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该书是作者2007—2017年间的部分论文结集。全书共分为四辑，第一辑是以梁启超与晚清文学新变为讨论主题。第一章论述梁启超与《新小说》杂志上的民族主义与历史想象。第二章以《新小说》上所载小说中的理想化人物为例，讨论晚清文学的奇理斯玛修辞及其对重构新的伦理秩序以及建设现代民族共同体的特殊意义。第三章辨析《新民说》中梁启超有关德性公私的思想转折，认为1903年访美前后，梁氏从提倡公德转而变成提倡私德，体现了其在这一时段把革命的冲动从现实的暴力世界转移到想象的道德世界从而推行道德革命的思想演变轨迹。第四章阐述英国学者颉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说以及颉德原著、李提摩太译《大同学》对梁启超的影响，认为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倡导的种族主义、竞争、爱国、公德等意涵，几乎都可以从颉德那里找到思想源头。第五章集中讨论廖恩焘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的22首“新粤讴”，指出廖恩焘一洗过去粤讴婉约柔弱的风格，锻造了一种刚健、辛辣、豪迈的风格，同时大大拓宽了新粤讴的书写主题，从原本的书写风月情事转而变成书写时代风云，使新粤讴担负起启蒙民众、新国新民的重任。
第二辑集中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涉与翻译研究。第一章聚焦招子庸所辑《粤讴》的两种英译本——1904年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所译译本和1994年香港学者Peter T.Morris重译译本，指出前者的特色在于较为文雅，押韵规则，接近维多利亚时期的英诗风格，但译文有较为生硬之处；后者则较少押韵，近于散文化的当代英诗，英语表达更为地道。此外，两位译者都看重讴词的叙事性，甚至杂取各首讴词，断章取义地将其编造成一个故事。第二章围绕太平天国《三字经》及其英译本和评论，讨论太平天国的宣传和教育。太平天国《三字经》分别于1851年和1853年有了初刻本和定本，其英译主要有两种，分别是1853年的麦都思译本和1855年牛津大学汉学家马兰的译本。作者分析了两位译者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及其译介策略，认为麦都思较为同情太平天国，因而对其出版物中涉及基督教教义的错误持较为宽容的态度，马兰则批判了太平天国《三字经》的内容及其教义缺陷，将洪秀全和“拜上帝教”看作邪教。第三章探讨英国小说家约翰·班扬所撰《圣战》一书的最早汉译及其译介背景。该书的最早汉译本题为《人灵战记》，署名为传教士慕维廉所译，但作者认为可能有中国文人参与翻译，且与《申报》馆同仁有一定的关系。第四章讨论在英国作家马皆璧所著《红侏儒传》一书的中英文4个版本中，插图如何被“翻译”和改写，以及在这种翻译过程中译者和插图者如何投射个人的本土经验，将基督教文本进行本色化的处理。文章认为，杨格非中译本中的插图将西方常见的素描图和明清小说中的绣像插图传统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各种文类和体裁的杂糅说明译者注重文本的载道（教义）功能，对文体的概念并不清晰。第五章讨论晚清《伊索寓言》汉译的再英译及其仿作，指出Roger L’Estrange的英译本充满宗教色彩；而英国外交官罗伯聃与“蒙昧先生”据此合译的汉译本和根据汉译本再译的英译本《意拾喻言》则完全是去宗教化的；林纾译本《伊索寓言》寄托了其对家国和时世的关怀；而陈春生模仿林纾译本所作的《东方伊朔》，从中国传统典籍中取材，既寄寓了对时事和家国命运的关心，又宣扬了作者所信仰的基督教。
2014年的近代文学研究显出诸多新意。新的文本与史料不断得到发掘，现有文本也在重新审视与解读之中。地域、图像以及富于“现代”色彩的观念，均为研究者提供了介入论题的重要维度。翻译及传教士研究领域仍然方兴未艾。当文学研究日益和历史与文化研究交融，随之而来的是问题意识与思维方式的多元化。而在引入新视角的同时，
晚清翻译小说是翻译小说中的一个另类，译者的文化介入更强，而且许多都属于二次创作。晚清时期，西方现代文学类型刚刚引进，而且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依然强大，因此这两种文化在融合、协商时便具备了更大的张力。弗兰克·莫瑞蒂（Franco Moretti）在讨论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时，曾建议将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现在一些影响较大的近现代文学史在写到林纾翻译小说时往往会遗憾地提一笔，译本的原作很多属通俗作品，价值不大。这一指责的源头应当是刘半农发表在《新青年》四卷三期的《复王敬轩书》。钱玄同与刘半农制造“双簧信”事件恶意攻击林纾，纯属炒作性质，有违职业道德，其影响却是深远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林译
本文通过考察晚清小说对于“波兰亡国”题材的书写，希望探索以下问题：在晚清小说中，“波兰亡国”的异质性表述是如何与本土的书写经验相结合，其间受到来自哪些方面的影响，最终产生了怎样的表达效果，将“波兰亡国”这一固着的话语重新还原到具体的书写情境中去。在晚清书写波兰亡国的尝试中，康有为《波兰分灭记》（1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