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这是一本从多方面思考五四传统的论说小集，所收十一篇文章，有长论文，也有短小的随笔，以及访谈答问。作者陈平原在此书中所突显出来的一种与“纪念”形式之文章不同的态度，就是以将历史与当下结合的方式，“将五四作为思想的磨刀石”。这不是气定神闲的坐而论道，而是面对二十世纪中国变幻激荡的思想潮流，提倡与“关键时刻”进行持续不断对话的意义。
依靠文学研究的擅场，陈平原以阅读“追忆”文字的方式进入历史，从有关个人回忆和事后媒体纪念与阐释的文献中梳理了“五四”被言说塑造出的种种面目。这以《“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两篇文章为代表。谁在追忆、怎样追忆，这看起来当然是个学术话题，然而背后的意义在于突显思想活跃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其“新”在于开阔和包容的文化气度，在于针锋相对而又以求真知、求发展的论辩气氛。我们当然知道，并非所有追述往事的声音都可以作为能够信赖的记忆，在言说史中当事人出于自己某种感情需要所言过其实甚至发生回忆偏差而与他人所述相左的情况，是处理回忆录、自叙传时常见的。但是，如果怀着“同情之理解”来解读“五四记忆”，陈平原看到的是：很多后来成长起来的国家栋梁人物，他们凭借着年轻时参与那场轰轰烈烈之运动的热情和理想，成就一生的志业。“五四记忆”，也许是不可靠的历史叙事，却是令人激奋不已的精神财富。早在《鲜活的“五四”》（作于1999年）一文中，陈平原就曾提到，七十年代末记者采访“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著名学者周予同先生，请他讲述“五四”经历时，老先生感慨说“老了老了”，“激动地哭了，很久才平静下来”。作为经学史家，周先生的精神世界似乎不能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时刻发生联系，如何使他能够这样动情不已地感慨呢？陈平原说：这些记忆最大的价值，即在于“随时召唤出青春、理想和激情”。
因此，陈平原对“五四”的理解，并不等同于将五四作为与传统决裂之“罪魁祸首”而持有的赞誉和毁骂。他在本集一篇专文中特别称五四为一场“成功的文化断裂”，其实是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互相争执的声音，视为一个多元并存的整体，视为一种有待延续的发展趋势。我们以往会受到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在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下将反对的声音排斥在“思想操练”现场之外。林纾、黄侃、学衡派、甲寅派、“整理国故”等声音，和提倡白话废除文言、个性解放，这些互相对抗的论调，我们今天看来都有其现代意义。即便是在“五四”之中心区域的北大学生间，也是如此。俞平伯晚年因回忆往事而作的诗，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指的是北大同学所办《新潮》《国故》《国民》不同面向不同立场的刊物。正如陈平原所说，成功的文化断裂，“必定是断裂中包含某种连续性”，放长时段看，断裂和连续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因此会引来不断地追忆和言说，唤起我们对于传统的重新审视，以突破传统的勇气和弥合裂缝的自觉，来追求思想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关于现存文学秩序 关于现存文学秩序，一位批评家对“断裂”的做法并不赞成，他认为：他们反对现存秩序，但他们已经从现存秩序中受益匪浅，这是事实。他们采用激烈的语言和激进的姿态主要目的是为了炒作他们自己。用反秩序的方式争取进入主流，成为“英雄”，从而争得话语权，以得到更大的实际利益。而且，他们提出的并不是体
《新东方》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与海内外330余家进步刊物进行交换过的甚有革命影响的刊物，由吕振羽和郑侃、谭丕模、刘思慕、穆雨君、杨刚等人在北平负责。《新东方》在办刊期间，从“诊察”东方被压迫民族“痛处”下手，在“团结融合东方被压迫民族”“谋求解决整个东方问题的方略”、凝聚和锻炼革命青年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说明：以下介绍的刊物皆为哲学社会科学版。民族研究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创刊日期：1958年刊期：双月刊刊物内容：该刊为全国民族研究学界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主要刊登有关民族理论、政策、经济、教育、历史、语言文字、民族学以及世界民族研究的论文，发表有关民族方面的调查报告、学术资料、史料考证、书刊
北京市 文艺研究 1979年5月创刊，是研究中外古今文学艺术理论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文艺研究》编辑部编（北京市前海西街17号），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双月刊，16开，单价0.82元，国内代号2—25，国外代号BM163。文学评论 1957年3月创刊，原名《文学研究》，1959年起改为现名，1978年2月复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