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2018年，正值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在历史上走过百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时刻，北京大学中文系号召学科内同仁共聚燕园，于10月21日至22日举办了纪念中国民间文学学科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大会的宗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学科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思考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大会选取“从启蒙民众到对话民众”为主题，回到学科的起点，回顾百年之路。大会上共计有28位专家学者发表论文并参与讨论，论文涉及到民俗学研究的目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民间文学的学科属性及伦理原则、研究方法与学术取向、民间文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等多个领域。
研讨会共分六场，分别围绕“歌谣”“启蒙与对话”“神话传说故事”“民间文艺”“民俗”“非遗”为主题，每场由四到五名学者分别发言。其中前四场讨论安排在21日，上午下午各两场，后两场安排在22日上午。在每场主题讨论之后，均留有一定时间供学者间交换意见、自由讨论，场面十分活跃、热烈。
由于篇幅有限，以下仅围绕会议主旨“歌谣运动的定位，民俗与启蒙的关系”问题，进行综述。
吕微在《回答陈连山的问题：单向启蒙还是相互启蒙？》一文中，围绕中国民间文学百年前发端的五四运动，究竟是知识分子的单向启蒙还是知识分子与民众间互相启蒙的核心问题，依次对陈连山提出的十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吕微认为，相互启蒙才是启蒙的本源，而中国的启蒙却往往陷入单向启蒙的误区。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启蒙主义者不认为启蒙是一件无条件地恢复人的自由权利、彰显人的自由能力的先验事情，而认为启蒙是一件在特定社会、历史中有条件地培养人的道德能力、且有条件地赋予人以法律权利，以达成特定社会、历史目的的文化生活实践过程。而实现这一过程的原因、目的、方法和结果，知识精英都可以通过使用理论理性予以科学的认识，进而科学地同时专制地把控这一过程。于是，启蒙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通过科学的方法在道德上攫取了强制启蒙的话语霸权，从而违背了启蒙的初衷。
周福岩发表论文的题目为《启蒙话语中的民俗与日常生活》。户晓辉谈到，周福岩在文章中，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来重建民俗的话语，强调自由的概念。个人如果仅作为个体是无法自由的，我们要梳理好个体、群体、类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法律、信仰的框架内，才能达成的自由。
对于多位学者讨论的启蒙如何转化为对话的问题，陈连山认为，过去的启蒙是与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要对民众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在过去，只有文字才叫文化，如今所谓的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过去不是文化。这个认知是严重错误的。另外，民众对于自己的文化是有自己的一套分类标准的，而这种分类标准与学院的标准不同。如武当山地区的民歌分为阴歌、阳歌，要和民众对话，必须要使用他们的话语体系，这大概就是一种“对话”。
2015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在这具有历史厚度并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合唱中，民间文学及其研究者能够贡献自己特殊的声音。民间文学作品是有关民众社会经验与生活实践的反映，其中深刻体现着民众的心声。产生和流传于抗战时期的民间文学尤其
2015年9月14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中国民协共同主办，《民间文化论坛》编辑部承办的“和平与正义之声——歌谣与抗战”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由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罗杨和副秘书长周燕屏分别主持。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文艺评
近年来，延安文学的重要性与独特性越来越被学界认可，但是作为延安文学一部分的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则涉猎较少，它在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上的意义更少被论及。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时期文艺的典型代表。以鲁迅艺术学院创作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为开场，新秧歌得到空前的推广与关注。秧歌剧跨戏剧史、文艺史、文化史等领域
2014年民间文学中的歌谣研究相较于民间文学的其他领域，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不仅专著寥寥，而且论文数量也非常有限。与百年前民间文学、民俗学发端时期，歌谣运动产生的深远影响，歌谣搜集、整理和研究的诸多成果相比，当代歌谣研究依然需要更多学者关注，因为作为文化传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民间歌谣在民众生活中依然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