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and Restructuring：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quity-FirmsBaziki，S.、Norbäck，P.、Persson，L.、Tåg，J.（2017）.European Economic Review，94（C）：166-184.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the Importance of Local Credit and Source Country FinanceKandilov，I.、Leblebicioglu，A.、Petkova，N.（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70（C），288-318.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pproachCushman，D.、Vita，G.（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77（C），143-163.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A Meta-analysisTokunaga，M.、Iwasaki，I.（2017）.The World Economy，40（12），2771-2831.
Corruption，Costs，and Family：Chinese Capital Flight，1984-2014Gunter，F.R.（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3（C）：105-117.
（二）TOP10内容概览
第1 拥有出口平台的全球生产
Global Production with Export Platforms
本文中文编译稿已发表于《世界经济年鉴2017》第47-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第2 金融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金融危机之后，外商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外部融资环境更为严峻，而后者则受到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采用2003-2006年全球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据库，研究东道国和母国的金融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国家特定金融发展和特定部门金融脆弱性的变化来研究其因果关系。这将缓解现有相关文献的如下不足：（1）外商直接投资计量方法不够充分；（2）缺乏因果推断；（3）研究范围有限。
2.结论
东道国和母国的金融发展对绿地投资、生产扩张和并购都有很大的积极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金融发展通过直接增加外部融资渠道和间接支持整体经济活动来共同促进外国直接投资。
3.论证
东道国和母国的金融发展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指金融发展会影响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间接影响是指东道国和母国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整体经济活动的发展进而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分别检验东道国和母国的金融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模型（1）检验金融发展的整体影响，模型（2）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考虑了特定行业活动的影响，以检验金融发展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FDIijst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于第t年在东道国j投资的固定成本总额，该企业来源于i国，企业所属行业为制造业s。SFDit-1和DFDjt-1分别表示母国和东道国金融发展的时间序列变量，采用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分配给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额，通过GDP标准化后的数值进行度量。FVs表示特定行业非时变的金融脆弱性指标，该指标采用Rajan和Zingales（1998[※注]）构造的外部依赖性指标度量。αijt表示国家固定效应，αst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表示倍增误差项。Yis表示母国i的s行业的预增样本增加值。Yjs表示东道国j的s行业的预增样本增加值。
本文的分析采用2003-2006年全球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据库，涵盖了全球所有国家及地区公司层面的跨境绿地投资数据。
4.作者自评与他评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点。（1）全球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据库提供了母国和东道国的详细情况，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2）本文的结论将有力促进企业的国际扩张。（3）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跨国公司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
截至2019年5月，本文已被引用56次。现有相关文献从金融部门视角研究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渠道，关注点多聚焦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则从金融部门和制造业企业绩效角度切入，视角新颖。实证数据来自全球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据库，使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后续研究在本文的基础上，将该问题扩展到尼日利亚（Asaleye et al.，2018[※注]）、希腊及其周边国家（Sahin & Ege，2015[※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Aibai et al.，2019[※注]）等国家或地区。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Rodolphe Desbordes，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主要研究国际商务、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应用计量经济学。rodolphe.desbordes@strath.ac.uk。
Shang-Jin Wei/魏尚进，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主要研究经济发展、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和亚洲经济。hangjin.wei@columbia.edu。
陈胤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公司金融。chenyinmo@163.com。
第3 离岸活动和金融对冲与操作对冲
Offshore Activities and Financialvs Operational Hedging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为什么许多有全球活动的公司不使用外汇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现有研究很难解释该问题。基于非流动性和操作对冲的独特优势，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2.结论
当流动性和融资可得性较好时，公司会使用外汇衍生品，否则会采取操作对冲，即倾向于从其产品出口国家购买投入品。
3.论证
本文采用的离岸数据和金融对冲数据来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EDGAR 10-K财务报表。本文采用metaHeuristica LLC提供的软件处理文本文档。本文使用SEC分析表中的中央索引键（CIK）到gvkey链接，将Compustat数据进行合并。本文的样本期间为1997年至2011年。选取1997年作为起始年份是因为1997年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EDGAR 10-K财务报表数据可获得的最早年份。本文基于EDGAR 10-K财务报表，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并验证离岸数据和金融对冲数据及其有效性。
本文采用准自然实验来研究套期保值成本与使用外汇与操作套期保值决策之间潜在的因果关系。具体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基于CME推出的一系列新的外汇衍生产品事件进行研究。该事件的发生时间是交错进行（外汇衍生产品推出年份包括：1999年、2002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因此非常适合本文公司-国家-年份观测的面板数据结构。特别是，只有通过推出新货币衍生品的特定国家才会认为会受到该事件的重大影响。本文考虑了四个因变量，分别进行四组双重差分回归：外部投入虚拟变量、内部投入虚拟变量、外部投入虚拟变量占总投入虚拟变量的比值、外汇套期保值。
4.作者自评与他评
本文有以下三点贡献。首先，本文提出了新的操作对冲假设，即企业从其销售产品的国家购买投入品。其次，本文使用计算语言学的方法来识别外汇对冲和离岸活动，即构造了一个时变的公司-国家-年份分析网络。该网络对更广泛的研究问题有所帮助。它构造了从1997-2011年间的200多个国家的三种离岸活动。第三，本文采用严格的个体固定效应、国家固定效应和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该方法支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截至2019年5月，本文已被引用24次。后续文献主要从2个方面对该文进行引用与发展。第一，研究方法的借鉴。后续文献在研究设计部分引用了该文回报波动率（采用公司日对数收益率的标准差，再乘以一年252个交易日的平方根进行度量）和现金流（折旧前营业收入）的计算方法（Andriosopoulos & Deepty，2019）[※注]。第二，在研究问题上进行扩展。后续文献在此文基础上研究利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基础风险的外生变化来分析套期保值影响公司价值的渠道（Gilje & Taillard，2017）[※注]、评估两国企业进出口受中美贸易战冲击的市场反应（Huang et al.，2018）[※注]、在电力行业中经营灵活性和衍生品对冲在流动性管理中存在替代关系（Lin et al.，2018）[※注]。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Gerard Hoberg，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主要研究公司金融、产业组织、首次公开募股、并购、风险管理和经验资产定价。hoberg@marshall.usc.edu。
S.Katie Moon，科罗拉多大学利兹商学院，主要研究公司金融、产业组织、证券发行、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katie.moon@colorado.edu。
陈胤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公司金融。chenyinmo@163.com。
第4 美国跨国公司和现金持有
U.S.Multinationals and Cash Holdings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为什么美国跨国公司持有的现金会明显超过国内公司？本文主要从如下三方面进行解释：（1）跨国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较高的原因是什么？（2）公司无形资产投资是否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和跨境投资决策？（3）避税动机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水平？
2.结论
美国跨国公司同国内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差异，主要来自如下三个因素。其一，昂贵的海外资金汇回成本，导致跨国公司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该因素解释了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差异的42%。其二，无形资产的异质性差异，解释了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差异的28%。其三，联邦法规影响下的税负倒置：当外资持股比例的要求从20%提高到50%时，美国财政部每年因税收倒置而蒙受的损失将从22亿美元减少到13亿美元。
3.论证
在既有现金持有动态模型中，本文加入内生无形资产投资和跨境投资决策变量。这是因为，企业可以通过出口、许可证和对外直接投资这三个渠道来利用国外市场。在实证中，“出口”变量用“运输成本和关税”来替代，“许可证”变量用“外国子公司无形资产利润”来替代。
其中，K表示资本，h表示公司个体的生产力水平，S表示公司在S国家生产经营，下角标t表示年份。由于该模型没有一个封闭的解，作者其进行了数值求解，然后利用矩量法（SMM）对其进行了估计。采用SMM法估计的12个参数包括：ρ，利润冲击的序列相关性；σ，利润冲击的方差；α，企业利润函数的斜率；D，跨境进入成本；λ，外部融资的成本；α，资本调整成本参数；Ck2，国外资本要素价格；dH和dL，分别表示无形产出在为高无形资产企业和低无形资产企业创造企业生产率方面的有效性；θH和θL，分别表示在高无形资产企业和低无形资产企业中生产力演化过程产生的不确定性；b，母公司生产力的可转移性。
样本为2001-2009年的美国跨国公司，数据来自Compustat数据库。样本不含金融业和公共事业领域的跨国公司（因为这些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由政策规定）。“跨国公司”的界定：公司年报中公布的海外子公司利润不为零，且海外销售收入大于零。
4.作者自评与他评
本文将国际投资与公司金融相结合进行研究，基于前人的现金持有动态模型，纳入跨国公司特征进行检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截止目前，本文是第一篇量化分析各类经济因素对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之间现金差异影响的研究，所得结论有可能影响美国联邦相关税收政策。
截止至2019年5月，该文共被引用16次。在后续研究现金持有政策或是税收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相关研究中，该文的结论作为代表性文献被引用（De Simone et al.，2017[※注]；Albertus，2018[※注]；Gao et al.，2018[※注]）。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将该话题扩展至税收套利、创新及代理问题等方面。除了研究结论之外，该文使用的现金持有动态模型被后续的文献模仿与借鉴（Albertus et al.，2019）[※注]。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Tiantian Gu，美国东北大学达莫里-麦克金姆商学院，主要研究资本结构、并购和产品市场。t.gu@northeastern.edu。
陈胤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公司金融。chenyinmo@163.com。
第5 发展中国家的征收风险和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回报率是否主导资本回报？
Expropriation Risk and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oes Return of Capital Dominate Return on Capital？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以往文献在探讨制度质量和政治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时，很难将二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区分开来。本文试图探讨该问题，得出一个相对清晰、统计上相对稳健的结论。
2.结论
在外商投资过程中，外国资本突然和全面损失的可能原因在于制度因素的影响。制度因素是影响投资回报率的主要原因。在度量制度质量的不同维度中，征收风险是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征收风险下降一个标准差，外国直接投资会增加72%。征收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大于采用其他制度质量度量方法的影响。该结论与不完善契约执行和政治风险多维度下的外商直接投资标准理论预测相一致。
3.论证
本文将政治风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再分配税收制度，指与外国投资者义务相关的，将多国生产获得的利益转移到东道国的制度因素或者法律因素。第二类是监管负担和政府效率低下，包括导致无谓损失的因素，这会对事后投资资产的价值产生不利影响。第三类是指征收风险，政府直接行动或政府不愿意维护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将外国投资者资产强制转移给政府或东道国公众。
本文采用1984-2015年的32年间83个发展中国家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FE）和动态Blundell-Bond广义矩量法（GMM）估计量对模型进行估计。
在模型中，ln（FDI）i，t分别采用人均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对数和人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进行度量。Ri，t表示在第t年度量国家i的制度质量变量的列向量，Xi，t表示控制变量的列向量，
表示随机误差项。
制度质量变量通常变化非常缓慢，许多观测值逐年重复。因此，本文使用了四年的时间增量构建面板数据。每次观测均为四年取值的平均值，最多提供八次时间序列观测值（当所有国家-年份观测值都不缺失时）。
4.作者自评与他评
现有文献并未将制度质量和政治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有效的区分开来，本文采用多维度对制度因素进行度量，发现征收风险在所有因素中，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最为显著，具有主导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是对现有文献丰富与补充。
截止至2019年5月，该文一共被引用15次。该文研究发现，采用1984-2015年间的83个发展中国家样本，研究发现征收风险是外国投资者最关心的政治风险，该结论被后续研究拉丁美洲外国直接投资（Bengoa-Calvo，2017）[※注]、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商直接投资（Akhtaruzzaman et al.，2018）[※注]、公司的能力和政治网络（Chen et al.，2018）[※注]等方面的文献广泛引用。此外，本文的实证模型也被后续研究国家风险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文献中被借鉴和参考（Rafa & Farahani，2019）[※注]。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M.Akhtaruzzaman，新西兰国立中部理工学院，孟加拉国的沙迦拉科学技术大学，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学和经验宏观经济学。akhtar.zaman@toiohomai.ac.nz。
Nathan Berg，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经济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经济系，主要研究经济政策、医学决策、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等。nathan.berg@otago.ac.nz。
Christopher Hajzler，加拿大银行，澳大利亚应用宏观经济分析中心，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chajzler@bankofcanada.ca。
陈胤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公司金融。chenyinmo@163.com。
第6 跨境并购和重组：跨国企业和私募股权公司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and Restructuring：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quity-Firms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在1998-2010年期间发生的全球所有跨境并购中，超过8%由私募股权公司发起。本文试图通过构建模型来解释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
2.结论
私募股权公司擅长重组目标公司，而跨国公司的优势在于公司特有的协同效应和进入内部资本市场的渠道。当公司特定的协同效应更强，私募股权公司的重组优势更低，私募股权公司的退出成本更高，更容易进入内部资本市场，贷款风险溢价更高，道德风险问题更高，贸易成本更高。在跨境并购时，这些都更有利于跨国公司而不是私募股权公司。
3.论证
本文模型引入了金融市场和信贷约束以及投标人异质性拍卖收购模型。考虑了一个经济体，包含几家国内公司、几家向国内市场出口对称的外国跨国公司，和几家符合国际规模的外国私募股权公司。其中一家国内公司正在出售，因为目前投入的固定成本使其无法盈利。跨国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为了收购该公司而相互竞争，他们可能都需要从外部投资者那里获得融资来为收购提供资金。模型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模型：收购拍卖和金融合同。目标公司根据第一次完全拍卖价格信息进行销售，作为投标人的跨国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完全了解自己和其他投标人的特点。在拍卖竞标时，跨国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可以与外部投资者签订合同为收购融资，并承诺在第三阶段结束时偿还债务。本文假设有许多参与者的金融市场没有摩擦，从而确保外部投资者在为收购融资方面实现盈亏平衡。
第二阶段模型：道德风险下的重组。新业主致力于重组目标公司，使生产有利可图。公司所有者选择高投入水平或低投入水平，更高的投入水平导致更高的成功几率，但也降低了公司所有者的私人收益。
第三阶段模型：产品市场行为。如果重组工作成功，新公司所有者就会设定产品市场行为并在市场上生产。如果私募股权公司在第二阶段收购了目标公司，它将需要转售目标公司。对外部投资者进行偿还，可能产生转售资产的成本，游戏结束。
4.作者自评与他评
本文将公司的会计要素（金融摩擦）纳入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模型中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Foley和Manova，2015）。
截止至2019年5月，该文被引用了6次。现有文献对该文的引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部分文献在讨论跨国公司时，引用了该文对跨国公司的概念界定。第二，引用该文研究结论（Gemson.，2018）[※注]。第三，有后续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不同于本文，认为跨国公司更倾向于跨境并购，并提出是由于业务性质的不同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差异（Norbäck et al.，2018）[※注]。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Selva Bahar Baziki，土耳其共和国中央银行，主要研究国际贸易，银行和劳动经济学。selva.baziki@tcmb.gov.tr。
Pehr-Johan Norbäck，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主要研究企业家精神，工业组织，国际贸易和风险投资。pehr-johan.norback@ifn.se。
Lars Perssonb，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要研究竞争政策、企业家精神、工业组织、投资私募股权、研发、风险投资。lars.persson@ifn.se。
Joacim Tåg，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主要研究公司金融、企业家精神和劳动经济学。joacim.tag@ifn.se。
陈胤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公司金融。chenyinmo@163.com。
第7 跨境并购：地方信贷和来源地（州）金融的重要性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the Importance of Local Credit and Source Country Finance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传统的跨境投资模型侧重于强调实体经济因素对跨境投资流动的方向和数量的影响。本文则从金融视角，研究投资地（州）和来源地（州）的信贷条件，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对美国跨境并购发生率和强度的影响。
2.结论
在采用州际银行放松管制后，美国某个州的并购交易频率有所增加，从而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并随后降低了借贷成本并改善获得信贷的机会。收购方来源地（州）的金融深度越大，跨境并购的数量和规模越大。此外，与美国投资地（州）采用跨州银行放松管制有关的地方信贷条件的改善，在对跨境并购交易频率的影响方面，可以替代来源地（州）信贷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投资地（州）的信贷条件与来源地（州）股票市场改善间的关系对增加并购交易数量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
3.论证
本文将实证分析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构建模型（1）分析投资地（州）和来源地（州）的金融及其二者相互作用对美国各州跨境并购交易数量的影响。第二部分，构建模型（2）分析投资地（州）和来源地（州）的融资难易程度对并购交易平均价值的影响。第三部分，构建模型（3）分析在投资地（州）更加容易地获得信贷资源对美国跨境并购总量的影响。
模型（1）中，Njst表示在t年目标公司位于t州时，公司在投资地j州的新增跨境并购数量；参数λ是负二项分布的平均值；参数V（V＞0）用于量化过度分散的数量。模型（2）中，logVijstlk表示在第t年来源于j州的公司在s州跨境并购交易i的价值。InterstateBankst-1表示州际银行放松管制指标，从州际银行放松管制执行后的一年开始取值1，之前年份取值为0。InterstateBranchst-1表示州内银行分支放松管制指标，从采用州内银行分支放松管制执行后的第一年开始取值为1，之前年份取值为0。Credit/GDPjt表示第t年在j州内贷款机构给予私营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StockMkt/GDPjt表示第t年j州的股票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股票市场价值指数的来源是Datastream。模型（3）中M & Ajst表示在第t年来源地（州）j至投资地（州）s的交易数量的总额，其他变量与模型（2）一致。
样本区间为1983-1994年，并购数据来源于SDC Platinum数据库。经样本筛选后获得10534个样本观测值。
4.作者自评与他评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跨境并购中投资地（州）和来源地（州）融资的重要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是金融在跨境并购重要性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在同题研究中，本文是首批文献。
截止至2019年5月，本文共被引用5次。后续研究提出东道国金融发展可以通过融资效应和销售竞争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Bilir et al.2019）[※注]、一国银行的国际化同该国公司在国外从事跨国活动的能力正相关（Chor.2018）[※注]、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的银行业危机会影响并购的数量和强度（Carril-Caccia & Paniagua，2018）[※注]。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Ivan T.Kandilov，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农业与资源经济系，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及劳工和农业政策。itkandil@ncsu.edu。
Aslı Leblebicioğlu，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经济系，主要研究国际宏观经济学、增长与发展和国际金融。asli.leblebicioglu@utdallas.edu。
Neviana Petkova，美国财政部，主要研究国际金融与国际投资。neviana.petkova@treasury.gov。
陈胤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公司金融。chenyinmo@163.com。
第8 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pproach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现有经济理论认为，相对于浮动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现有研究还未将倾向评分匹配法应用到该问题的研究中。因此，本文拟尝试这一做法。
2.结论
相对于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确实更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
3.论证
本文选取的样本期间为1981-2013年，数据涵盖70个国家，合计2240个国家-年份观察初始样本。实证检验包含如下两个步骤。
第一步，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对样本进行配对。首先，采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检验。Logit模型的因变量为哑变量，当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时，取值为1，否则为0。其次，根据Logit模型回归结果，计算出倾向得分值。再次，对配对的样本进行平行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检验。然后，根据倾向得分值，对样本进行配对，选出符合要求的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最后，比较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差异，进行统计推断。
第二步，采用配对好的样本，检验汇率制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检验模型中，因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即外商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流入净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本文涉及的倾向评分配对变量和控制变量如下。贸易开放度，采用商品和服务出口加进口占GDP的百分比度量。信息结构（Informational structure）采用每100人的电话订阅数量度量。国家资源采用燃料和金属矿石占总出口的百分比度量。通货膨胀采用GDP平减指数的年度百分比变化度量。经济增长采用年度GDP实际增长率度量。政府稳定性采用评估政府执行其宣布的政策计划的能力以及其留任的风险评级度量，该指数越大意味着风险越低。投资组合侧重东道国对国际投资的态度，具体包括如下因素：运营风险、税收和利润汇回。该指数越高意味着吸引力越强。资本开放度指数为一国对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交易是否存在制度缺失，该指数越大表示开放度越大。生产率采用人均实际GDP度量。实际汇率表示在t期发展中国i的货币对美元的真实价格。汇率波动，即一年内发展中国家采用美元计价的汇率的四个季度百分比变化的标准差。实际利率按其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通货膨胀率调整的东道国的存款利率。经济规模指2010年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市场距离（Remoteness），以该国实际GDP与世界GDP之比衡量的与世界市场的距离。所有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采用滞后一期处理。
4.作者自评与他评
本文的研究内容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议题，主要创新点体现在采用了倾向评分法对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研究。截止至2019年5月，该文一共被引用了7次。后续文献多参考本文的计量方法，核心变量度量方法等（Tanna et al.，2018[※注]；Santos，2018[※注]；Li.，2018[※注]）。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David O.Cushman，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cushmado@gmail.com。
Glauco De Vita，英国考文垂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外国直接投资、汇率、国际贸易、国际教育等。ac1377@coventry.ac.uk。
陈胤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公司金融。chenyinmo@163.com。
第9 转型经济体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基于Meta分析方法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A Meta-analysis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在转型经济体的相关研究中，早有文献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在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地区经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相关的实证研究体系已很成熟。但现有研究的实证结论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可以充分地识别因果影响？是否存在研究发表上的选择性偏误？本文基于Meta分析方法，研究过去25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在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地区的影响，试图对该问题进行解释说明。
2.结论
本文综合了以往研究中报道的关于转型经济中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经验证据，重点关注转型经济的影响因素。本文进行META回归分析，以确定相关文献之间异质性的决定因素以及存在的发表-选择偏差。本文发现现有文献报道一个统计显著性非零的整体。一些超出出版选择偏见的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真实效应被证实。
3.论证
本文首先选择和编码排序相关的文献，其后对文献采用Meta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为了确定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的基础。第一步，作者先在EconLit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搜索了1989-2015年间的所有文献，将文献中包含2个术语集的文献搜索出来，其中术语集一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跨国企业；术语集二包括的内容为转型经济体，中欧，东欧，前苏联，或每个中欧和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的名称。通过以上筛选步骤，作者从550份文献中筛选出380份符合要求的文献，约占总数的70%。第二步，作者搜索了这380项研究中的参考文献，获得了大约90篇文献。累计共收集470份文献。第三步，作者研究文献内容，并将文献列表缩小到包含可能在本文中进行Meta分析的估计值的文献列表中。由于工作论文未进行同行评议，因此未将工作论文包含在文献列表中。
经过筛选后的文献获得本文的分析基础，采用Meta分析法，本文选择折衷编码分析方法，计算偏相关系数（PCC）、t值、出版物选择偏见和经验效应。
4.作者自评与他评
本文通过Meta分析法对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文献进行系统地分析，对影响FDI的决定因素进行估计。研究转型经济体中特定因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该地区的FDI业绩产生影响，并将这些影响区别开来分析并且对影响进行分析比较。
截止至2019年5月，该文一共被引用了22次。后续文献多是借鉴该文的Meta分析方法，研究捷克大公司大规模私有化下的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Iwasaki & Kočenda，2017）[※注]，从生产率溢出效应角度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欧盟新老成员国的间接影响（Bruno & Cipollina，2018）[※注]、研究非正式制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Mondolo，2018）[※注]等。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Tokunaga Masahiro，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欧洲新兴市场、外国直接投资和环境政策。
Ichiro Iwasaki，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转型经济、比较经济系统，Hitotsubashi University。Kunitachi，Japan。
陈胤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公司金融。chenyinmo@163.com。
第10 腐败、成本和家庭：中国资本外逃（1984-2014）
Corruption，Costs，and Family：Chinese Capital Flight，1984-2014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自1984年以来，中国的外债增长较快，这可以用中国经常账户、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的变化来解释。这种模式与金融资本的大规模外流相一致，通常被称为资本外逃。在2014年，资本外逃高达到4250亿美元。本文采用卡丁顿国际收支法和更具包容性的剩余法，对1984-2014年间中国资本外逃进行研究，提出三种资本外逃估计方法。
2.结论
资本管制对资本外逃的长期影响较小。香港正日益成为中国内地资本外逃的主要通道。关于资本外逃的传统解释并不适用于中国过去10年的资本外逃情况。腐败、交易成本和移民便利化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资本外逃加速的可能原因。
3.论证
本文使用中国1984-2014年的年度数据，在2种基本资本外逃估计方法基础上，通过调整后计算得到最终的资本外逃估计值。具体估计及调整方法如下：
方法一：采用卡丁顿国际收支法计算得出中国在2014年未调整的资本外逃金额达1969亿美元。其后考虑合法的居民外国资本1270亿美元的影响进行调整，计算得出2014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696亿美元。
方法二：采用剩余法计算出中国在2014年未调整的资本外逃金额为3485亿美元。其后，考虑合法的居民外国资本1270亿美元、外债数据修正723亿美元、外汇数据修正-104亿美元、大陆/香港贸易发票伪报789亿美元，计算出调整后的2014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3620亿美元。
方法三：采用剩余法计算出中国在2014年未调整的资本外逃金额为3485亿美元。其后，考虑合法的居民外国资本1270亿美元、外债数据修正723亿美元、外汇数据修正-104亿美元、中国贸易发票伪报2011亿美元，得到调整后的2014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4842亿美元。
4.作者自评与他评
本文的研究是对Gunter（2004）的拓展。首先，本文使用了相同的方法估算了资本外逃，并根据合法的外国银行资产、贸易伪报和不完全外债覆盖的影响进行调整，估算1984-2014年中国资本外逃的估计值。其次，本文报告了中国国际储备和外债调整以反映汇率变化。最后，考虑了中国资本外逃的各种可能影响因素，如高估的汇率、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资本管制、腐败、不寻常的交易成本模式以及资金迁移的资本外逃。
截止至2019年5月，该文一共被引用14次。该文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研究的代表性文献。该文在样本区间内，对资本外逃的度量结果在后续的文献中作为论据被引用，并将资本外逃研究扩展至尼日利亚（Lawal et al.，2017[※注]）、虚拟金融资产风险（Li et al.，2018[※注]）、人民币国际化（De Conti et al.，2018[※注]）、宏观经济变量与资本外逃间的协同作用（Imran & Bakari，2018[※注]）、恐怖主义（Shahzad & Qin，2019[※注]）等领域。该文将资本外逃定义为资本的外流。学者在引用该文时，对该定义做了扩展，将资本外逃定义为通过合法渠道大量地、突然地撤离的资本。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Frank R.Gunter，美国利哈伊大学商业与经济学院，主要研究伊拉克政治经济、创业、腐败、中国资本外逃、冲突期间经济发展。frg2@lehigh.edu。
陈胤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公司金融。chenyinmo@163.com。
（三）第11-30名榜单
2017年国际投资学最佳英文论文第11-30名榜单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A Spatial Spillover AnalysisHuang，J.、Chen，X.、Huang，B.、Yang，X.（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5（C）：289-309.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on the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of Research Activities in ChinaZhang，L.（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2（C）：1-14.
Bargaining Over Entry with A Compulsory License Deadline：Price Spillovers and Surplus ExpansionBond，E.、Saggi，K.（2017）.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icroeconomics，9（1），31-62.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terminants in OEC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Economou，F.、Hassapis，C.、Philippas，N.、Tsionas，M.（2017）.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1（3）：527-542.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FDI Flows from China to AfricaAkhtaruzzaman，M.、Berg，N.、Lien，D.（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4（C）：241-252.
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Target Firms’ Performance in ChinaLiu，Q.、Lu，R.、Qiu，L.（2017）.The World Economy，40（1），2-20.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Supplier FinanceGörg，H.、Kersting，E.（2017）.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50（1），273-305.
How Doe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hance Firm Productivity？A Heterogeneous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Huang，Y.、Zhang，Y.（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4（C）：1-15.
FDI Spatial Spillovers in ChinaLin，M.、Kwan，Y.（2017）.The World Economy，40（8）：1514-1530.
Do Authoritarian Regimes Receive More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Than Democratic Ones？Empirical Evidence for AfricaBroich，T.（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6（C）：180-207.
The 45 yea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search：Approaches，advances and analytical areasPaul，J.、Singh，G.（2017）.The World Economy，40（11）：2512-2527.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rade：A network perspectiveMetulini，R.、Riccaboni，M.、Sgrignoli，P.、Zhu，Z.（2017）.The World Economy，40（10），2193-2225.
Competition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Hold-Up ProblemHefeker，C.、Kessing，S.（2017）.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50（3）：871-888.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e Exports？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Mijiyawa，A.（2017）.The World Economy，40（9），1934-1957.
FDI Pace，Rhythm and Host Region Technological Upgrading：Intra-and Interregion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Wang，F.、Ning，L.、Zhang，J.（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6（S）：S65-S76.
Optimal Regulation of Multinationals under CollusionKarabay，B.（2017）.The World Economy，40（8），1687-1706.
Bending the rules，breaking the rules：How corruption and lobbying affect the investment market selection of Swedish firmsThede，S.、Gustafson，N.（2017）.The World Economy，40（7），1266-1290.
External Asymmetries in the Euro Area and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hristodoulakis，N.、Sarantides，V.（2017）.The World Economy，40（2），393-423.
The Impact of Foreig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on Land Prices：Evidence from MauritiusBrooks，C.、Lamport，M.、Padachi，K.、Sannassee，V.、Seetah，K.、Seetanah，B.（2017）.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1（4）：131-146.
How did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get a bad rap？Blame it on NAFTA，of courseAnderson，G.（2017）.The World Economy，40（12），2937-2965.
附 2017年国际投资学最佳论文TOP10选票
第1题 最佳中文论文TOP10［限选10篇］
□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进入策略 蒋冠宏（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第119-136页。
□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 蒋冠宏、蒋殿春（2017），《世界经济》，第7期，第126-146页。
□ 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 刘青、陶攀、洪俊杰（2017），《经济研究》，第1期，第28-43页。
□ 中国企业并购敏感性海外资产的经验研究 李诗、黄世忠、吴超鹏（2017），《世界经济》，第3期，第99-121页。
□ 竞争优势、资产价格与中国海外并购 谢红军、蒋殿春（2017），《金融研究》，第1期，第83-98页。
□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组织合法性聚焦：内部，外部，还是内部、外部？程聪、谢洪明、池仁勇（2017），《管理世界》，第4期，第158-173页。
□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真的失败了吗？——基于企业效率的再讨论 蒋冠宏（2017），《金融研究》，第4期，第46-60页。
□ 企业异质性与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李磊、蒋殿春、王小霞（2017），《世界经济》，第11期，第47-72页。
□ 对外投资与企业异质性产能利用率 李雪松、赵宸宇、聂菁（2017），《世界经济》，第5期，第73-97页。
□ 汇率变化、贸易服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田巍、余淼杰（2017），《世界经济》，第11期，第23-46页。
□ 中国的文化输出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孔子学院发展的实证检验 谢孟军、汪同三、崔日明（2017），《经济学（季刊）》，第16卷，第1399-1420页。
□ 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谷媛媛、邱斌（2017），《国际贸易问题》，第4期，第83-94页。
□ 金融结构、双向FDI与技术进步 景光正、李平、许家云（2017），《金融研究》，第7期，第62-77页。
□ FDI、OFDI与国内技术进步 邵玉君（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9期，第21-38页。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杨连星、罗玉辉（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第54-70页。
□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赵宸宇、李雪松（2017），《国际贸易问题》，第6期，第105-117页。
□ 反倾销如何影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元边际 杨连星、刘晓光（2017），《金融研究》，第12期，第64-79页。
□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产能过剩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温湖炜（2017），《国际贸易问题》，第4期，第107-117页。
□ 外商投资企业是否有更高的退出风险 高凌云、屈小博、贾朋（2017），《世界经济》，第7期，第52-77页。
□ 文化相近、合作信任与外商合资关系的持久性 包群、谢红军、陈佳妮（2017），《管理世界》，第3期，第29-43页。
□ 期望差距与企业国际化速度：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宋铁波、钟熙、陈伟宏（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第175-192页。
□ 国际化与绩效提升：基于Meta 整合与Meta 回归两种方法的研究 陈立敏、王小瑕（2017），《世界经济》，第2期，第101-126页。
□ 外资在华并购是否改善目标企业经营绩效？——基于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吕若思、刘青、黄灿、胡海燕、卢进勇（2017），《金融研究》，第11期，第112-127页。
□ 基于海外耕地投资的国内国际粮食价格联动效应分析 柯善淦、卢新海、葛堃、李慧芳（2017），《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第65-80页。
□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是否增进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绩效 苑德宇、李德刚、杨志勇（2017），《世界经济》，第8期，第143-166页。
□ 外资自由化是否缓解企业产能过剩？杨光、孙浦阳（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第3-19页。
□ 外企工人是否有更高的议价地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詹宇波、张军（2017），《世界经济》，第1期，第44-66页。
□ 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市公司职工劳动收入份额：趁火打劫抑或锦上添花 王雄元、黄玉菁（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第135-154页。
□ FDI、制度环境与创业活动：挤入效应与补偿机制 田毕飞、陈紫若（2017），《统计研究》，第8期，第19-31页。
□ 外资研发嵌入是苦口良药还是糖衣炮弹？——中国市场创新绩效提升视角 吉生保、卢潇潇、马淑娟、王晓珍（2017），《南方经济》，第6期，第74-91页。
第2题 最佳英文论文TOP10［限选10篇］
□ The 45 yea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search：Approaches，advances and analytical areas Paul，J.& Singh，G.（2017）.The World Economy，40（11）：2512-2527.
□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sbordes，R.& Wei，S.（2017）.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27：153-168.
□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and Restructuring：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quity-Firms Baziki，S.，Norbäck，P.，Persson，L.& Tåg，J.（2017）.European Economic Review，94（C）：166-184.
□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the Importance of Local Credit and Source Country Finance Kandilov，I.，Leblebicioglu，A.& Petkova，N.（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70（C），288-318.
□ 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Target Firms’ Performance in China Liu，Q.，Lu，R.& Qiu，L.（2017）.The World Economy，40（1），2-20.
□ U.S.Multinationals and Cash Holdings Gu，T.（2017）.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25（2）：344-368.
□ Offshore Activities and Financial Vs Operational Hedging Hoberg，G.& Moon，S.（2017）.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25（2）：217-244.
□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pproach Cushman，D.& Vita，G.（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77（C），143-163.
□ Bargaining Over Entry with A Compulsory License Deadline：Price Spillovers and Surplus Expansion Bond，E.& Saggi，K.（2017）.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icroeconomics，9（1），31-62.
□ Expropriation Risk and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oes Return of Capital Dominate Return on Capital？Akhtaruzzaman，M.，Berg，N.& Hajzler，C.（2017）.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49（C），84-107.
□ Competition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Hold-Up Problem Hefeker，C.& Kessing，S.（2017）.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50（3）：871-888.
□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Supplier Finance Görg，H.& Kersting，E.（2017）.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50（1），273-305.
□ Optimal Regulation of Multinationals under Collusion Karabay，B.（2017）.The World Economy，40（8），1687-1706.
□ Bending the rules，breaking the rules：How corruption and lobbying affect the investment market selection of Swedish firms Thede，S.& Gustafson，N.（2017）.The World Economy，40（7），1266-1290.
□ Corruption，Costs，and Family：Chinese Capital Flight，1984-2014 Gunter，F.R.（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3（C）：105-117.
□ How did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get a bad rap？Blame it on NAFTA，of course Anderson，G.（2017）.The World Economy，40（12），2937-2965.
□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A Meta-analysis Tokunaga，M.& Iwasaki，I.（2017）.The World Economy，40（12），2771-2831.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terminants in OEC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ou，F.，Hassapis，C.& Philippas，N.& Tsionas，M.（2017）.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1（3）：527-542.
□ Do Authoritarian Regimes Receive More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Than Democratic Ones？Empirical Evidence for Africa Broich，T.（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6（C）：180-207.
□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FDI Flows from China to Africa Akhtaruzzaman，M.，Berg，N.& Lien，D.（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4（C）：241-252.
□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A Spatial Spillover Analysis Huang，J.，Chen，X.，Huang，B.& Yang，X.（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5（C）：289-309.
□ Global Production with Export Platforms Tintelnot，F.（2017）.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2（1），157-209.
□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e Exports？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 Mijiyawa，A.（2017）.The World Economy，40（9），1934-1957.
□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rade：A network perspective Metulini，R.，Riccaboni，M.& Sgrignoli，P.& Zhu，Z.（2017）.The World Economy，40（10），2193-2225.
□ The Impact of Foreig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on Land Prices：Evidence from Mauritius Brooks，C.，Lamport，M.，Padachi，K.，Sannassee，V.，Seetah，K.& Seetanah，B.（2017）.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1（4）：131-146.
□ How Doe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hance Firm Productivity？A Heterogeneous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Huang，Y.& Zhang，Y.（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4（C）：1-15.
□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on the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of Research Activities in China Zhang，L.（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2（C）：1-14.
□ FDI Spatial Spillovers in China Lin，M.& Kwan，Y.（2017）.The World Economy，40（8）：1514-1530.
□ FDI Pace，Rhythm and Host Region Technological Upgrading：Intra-and Interregion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Wang，F.，Ning，L.& Zhang，J.（2017）.China Economic Review，46（S）：S65-S76.
□ External Asymmetries in the Euro Area and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hristodoulakis，N.& Sarantides，V.（2017）.The World Economy，40（2），393-423.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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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an，R.G.& Zingales，L.（1998）.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8（3），559-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