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加自觉地坚持中国本位，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在思想与时代互动、理论与实践交织、历史与逻辑统一中沿着构建“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的总体目标坚定前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排斥吸取他国学术研究成果，只是要明确，必须坚定中国立场，牢记我们的目的是借助他者的眼睛来反观中国问题、提炼中国经验，进而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落实，也是时代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历史选择。
从话语体系建设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丰子义——《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
对于一种哲学来说，话语既是其理论活动的结果，又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如何加强这样的建设？重要的是应对话语体系中这样一些方面给以高度关注：
一是话题。话题可以吸引理论研究的注意力，引起人们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可以打开理论视野，拓展理论空间；可以通过研究重点的引导，发展和深化原有的理论。在其研究过程中，话题的变化往往会对原有的研究格局形成重大冲击，以致引起研究方式和研究结果的重大变化。创新就是从问题开始的。研究中一定要找准我们的议题，谈论中一定要找准我们的话题，充分发挥好话题对话语的引导作用。在全球化条件下，尤其应当主动设置议题，加强话语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发展、创新，关键在于能否对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各种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富有创造性的分析和回答。现在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发展的关键期和改革的攻坚期，各种矛盾、问题日益暴露并日趋复杂，这既考验着我们的治理能力，也考验着我们的哲学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应对这些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许多问题可能构成理论上的严峻挑战，然而这也恰好是理论创新的大好时机。
二是话语内容。在一些重要社会现象和重大问题上能够提出新的理念、观点和办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言而无物的“新潮”追逐，表面上看很新，实际上并不能称之为新。要改变理论的苍白无力的状况，理论话语确实需要改变，这就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话、实话不是轻易能够讲出的，而是通过深入研究、思考形成的。为此，要不断提高概括提炼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能力和水平，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准，一方面要对原有的理论结合新的发展实践，作出新的阐释，以丰富、深化和发展原有的理论，使其更富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明显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要对实践创新的新成果加以概括和总结，同时对现实生活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加以探索，作出新的思考和回答。最为根本的的还是要聚焦于中国的发展现实，即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给以高度关注。如对中国道路，不能仅仅强调中国特色、中国元素，同时还要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高度，来讲清中国道路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以及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道路，而且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化对规律与道路关系问题的认识。
三是话语表达方式。如果说话语内容指的是“讲什么”，那么，话语表达方式则指的是“怎么讲”。话语表达方式并不是一个纯粹语言形式问题，而实际关涉话语内容的阐释和理解。探寻合理的话语表达方式，同样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环节。要增强理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必须把理说深说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坚守这样的原则和话语表达方式，在论证和表达上下功夫，确实从道理上能够说服人、打动人，让人心服口服。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在一些重要问题、重要理论观点的说明上，注意前提性的考察、逻辑性的考察、方法论的考察，使其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理论穿透力。同时在理论的论证和阐述上，要让事实说话、让现实出场，真正让理论切入生活、反映生活，使理论鲜活。鲜活的理论无疑是富有生机活力的理论、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创新，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故事”讲好，既能使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又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生活、体现创新。
四是话语中的“术语”。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也不例外。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范畴的创新，即“术语的革命”。术语革命大致有两种基本方式，即形成新的概念、范畴和改造原有的概念、范畴。无论是提出新概念还是改造旧概念，都是学术探索的结晶，是思想观点提炼、概括的结果。概念反映的是思想，而非仅仅是词语。任何有生命力的概念和话语都有其现实的基础，而且只有植根于现实土壤，概念和话语才有其思想力量，才能被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因此，话语体系建设决非是词语构造，更不是概念游戏，不能将严肃的学术创新蜕变为文字、概念的制造和演绎。术语革命应当是具有实质内容的新概念、新范畴的提出，应能通过这些概念、范畴引领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所提出来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大发展理念”等，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不同时期的话语体系，而且导致理论上的不断创新，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发展进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无疑需要对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及其理论内涵加以深入研究，进而将其理论成果吸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之中，以推动其发展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陈章龙——《光明日报》2017年3月27日
马克思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哲学只有通过话语来表达自身思想内涵、反思时代发展，才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起指导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更应当通过话语体系的建构，反思阐释当代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引方向，并在国际化的思想学术交流中，发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好声音”。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要注重思想性话语和学术性话语的融合。虽然在理论意义上，思想和学术须臾不能分离，但在现实层面上，思想和学术、思想性话语和学术性话语之间总是若即若离，甚至相互疏离。因为思想话语体系注重抓住事情的本身，要用看似简单的话语阐释深刻的道理，在此过程中，难免有感性的语言和直觉性的表达参与其中；而学术话语体系注重学术体系自身的逻辑建构，需要客观的理性分析和严谨的语言逻辑。思想性话语一定要面向时代问题和挑战，要能够激发民众的共鸣与认同；而学术性研究和学术性话语则是对某个学术问题的特定方式的阐释，甚至可以不研究问题直接对某个逻辑结构或概念进行阐明，学术性话语的交流对象主要是专家学者，是要获得专家学者的理解与认同，因此学术性话语一定要显示出表达的专业化和理论化，而并不一定考虑其实践价值以及是否能够被一般民众所理解与认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还面临着如何将人文性话语和科学性话语相融合的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在这里将思想理论的人文性与科学性相融合，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不应当相互对立。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人文性与科学性逐渐呈现出分离的趋向，特别是在第二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生争论的时候，其争议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底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后来阿尔都塞用“意识形态”与“科学理论”之间的断裂指称马克思主义中的这种争论，甚至认为在马克思自身思想体系中就包含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二重因素。当然，马克思自身的思想中的确具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双重维度，但这双重维度不是相互分离，更不是相互断裂，而是相互交融的。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工人的异化，这无疑是人文主义的话语表达方式，而到《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发掘与阐释，运用更多的是科学性的话语。但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自身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贯穿的，即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当他用人文主义的话语表达自身的思想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时，他的每一个观点都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都是以科学性话语为内在支撑来阐释他的人文主义理想。
哲学的话语体系具有反思性话语和建构性话语两个维度，反思性话语是对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批判与反思，是以犀利的哲学思想深入历史与现实的骨骼之中进行解剖和透视。在反思性话语体系中，任何历史与现实的问题都在哲学之光的笼罩中无所遁形。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性话语和建构性话语要相互融合，发挥主导性的理论指导作用。反思性话语能够让我们深刻剖析当前社会发展和变革所存在的本质性问题，而且能够抓住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博弈的关键所在；而建构性话语则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指引发展方向，二者相互融合才能够为中国当前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我们还要思考，如何将一些传统的经典话语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因为经典话语具有一种永恒的思想魅力，能够持续激发人们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先秦时期的传世名作，涌现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话语，时隔两千多年依然被我们所理解与传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时隔一百多年仍然焕发着思想的活力。
《资本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孙乐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25日
《资本论》在西方的命运浮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迁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逻辑演变。今天，我们如何基于中国实践，从理论和现实双重维度出发，系统反思150年来《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得失，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论》研究体系，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境界，具有至关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已经全部出齐，这为国内外学界全面深化对《资本论》形成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撑。然而，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第一，解构主义倾向。在MEGA2编委看来，原来最终定稿的《资本论》第2、3卷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而是经过恩格斯整理、编辑、修订后的思想，因而主张去除恩格斯的编辑痕迹。结果，原本作为艺术整体的《资本论》被肢解为各自独立的“手稿片断”，解构了《资本论》存在的合法性。第二，重新制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新形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论者那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往往表现为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的对立，而西方“马克思学”则将其转化为两种世界观或哲学原则的对立。但无论如何，这种对立仍表现在哲学内部。然而，在MEGA2的影响下，这种对立被扩展到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则的对立。第三，文本关系研究的新动向。在传统视域中，研究者往往把《资本论》及其手稿视为内在一贯的、同质化的思想体系，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化了它们之间的思想连续性，忽视了它们的思想差异。然而，在MEGA2的影响下，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相反倾向，即有意识地制造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思想断裂，过分抬高前者、贬低后者，甚至将它们对立起来。在当前国外学界，这三种趋向愈发明显，如何有效回应这些问题，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学界已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在总体上我们的研究并没有突破西方文献学的研究范式，致使一些学者缺乏明晰的判断能力，试图将西方“马克思学”或MEGA2作为范本来指导中国《资本论》文献学研究，忽视了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实际上，文献学研究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它虽能为思想史研究提供有力支撑，但它本身并不能代替思想史研究。因此，在推进文献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要反对传统的解读模式，也要反对西方“马克思学”和一些MEGA2研究者的解构主义倾向，从中国立场出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论》文献学研究体系，全面梳理《资本论》的形成史，系统揭示《资本论》各个版本之间、刊行本与手稿之间、各个手稿之间的差别与联系，全面回应当代西方学者打着文献学研究或“价值中立”的旗号，以及制造出来的各种“断裂说”或“对立论”，为新时期的《资本论》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撑和方法论依据。
回顾150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在西方学界，《资本论》的形象经历了重大转变：原来被誉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现在则被部分学者理解为一种失效的政治范式，它所包含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旨趣遭到全面解构；原本作为总体范式的《资本论》被逐渐分化，或被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被视为唯物史观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形成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相互分裂的现状格局；《资本论》的科学价值遭到解构，被理解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近代残余。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回应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批判和质疑，全面深化对《资本论》的思想研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论》研究范式，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必须强化中国问题意识，建构中国学派。我们既不能固守传统的研究范式，也不能照搬照抄国外模式，而必须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形成独立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自己的《资本论》研究学派。
其次，必须建构思想史叙事逻辑，全面深化对《资本论》的理解性研究。任何一种解读模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我们应当基于当代中国语境，全景式地梳理第二国际、苏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左派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对《资本论》的研究，客观评估它们的理论得失，坚持整体性研究范式，建构中国特色的思想史叙事逻辑。
最后，必须坚定理论自信，总结概括中国《资本论》研究的理论成就与特色，深入挖掘中国范式的世界历史意义，提升中国《资本论》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杨洪源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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