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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时代印痕》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8 >> 论著评介 作者: 李松睿 浏览次数:188
摘要:  《文学的时代印痕》是李松睿2017年3月出版的一本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广受好评又具有议题和方法上的共通性的十篇论文和四篇书评。”将文学的“时代印痕”不是视为需要被排除的“历史局限” ,而是作为文学形式研究的入口,这一行为本身就折射出一种特别的立场— —既非故作天真地将文学与“政治”全盘剥离,又拒绝机械的时代决定论,而是将文学形式视为沟通文本之“内部”与“外部”的“中介物” 。它不是某种外在的政治强力遗留的创伤,而是文学努力突破自身封闭性、与广阔的时代环境建立联系时产生的痕迹,是那“活生生的、脆弱的、颤抖的” (福柯语)历史的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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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学的时代印痕》
    作者: 李松睿

    《文学的时代印痕》是李松睿2017年3月出版的一本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广受好评又具有议题和方法上的共通性的十篇论文和四篇书评。“时代印痕”一词,原本是评价前辈学者研究之时的惯用语,似乎写作中那种有关历史位置的清晰体认总是令人遗憾的。“印痕”暗示着被动性,暗示着研究主体被一条时代绳索紧缚其中、动弹不得,因而折射出一种隔绝于政治的“纯文学”想象。李松睿却反其道而行之,正面使用了这一词语作为全书的标题。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文学研究显然不应该完全脱离文学文本,纯粹对外围问题进行分析,相关讨论必须建立在细致的形式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时代背景、社会生活等问题带给艺术家的种种压力,最终也会在文学形式上留下深深的印痕。因此,文学的形式特征一边联系着作品的美学特质,一边则与作品所属的时代相连,是文学研究必须详细考察的中介物。”将文学的“时代印痕”不是视为需要被排除的“历史局限”,而是作为文学形式研究的入口,这一行为本身就折射出一种特别的立场——既非故作天真地将文学与“政治”全盘剥离,又拒绝机械的时代决定论,而是将文学形式视为沟通文本之“内部”与“外部”的“中介物”。

    李松睿对于“翻译”的注目,正是这一“内外之间”的文学形式研究观念的集中体现。书中有两篇文章直接讨论翻译问题,一篇是关于威尔斯《星际战争》的晚清译本,另一篇则是关于鲁迅的翻译。“翻译”正是一个“中介物”:它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相遭遇的场所,也是在译者与翻译对象及外部环境的博弈中诞生的产物。在前一篇文章中,李松睿借用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以“对抗”而非“过渡”的观念来理解晚清译作。从而,晚清那些看似有失原意的译作就不再是毫无用处、需要后来者被取代的“过渡性作品”,而是留下了近代中国知识人“对抗”西方文明霸权的痕迹。有了这样的视野,李松睿才能捕捉到,晚清翻译家心一在翻译威尔斯的《星际战争》时出现的指代混乱不能仅以水平不够视之,而是身为“黄种人”的译者对于威尔斯之以“白种人”代表全人类的立场的挑战。然而,那些看似更为“精确”的当代中文译本却全盘接受了原文中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同样,鲁迅在翻译《死魂灵》时看似凭空飞来的古怪句式“是聪明,聪明,第三个聪明的”,也并非仅仅是溢出其“直译”原则的特例,而是指涉着现实中成仿吾对其“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批评,是鲁迅之创造性风格的体现。除了这两篇文章,李松睿对于“翻译”的兴趣还体现在有关赵树理语言的研究中。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赵树理将自己的写作称为在“知识分子的话”和“农民的话”之间进行的“翻译”行为。通过以“翻译”的眼光观察赵树理小说中方言土语的具体呈现情况,李松睿进而发现了赵树理与周立波在对待方言时的态度差异:后者作品中的方言往往沦为一种“装饰”,而前者则由于在方言和“知识分子语言”之间更加出入自如、持平等态度,因而被视为获得“无产阶级立场”的证据。“翻译”不是将一种语言视为另一种语言的附属品,而是提供了在不同语言的关系中理解“译者”之能动性的别样视角。

  • 中国文学年鉴2018卷

    出版社:中国文学年鉴社

    出版日期:2019-01

    章节:《中国文学年鉴2018》 \  论著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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