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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转向文本实践的研究

来源: 中国民俗学年鉴2015 >> 第五篇 年度优秀论文 作者: 户晓辉 浏览次数:19
[ ※注]因为民间文学的文本实践涉及的“知识社会学本来就应该是知识伦理学” 。"> 摘要:  民间文学的文本一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它不仅关乎对民间文学特有属性的认识,也直接决定着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实践原则和判定标准。21世纪以来,随着表演理论和口头—程式理论的系统引进以及本土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学者对民间文学文本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且出现了由文本返回语境的重要转向。既然对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实践而言,表演行为就是文本,文本就是表演行为,那么,文本的边界也就是表演行为的边界,民间文学体裁叙事文本的异文实际上也就是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表演行为的“异文” 。" > [ ※注]因为民间文学的文本实践涉及的“知识社会学本来就应该是知识伦理学” 。
作者简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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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间文学:转向文本实践的研究
    作者: 户晓辉

    民间文学的文本一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它不仅关乎对民间文学特有属性的认识,也直接决定着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实践原则和判定标准。21世纪以来,随着表演理论和口头—程式理论的系统引进以及本土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学者对民间文学文本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且出现了由文本返回语境的重要转向。但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仍需要反思、批判和澄清。此外,在中国,尽管传统的民间文学现象在不断式微,但“民间文学”这个概念不仅没有像在欧美国家那样随着传统现象的“消失”而消失,而且大量的网络文学仍然被称为“网络民间文学”。[※注]中国“民间文学”并非明日黄花,而是有其现实指涉和理论需求,它的深层含义和内在目的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掘和深入的领会。民间文学的文本问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实例。

    一 中国民间文学的物化文本观及其成因

    回顾民间文学学科史,不难看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学者大多把民间文学看作从生活中抽出来的孤立文本。从20世纪50年代“活鱼是要在水中看”[※注]到80年代的立体民间文学说(民间文学是“活在水里的有生命的鱼”)[※注],都把民间文学的文本和语境看作鱼水关系,也就是把它们都理解成现成的物。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采录并陆续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尽管“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产品数量如此之多,声势极为浩大,成果卷帙浩繁,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注],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念仍然是物化文本观的一种反映和体现。

  • 中国民俗学年鉴2015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3

    章节:《中国民俗学年鉴2015》 \  第五篇 年度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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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参见杨新敏《网络文学与民间文学》,《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宁胜克《网络传播与新民间文学》,《当代传播》2007年第4期;冯秀英《信息化背景下民间文学理论体系重构的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等。
删除刘魁立:《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参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40页。
删除段宝林:《立体文学论——民间文学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删除万建中:《〈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学术价值的认定与把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删除例如,万建中认为,“民间文学是一个区域内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和传播口头文学的活动”,万建中:《民间文学的再认识》,《民俗研究》2004年第3期。
删除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
删除傅玛瑞:《中国民间文学及其记录整理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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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巴莫曲布嫫:《“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下)——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文本迻录”为例》,《民族艺术》2004年第2期。
删除巴莫曲布嫫:《“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下)——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文本迻录”为例》,《民族艺术》2004年第2期。
删除贾芝:《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217页。
删除正如王杰文所指出,“表演是民俗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方面,它指的是特定的交流情境中特定文本被赋予生命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仅仅是行为与活动的代名词”(王杰文:《戴尔·海姆斯与“讲述的民族志”》,《温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本文的实践研究正是在行为的意义上指代“表演”,不对“表演”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划分,而是把“表演”与“表演行为”当作同义词使用。
删除王杰文:《“语境主义者”重返“文本”》,《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删除奥斯汀指出,我们越是不把一个陈述看作一个句子(或命题)而是看作一种言语行为,我们就越是在把整个事情当作一种行为在研究,参见J.L.Austin,
删除黄永林、余惠先:《从信息论看民间故事的讲述活动》,载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第四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删除吴文昶:《我与故事的故事》,载《故事会》编辑部编《吴文昶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删除汪世炎:《永不消逝的记忆》,载桐庐县文学艺术联合会编《我和“江南故事大王”吴文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删除杨利慧、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91页。
删除应当指出的是,当代民间文学的语境研究一方面经常模糊了民间文学文本的界限,另一方面也忽视了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表演行为的审美体验。承认民间文学文本有边界也就是承认民间文学的体裁叙事表演行为有边界,但这不等于否认这种边界在体裁叙事的表演情境中经常(尤其是口头讲述天然地)具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或者说,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不能否定民间文学文本或体裁叙事表演行为的边界。
删除参见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9页。
删除正如鲍曼所指出,“表演”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没有必要再从艺术性文本(artful text)出发,即在独立的形式基础上确认文本,然后将之重新置于使用的情境中,以便用交流性的语词把口头艺术概念化。相反,按照文本所建立的方法,表演便成了作为口头交流的语言艺术范畴的根本”(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删除王杰文:《戴尔·海姆斯与“讲述的民族志”》,《温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删除Richard Bauman and Joel Sherzer(ed.),
删除Richard Bauman,
删除Jane H.Hill and Judith T.Irvine(ed.),
删除Richard Bauman,
删除Richard Bauman,
删除参见理查德·鲍曼《“表演”的概念与本质》,杨利慧译,《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删除Dan Ben-Amos,“The Context of Folklore:Implications and Prospects”,in William R.Bascom(ed.),
删除Dan Ben-Amos,“Context”in Context,in
删除国外有学者指出,如果说本质描述(eidetic description)是把某个经验领域孤立起来,描述在思维、书写或对话的反思实践中的这些经验的本质,那么,鲍曼的理论就可以被看作本质描述,即描述表演互动经验的结构以及表演经验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参见Harris M.Berger and Giovanna P.Del Negro,
删除Dan Ben-Amos,“Context”in Context,in
删除理查德·鲍曼:《“表演”的概念与本质》,杨利慧译,《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删除彭牧:《实践、文化政治与美国的表演理论》,《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
删除理查德·鲍曼、唐纳德·布雷德:《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表演民族志》,杨利慧、安德明译,《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103页。
删除王杰文:《“语境主义者”重返“文本”》,《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删除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
删除鲍曼的“责任”概念不仅包括表演者对某次表演的责任以及观众品评某次表演技巧和效果的责任,“对表演进行品评的阐释性过程包含着对互文关系本身的运用,这一互文关系由过去的表演构成,它为对当下的表演进行比较性评估提供了标准。因此,表演者也对以往的表演负有责任,无论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衡量这种责任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将表演与以往的表演相联属要求对二者之间的互文关系进行校准(calibration)。对于正确做法的责任感会促使表演者尽可能复制过去的表演,以展示传统的权威性,同时,表演者也会使自己的表演与过去的传统保持距离,这会凸显其表演的独特性”(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由于表演者的每一次表演和观众的每一次品评都会以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传统为标准,所以,表演者和观众分别对共同的体裁叙事行为传统负有责任。而且,“作为一种互动的结果,表演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观众的协作参与”,而且“品评为吸引观众参与表演”(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因此,这种责任自然也包含着表演场域人际关系的伦理责任。正因如此,责任才是表演的本质。
删除鲍曼把口头叙事的表演看作文本(text)、被讲述的事件(narrated event)和讲述事件(narrative event)三者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参见Richard Bauman,
删除梅东伟、高有鹏:《作为艺术形式的民间文学》,《文化学刊》2010年第3期。
删除尽管吕蒂认为,童话的风格意志更多地应该记在真正的童话创作者的账上,而且另一种风格必定是另一种风格意志的表达形式,但他也指出,“支撑童话的不仅有个人的艺术意志,而且在象征暗示的意义上,也有超个人的艺术意志”(见Max Lüthi,
删除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8页。
删除郑土有:《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240页。
删除徐霄鹰:《歌唱与敬神:村镇视野中的客家妇女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删除林继富、李敬儒:《靳景祥故事讲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1页。
删除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删除例如,民间故事集《野山笑林》的整理者黄世堂明确地说:“故事肯定改了的,完全原汁原味肯定是搞不成的。民间文学的东西啊本身就是所有智慧的结果,讲一遍就增加一种新的智慧,我整理了一遍,还不增加我的智慧吗?”(王丹:《刘德方故事讲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删除中国民间文学采录者整理、记录的“这一个”文本的理想形式不同于吕蒂研究的(作为某种体裁的)“这一类”童话文本的理想形式,它们分属不同的层次。
删除不过,由于吕蒂要研究的是某种体裁的形式,所以他认为,只有从许多讲述人那里听到了同一个故事,收集人才能成功地确定普通民众的精神立场和创造力所在。民间童话的讲述人常常从几个人那里听来了他的故事,在他本人讲述时要力求达到最佳形式。同样,通过比较不同的异文,收集人和编者也几乎会自发地创造出由此得到的理想形式。这种理想的形式只能通过比较相似的叙事来获得,而不能像格林兄弟那样通过合并相对异类的异文来获得(Max Lüthi,
删除户晓辉:《童话的生产:对格林兄弟的一个知识社会学研究》,载吕微、安德明编《民间叙事的多样性》,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