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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本”的意义与边界——作为“文化实践”的口头艺术

摘要:  该文试图基于语言学、符号学以及语言人类学对于“文本”的思考,追问“民俗文本”的界限,同时考察获得“民俗文本”之“意义”的可能性,反思民俗学(考察) “意义”问题的局限性。当“民俗文本”重返“民众日常生活的语境” ,口头艺术的研究者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下一些问题,即“意义”的位置与起源,讲述者(表演者)与听众的地位,语言的(口头艺术的)本质以及“民间文学”与“民俗文本”的差异与联系等。与这种研究思路相呼应,文学批评家对奥古斯汀、西塞罗以及萨福等人的“文本”所进行的“新历史主义”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把“文本”还原到其自然“语境”之中予以考察的某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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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俗文本”的意义与边界——作为“文化实践”的口头艺术
    作者: 王杰文

    该文试图基于语言学、符号学以及语言人类学对于“文本”的思考,追问“民俗文本”的界限,同时考察获得“民俗文本”之“意义”的可能性,反思民俗学(考察)“意义”问题的局限性。

    一 符号学中“文本”

    20世纪以来,以纯粹语言学的方式去理解“文本”的方法已经被抛弃,学者们开始尝试把“文本”还原到“交流事件”本身。受语言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影响,符号学、语文学、民俗学,甚至艺术学等领域也对自身的学术传统进行了反思:如果把“文本”作为一个交流事件予以理解,那么,“文本”的意义在哪里?是内在于“文本性”,还是存在于“语境”,或者是在特定“语境”中由“文本”的接受者具体生成的?

    对于后结构主义者来说,所谓“文本”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作者(或者讲述者、信息发送者)、文本(或者艺术品、信息)以及读者(或者听众、信息接受者)之间变动不居的、具体的互动过程。

    单就“口头艺术”研究领域的“民俗文本”观念而言,既然听众无法像文学文本的读者那样可以把作品、作者、读者相对地独立出来,那么,考察特定口头传统(比如一则故事的文本)的意义却不考虑它是如何被讲述的做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观念为“口头艺术”研究范式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 民俗学中的“文本”

    “语境主义者”认为,民俗学应当从“把民俗作为‘事项’(item)——民俗的事物(the things of folklore)——转向把民俗作为‘事件’(event)——民俗的实践(the doings of folklor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Vol.84,1971.No.331:p.v.">[※注]。“文本主义者”却明确地把“文本”等同于民俗事项、民俗产品(products)等概念,认为民俗事项本身才是民俗学这一学科的根本任务。民俗学的“文本主义者”与“语境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也许关键不是“文本”与“语境”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前者把焦点放在了“产品”上,而后者把焦点放在了“过程”上。

  • 中国民俗学年鉴2015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3

    章节:《中国民俗学年鉴2015》 \  第六篇 重要论文摘编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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