如，马克思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他在这个维度上阐释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与我们所谓的一般的人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认不清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真正意识到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深刻和伟大。也就是说，实践、主体的确定性含义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性评判问题是马克思思想两个重要的维度，如果将这两个维度消解掉，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这也是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的不同之处，也是马克思超出其他思想家之处。关于这一点，当代有很多的讨论，其中李泽厚的观点影响很大。另外，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在重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吃饭哲学”；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形而上学激情，哲学品味不够；更有相当一部分人期望在马克思那里恢复形而上学，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是“向下沉”的，缺乏精神和观念的维度。对于这些不同的声音，我们要辨明这些研究倾向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涉及对唯物史观的整体的讨论。
第四，马克思所强调的“以生产为核心”的思路是否是决定论？或者是什么样意义上的决定论？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波普尔的质疑？波普尔的批评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但是国内学术界并没有认真地作出回应。这一问题还涉及与马克斯·韦伯相关的问题，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马克思的许多解释（包括历史唯物主义）非常重要。但他在研究中发现，在相同的生产阶段，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建制以及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那么，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随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版，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完整的论述，其中涉及对唯物与唯心、物质与精神、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认识和评价，这在深层次上无疑关联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定位。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个框架是无法超越的，即唯物与唯心的问题。但实际上，当我们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就会发现，马克思在研究实践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从唯物与唯心二元对立的框架来讨论问题，比如对生产力概念，他主要从社会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等方面去讨论。如果我们单纯从唯物-唯心的框架来看问题，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中很多类似问题的论述。因此，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中，仍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对这些涉及哲学观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清理和阐释，需要开展进一步扎实、细致、精密的研究。
哲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上述讨论告诉我们，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有所突破，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个不能绕过的前提。
结语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经历并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对于文本的关注和深入研究都是一个显见的因素。不过，文本研究的方式和阐释的限度亦即文本阐释的有效性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从今天的学术实践看，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以文本为基础，但必须明确的是，文本研究并不能代替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指向现实的，同时也是指向未来的。在此，笔者不愿意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一表述。因为，我们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问题，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只是不断地重复一些观念，而没有在理论和思想上获得应有的进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是经典文本的零散阐释，也不能是观念论方式下的不断翻新，更不能是某种流行的或非流行的哲学的一个佐证；它不仅是经典文本的一种阐释，还是我们认识自己、改变世界的一种武器，同时它更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理解当代世界历史的一种方式。否则，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建构，也不会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贾红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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