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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中《关雎》的意义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6 >> 论文摘要 作者: 李思涯 浏览次数:24
摘要:  现在的研究对《牡丹亭》中杜宝、陈最良以《诗经》教化杜丽娘非常在意。然而,有趣的是, 《牡丹亭》诞生之后,明代的批评家却很少专注这个地方,就算是1618年臧懋循改本《还魂记》的批语、朱墨本《牡丹亭》的评语、 1623年王思任《牡丹亭》批评本,这种便于在细致之处展开评价的评本都没有对此提出质疑。有学者指出,杜丽娘的人生第一课就是《诗经》首篇《关睢》 ,在她的父亲和陈最良看来, 《关睢》说的是后妃之德,是最适当的教本,但杜丽娘却直觉地认出了这是一首热烈的恋歌。已有学者指出,杜丽娘对《诗经·关睢》的接受是《牡丹亭》整个情节结构的逻辑起点与契机,杜丽娘在学堂的启蒙教育始于《关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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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牡丹亭》中《关雎》的意义
    作者: 李思涯

    现在的研究对《牡丹亭》中杜宝、陈最良以《诗经》教化杜丽娘非常在意。不仅中国内地学者如此,境外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大体说来,杜宝、陈最良以《诗经》教导杜丽娘,在学者笔下成了反面教材,是值得批判的行为。然而,有趣的是,《牡丹亭》诞生之后,明代的批评家却很少专注这个地方,就算是1618年臧懋循改本《还魂记》的批语、朱墨本《牡丹亭》的评语、1623年王思任《牡丹亭》批评本,这种便于在细致之处展开评价的评本都没有对此提出质疑。为何古今批评者有如此大的反差?最大的可能是,古代批评者并不认为以《诗经》来教杜丽娘有特别的过错之处。这不禁使人要问:以现代的阶级观或女权主义的视角来批评《牡丹亭》,对于理解代表着晚明思想文化的这一经典文本是进步还是误读?已有学者从《关睢》外部接受史的角度解释《牡丹亭》的时代意义,本文则尝试从《关睢》与《牡丹亭》内在精神关系的理路及内在结构关系上探究其意义。

    有学者认为,陈最良对这些教义是一知半解的,如教《诗经》就歪曲真意。这些论述中隐含着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作品的真意与真谛?即《关睢》到底在讲什么?其二,陈最良对《关睢》的理解是一知半解、没有自己的体会吗?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若认为陈最良没有理解《关睢》的真谛,那么,毫无疑问是杜丽娘理解了所谓的真谛。那“真谛”是什么呢?春香为了杜丽娘游园,去找小花郎打扫花园,途中遇到了陈最良,假借丽娘的父亲杜宝埋怨陈最良。春香指明,小姐是因读《关睢》而情致萌动。有学者指出,杜丽娘的人生第一课就是《诗经》首篇《关睢》,在她的父亲和陈最良看来,《关睢》说的是后妃之德,是最适当的教本,但杜丽娘却直觉地认出了这是一首热烈的恋歌。《关睢》是热烈的恋歌并能使人情致萌动,这应该被视作是《关睢》的真谛。可以说,在《牡丹亭》中,丽娘不满陈最良讲《毛诗》只强调“后妃之德”的部分,而忽略情的部分,经过她的思索,不仅将圣人之“情”贯通于男女之情,还将古今之情也联系起来,这与宋明理学发展和《诗经》的阐释在明代的发展有关。“圣人之情”与普通人之情可以相通,在宋明理学发展到《牡丹亭》之时,似乎已经毋庸置疑。但是,这只是一个外部的、背景式的论证。《牡丹亭》中,杜丽娘听到的是《毛诗》的解释,接受的是《诗大序》的精神,她却是圣人之情与普通人之情贯通起来,是什么契机促成的呢?这还须从《牡丹亭》内部寻找答案。

    《毛诗》中解释“好逑”就是“好匹”,“逑,匹也”。好逑,是好的匹偶,即“宜为君子之好匹”。后世通常的解释都如是说。但陈最良却没有这样解释,而说“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将“逑”释作“求”,解释为动词。陈最良采取了这样的释义,因而加重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男女相互追逐的意味。当春香接着追问:“为甚好好的求他?”陈最良没有回答。正是因为没有答案,杜丽娘才会由此而出发,产生出男女情思。可以说,陈最良与春香在《牡丹亭》中起了重要作用。既然杜丽娘的男女追逐之“情”被激发出来,汤显祖自然有一套对“情”加以展现的策略。情的出发点,在“好好求他”,而“好好求他”自然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如何“好好地”,另一个层面是如何“求”。相遇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梦中,柳生跟丽娘说“恰好花园内”折取了柳枝,要丽娘作诗赏柳。此时的丽娘,在羞怯之中最关心的问题是:“这生素昧平生,何因到此?”柳生回答:“小姐,咱爱杀你哩!”喜欢你什么呢?他说出了原因:“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一句话是整个《牡丹亭》的核心。如何理解这一句话,仍要从《关睢》入手。《关睢》的精髓即在“君子好逑”一句。这就是《牡丹亭》展示的什么是“好好地”求,即最美的相遇、最真的痴情。

  • 中国文学年鉴2016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1

    章节:《中国文学年鉴2016》 \  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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