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郭沫若在编纂《沫若文集》时,把他解放前几乎所有涉及鲁迅的言论都进行了修改,笔者搜集到了郭沫若所有涉及鲁迅言论的最初版本,然后与郭沫若修改后的《沫若文集》中的版本进行了对勘,列出了全部异文。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4期)
医学、翻译和创作是郭沫若初登“五四”舞台所走过的轨迹,医学的学习为郭沫若进行西方作品的翻译提供了可能,翻译又影响了郭沫若的早期创作活动,相信对于这三者关系的梳理不仅对于郭沫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样也会对同时期其他作者的研究具有启发性的价值。(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6期)-张勇
1947年11月郭沫若到香港之前在国内的情形不难发现香港之行对于郭沫若人生的重要影响。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期间创作的作品很少被收入到《沫若文集》中,特别是大量的政论文,即使收录了两篇还被郭沫若放在了《集外》之中,这些政论文无疑被郭沫若认为仅仅只是“应景之作”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郭沫若的内心深处,文学审美创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以此为契机,学术界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来纪念郭沫若在国势危机之际,抛妇别雏以文章报国的巨大贡献,影响较大的包括:(1)“民族复兴视野中的郭沫若”学术研讨会。6月12日至14日,由成都大学、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乐山师范学院、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共同主办,
在现代学术史上,胡适的《说儒》堪称一篇鸿文。胡适该文甫出即在学界引起了激烈讨论,冯友兰、钱穆、李源澄、江绍原、贺次君等都曾撰文进行商榷,其中也包括郭沫若。郭沫若虽然承认《说儒》“举证相当丰富。我们知道胡适是费了不少的工夫,是他一篇得意之作”[※注],但他在《驳〈说儒〉》一文中给予胡文几近全面否定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