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学者虽然对谶纬的辑佚和研究作了大量工作，但这些工作大多还囿于传统方法，真正以现代学术视野来研究谶纬则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一 20世纪初至30年代：谶纬研究的开创期
在近现代谶纬学研究史上，刘师培可谓中国第一位真正运用现代学术眼光研究谶纬的学者。1905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谶纬论》一文。在此文中，刘师培对谶纬的起源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谶纬的起源，前人多有论述，如东汉张衡认为其成于西汉哀、平之际，南朝梁刘勰认为其源于“河图”“洛书”，清代俞正燮则认为其出于古之太史。针对张衡的看法，清代徐养原、汪继培、金鹗、李富孙等人还分别写了同名文章《纬候不起于哀平辨》以反对谶纬成于哀、平的说法。刘师培则认为谶纬起源于太古，他说：“粤在上古，民神杂糅。祝史之职特崇，地天之通未绝。……盖史官失职，方技踵兴，故说杂阴阳，仍出羲和之职守；而家为巫史，犹存苗俗之遗风。是为方士家言，实与儒书异轨。及武皇践位，表彰六经。方士之流欲售其术，乃援饰遗经之语，别立谶纬之名，淆杂今文，号称齐学。……乃世之论谶纬者，或谓溯源于孔氏，或谓创始于哀平。吾谓谶纬之言，起源太古。然以经淆纬，始于西京；以纬俪经，基于东汉。”[※注]在刘师培看来，谶纬之源可溯自古代巫史传统，它实际是方士之言。到了汉武帝时，方士援引经学之言作为幌子以售其术，才有了谶纬。他把谶纬的起源与形成进行了区分，认为经学混淆纬书，始于西汉；纬书附于经学，则出自东汉。刘师培还对谶纬的价值进行了论述，认为其有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征礼等五个方面的价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谶纬有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学、文字学、礼仪等方面的价值。其实刘师培认为谶纬源于太古的看法，在他稍前发表的《国学发微》中就已露端倪：“西汉之世，纬学盛昌，非始于哀、平之际。盖铜符金匮，萌于周、秦。秦俗信巫，杂糅神鬼。公孙枝之受册书，陈宝之祀野鸡，胡亥之亡秦祚，孰非图录之微言乎？周、秦以还，图箓遗文，渐与儒、道二家相杂。入道家者为符箓，入儒家者为谶纬。”[※注]这虽然没有把谶纬的起源追至太古，但已把它与巫史传统联系起来。刘师培还指出，董仲舒、刘向等所言灾异，实为谶纬之滥觞。此后，刘师培还发表了《〈诗纬〉星象说》一文，指出纬书说星象均与《史记·律书》相符合。[※注]
在刘师培之后，张尔田于1911年出版《史微》一书，其中《原纬》一篇对谶纬的起源、谶与纬的区别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张尔田认为，纬书出于孔子，因此，六经口说，七十子后学传之未尽者，纬书无不具之。正因纬书乃孔子所写，所以儒者治经，不应忽略纬学。他认为，“纬与图谶相似而实不同，图谶杂后人附益之谈。”[※注]在他看来，纬书出于孔子，图谶则起于哀、平；并认为纬书多存孔子微言大义，而谶则为儒者所反对。可以看出，张尔田虽然将纬与谶区分开来，却把二者关系弄反了。从历史发展来看，谶语在前，纬书后出，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纬书为孔子所作，张尔田的说法显然受到了汉代“孔丘秘经”观念的影响。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谶纬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种进展不仅表现在广度上，而且也表现在深度上。这一期间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陈延杰、周予同、顾颉刚、蒙文通、王治心、冯友兰、姜忠奎等。
1924年，陈延杰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谶纬考》一文，对谶纬的起源、篇目、流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谶纬乃秦汉间一种占验术数之书。正因如此，其把谶纬学说的成立定于战国方士。“谶纬说成立，始于战国方士。盖齐人好怪迂，秦人信神仙。故燕齐海上方士之失职者，皆得逞其术以迷惑人主，于是谶纬起矣。……初不过为方士之说，其后诸生博士，多通其术，遂相率言阴阳术数而以之诡俗矣。世儒言谶纬起于西汉之末，是不然。纬候之书，伪起哀平；若图谶，则战国末年已风行矣。”[※注]他把谶与纬的起源分别开来，认为图谶风行于战国末年，纬书则起于西汉哀、平之际，这是非常有见地的。陈延杰还对谶纬中荒诞不经的思想进行了批评，认为其与圣人之旨不合。
周予同的谶纬研究则是和他的经学研究联系在一起的。1926年，他发表了《纬书与经今古文学》一文，主要探讨了纬书的界说、起源、变迁、产生原因、汉代今古文学家与谶纬的关系、近代今古文学家对于纬书的见解以及纬书的书目等问题。周予同认为，纬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纬书泛指当时一切讲术数占验之书，狭义的纬书则专指“七纬”，周予同所说的纬书主要从狭义来讲。他对谶、中候、符命、图箓等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它们的含义各有不同，不能混淆。对于纬书的起源，他认为“纬书发源于古代的阴阳家，起于嬴秦，出于西汉哀平，而大兴于东汉”[※注]，这一概括可谓全面而合理。对于纬书产生的原因，他指出纬书产生有远近二因。近因是由于汉初经生与方士的糅合。远因则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春秋战国以前阴阳家的影响；二是孔子创设儒教之去鬼神而取术数；三是秦皇汉武对于方士的喜好。在汉代今古文学家与谶纬关系方面，他认为不仅今文学家与谶纬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古文学家及混淆今古文的学者对于谶纬也有相当的信仰。他还指出，反对谶纬完全出于学者的个人见解，与经学学统没有太大关系。在近代今古文学家对于纬书的态度方面，他也作了具体的分析。随后，周予同还发表了《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纬谶中的“皇”与“帝”》等文章。在前文中，他对纬书中孔子的诞生、异表、使命、宪法草案、史观、门徒等问题作了探讨。[※注]在后文中，他则分析了谶纬中的“三皇”“五帝”“五天帝”“五人帝”和“十纪”等思想。[※注]可以看出，周予同对于纬书的研究相当深入，其所得结论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顾颉刚是被称为“为后来的纬书研究开辟了道路”[※注]的学者。在1929年编写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顾颉刚就开始关注谶纬了。在讲义中，他对谶纬的含义、起源、流传、篇目，特别是其中的历史系统作了深入的讲解。他指出，谶是预言，与经没有关系，而纬是解释经书的。对于谶纬的时代，他认为“零碎的‘谶’固然早已有之，但其具有纬的形式，以书籍之体制发表之者，当始于王莽之后。至于‘纬’的一名，西汉人从未提起过，其起于东汉亦无疑义”[※注]。对于纬书与今古文的关系，他指出，“它（纬书）的思想是今文家的，它的五德系统是古文家的。它确实是今文家的嫡系，因为董仲舒、京房、翼奉、刘向一班大师的思想莫不如此；从这一班人的思想出发，应当汇成这样大的一个尾闾”[※注]。可以看出，顾颉刚的谶纬研究主要服务于他的古史研究，这为他以后的谶纬研究奠定了基调。在其随后著名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长文中，顾颉刚引用了谶纬中的材料来论证他的观点。他指出，“谶纬书固非西汉中叶后所有，这样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迷信思想决不会突然发生，一定积累多少年而后成就，西汉一代就是谶纬书的孕育期。”[※注]在此文计划的下半部分中，顾颉刚拟定了“谶纬的发生时代”“谶纬中的五帝说”“谶纬中的感生说”“谶纬中的受命说”“谶纬中的符瑞说”等纲目。如果这些内容能够完成，那么他对于谶纬的研究将是相当系统的。遗憾的是，顾颉刚后来并未写出此文的下半部分。不过这一遗憾多少在《汉代学术史略》一书中得以弥补。此书1935年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后易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此书中，他对谶纬有专门的论述，主要体现在“谶纬的造作”“谶纬的内容”“谶纬在东汉的势力”三章之中。虽然从章节上讲，这三章都和谶纬直接相关，但实际上顾颉刚在其他章节中对谶纬形成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也有论述。他主要探讨了谶纬的起源、内容和谶纬对东汉的影响，认为纬书的成书不能早于王莽柄政的时代。“零碎的谶固然早已有了，但其具有纬的形式，以书籍的体制发表之的，决不能早于王莽柄政的时代。”[※注]这显然继承了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的观点。他还指出，谶纬的出现负有三种使命：一是使两汉两百年中的术数思想系统化；二是使王莽、刘歆们所倡导的新古史和新祀典的学说更加有证有据；三是把所有学问、神话都纳入到“六经”之下，使孔子真正成为教主，“六经”真正成为天书。对于谶纬的内容，顾颉刚认为非常复杂，包括释经、天文、历法、神灵、地理、史事、文字等各个方面，但他认为谶纬内容虽多，性质却很简单，即“作者死心眼儿捉住了阴阳五行的系统来说话”[※注]。从中可以看出，顾颉刚确实对谶纬研究开辟了道路，抓住了谶纬的实质。
1933年，蒙文通出版《经学抉原》一书，在其师廖平分判今、古学异同的基础上，对经学的今、古文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此书设有《内学》一篇，对谶纬与今、古文经学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蒙文通认为，汉代言灾变，始于董仲舒。而经说与灾变之说所传不同，经说遍授弟子，灾变说则不遍授弟子。因此，今文学家内部对于谶纬之态度也有所不同，“今文家而好灾变图谶者有之，辟灾变图谶者亦有之，虽同出一师，或传或不传，固未定也”[※注]。古文学家与谶纬之关系亦复如是，即信之者有之，辟之者亦有之。蒙文通还认为，纬学与图谶不同：“纬学虽导源于西京，然西京为律历阴阳之学，而非成、哀以后东京图谶之学，其道固不相谋也”，“张衡以谶书为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则律历五行为先秦之旧说，而谶记为汉季之伪书”。[※注]因此，不应因图谶而摒弃纬说。
冯友兰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下册，其中“两汉之际谶纬及象数之学”一章对谶纬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主要涉及纬与谶、象数之学、阴阳之数、八卦方位、卦气、音律配卦等问题。他认为谶与纬并非一事，而纬书中的荒诞部分，实类于谶，皆同种趋势下的产物。冯友兰特别分析了纬书中的象数思想，认为其与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20世纪30年代对谶纬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姜忠奎。1935年他出版了《纬史论微》[※注]，对谶纬的起源、形成、流变、兴衰等作了详细的论述。全书分为12卷，书中收集资料之详细、论述之精深都超过了蒋清翊的《纬学源流兴废考》。蒋书写于1897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谶纬学史，全书分为三卷，对谶纬的名义、流别、题目、师承、论说等都作了论述，但略显简单。姜忠奎的《纬史论微》则在该书基础上进一步收集资料，其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了蒋书。但姜书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把谶纬和古代术数文化区分开来，所以他在书中把古书中凡涉及术数的内容都罗列进来。如把古代巫史祝卜、神仙方术等都收集进来，这样就造成了一些混淆，所以需要我们认真甄别书中的内容。
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些关于谶纬研究的论文，较为重要的有徐卧渔的《谶纬说》、郑学韬的《谶纬起源及其学说之兴替》、屈怀白的《谶纬考》、沈讱的《纬书与古天文学之关系》等。徐卧渔主要对谶纬的起源以及历史上的谶语进行了探讨，他反对谶纬始于西汉哀、平之际，认为其至少可以追溯至《史记·赵世家》[※注]，这显然受了顾炎武的影响。郑学韬则对谶纬的起源和兴替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对于谶纬起源，他说：“盖纬之初起，本杏坛讲说之辞，孔子之教人务尽，空空如也，执其两端而竭焉。故因六艺之文，旁及天文地理，古史旧闻，无所不包，门弟子退而记之。所谓圣人作经，贤者纬之也。……是知纬书之起，在孔子既没之后，非一人一时之作。即一书之中，其说亦不必出于一人。夫既非圣人之典则递相增益，斯亦谶纬厄已。而说者以增益者尽出方士，亦属武断。然纬之名不见西汉之籍，故后世竟言起于哀平，良有以也。”[※注]郑学韬认为纬书之起可以追溯到孔子，本非新见[※注]，但是其认为纬书的形成非一人一时，确属卓见。他还把纬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时期、极盛时期、衰落时期，这对于我们研究谶纬亦有帮助。屈怀白的《谶纬考》拟有订名、溯源、篇目考、禁毁辑佚考四部分，但文章主要对谶纬的名称进行了考证，认为“改谶为纬，与谶纬二字联用，皆起于汉季。桓灵以前，文字之所称述者，但有谶，无所谓纬也”[※注]。沈讱的《纬书与古天文学之关系》则主要探讨了纬书中的天文学说。[※注]
在这段时间，一些学者还对纬书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如沈延国对《易纬·乾凿度》的校注[※注]，廖平对《诗纬》的注解[※注]，等等。
日本学者在此期间也对谶纬进行了深入研究。据安居香山所言，至少在公元890年左右，纬书就已经传入日本。但把纬书作为思想资料进行研究则始于平田笃胤于1833年发表的《春秋命历序考》一书。但平田笃胤的研究以视日本为世界中心的包容论历史观为基础，因此，从纬书研究来看，多为个人独断的主观见解。[※注]真正开始以学术眼光来研究纬书的日本学者当属小柳司气太。他于1910年发表了《讖緯學を論ず》一文，文中对谶纬的名称、书目、起源、发达及谶纬书的原文与先儒的评论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对于谶纬名称，他认为谶与纬不同，谶为预言，纬则对经而言。两者联用，大概因为纬书中也包含与谶书相类似的卜筮预言之类的内容。对于谶纬起源，他亦追溯至上古天人一贯的感应思想和阴阳五行思想。[※注]
20世纪20年代，狩野直喜、本田成之也对谶纬进行了研究。前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1925年出版的《两汉学术考》一书中，其中涉及谶纬的章节有“后汉经学与谶纬”“感生帝说”和“作为孔子的感生帝”。狩野直喜着重论述了后汉时期与今文学、古文学有关的立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纬书思想是如何把儒家思想侵蚀变质的。[※注]本田成之在1927年出版了《支那经学史论》[※注]。在此书中，本田成之认为谶纬与经书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周易》《春秋》等书离开谶纬就不能得到完全说明，并把《公羊传》等今文派的微言大义都说成是从纬书而来的。[※注]他还认为，齐学派的经学与七纬有着密切关系，而纬候是在阴阳五行灾异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并指出“谶与纬虽少有不同，然无妨看作为从齐邹衍以来所倡的主运、终始五德之说的转传”。他还把前汉经学看作谶纬之学，从而把谶纬之学与齐学都定为方士之学。[※注]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于谶纬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杉本忠、佐藤文四郎。杉本忠对谶纬与阴阳五行说的关系、谶纬的起源与发达等问题作了探讨。对于谶纬与阴阳五行说的关系，他认为，一方面阴阳说和五行说是谶纬说的根干，另一方面纬书的阴阳五行说也是了解阴阳五行思想不可或缺的材料。由此，他对谶纬中的阴阳五行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注]在《讖緯說の起源及び發達》一文中，杉本忠对谶纬的起源、性质、内容、秦谶、王莽以前的谶纬说、王莽与谶纬说以及光武与谶纬说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注]佐藤文四郎的《讖緯說の成立と前漢末期の世相》一文则主要分析了谶纬与西汉末年的社会情势之间的关系。[※注]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学者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虽然对谶纬作了可贵的探索，但真正成系统的研究几乎没有。这一状况到了20世纪40年代才有所改变。
二 20世纪40年代：谶纬研究的奠基期
谶纬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陈槃的研究成果上，它们被称作“奠定了纬书研究的基础”[※注]。陈槃是顾颉刚的弟子，在谶纬解题和思想研究方面都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在谶纬解题方面，陈槃在20世纪40年代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解释谶纬篇题的文章，对谶纬中的《河图纬》《洛书纬》《尚书纬》《春秋纬》《孝经纬》等篇目的题名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解释。其解题文章在当时共有四篇，所解内容分别涵盖：（1）绿图、河图提刘子、河图会昌符、春秋汉含孳；（2）白泽图、师旷占、师旷书、师旷纪；（3）礼瑞应图、孝经中黄谶；（4）河图玉版、孔子玉版、河图玉版龙文、河图叶光纪、河图握矩记、河图括地象图、河图挺佐辅、洛书摘六辟、中候摘洛戒、中候勑省图、中候苗兴、尚书刑德放、春秋佐助期、孝经援神契、孝经左契、孝经右契、左右契、孝经左右契图、左契图、孝经中契[※注]。陈槃对于这些篇名的解释，资料丰富，分析精深，令人信服。
在思想研究方面，陈槃对谶纬的起源、名称、谶纬与邹衍学说的关系、秦汉间符应学说对谶纬形成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在谶纬起源上，他认为谶纬源于邹衍及燕齐方士。他说：“谶纬中所载迷信之说，前古多有之。然前古虽亦有此迷信，不可谓此即谶纬也。所谓谶纬，槃以为当溯原于邹衍及其燕齐海上之方士。”[※注]“盖燕齐方士与其所宗主之邹衍，同为杂学，而喜以儒学文饰，故其矫托之书，自《河》《洛》以下，无疑并依附经义，托之孔子。属西汉自武帝之世，罢黜百家，儒为一尊，非藉此自重，则不足以迎合人主而取荣宠。纬名配经，校之谶称，实显而易见。于是同一材料，复有纬称。盖自尔以后，所谓《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诸直标经名之谶纬，遂纷纷出矣。”[※注]此外他还考察了秦汉间的方士和“符应”论以及它们对谶纬的影响。陈槃认为谶纬是在《河图》《洛书》的基础上逐渐增益而成的，他说：“伎数之人（即方士）增饰依托为富于文辞之《河图》《洛书》，谓是孔子所作，而所谓《易》《书》《诗》《礼》《春秋》等经谶纬，则又末世之儒增减《河图》《洛书》而巧立名目之伪品也。此末世之儒即桓谭所谓伎数之人，亦即方士。方士喜以儒学文饰，故亦有儒称。”[※注]在谶和纬的关系上，陈槃认为，谶与纬异名而同实。他说：“谶纬之称，不一而足。统而言之则曰‘谶纬’。‘谶’出在先，‘纬’实后起，‘谶’书之别名也。”“所谓谶也，符也，箓也，图也，书也，候也，纬也，汉人通用，互文，未始以为嫌也。盖从其验言之则曰‘谶’，从其征言之则曰‘符’，从所谓《河图》文字之颜色言之则曰‘绿’。从其有图有字言之则曰‘图’，曰‘书’，从候望星气与灾祥之征候言之则曰‘候’，从其托《经》言之则曰‘纬’。同实异名，何拘之有？”[※注]陈槃的这种看法至今对学界仍有着重要影响。
可以看出，陈槃这些研究同前人相比，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着开拓性的贡献，为日后的谶纬研究奠定了基础。正如日本学者安居香山所说：“开拓了近代纬书研究端绪的陈槃博士的许多考证，必将流传后世，成为今后纬书研究的基点，推动纬书研究更好地开展起来。”[※注]
在20世纪40年代，除了陈槃之外，楚图南、钱穆、吕思勉、徐旭生等人也对谶纬作了深入探讨。1942年，楚图南在《云南大学学报》发表了《纬书导论》一文，对纬书的起源、出现、圣化、流行、焚劫、价值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1944年，钱穆发表了《两汉博士家法考》一文，对“图谶”与今、古文学的关系作了论述。他认为光武之时“经学治谶、不治谶之界，即为今学、古学之界矣”[※注]。今学经师无有不言图谶者，古学家则不言谶。到了贾逵的时候，古学家才开始兼言图谶。1947年，吕思勉出版了《秦汉史》，在“秦汉宗教”一章中涉及了图谶。他认为哀、平前后的谶言不同，此前之谶多单行，多为民间流行；而此时之谶则与纬相杂。对于谶纬与今古文关系，他说：“世每以纬说多同今文，而为古文家开脱，其实此乃由造作之初，古文说尚未出耳。援谶文以媚世谐俗，两家经师，固无二致矣。”[※注]徐旭生对于谶纬的关注则主要出于他的古史研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他对《春秋命历序》的古史系统作了非常深入的分析。此外，在陈槃的影响下，法国学者康德谟在1947年发表了《论谶纬》一文，指出谶纬文献最初源于王权的宗教和政治的合法性。[※注]虽然这些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远不及陈槃，但也从不同角度对谶纬作了可贵的探索。
三 20世纪50—70年代：谶纬研究在中国的沉寂期及在日本的突破期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各种原因，谶纬的研究被迫中断，或者仅简单地把谶纬看作“低级迷信”“封建神学”。这一风气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谶纬研究大多体现在一些通史研究中，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第二册）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等。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的第七章“汉代白虎观宗教会议与神学思想”中说：“我们认为白虎观所钦定的奏议，也就是赋予这样的‘国宪’以神学的理论根据的谶纬国教化的法典。……图谶纬书是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注]这种看法正确与否，可暂置一边，但他认为白虎观会议使谶纬成为“国教化的法典”，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的第二册中列了两章对谶纬进行探讨。在第八章“谶纬和《白虎通》的宗教神学”中，他对谶纬的流行及其与《白虎通》的关系作了论述。他说：“谶纬是封建神学与庸俗经学的混合物。”[※注]“它（谶纬）是十分浅薄、荒诞的。由于它用的是一种比较隐晦的、歌谣式的语言，神话的形式，夸张的手法，故意说得光怪陆离，人对这些预言，事后可以做出几种可能的解释，并在事后，‘证实’其中一种解释是‘正确’的。”[※注]这些看法显然受到侯外庐的影响。书中在第九章则论述了扬雄、桓谭等人对谶纬的批判。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计划写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哲学史。由于历史原因，该书当时仅出版了前两册。在196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中，冯友兰讨论了谶纬思想，主要包含谶纬的社会根源、阴阳之数、八卦方位、卦气、象数之学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比较等内容，但在资料占有和理论分析上均未超过其在《中国哲学史》中的研究。
1958年，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分别列了“纬书”和“谶书”两个篇目，对讨论纬书起源、禁毁、价值的各家学说作了评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还指出谶与纬不同，认为“纬为附经而作，与阴阳灾异之说为近。谶为秘记之流，与神仙方士之说为近。末流可合，实则并非一物”[※注]。
陈槃在前往台湾之后，继续延续其以前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又先后发表了三篇关于谶纬篇名解题的文章，其内容仍然集中在《河图》《洛书》方面。他的学生张以仁则针对日本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的《纬书集成》作了一些资料校正的工作，指出了《纬书集成》“河图”类中句读、归类、字句讹误、颠倒、漏收等方面的一些错误。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4年第35本。">[※注]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谶纬研究虽然在中国相对沉寂，但在日本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的相关研究上，具体包含资料整理和思想研究两个方面。
在资料整理方面，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在中国明清学者对谶纬辑佚的基础上编成了《重修纬书集成》一书，这是纬书资料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总共六卷八册，其中卷一上下为《易》，卷二为《书》《中候》，卷三为《诗》《礼》《乐》，卷四上下为《春秋》，卷五为《孝经》《论语》，卷六为《河图》《洛书》。该书最先出版油印本，第一册出版于1959年，最后一册出版于1964年，前后凡五年。后来又于1970年开始由明德出版社正式出版，至1992年才出全。该书不但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纬书资料，而且对纬书进行了校勘、解说，还对纬书资料出处进行了标注，对于研究者颇为方便。尽管该书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为日后的谶纬研究提供了最全面、最可靠的资料，至今仍是纬书研究必备的参考书。
在思想研究方面，安居香山、中村璋八于1966年在图书刊行会出版了《緯書の基礎的研究》。该书是日本第一部系统研究纬书的专著。共分思想篇和资料篇两个部分，思想篇由安居香山撰写，资料篇由中村璋八撰写。在思想篇中，安居香山对中日学者的纬书研究进行了批判，指出了纬书研究的各种问题；然后就图谶的形成、王莽与符命、孔丘秘经、纬书的生成论、世界观、大九州说、五德终始说以及图谶与佛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资料篇中，中村璋八则对中日的纬书资料、纬书资料的辑佚书、汉碑中的纬书说以及各类纬书存在的诸种问题作了详细分析。
安居香山随后又出版了《緯書》，其主要包括纬书的种类、内容、纬书与预言、纬书与革命、纬书的盛行与当时的思想界、纬书的基本思想、纬书思想的影响等内容。[※注]该书虽然简略，但关于纬书的重要议题都有涉及。安居香山另外一部重要的纬书研究著作是《緯書の成立とその展開》，主要探讨了纬书的形成与展开过程。在纬书成立的部分，主要包含：纬书八十一篇说考、“春秋灾异”考、通过图谶的批判考察纬书的成立、通过《诗纬》《春秋纬》所见资料考察纬书的成立、纬书谶类部分的成立及其展开等。在纬书思想展开部分，安居香山主要讨论了后汉的受命改制与纬书思想、郎
的纬书思想、感生帝说的展开与纬书思想、图谶的特性等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的纬书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超迈了前人，也为此后的纬书研究提供了高水平的平台。
在此期间，除了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外，日本的其他学者也对谶纬作了研究，如铃木由次郎、日原利国等。在《汉易研究》中，铃木由次郎讨论了谶纬的意义、纬书的成立、谶纬学的起源、前汉时代的谶纬学、后汉时代的谶纬学、《易纬》的篇目等问题。[※注]日原利国则发表了《災異と讖緯》一文，对两汉时期灾异、谶纬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作了探讨。[※注]
除了中日学者外，还有必要提一下美国学者杜敬轲这一时期对于谶纬的研究。杜敬轲1966年在华盛顿大学博士毕业，其博士论文《汉代谶纬文献的历史介绍》（A History Introduction to the Apocryphal（ch’an-wei）Text of the Han Dynasty）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谶纬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谶纬的原型、成帝到王莽、王莽的统治、谶纬的盛行、光武之后的谶纬、反动与禁止等方面。
综上，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谶纬研究在中国虽然停滞，但在日本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四 20世纪80年代：谶纬研究的恢复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关于谶纬的研究也开始恢复，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基础上，冯友兰于这一期间开始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在1985年出版的第三册中，他列了“纬书中的世界图式”一章，着重从宇宙论的角度对纬书进行分析。他认为，《易纬》把《易传》的世界图式和阴阳家的世界图式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以后中国古代思想的一般世界图式。[※注]
同年，任继愈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中对谶纬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对谶纬的思想实质与产生的社会根源、纬书的编纂与篇目解题、纬书的内容与《易纬》的思想等方面作了论述。他认为谶纬“是两汉时期的神学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它的思想实质来看，虽然完全继承了由董仲舒所创立的那种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但是就其表现形式的荒诞离奇以及脱离经典编造神的意旨的作法而言，则又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官方正统的神学经学不相同。谶纬这种社会思潮是和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危机紧密相连的。如果说正统的神学经学主要是适应建立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谶纬完全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反映了统治集团企图挽救危机的努力”[※注]。这种看法对于纬书的思想实质和产生的社会根源作了深刻的探讨。对于谶纬的作用，他不但看到其“宗教迷信”的一面，也看到“其中也有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成分”。[※注]
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一书中也对谶纬作了详细的探讨。书中论述了谶纬与政治、谶纬与学术、谶纬中的元气思想和宇宙生成论、“八卦为体”的新概念、谶纬对象数思想的发展以及“河图”“洛书”数图释义等方面。书中的分析和论述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尤为重要的是他对谶纬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他说：“谶纬的思想确是极其庞杂而矛盾的，一方面是粗糙恶劣的神学唯心主义，一方面却是对以元气为基础的宇宙生成图式的发展。……因此对于谶纬需要持细致的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作为西汉以前今文经学思想运动发展的产物，应当把谶纬作为汉末的社会思潮来加以分析，而不应作为误入歧途的思想垃圾简单摒弃。”[※注]
朱伯崑于1988年出版的《易学哲学史》对《易纬》作了深入研究，指出谶纬是汉代今文经学神秘主义思潮发展的产物。对于《易纬》，他认为乃是孟、京易学的发展，出于孟、京之后，具体成书在京房和《白虎通》之间。他指出《易纬》解易有两个特点：一是将《周易》神秘化或神学化，二是以象数解易，并将其理论化。[※注]他还以《乾凿度》为主对《易纬》的太易说、九宫说、八卦方位说、爻辰说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其他的通史著作也对谶纬进行了论述，如萧萐父、李锦全的《中国哲学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袁珂的《中国神话史》等。
这时期学者们还撰写了一些专门论文来研究谶纬，其中以王利器、吕宗力等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王利器的《谶纬五论》从“谶纬之分”“谶纬以三言为大题及其它”“河图洛书及六经纬之篇目”“谶纬书有图”“谶纬之增益”五个方面对谶与纬之关系、谶纬篇题与篇目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对于谶与纬的关系，他认为两者没有严格的区分。对于谶纬多三言的篇题，他认为与楚文化有关，“这些三字之名的广泛出现，绝大部分都和三楚有关，我很怀疑这是楚文化的产物”[※注]。吕宗力则从汉碑的角度对谶纬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汉碑中对孔子的神化、感生、异貌、符命、五德相生等内容，由此探讨了谶纬神学对东汉政治和思想的影响。[※注]吕宗力还探讨了纬书与西汉今文经学的关系，对比了《尚书大传》《公羊传》《春秋繁露》与纬书思想的相关内容。[※注]其他关于谶纬的论文还有钟肇鹏的《论谶纬神学和阶级斗争》、王友三的《两汉谶纬神学与反谶纬神学的斗争》、黄开国的《论汉代谶纬神学》等，但这些论文还未摆脱传统观点的影响，仍把谶纬看成“谶纬神学”。另外，一些学者如李鹏举、朱锐等也就谶纬中的科学思想作了探讨。[※注]
在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对谶纬也作了一些研究。198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凯的《郑玄之谶纬学》一书。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门探讨郑玄的谶纬思想。1984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王令樾的《纬学探原》一书，对纬书的名义、源流、真伪等作了研究。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论文，如林丽雪的《白虎通与谶纬》、林金泉的《〈诗纬〉星象分野考》等。[※注]
再来看日本方面的研究。安居香山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又出版了《緯書と中国の神秘思想》。[※注]全书共6章，分别为“汉代思想的潮流与纬书”“道教的形成和谶纬思想”“中国的神秘思想与科学”“阴阳五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纬书的形成与种类”。他认为纬书既不是迷信，也不是异端，而是儒教思想流派，代表了汉代的时代思想。安居香山还主编了《讖緯思想の綜合的研究》一书，收录了内野熊一郎、安居香山、吉川忠夫、今枝而郎、楠山春树、中村璋八、陈槃、王利器等学者关于谶纬的文章，内容涉及谶纬的源流、天文气象杂占、道教与谶纬、经学与谶纬等方面。池田秀三则对纬书郑玄注作了研究，指出纬书是郑玄“六艺一体观”的最大要素，也是郑玄学术思想的核心。[※注]
法国学者索安在此期间也就谶纬与道教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指出谶纬对后世道教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道士在宗教授权仪式中所用的和与神灵世界进行交流的标志，即符、图、箓和契，这些并不是得自于信手涂鸦，也不是借用于早已存在的民间宗教传统和巫媒活动，而是从汉朝用来保证其天命的‘国宝’（按：指谶纬）思想中受到的启发”[※注]。
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外学者在谶纬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五 20世纪90年代：谶纬研究的逐渐繁荣期
如果说谶纬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出现转机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谶纬研究逐渐繁荣的景象正是这种转机的结果。这一时期，研究的成果大大超过了以前，并呈现出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局面。
在此期间，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是钟肇鹏的《谶纬论略》，这是大陆自1949年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谶纬的著作，全书分11章，对谶纬的起源、形成、篇题、实质、内容、哲学思想、流变、辑佚以及谶纬与今文经学、宗教、历史、自然科学的关系等方面作了详尽而深刻的分析。作者认为谶与纬往往互称，并无区别，显然采纳了陈槃的观点。对于谶纬起源，作者采纳了顾颉刚的观点，认为“零星的谶语虽然早已存在，但把它们集中起来，编成《易纬》《诗纬》《书纬》《礼纬》《乐纬》《春秋纬》这样的书籍，则不能早于王莽时代”[※注]。作者还对纬书的篇题作了浅显易懂的解释。陈槃虽然对纬书的篇题作过探讨，但多集中于《河图纬》和《洛书纬》，对于其他诸纬很少探讨，钟肇鹏则对七经纬的篇题都作了考证和解释。作者还探讨了谶纬与今文经学的关系，认为“纬书是西汉末年的产物，纬以配经，故纬书中的经说都采今文经说。如《易纬》推演孟京易说，《诗纬》为齐诗说，《春秋纬》为公羊家说，这是最明显的”[※注]。在谶纬与政治关系上，作者认为谶纬与后汉政治和农民起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谶纬中的哲学思想及谶纬与宗教、自然科学的关系，作者也都作了深入的分析。
1993年出现了两部研究谶纬的著作：一是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李中华的《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二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步贵的《神秘文化：谶纬文化新探》。李中华从纬书与汉代文化的关系视角入手，就纬书的名称及价值、纬书与汉代经学、纬书与汉代哲学、纬书与汉代伦理、纬书与汉代科学、纬书与文学艺术、纬书与汉代神话等方面作了探讨。全书因是从整个汉代文化来审视纬书的，所以对于我们了解纬书与汉代其他文化的关系有很大帮助，如书中专门探讨了纬书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认为纬书对汉代的文字学、汉赋辞章及音乐理论等有很大的影响。王步贵则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了谶纬与元气、辩证法、象数、卦气、阴阳、宗教等方面的关系。
王葆玹在此期间也从谶纬与经学的关系角度对谶纬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谶书与纬书不同，前者一般假托为天帝诏命的凭据，大多出自社会中下层的预言家之手，如王莽时期的《符命》和《河图》《洛书》；后者则假托为圣人所作，理论水平较谶书高些，如《七经纬》。对于谶书、纬书与经学的关系，他认为谶书的地位在当时要高于五经，纬书的地位则低于五经，但又高于西汉经学家所写的大传、说、记与章句。在他看来，谶纬对经学的影响远远大于经学对谶纬的影响。[※注]
其他有关谶纬的研究著作还有1994年齐鲁书社出版的林忠军的《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1996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冷德熙的《纬书政治神话研究》。前者对《易纬》的成书、著录、爻辰说、卦气说、易数说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后者则从政治神话角度对纬书中的神话思想作了分析。
在论文方面，李学勤、刘泽华、刘小枫等人的成果最为重要。李学勤对纬书的形成和《易纬》作了探讨。他认为，纬书在汉成帝时已经基本形成，起源则更早。[※注]对于《易纬》，他主要对《乾凿度》《乾元序制记》进行了研究，指出《乾凿度》上下两卷并非出自一源，上卷的年代可推至先秦，下卷的时代则与京房易学相当。[※注]刘泽华主要分析了纬书中神、自然、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注]刘小枫则从儒教的角度对纬书进行了研究，指出纬书研究可以确定儒教士的存在，而且可以为探讨儒教士的类型奠定基础。[※注]
在谶纬资料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影印出版了明清以来纬书辑佚的重要著作13种，其中包括陶宗仪的《说郛》、孙瑴的《古微书》、赵在翰的《七纬》、黄奭的《通纬逸书考》等。同年，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的《纬书集成》也被引入国内，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钟肇鹏、萧文郁还对赵在翰的《七纬》作了校点整理，收入“齐文化丛书”，199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这些都为谶纬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这期间，台湾学者在谶纬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陈槃把其关于谶纬研究的论文结集为《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一书，于1991年由台湾编译馆出版。论文方面较为重要的则有周玟慧的《谶纬韵谱》、赵雅博的《谶纬中的思想》等。[※注]
六 2000年至今：谶纬研究的多元化时期
2000年以来的谶纬研究大体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的趋势，但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较大的发展，而且研究成果也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谶纬文献整理
2009年，董治安主编的《两汉全书》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第33、34册收录了两汉谶纬文献。该部分由郑杰文领衔整理，在明清学者以及日本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的基础上对两汉谶纬文献重新编排，选择底本和校本加以校勘，并附有解题，以标明谶纬佚文的最早征引时代、历代著录情况、所据底本、参校书籍等。随后，郑杰文等参与整理的收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编之《儒藏》中的黄奭的《通纬逸书考》、赵在翰的《七纬》也先后于2013、201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钟肇鹏、萧文郁校点的《七纬》也在中华书局重新出版。此外，林忠军、萧洪恩分别对《易纬》作了整理和注释。[※注]这些谶纬文献的整理对于谶纬的研究无疑有着促进作用。
（二）谶纬总体研究
2000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台湾学者黄复山的《东汉谶纬学新探》，该书对东汉的《河图》《洛书》《赤伏符》进行了考证，并对《白虎通》引用谶纬的情况和《公羊传》与谶纬的关系作了细致的分析。同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郑均的《谶纬考述》，对谶纬的名称、起源、书目、篇名以及纬书中的经学、天文、历法、历史、地理等问题均作了探讨。2006年，香港国际学术文化咨讯出版公司出版了曾德雄的《谶纬的思想与时代》，书中对谶纬的起源、帝王世系及受命、谶纬中的孔子、三统论、《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以及谶纬与东汉学术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指出寻求合法性是经学与纬学的共同思想和实践。2011年，任蜜林的《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由巴蜀书社出版，这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纬书思想体系的著作。该书在中国哲学“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架构下，以问题为线索，从哲学内涵以及理论特色的角度对纬书的宇宙论、阴阳五行说、天人关系说、礼乐制度、伦理观、历史观、圣人观等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在汉代社会思想背景下考察了纬书与经学、政治的关系和纬书的形成过程，还揭示了纬书“为汉立法”的宗旨。此外，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在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台湾关于谶纬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较重要的有殷善培的《谶纬思想研究》（2008）、林政言的《谶纬学研究》（2009）等。
（三）谶纬专论研究
专论方面的研究以《易纬》最多，这大概是由于《易纬》保存得相对完整。林忠军在《〈易纬〉导读》中对《易纬》的成书、兴衰、著录、宇宙观、爻辰说、卦气说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萧洪恩的《〈易纬〉文化揭秘》[※注]对《易纬》的产生时代、象数思维模式、历史观、结构论等问题作了分析。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关于《易纬》的研究论文。[※注]关于其他各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纬》《春秋纬》等方面。在《诗纬》研究方面，2012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刘明的《两汉〈诗纬〉研究》，对《诗纬》的源流、篇目、解题，《诗纬》与汉代四家诗的比较以及《诗纬》与《齐诗》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关于《诗纬》有代表性的论文则有刘毓庆的《由人学到天学的诗学诠释——〈诗纬〉诗学研究》、孙蓉蓉的《〈诗纬〉考论》、曹建国的《〈诗〉纬三基、四始、五际、六情说探微》等。[※注]对于《春秋纬》，2009年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台湾黄国祯的《董仲舒〈春秋繁露〉与纬书〈春秋纬〉之关系研究》一书，探讨了《春秋纬》与《春秋繁露》之间的关系。2013年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栋梁的《〈春秋纬〉与汉代春秋学》则对《春秋纬》的成书、文本整理、散佚、解经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和分析，并探讨了《春秋纬》与《春秋繁露》《春秋》三传之间的关系。
（四）谶纬与政治
谶纬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谶纬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方面。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杨权的《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一书，其中对谶纬中的五行理论、“尧后火德”说、孔子为“王”说、谶纬中的帝德谱等问题作了探讨。2011年，陈苏镇在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中对谶纬的形成、篇目结构、“赤帝九世”“三教”与“五德”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并讨论了谶纬对东汉政治的影响。他基本同意张衡关于谶纬成于哀、平之际的看法，并认为谶纬“五德终始”说对刘歆的《世经》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弟子陈侃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中则探讨了谶纬与灾异论的关系。孙英刚的《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于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对谶纬、术数与中古时代知识、信仰世界和政治世界的关联作了研究。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罗建新的《谶纬与两汉政治及文学之关系研究》，该书具体分析了谶纬与两汉政治之间的关系。
（五）谶纬与文学
此处所说的文学是从广义上讲的，包括文献学、文字学在内。徐兴无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谶纬的源流、价值、天道圣统、谶纬与经学、谶纬与汉代道德构建以及《易纬》的文本与源流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认为，谶纬文献按出现的时间划分，可分为《河图》《洛书》和“七经纬”。“《河图》《洛书》为出现于秦汉之间的早期谶纬文献形式，其中儒家思想的色彩淡薄。‘七经纬’则晚于《河》《洛》，产生于西汉五经被确立为官学之后，是以经学附庸的面貌出现的谶纬文献形式。”[※注]张泽兵的《谶纬叙事研究》于201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在中国叙事传统的发展演变中考察了谶纬的叙事意义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吴从祥的《谶纬与汉代文学》一书，则讨论了谶纬与汉代文人创作、汉代诗歌辞赋的关系等问题。论文方面，孙蓉蓉发表了多篇关于谶纬与文学的文章，讨论了谶纬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文论，谶纬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等问题。[※注]徐兴无对《文选》李善注的引纬情况作了考证，并探讨了谶纬与汉魏六朝文学的关系。[※注]刘志伟、王翠红则探讨了谶纬与先唐志怪小说的关系，指出虚构与志怪是谶纬神学话语制作的两大实质特征，它们深刻影响了志怪小说的创作。[※注]
（六）谶纬与经学
纬书是相对于经学而言的，因此，谶纬自诞生之初就与经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任蜜林的《汉代“秘经”：纬书思想分论》一书从经学的角度对各种纬书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分为纬书形成和纬书思想两个方面。在纬书形成方面，他主要从西汉经学传承的情况方面进行分析：对《易纬》八篇以及其他纬书的成书都作了细致的考证，认为《易纬》大部分形成于西汉京房之后、东汉明帝之前；对于《春秋纬》，作者通过对西汉春秋学传承的分析，并结合火德说、五帝说，推断其形成于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之后，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前[※注]；其他纬书的成书大概与《春秋纬》同时或略后。在纬书思想方面，他着重分析了各种纬书中相应的经学思想，并展现了它们各自在中国经学史上的独特地位。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书中对纬书与经学的关系作了探讨，论述了纬书对《易》《诗》《书》《礼》《春秋》等经书的解释。
（七）谶纬与宗教
谶纬与宗教的关系，主要是指谶纬与道教、佛教的关系。对于这方面，前人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但较为浅显。台湾学者萧登福2000年在文津出版社出版了《谶纬与道教》一书。该书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谶纬与道教的关系，对谶纬起源，谶纬中天地生成、天人感应说与道教的关系，谶纬中天界情形与道教九天说的关系，谶纬中的五天帝与道教五老五帝说，谶纬阴阳五行说与道教的关系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程乐松则探讨了儒家宗教化与方术宗教化在谶纬潮流中并存及分化的过程，有助于人们了解谶纬中的儒家与道教之间的互动。[※注]对于谶纬与佛教的关系，吕宗力分析了谶纬对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影响，包含佛教僧人的通纬风尚、“佛谶”与预言僧、汉译佛典所见谶纬影响、“疑伪经”所见谶纬影响等方面。[※注]
（八）通史研究
21世纪以来通史中的谶纬研究主要著作有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和许抗生等人撰写的《中国儒学史（两汉卷）》。葛兆光主要从一般知识与精英思想互动的角度来研究谶纬。他认为，纬书“把古代中国关于宇宙的观念、天文地理的知识、星占望气等技术、神仙传说与故事，与传统的道德和政治学说糅合在一起，一方面试图以理论与经典在知识系统中提升自己的文化等级与品位；另一方面试图以这一套囊括诸家，包笼天地人神，贯通终极理想、思想道德、制度法律与具体方术的知识系统干预政治，以建立理想的秩序。它显示了两汉时期思想的体系化与标准化趋向，也促成了国家神学的诞生”[※注]。《中国儒学史（两汉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该书对谶纬的名称、种类、篇目、谶纬与经学、谶纬与“圣统”以及《易纬》思想等方面作了探讨。
以上是新世纪以来关于谶纬研究的主要方面。可以看到，这时期的谶纬研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以前，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所突破，呈现出多角度、多学科、深层次的研究局面。
七 未来谶纬研究的可能方向
通过以上对谶纬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出，谶纬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那么，未来的谶纬研究应该面向何方，又如何开展呢？安居香山在20世纪80年代曾对纬书的研究动向提出了一些看法，其中涉及纬书的资料整理和思想研究等方面。对于纬书思想，他认为，要从历史的、社会的角度来进行多边的综合性的研究，并指出“汉代思想发展是围绕着纬书思想的争论而展开的。如何看待纬书思想？这应该是今后纬书研究的一个大课题吧”[※注]。安居香山的这些看法多少指明了当时纬书研究的方向。在笔者看来，未来谶纬研究大致可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谶纬文献的整理与注释。关于谶纬的文献整理，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的《纬书集成》在数量上已经非常完备，几乎网罗了现存中日文献中的所有材料。但在质量上仍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该书出版以后，张以仁、钟肇鹏等学者就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纬书集成》的基础上，对谶纬文献重新作一系统的整理、校勘和补遗。对于谶纬文献的注释，虽然清代学者作了一些工作，但全面注释的著作则几乎没有。这样看来，对于谶纬的注释、疏解应是今后谶纬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谶纬的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研究。随着现代学术的不断发展，对于谶纬有必要进行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这样才能真正揭示谶纬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中的地位。
第三，谶纬学史的研究。目前的谶纬研究虽然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在谶纬学史的研究方面却成果很少。除了姜忠奎的《纬史论微》外，尚未见到一部完整的谶纬学史。但姜著资料罗列太多，分析相对较少，而且对于谶纬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揭示得不够，因此，撰写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谶纬学史就显得格外必要。
第四，谶纬与宗教的关系研究。对于谶纬与道教的关系，学者虽然讨论较多，也有专著出版，但目前看来，对于两者关系的论述大多还停留在表面的材料比附上，未能从理论上揭示两者的内在关系。对于谶纬与佛教的关系研究则更少。因此，未来的谶纬研究应该深入探讨谶纬与道教、佛教之间的内在关系。
第五，全球化视野下的谶纬研究。谶纬虽然诞生于中国，但它并不仅仅属于中国，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正因为如此，除了中国学者外，许多国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对于谶纬研究也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今后的谶纬研究也应该具有国际视野，加强各国学者在此方面的交流，从而更好地促进谶纬的研究。
以上是笔者关于未来谶纬研究的一些看法。当然，未来的谶纬研究远远不止这些，如对谶纬的政治史研究虽然出了很多成果，但仍有尚待抉发的地方。总之，谶纬的未来研究一定要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开阔的视野、新颖的角度、多样的方法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谶纬研究不断进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王正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清空
导出
复制
刘师培：《谶纬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