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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化的乡愁:中国传统民俗志中的“家乡”观念与表达策略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6 >> 论文摘要 作者: 安德明 浏览次数:18
摘要:  中国古代到近代的民俗志中,大多都是作者对其故乡或长期居留之地民俗文化的记录和描述,其中有不少是作者因战乱等原因与故土离散之后的一种回忆式书写。《荆楚岁时记》是较早出现的由当地人书写家乡民俗的专书,尽管学界对其作者的写作缘由有较多争议,但《荆楚岁时记》具有明确的家乡人写家乡生活的特点,其因特定政治事件刺激而把所在地区生活文化对象化的处理,由此体现了特殊的乡愁。在现代民俗学兴起之后,许多中国民俗学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以家乡民俗为研究对象的做法,并由此形成了这个学科中的一个长期而连贯的重要流派,究其根源,可以说同古代民俗志中有关家乡书写的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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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象化的乡愁:中国传统民俗志中的“家乡”观念与表达策略
    作者: 安德明

    中国古代到近代的民俗志中,大多都是作者对其故乡或长期居留之地民俗文化的记录和描述,其中有不少是作者因战乱等原因与故土离散之后的一种回忆式书写。这种借助记忆构建的民俗志,在保留当时生活文化方面珍贵资料的同时,也集中表达了作者浓厚的乡愁以及对故园美好生活的理想化想象。这两方面的特点清楚地体现在这类民俗志的叙述策略上:家乡与家乡民俗,在其中既是作者倾注了强烈感情的对象,又被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包括与他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同乡人,以及可能超出其家乡范围的更多的异乡人。

    所谓“家乡民俗志”,指的是作者以其从小生长、生活的地方或成年后移居其间并长期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即“第二故乡”的生活文化传统为主要内容而做的记录和书写。

    《荆楚岁时记》是较早出现的由当地人书写家乡民俗的专书,尽管学界对其作者的写作缘由有较多争议,但《荆楚岁时记》具有明确的家乡人写家乡生活的特点,其因特定政治事件刺激而把所在地区生活文化对象化的处理,由此体现了特殊的乡愁。相比之下,《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均有作者的自序交代,写作背景相对明确,都是作者在其长期生活的城市——汴梁和临安——为他国所破之后回忆往昔生活之作。

    这类志书的写作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作者的故乡风俗同作者当下所居住地域文化的对比而展开的,这体现了作者在“我”与“他”的差别中显示“我”的特殊性,以及通过这种特殊性来与他者进行沟通、并争取融入他者的努力和追求。而这种努力源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认识或信念,即“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种对于不同地域文化差异性的认识和承认,是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思想,也构成了不同地域、人群和文化相互之间共存、共处的基本原则。尽管具体表现各有不同,每一个地区、人群的具体生活实践和文化现象,却都可以被纳入“风俗”这个更大的分类范畴,因而都是可以容忍和理解的。对各种有关异乡风俗习惯的著述来说,承认风俗差异性,也为更大范围的读者接受、理解和欣赏相关记述、进而接纳作者及其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

    或许正是由于本着记录和保留文化传统的目的,尽管家乡与家乡文化寄寓着作者丰富的情感,但相比于直抒胸臆的诗文创作,家乡民俗志中作者深厚、浓烈的乡愁,往往是隐匿在客观、冷静的描写当中,被对象化为看似客观呈现的岁时仪式和市井活动。除了在《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自序中有离散情怀的这种悲怆表达之外,在风俗志的本体部分几乎不着痕迹。这大概同“述而不论”的传统史观影响不无关系,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化所写内容真实可信性的作用;而由于这类文字并不明确表现强烈的怀旧情感,无论是对身为“前朝遗民”的部分写作者的政治安全还是对新朝王权的稳固来说,它都成了可以接受的稳妥的表达形式。

  • 中国文学年鉴2016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1

    章节:《中国文学年鉴2016》 \  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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