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从1949—1959年间的史学界活动可以看出，郭沫若以“文化尖兵”的角色与担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1955年为界，郭沫若在前后阶段角色重心发生了转变。大致在1955年之前，他引领史学界走进了学术研究的新时代。1955年之后，他引领史学界走出偏见与误区。郭沫若在1949—1959年间史学界“文化尖兵”角色的演变，是这一时期逐渐走向史学界前台的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一个缩影。
（原载《晋阳学刊》2018年第5期）
一 政界与史学界对《甲申三百年祭》的理解 《甲申三百年祭》最初发表于1944年3月19—22日，连续四天在重庆《新华日报》第4版《新华副刊》连载。这一次国民党方面反应十分快，3月2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4月1日，亲国民党的《商务日报》发表社论《论赫尔的名言》，4月13日，《
一 “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注]这是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终篇里所写的话。这意味着在他看来，他筚路蓝缕、艰辛奋斗所踏出的路，只是一个“草径”，他期待着将来会有“伟大的工程师”沿着这条路来“建筑铁路”。时光已经过去了近九十年，在他踏出的“草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史学在取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左倾”思潮、非历史主义错误也让其经历了不少的曲折和迷途。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郭沫若对5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种种“左倾”错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批评和反拨。郭沫若替曹操翻案就是旨在极力纠正史学界的“左倾”错误，并借此推动学术自由讨论，形成“百家争鸣
1928年至1937年，郭沫若逃亡日本，在日生活9年。在日期间他一直受着日本警察的监视，失去言论及作品发表的自由。1934年郭沫若在《沫若自选集》序文中暗示了他所处环境的危险和艰难，他说：“我目前很抱歉，没有适当的环境来写我所想写的东西，而我所已经写出的东西也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在闸门严锁着的期间，溪流是停顿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