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后称《精神史》)是由作者严安生1989年的博士论文压缩和改名而成。1991年在日本出版,翌年即获得大佛次郎奖和亚洲太平洋奖大奖。这本以近代留日中国学生为书写对象、出版后在日本知识界激起对日本自身文化、民族性格的反思(安部公房语:“看了严氏之书才明白,我们日本人的丑陋与傲慢,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象。”)的学术著作,却迟到2014年才正式确定陈言为中文版译者、2018年才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尽管时隔二十七年,但本书的学术价值却没有被后续研究迭代掉,其历史纬度之丰富、研究方法之细密、书写结构之有趣用心,仍能不断启发读者与后续研究者。
正如在《后记》中指出的那样,严安生通过两条轴线来分析近代留日中国人的精神磁场:一是空间横轴,在东洋与西洋的对照中,中国的志士仁人前往“同文同种”的日本寻求出路;二是历史纵轴,即从汉唐到晚清、再到具体的甲午战争,中国与日本权力关系的腾挪转变以及这些恩仇变迁在中国民众心里留下了复杂的投影。在这一纵轴与横轴的交错作用之下再观察这第一、二世代留日学生的“对日观、留学动机、留日生活的诸种层面”,则呈现出了比横纵两轴更复杂多歧的样貌。
在第一章中,严安生重点考察留日的历史源起,勾勒了清政府“忠孝为本”的观念、思想界“教育兴国”思潮的兴起、与日本方以嘉纳治五郎为代表的“代兴教育”以及杨度为代表的“从怀疑到警惕”的中国留学生四个角度,以杨度与嘉纳的辩论具体展现留日一事中潜藏的张力。第二章中,借助形象学研究的思路,由蔡锷、梁启超、邹容、章太炎、刘师培、秋瑾、何香凝、周氏兄弟、胡元倓、章宗祥等一众留学生群像的视角出发,日本之形象从想象中欲往采药的“神山”,到事实上反满反清的“梁山伯”;日本既是新教育、新概念、新理论的“文明商贩”,同时留日速成法政班又成为了猎官发达的新进士馆。第三章中借“人类馆”和“游旧馆”事件带出的则是中国留日学生在日遭受的蔑视、轻侮、被深深刺痛的民族自尊心以及由此发生的反击和反思,女性的小脚和男性的辫子成了两个难以启齿又难以规避的自尊雷区。第四章则以日俄战争为关节点,围绕政治、思潮、人际的层面对中国国内、中日之间做了分析,大受日本对俄胜利之鼓舞的中国涌起了“军国民热”从而带动了“士官留学”,而日本却未曾给以中国预期的回应,对中国人的态度愈发高傲。但从东西洋对立的国际大局来看,日方的胜利又成为了反“黄祸论”的确凿证据。第五章则是趣味最浓的一章,跟随中国留学生从家乡出发、乘船渡海,一直到登陆日本后的饮食、住宿、洗浴、服装,以日常生活为描写留学生们所遭受的“文化冲击”和背后文化心理的切入口。第六章以留学生的诸种样态为题,对诸如师生关系、教科书、不同来源的留学生身份及互相关系等侧面进行速写。
杨度在“清末新政”时期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制度,在反对君主专制的立宪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与他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有实质性的关联。1907年,他在自办的《中国新报》上发表的14万字“金铁主义说”长文,系统地阐述了立宪法、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的君主立宪思想,而此文发表的时间
社科人字〔2013〕44号为规范我院公派留学管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才强院战略实施方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实施意见(2011~2015年)》等文件要求,制定本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公派留学是指申请人经单位审批同意,以我院在职人员身份,到国(境)外从事3个月(含)以上的进修、访问、合作研究
李红祥、刘兴豪在《编辑之友》2016年2期撰文指出,20世纪初,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历史书写的黄金时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书写也进入了一个勃兴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优秀成果。从价值取向看,这些研究采用进化论作为预设进行书写。进化论的新闻历史书写,不仅受到当时社会语境的影响,同时也为学术共同体的历史想象所宰制。它不仅
陈龙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撰文指出,便捷、自由的社交媒体,其强大的交互性功能日益显现出来,这使得网民在新媒体空间的互动中容易形成想象的共同体。网络空间所固有的虚拟性、交互性、广泛性和超时空性使得网民在网络空间的书写互动呈现出后现代性趣味。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主客体及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