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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

来源: 中国哲学年鉴2019 >> 热点聚焦 作者: 韩骁 浏览次数:32
摘要:  公共理性与阐释活动的规范性本质韩东晖— — 《中国社会科学》 2018年第3期,第26 — 37 + 205页。至此,中国古典阐释学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前置模式” 。构建基于“公共阐释”的当代中国阐释学派,需要对西方阐释学和当代阐释学发展的现状作出深刻反思。由于当下“中国阐释”衰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在近代学者所作的最后的伟大努力之后,一方面被颠转为西方理论宰制中国学术格局一百多年,另一方面则逐渐转变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西方学术之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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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
    作者: 韩骁

    公共理性与阐释活动的规范性本质韩东晖——《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26—37+205页

    阐释促成理解,而理解总是阐释。因此当理解的本质、特征、条件和限制成为哲学阐释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时,阐释本身就具有了存在论地位。单一文本与多重语境、复合视域与多元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促使我们深入思考把握意义的语言实践能力(理解)和把握内容特别是概念内容的语言实践活动(阐释)。在这一反思过程中,作为与哲学阐释学不同的考察进路,阐释的公共性和规范性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与经过哲学阐释学批判的理性观念结合在一起。概括地说,笔者力图阐明的观点是:公共阐释是公共理性的一种规范性活动,公共理性为其敞开空间,规范性是阐释活动的本质。

    公共理性,霍布斯视之为主权者的理性,卢梭视之为法律,在17世纪的一般语境中则与国家理由是同义词,后者被用来表达“统治者或政府行为的纯粹政治根据”。但只有到了康德论启蒙时才被真正赋予了现代的意涵,这就是启蒙在于理性的公共运用的自由。20世纪下半叶,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从不同路径出发,发挥了康德的理性的公共运用思想。哈贝马斯强调,康德所说的公共性是唯一能够保障政治与道德同一性的原则,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则,又是启蒙方法;而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又是公共性原则的前提。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公共性的辩证法的讨论,哈贝马斯开启了公共领域的理性论辩。罗尔斯设想的是在一个良序的多元民主社会中,自由平等的理性公民,在社会的背景文化或公民社会的文化中的理性运用之外,在公共政治论坛当中履行其公民之为公民的责任,运用公共理性这种共享的理性活动形式,决定宪法基本要素和基本正义问题,为政治的合法性作出彼此可以接受的辩护,以实现社会公平合作的理想。这种公共理性的观念是协商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之一。可以说,康德、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阐发了公共理性观的三种主要形态。

    理性对自身的反思和“立法”,因视角不同、取向各异,出现了不同的理性观。举其大要,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形而上学的超越性的理性观,理性以源于语法的概念思辨为论辩方式,或强调价值无涉、无立场无偏见,或思辨地构造一套价值体系,赋予理性以绝对权威地位。第二类拒斥超越性理性观,强调理性的有限性,或者以感觉材料、知觉经验的基础地位防止理性僭越经验的界限,或者强调理性的演化特性,历史传统和社会本能的支配地位,拒绝理性无所不能的宏大叙事,或者从个体的实际性或生存性视角出发,以“此在”为中心,认为与理性相比,情绪、激情才是“此在”的源始存在方式。第三类侧重从公共性、实践性和规范性的视角来理解理性,强调基于历史性的文化和社会性的实践而凸显出的规范性维度。这就是说,人之所以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动物,正是源于人类生活和概念活动的规范性特征。

  • 中国哲学年鉴2019卷

    出版社:哲学研究杂志社

    出版日期:2019-12

    章节:《中国哲学年鉴2019》 \  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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