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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份建构及其话语实践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7 >> 论文摘要 作者: 陆卓宁 浏览次数:148
摘要:  台湾排湾族女作家利格拉乐·阿乌【原字为“女”与“乌”合成字,为易于编排,均作“乌” 】说:我的女性意识和台湾社会在谈的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没有关联,这一“在场”观察和体验无疑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及其女性主义的差异政治固然打开了女性主义理论话语实践的新局面,使得不同文化立场、不同经验的女性“问题”都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进行沟通、对话、诘问和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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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性身份建构及其话语实践
    作者: 陆卓宁

    台湾排湾族女作家利格拉乐·阿乌【原字为“女”与“乌”合成字,为易于编排,均作“乌”】说:我的女性意识和台湾社会在谈的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没有关联,这一“在场”观察和体验无疑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却突显出了对特定政治生态中的边缘族群的历史记忆及其女性现实处境的关怀,表现出对“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话语的质疑及其与之对话的姿态。阿乌并非“纯粹”的少数民族,母亲是台湾排湾族人,而父亲则是随国民党败退来台的位阶低下的“老兵”,还是台湾国民党威权时期的政治受难者。混血而形成的身份错位与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后代的艰难处境,构成其后来少数民族女性身份建构的经验资源,也被学界广泛用作解读少数民族身份建构问题的典型,但整体上看,却少有从理论话语与经验范型互为关系的层面来给予思考和讨论。

    首先是女性经验差异性的分析批评。上世纪80年代两岸先后从西方舶来的女性主义,固然以其“男女平权”一类的经典话语为重新说明人类历史的生存与发展模式提供了强大而有效的话语资源,但如其所被诟病的“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无病呻吟”,从来不屑回答也无力回答女性经验于第三世界国家因阶级、种族、民族及其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差异性问题。阿乌曾以其“在场”而获得的触发给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回应:“几年前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的街头活动,原本这是一个立意非常新颖的诉求,充分的向这个由父系掌控的社会大声喊出女性欲望的压抑和不满,当时成群的现代女性走上街头高喊‘我要性高潮’的时候……有通体解放的畅快感受……但是当这项议题回到少数民族社会时,的的确确就变成了一个蛮好笑的笑话。记得一个好友在初次听到这个诉求,就曾经怒不可遏地说:‘不要性骚扰,那是你们平地人才有资格喊的,如果你们看到同族的女性被人口贩子拐骗带走成为娼妓,或者是为了生计不得不出卖灵肉从事性交易工作时,你们还喊得出这些口号吗?说得难听一点,少数民族大多数的女孩子可能连性骚扰的机会都没有,为了生存我们都已经直接被性侵害了。’”

    如何阐析在身处国家、民族、阶级、性别、宗教等在内的种种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少数民族女性何以成为多重话语霸权共谋的对象?如何辨识对于同是边缘女性群体,却由于不同阶层、不同族裔、不同文化养成等因素而存在文化、政治或经济利益的不同诉求?就目前大多论述来看,还是囿于一概而论的思维方式来合理化其中的复杂性,致使论述或者大而化之,或者苍白无力。毫无疑问,女性主义并不是一个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自18世纪拉开历史序幕以来,虽以“男女平权”“男女平等”为核心维系了它的连贯性与一致性,但也流派纷呈,歧义频出。其后,后殖民女性主义对经典女性主义的拒绝,使第三世界妇女在各种“话语场”中被“省略”的严重问题得以浮出。在斯皮瓦克看来,这种知识暴力所标识的封闭地区的边缘族群毫无话语权可言,所谓“属下能说话吗”?阿乌就说,台湾的女性主义论述“甚少是以台湾本土的女性经验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更遑论是针对少数民族的女性所作的观察”。

  • 中国文学年鉴2017卷

    出版社:中国文学年鉴社

    出版日期:2018-01

    章节:《中国文学年鉴2017》 \  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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