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算我国技术进步率及其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新方法杨旭、田艳慧、郝翌、张伊珍（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第57-72页。
中国的投资数据有多准确？朱天、张军、刘芳（2017），《经济学（季刊）》，第16卷，第1199-1218页。
研发资本化与GDP核算调整的整体认识与建议高敏雪（2017），《统计研究》，第4期，第3-14页。
（二）TOP10内容概览
第1 “官出数字”：官员晋升激励下的GDP 失真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中国GDP统计数据的可信度经常备受争议。本文尝试实证辨识该现象的政治原因。
2.结论
（1）中国地级GDP统计存在注水状况，不过注水集中在特定部分地区且逐渐加剧。（2）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显著推高了中国城市GDP注水系数。（3）随着任职年限的拉长，具有年龄优势市委书记的GDP注水激励逐渐强化，但是在越过平均提拔年限的随后一年（第4年）有所衰退，之后回归高位。（4）城市GDP注水显著提高了市委书记的政治晋升概率，但并不显著影响市长的晋升。
3.论证
不论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还是“晋升锦标赛”理论，都发现中国地方政府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副作用，包括GDP统计“注水”。为探寻该现象的政治原因，本文设定实证模型如下：
Multiplier_gdpit=α+β*Incentivesit+γControlit+φi+λt+μit
其中，Multiplier_gdpit是城市i在第t年官方公布的城市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与校准后相同区域夜间灯光亮度的比值，刻画GDP注水程度；Incentivesit代表在任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特征，包括官员的相对年龄优势和任期年限。Controlit为控制变量，包括城市层面经济变量、市委书记和市长个人特征变量、基期城市经济禀赋长期影响效应、官员调入初期经济禀赋长期影响效应、官员籍贯地（省份）；φi和λt分别为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应；μit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样本为1997～2012年中国地市级数据。
4.作者自评和他评
相对于既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其一，首次较科学地测度中国城市GDP注水系数，为辨识中国地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其二，揭示并验证中国式财政分权及晋升锦标赛模式导致的“指标失真”代价，并探讨“官出数字”的背后逻辑和影响后果。
自本文公开发表（2017.7）至今，总计被引用12次。这些文献对本文的评价要点如下。其一，本文针对中国城市实际生产总值数据可信度问题提供了直接性的量化评估证据，即通过直接采用夜间灯光数据估计我国城市层面的实际生产总值的虚高程度（王贤彬、黄亮雄，2018[※注]；刘华军等，2018[※注]；邹国伟、周振江，2018[※注]）。其二，本文通过官员相对年龄及任期长度来衡量官员晋升激励程度，为后续研究所借鉴（王卓君、郭雪萌，2018[※注]）。其三，本文有助于厘清“官出数字”的背后逻辑（陈丰龙等，2018[※注]；徐干、陈海林，2018[※注]）。此外，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统计与精算》2017年第6期全文转载。
【作者简介】
卢盛峰，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shengflu@whu.edu.cn。
陈思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税收理论与政策。sixia_chen@zuel.edu.cn。
杨子涵，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学士，主要研究财税理论与实务。870349635@qq.com。
第2 方法、数据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差异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检验不同方法之间TFP（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健性”，探讨测算方法和数据选取问题。
2.结论
第一，研究的问题不同，测算方法之间“一致性”的检验结论不同。第二，在选择测算方法时，进行相关统计量检验是必要的，这有助于鉴别模型设定是否合理，缩小可选模型范围。第三，测算方法的选择，要符合数据本身的特征，基于宏观分行业面板数据，DEA是更为适用的TFP测算方法，而劳动力投入应选取全社会从业人员指标。
3.论证
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可追溯到Solow（1957），Solow将产出增长分解为投入增长和余值增长两个部分。目前，用“索罗余值”来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国内外学者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最基本方法。从TFP增长率（TFPG）测算结果来看，不同测算方法的结果差异较大，主要原因包括使用数据的不同、选择的测算方法不同、生产函数和回归模型的具体设定形式不同。现有文献较少测算方法的选择，限制了模型之间相关统计检验的进行，这可能会导致模型设定问题，从而降低模型之间比较结论的科学性。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了研究扩展。
在实证研究方面，作者采用了参数方法与非参数方法。在参数方法中，作者选择柯布道格拉斯函数，采用广义矩方法（GMM）、差分、系统GMM方法（SGMM）等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模型，根据资本和劳动弹性系数的估计值，计算得到各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值。在非参数方法中，作者使用基于产出的DEA-Malmquist指数方法。
本文选取中国2004～2012年，按照GB/T4754-02分类标准分类的19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全行业面板数据，TFPG测算结果将能够更准确反映总量层面TFP增长率的实际水平。
4.作者自评和他评
作者认为本文的一大研究创新点在于多种测算方法和统计检验的应用，对于尝试构建如何选择TFP测算方法的一般框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扩展。一是扩展测算方法，本文选取11种目前实证分析常用的TFP测算方法，较多测算方法的使用，一方面是检验方法之间“一致性”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使分析结论不至于偏颇太大，从而更具说服力。二是扩展TFP测算所用数据，本文分别使用两组具有一定差异的数据来测算TFP指数，不同数据的使用，一方面可用于检验不同测算方法之间的“一致性”是否稳健，另一方面可以考察两组数据之间测算结果的差别，探讨指标选取问题，这是本文的贡献之一。
自2017年12月公开发表以来，本文共被直接引用24次，二级引证文献达21篇，包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科学》等国内优秀期刊。这些文献普遍借鉴了本文所讨论的生产率测算方法，并应用到具体研究问题中去。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田友春，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数量经济。tyc0102@163.com。卢盛荣，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lsr2008cn@yahoo.com.cn。靳来群，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要素配置效率与TFP。jinlaiqun@nbu.edu.cn。
臧成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zangcw@cass.org.cn。
第3 基于十大分类的中国资本存量重估：1978-2016
1.问题/议题
近年来，资本存量估算的数据基础和资本的界定范围发生了变化，因而有必要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重新估算。
2.结论
第一，已有的相关研究可能对我国的资本存量存在一定的高估。
第二，我国的资本产出比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3.论证
本文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为此需要考虑资本折旧率的估算、基年资本存量的估算、投资数据选取和投资价格指数选取四个问题。
（1）资本折旧率的估算
设定折旧率与经济增速正相关，即
δt=δ0+aixt
其中，δt为t期的资本折旧率，δ0为固定折旧率，这里参考相关文献结论将其取值为5.65%，xt为t期的经济增长率，ai为正常数，表示经济增长越快，资本的使用强度越大，折旧率越高，i表示不同类别的资本。各类资产的折旧年限与残值率主要参考了国家部委发布的相关文件和税法的有关规定，之后根据第i类资产n年后的相对效率
和法定的残值率与折旧年限即可求出ai。
（2）基年资本存量的估算
考虑了两种常见的假设。一是假设产出增长与资本存量增长相等，估计1978年资本存量为5418.95亿元。二是假设投资增长与资本存量增长相等，估计1978年资本存量为6208.85亿元。本文取二者平均值作为基年资本存量。
（3）投资数据的选取
本文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的投资数据，相关数据主要来自投入产出调查数据。对于缺失年份的数据：1978～1986年的缺失数据根据已有数据拟合的指数模型倒推得到；1987～2015年的缺失数据根据前后年份的数据利用线性差值得到；2016年各类资本的形成额根据指数平滑方法中Holt-Winters无季节模型估计得到。
（4）投资价格指数的选取
设t年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为Pt，按当年价计价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It，当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为αt，则有
，除了Pt，其它的数据都能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得到，进而解出Pt。
文中主要数据来源如下。（1）各类资产固定资本形成额，来看投入产出调查数据，1987、1990、1992、1995、1997、2000、2002、2007、2010、2012。（2）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看《中国统计年鉴》，1978～2012。（3）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来看《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4。（4）各类资本价格指数，来看《中国价格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等。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更为精细的方法和更贴近现实的假设，应用最新的数据，重新估算中国资本存量，得出的研究结果相比过去的研究更加可靠，对今后的基础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对综合折旧率的确定方法得到盛来运等（2018）[※注]的借鉴。折旧率可分为不变折旧率和可变折旧率两部分，将二者加权求和，可确定综合折旧率。该法既考虑了资本本身的自然折旧，又考虑了资本随经济增长状况的使用率变化对折旧率的影响。
【作者简介】
王维，常州大学阿里云大数据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经济统计。seuwangw@163.com。
陈杰，国家统计局经济核算司处长，理学硕士，主要研究国民经济核算。chenjie@gj.stats.cn.。
毛盛勇，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司长，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宏观经济。mshengyong@gj.stats.cn。
第4 中国政府统计重点领域改革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本文对近些年来中国政府统计重点领域的改革进行梳理，阐述建立地区GDP统一核算制度的原因、目标和方法，编制国家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意义及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意义、目前开展的工作和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调查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常规性服务业统计制度方法改革的原因和主要内容，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的原因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建立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制度的目的和主要内容等。
2.结论
本文论述了政府统计的各方面重点领域改革，包括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国家和地方资产负债表、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调查制度改革、常规性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方法改革、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建立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制度等7个方面。
3.论证
本文主要根据我国政府统计制度的现状和问题，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相关领域改革进程及意义进行论述和分析。
4.作者自评和他评
作者认为，经过我国政府统计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中国政府统计制度方法将更加完善：统计调查和国民经济核算的覆盖范围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统计调查方法更加科学；统计指标的定义和口径范围更加协调一致。同时，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协调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本文对这些领域的改革加以归纳和论述，有助于促进中国政府统计更好地适应于宏观管理和社会需求，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自2017年2月于《世界经济》公开发表以来，本文共被直接引用8次，二级引证文献3篇。包括《统计研究》《经济纵横》等国内优秀期刊。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许宪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统计局。xuxc@qj.stats.cn。
臧成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zangcw@cass.org.cn。
第5 中国30省份的碳排放测算以及碳转移研究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中国《“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5年下降18%，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参差不齐，不能让所有的省市承担相同的碳减排责任。不能忽视省际间贸易所带来的碳转移。
2.结论
（1）依据直接CO2排放量、单位GDP的CO2排放量以及人均CO2排放量、生产者责任CO2排放量、消费者责任CO2排放量这5个指标对中国30省份进行排名，得到的结果差异很大。（2）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消费者责任排放的CO2量远大于生产者责任排放的CO2量。河北、山西、内蒙古、贵州、宁夏、新疆生产者责任排放的CO2量远大于消费者责任排放的CO2量。中间产品贸易流动隐含的CO2排放量占各省份生产者责任与消费者责任CO2量的大部分。（3）中国内部区域间存在经济发达省份与欠发达省份的碳转移。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的净碳转出量最大，内蒙古、山西、河北、新疆、贵州的净碳转入量最大；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以及京津地区的净碳转出量最大，西北地区、中部地区、北部沿海是净碳转入量最大的地区。
3.论证
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省间投入产出表，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省际层面研究碳排放的测算以及碳转移。首先由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区域部门水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且将其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即内需部分、外需部分以及出口部分。由此得到各省的生产侧碳排放、消费侧碳排放、省间的碳转移量以及净碳转移量。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将投入产出表和能源平衡表结合来测算各省各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了各省的生产侧碳排放以及消费侧碳排放。省外排放进一步区分了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排放。测算了中国省间的碳转移以及中国八大区域间的净碳转移。研究结果对中国的碳减排以及碳排放权分配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
自本文公开发表（2017.8）至今，总计他引16次。这些文献对本文的评价要点如下。其一，本文以传统贸易核算为基准测算了中国国内区域间贸易碳排放转移（余丽丽、彭水军，2018[※注]）。其二，本文使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区域之间在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的投入与产出，计算区域之间的隐含碳转移（李艳梅等，2017[※注]）。其三，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结果分析不同区域在碳排放转移中的地位差异及原因（邓荣荣、杨国华，2018[※注]）。
【作者简介】
王安静，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和能源环境经济。wanganjing_jiaoda@126.com。
冯宗宪，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贸易壁垒和环境治理。globalxsc@126.com。
孟渤，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全球价值链和能源环境经济。
第6 “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分解研究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本文作者测度并分解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上对世界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2.结论
中国制造业为发达国家贡献的经济产出增量大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但是其为发达国家创造的增加值增速却显著小于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增强与技术水平提升，“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产品内水平分工的程度也不断提高。
3.论证
本文将中间品贸易理论、全球价值链方法与国际投入产出数据相结合进行研究。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趋于复杂化，国际投入产出数据提供了中间品部分的详细数据，按照中间投入产出结构可以确定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流向，确定其在世界生产网络中的位置；而且以中间品流向进行增加值形成过程的分析，可以测算一个地区或行业在中间品全球价值链上创造的直接、间接、返回母国的增加值，因而能够得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产品分工和价值形成的细分类型。
作者对数据进行初步整理后，得到合并后的世界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并从两个方面计算中国制造业与世界各区域之间的中间品关联，一是中国制造业投入的区域中间品与其总中间品供给的比例，代表中国制造业对该区域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二是区域经济体投入的中国制造业中间品与该区域总中间品供给的比例，代表该区域对中国制造业中间品的依赖程度。此外，本文将中间品贸易结构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中，分解中国制造业中间品在全球价值链上不同生产环节为世界各区域所形成或创造的增加值，实现“中国制造”对世界各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精准测算。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WIOD数据库中包括了1995～2011年40个经济体35个行业的数据，本文将世界划分为七大区域，即欧元区、其他欧盟地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亚地区、俄罗斯、澳大利亚及印度等区域、世界其他区域。为了研究中国制造业对世界各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将中国的35个行业划分为中国制造业、非制造业两个部分，将其他各区域的35个产业合并为一个整体。
4.作者自评和他评
作者认为本文的研究将“中国制造”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进行合理测算，对其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挖掘。为推动“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提供依据和参考。
本文自2017年11月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公开发表以来，共被引用4次，二级引证文献1篇，包括《产业经济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等国内优秀期刊。李平和王文珍（2018）[※注]认为部分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所处分工地位企业参与GVC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本文证明了从长期看随着中国在GVC位置的提高，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具有巨大的影响；乔敏健（2019）[※注]在本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影响路径。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张同斌，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经济周期波动分析与预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创新驱动与经济增长。tongbinzhang@126.com。
王树贞，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主要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工业经济。wangshuzhen@163.com。
鲍曙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主要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金融、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sbao@umich.edu。
臧成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zangcw@cass.org.cn。
第7 增加值率能否反映经济增长质量？
【内容概览】
1.议题/问题
增加值率能否反映经济增长质量？
2.结论
增加值率存在着一个门槛上限，当低于该值时，实际增加值率越高表示增长质量越好，而超出时则完全相反；实际增加值率与门槛上限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且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增加值率门槛上限与资本折旧率、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相关。
3.论证
简化的生产过程可设定如下：
Qt+1=ksupαt+1［（1-v）qt］sup1-supα
其中，q为总产出，k为资本存量，v为增加值率。
该设定基于如下假设。其一，总产出由资本和中间投入共同生产，并以Cobb-Doglas形式进人总产出函数，为简化起见将劳动供给标准化为1。其二，储蓄率、折旧率、技术都为外生给定的，且不存在技术进步。
在资本运动的函数中，引入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折旧率。将其带入上述生产函数，可得到总产出的运动形式。进而建立资本运动和总产出运动的联立方程，令两种运动停止，可得到总产出的解式，进而推导出总产出同资本的动态式：
其中，n、δ、s分别表示人口自然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储蓄率。
假设资本和中间投入有着近似的贡献水平。推导出如下式子：
这意味着增加值存在门槛上限如上述不等式右端。该上限受到储蓄率的负面影响，得到人口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的正面影响。
该式的政策启示如下。为了提高增加值率门槛上限以达到更高的经济增长质量，需要降低储蓄率，提高人口增长率及折旧率，降低储蓄率与目前扩大内需政策相一致，提高人口增长率与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相关，而提高折旧率则与提高产业层次、加快淘汰过剩产能等“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
本文在比较中国各省市之间以及中国同其他经济体的增加值率后，进行了如下计量分析：实际增加值率同增加值率门槛上限之间的协整关系（1995-2011年）；实际增加值率与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关系的估计（1995-2011年）。
4.作者自评
研究创新：采用增加值率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应该考虑增加值率门槛上限。研究价值：有助于《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和《中国制造2025》中以增加值率评价质量效益工作合理实施。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范金，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姜卫民，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刘仕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经济统计与计量。liusg@cass.org.cn。
第8 测算我国技术进步率及其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新方法
【内容概览】
1.议题/问题
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几何？
2.结论
新方法能够更合理地估算技术进步率及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更为明确的作用机制。
中国TFP增长1992～1995年快速放缓，1995～1997年转而加快且波幅小，1998-2003年依然加快但波幅扩大，2004-2008年则较为平稳，2009-2014年则放缓。
3.论证
技术进步率并不等同于TFP增长率，而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本文使用一种全新的方法（MIMC模型和贝叶斯插补法）来更准确地估算我国的技术进步率、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关于技术进步率或TFP增长率，作者先比较了现有文献中的主流测度方法，如索洛余值法、随机前研法和数据包络法，认为它们都存在一些个性不足和共性缺陷。为此，本文提出了一般性性的结构方程模型（SEM）。该法综合了“路径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的众多优点，在1980年代发展成熟，并逐渐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得以应用。
核心方程设定如下：
gy=（1-α）·gk+α·gA
其中，g表示增速，y、k和A分别表示劳均产出、劳均资本和技术进步率。
随即，本文为技术进步设定行为方程，自变量包括企业科技投入、财政科研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
随后，分别构建技术进步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的局部MIMIC概念模型，并将其组装为核心结构模型。分别利用极大似然法、MCMC贝叶斯法进行参数估计与显著性检验。利用AMOS的Data Imputation功能可以估算出潜变量的数值。由于本文模型中的数据很少，且在参数估计时使用了贝叶斯法，因此在对潜变量进行测算时，选用贝叶斯插补法（Bayesian Imputation）。
4.作者自评
研究创新：本文首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估算中国技术进步率。研究价值：为SEM模型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提供了规范。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杨旭、田艳慧、郝翌、张伊珍：均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杨国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硕士生。
第9 中国的投资数据有多准确？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宏观不平衡和增长模式的讨论，大都强调中国消费支出过低和投资支出过高。中国投资率接近50%，远高于22%的世界平均水平。问题在于，如此高的投资率真的可信吗？本文深入分析中国官方的投资数据，检验支出法核算GDP中资本形成总额核算的独立性，评估其可信度。
2.结论
支出法GDP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名义上是独立核算的，却与我们按照官方公布的核算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相差甚远。官方公布的资本形成总额大体上是按“余值法”计算的：按生产-收入法核算出来的GDP总额，扣减最终消费和净出口总额后的余项，就是官方的资本形成总额。按此，给定GDP总量，如果消费支出被低估，作为余项的投资支出就必然被等量地高估了。比如，2012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值仅相当于独立核算数值的60%。
3.论证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核算方法和统计资料来源，本文运用标准的核算公式，估算2004～2012年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估计结果同《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相近，但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最终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在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8折“打折”后计算出来的。假定GDP与净出口核算数据大体可信，那么资本形成总额的准确度就取决于最终消费统计的准确度。基于朱天和张军（2014）的最终消费率，本文重估的2011年中国投资率约为36%，非常接近于东亚经济在类似高速增长时期的投资率，但远低于官方公布水平（接近50%）。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认为，中国支出法核算GDP构成中的投资和消费数据及其相应的比例关系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因此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宏观结构的既有判断。目前，国家统计局已经启动该项统计制度改革，以提升投资数据的准确性。
作为工作论文期间，本文先后在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合肥工业大学、香港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地报告，主要结论被FT中文网、观察者网等多家知名金融媒体刊载。本文公开发表（2017.4）至今，被学术文献引用3次，获评要点如下。其一，展示了我国支出法GDP数据准确性的相关争议（陈思翀等，2018[※注]）。其二，部分解释了我国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差异的来源，可以据此设计指标测度国内投资虚高情况（张明海，2017[※注]；何明智等，2019[※注]）。
【作者简介】
朱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决策科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增长。ztian@ceibs.edu。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junzh_2000@fudan.edu.cn。
刘芳，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经济。12110680009@fudan.edu.cn。
第10 研发资本化与GDP核算调整的整体认识与建议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讨论在GDP核算平台上实施研发资本化处理的机理和意义。
2.结论
（1）将研发视为投资，不是为了算出一个更大数额的GDP和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改变其在GDP核算中的算法，是为了能够落实将研发作为知识积累活动这一新认识，进而通过对研发投资和研发资产的核算，为正确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分析提供依据。
（2）所谓研发资本化处理涉及三个领域：经济增长分析、研发支出统计、国民经济核算有关GDP的调整。经济增长分析代表了研发资本化的根本目标，研发投资、研发资产是重点关注的指标；GDP核算是实现研发资本化处理的平台，可以就经济增长分析所关注的两个指标以及其他指标提供实际数据；研发支出统计是研发资本化处理的基础数据来源，GDP核算要以此为起点才能实现研发投资和研发资产的核算。三者缺一不可。
3.论证
论文依照以下逻辑展开论证。
（1）理清楚研发资本化与经济增长分析、GDP核算调整之间的关系，阐明GDP核算是实现研发资本化的平台，但不能将GDP上调看作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将研发资本化引起的GDP核算调整分为两个层面，揭示其核算机理，第一层是研发资本化核算，第二层是衍生出来的GDP后续调整。（3）通过研发总产出核算显示研发支出统计对研发资本化处理的意义，指出当前中国实施的调整并未覆盖全部研发活动。（4）总结当前中国针对研发资本化核算存在的问题，针对后续年份如何公布研发资本化相关数据提出建议。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此前有多篇论文涉及这个论题，本文结合经济增长分析理论、国民经济核算原理和研发投入统计基础，借助于GDP核算平台进行研发资本化处理的目的和具体处理方法，系统阐发研发资本化核算对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分析的意义，弥补了此前文献的缺失和不当，提升了认识这个问题的高度。
自本文公开发表（2017.4）至今，总计他引11次。这些文献对本文的评价要点如下。其一，本文是针对中国R & D资本化核算问题的深入研究成果，将中国R & D资本核算推向新高度（王亚菲、王春云，2018a[※注]，2018b[※注]）。其二，本文是理论层面研究R & D资本化核算的系列有价值研究之一（徐蔼婷、祝瑜晗，2017[※注]）。其三，在强调R & D支出与R & D投资的区别、探讨规范的R & D资本存量测算方法等方面，本文是代表性文献之一（孙凤娥、江永宏，2018[※注]）。其四，本文有助于厘清R & D资本化的研究思路（侯睿婕、陈钰芬，2018[※注]）。其他引用文献吸收了本文的思想内涵，并针对性对研发资本化若干处理的讨论开展具体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
高敏雪，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国家统计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国民经济核算、环境经济核算和政府统计。gaominxue@126.com。
（三）第11-30名榜单
2017年世界经济统计学最佳中文论文第11-30名榜单
中国离岸外包和在岸外包率的核算研究陈启斐、张为付（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第92-107页。
中国公共资本存量的再估计及其应用——动态一般均衡的视角朱军、姚军（2017），《经济学（季刊）》，第16卷，第1367-1398页。
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国际经验和建议许宪春等（2017），《统计研究》，第12期，第3-14页。
基于波动性-持续性的中国核心CPI测算及其评估徐强、陈华超（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4期，第92-109页。
拉动经济的第三匹马：经济学视角与统计学视角吴珍倩、贾怀勤、杨贵中（2017），《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第105-114、7页。
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测算：2000-2013年陈容、许和连（2017），《国际贸易问题》，第12期，第14-23页。
对我国参加国际比较项目的评估及建议余芳东（2017），《统计研究》，第2期，第23-32页。
国际资金循环测度的统计方法及应用张南（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第94-110页。
财富性还是生产性？同质性还是异质性？——关于中国物质资本测量的故事王海兵（2017），《经济学（季刊）》，第16卷，第671-706页。
金融危机与统计发展陈梦根、刘浩、胡雪梅（2017），《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第115-130、7-8页。
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ICP）与欧盟-OECD购买力平价项目的比较徐强、陈华超（2017），《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第131-143、8页。
R & D卫星账户整体架构与编制的国际实践徐蔼婷、祝瑜晗（2017），《统计研究》，第9期，第76-89页。
非传统数据质量评估的国际经验及借鉴余芳东（2017），《统计研究》，第12期，第15-23页。
国际资金流量表若干问题讨论李宝瑜（2017），《统计研究》，第4期，第26-35页。
美国R & D卫星账户编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陈丹丹（2017），《统计研究》，第4期，第15-25页。
我国GNI核算与数据质量评估贾帅帅、徐滇庆（2017），《统计研究》，第2期，第10-22页。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进展、挑战与展望顾春光、翟崑（2017），《当代亚太》，第6期，第4-23、149页。
省际第三产业资本存量：框架、检验及动态轨迹杨玉玲、郭鹏飞（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第78-93页。
国际比较项目（ICP）高估发展中国家实际消费水平了吗王岩、杨仲山（2017），《统计研究》，第7期，第3-14页。
一种新的购买力平价汇总方法谢长（2017），《统计研究》，第12期，第37-47页。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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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贤彬、黄亮雄（2018）：“夜间灯光数据及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经济学动态》，第10期，第7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