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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已经被广泛认识[※注]，因此，世界各国都有各自保护节日的做法。与此同时，节日的旅游开发也非常普及，在旅游类型中，就有专门的节庆旅游。虽然从旅游开发者的角度看，主要是以节日之名推销地方特产和营造社会声势，但最初更多是由于节日本身的娱乐和狂欢特性，以及兼具时令节庆特色的饮食和传统仪式等其他诸多活动的举行，使节日具备了整合各种资源、集合人气并兼有贸易、交流和人际交往等多种功能，这也就形成了节日与旅游的天然联系。传统节庆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农作丰收，因此，祈求风调雨顺便成为特殊时节非常重要的内容，节庆本身也喻示着国泰民安、太平盛世。节庆中的仪式和竞技往往也是以此为目的。在享神祈祝的同时，地方民众也在公共场域中发展其娱乐欢庆活动，不断创新地方特色的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多种传统民俗事项，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包含着民众的文化智慧。
节日遗产在当代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旅游资源，不仅其本身承载的传统文化元素多样，极具旅游价值，而且作为节庆或节事旅游形式，它也是旅游开发最常使用的框架和名头，被认为有助于扩大地方知名度，促进热爱本土、故乡的观念。虽然有关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已有众多研究成果，但主要侧重于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如建筑、遗址和历史文化名城（村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与旅游紧密相关的节日遗产的旅游利用，尚有许多亟待深入讨论的问题，例如，作为旅游开发对象的节日遗产怎样才能得到合理的保护？政府保护（政府办节）语境下如何进行开发？“展演”作为文化旅游开发的主要方式是否适用于节日遗产旅游？这些问题在国内外各地的具体办节操作中也已积累了许多经验，唯从民俗学立场对其进行理论性升华的学术研究工作尚有待展开。
一 背景：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和遗产旅游的发展
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旅游体验被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旅游产业中出现了从传统的观光游逐渐朝向回归自然与文化的体验旅游（主观感受）过渡的趋势。如果说农业经济是用产品的功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制造经济是用商品特色吸引消费者，服务经济是用商品及其善后服务影响消费者，那么，体验经济便是通过创造体验的机遇来满足消费者[※注]，它提供的不再仅仅是商品或服务，而是能够给顾客留下难以忘怀之记忆的体验。消费者消费的不再是实实在在的商品，而是一个过程、一种感觉，一种情绪、感官和精神上的体验。“体验旅游”是在体验经济到来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节庆旅游正是一种典型的体验旅游，去异地参加传统节庆，可以为游客提供一种“他者”的生活文化体验。体验旅游针对人们追求与众不同的感受、渴望参与并获得愉悦体验的心理，强调游客自身的积极参与和自我体验。传统节庆民俗旅游将自然风光、地方风俗和特产、传统节日文化等有机结合，使旅游者投身到这一精心搭建的大舞台中，在狂欢盛会的急骤变奏中感受时光的停滞或流逝，产生轻松、愉悦和满足感，从而获得永志不忘的体验。
出访2016年4月18日，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段光达教授和王乐文副教授应邀来到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同阿穆尔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商议并签署了2016年中俄考古合作计划。双方约定，7月双方组建联合考古队，对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附近的乌斯季—伊万诺夫卡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来访2016年8月，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
一 近十年岁时节日研究成果统计 从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到2007年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正式将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三大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年节体系，再到2013年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建设与真正全面复兴路径的探讨，这十年来，中国的岁时节日研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民间组织，中国民俗学会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顾学会的成长过程，有几个重要的时间必须记住。1979年11月1日钟敬文教授发起，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等联名发表的《关于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是孕育产生中国民俗学会的重要契机。1983年5月21日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成立
对于节日的定义，目前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但纵观我国传统节日的来源，不外乎与原始崇拜、宗教、祭祀等有关，如春节、中元节、浴佛节、盘王节。而舞蹈的起源往往与图腾崇拜有着密切联系，如汉族的龙舞、鄂伦春族的熊舞等。因此，节日与舞蹈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节日民俗文化空间下看民间舞蹈，二者之间实际还有着从属关系，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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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载文日焕、祁庆富主编《民族遗产》（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7页。体验经济的概念是1970年美国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发展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制造经济、服务经济等浪潮后，体验经济将是最新的发展浪潮。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在他们的《体验经济》一书中倡导和推广而引起大家关注。体验经济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章平：《论大型节庆活动与宁波旅游发展》，《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王保伦主编：《会展旅游》，中国对外经贸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5页。陈煦、李左人等：《民族·旅游·文化变迁——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Richard Prentice.Tourism and Heritage Attractions.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4.2：pp.56-57.Yale，“P——From Tourist Attractions to Heritage Tourism ”［M］.Huntingdon：ELM Publications，1991.D.J.Timothy and S.W.Boyd，“Heritage tourism in the 21st Century：Valued traditions and new perspectives”.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2006，1（1）：pp.1-16.陈勇：《遗产旅游与遗产原真性——概念分析与理论引介》，《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UNWTO，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at World Heritage Sites：Enhancing inter-agency and stakeholder coordination for joint action.Madrid：UNWTO，2009.N.B.Salazar and B.W.Porter，“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A public interest approach Introduction”.Anthropology in Action，2004，11（2/3）：pp.2-8.D.J.Timothy，“Tourism and the personal heritage experience.”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7，24（3）：pp.751-754.西班牙北部小镇Fuenterrbia，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男女老少都参加的“阿拉德”仪式，这是为纪念祖先们在1638年坚持抵抗法国人长达69天的围攻并取得胜利而举行的。活动全由本地人参与，体现了所有人不管穷富，无论鞋匠、农夫还是市长、伯爵，都是平等的，展现了地方凝聚力。1969年市政当局把“阿拉德”庆祝活动作为吸引游客的节庆，为了让旅游者都能观看并参加，宣布一天举行两次。由此这种曾经是人们自发参与的一个重要而又令人激动的庆祝活动，变成了一种商业动机，市政府不得不付钱让居民前来参与。这一决定，消弭了该活动本身的文化意义，造成文化内涵丧失的后果。参见［美］瓦伦·L.史密斯（Valene L.Smith）主编《东道主与游客 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何昌邑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201页。D.C.Comer，Tourism and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management at Petra，New York：Springer，2011.A.Leask，and A.Fyall，eds.Managing world heritage sites.Oxford：Butterworth-Heinemann，2006.p.98.Cohen.（1988）Authenticity and Commoditization in Tourism.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5：p.382.［英］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页。刘德谦：《古镇保护与旅游利用的良性互动》，《旅游学刊》2005年第2期。刘锡诚：《“非遗”产业化：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李昕：《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合理性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张晓萍：《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以云南为例》，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123页。转引自张晓萍《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思想战线》2002年第1期。刘晓春：《民俗旅游的意识形态》，《旅游学刊》2002年第1期。张晓萍：《旅游开发中的文化价值——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商品化》，《民族艺术研究》2006年第5期。张晓萍、李芳、王尧、林晶瑾：《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的再认识》，《旅游研究》2009年第1期。秦美玉：《旅游节庆及其文化性因素论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陈煦、李左人等：《民族·旅游·文化变迁——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邹统钎、李飞：《古村落遗产旅游发展的“爨底下模式”》，《旅游学研究》2007年第二辑。张晓：《特许经营还是垄断经营——我国世界遗产地旅游经营透视之一》，《旅游学刊》2012年第5期。参见徐赣丽《当代节日传统的保护与政府管理——以贵州台江姊妹节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参见徐赣丽《当代节日传统的保护与政府管理——以贵州台江姊妹节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徐赣丽、耿瑞芹：《韩国法圣浦端午节的政府保护与民间参与》，《民族学刊》2012年第4期。参见贺学君《韩国江陵端午祭考察》，文日焕、祁庆富主编《民族遗产》（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236页。陈昌茂：《试论民族节日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政府行为》，《理论月刊》2003年第9期。B.Graham，G.J.Ashworth，and J.E.Tunbridge，A Geography of Heritage：Power，Culture，and Economy.London：Arnold，2000.Tunbridge，J.E.and Ashworth，G.J.Dissonant Heritage：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London：Wiley.1996.徐赣丽：《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魏美仙：《民族村寨旅游展演艺术的意义阐释——以大沐浴为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吴晓：《旅游景观展演与民间艺术的消费：湘西德夯个案的文化阐释》，《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等等。何明：《当下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复调逻辑——基于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与艺术展演实践的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刘守华：《“非遗”保护热潮中的困惑与思考》，《文化学刊》2009年第2期。张晓萍：《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钟敬文：《谈谈民俗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刘锡诚《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