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开始，就一直在郭沫若研究的学术领域耕耘，几乎可以说是“从一而终”了。这也许与当初硕士论文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这件事（据说我就读研究生的学校一直藉此给在读研究生们说事），带给我巨大的动力有关，后来又大部分时间工作在与郭沫若相关的科研和文化单位。但一路走下来的一个体会是：治学要专。所谓“专”，既是“专门”之意，也有“专一”之意。既然做学问，就要在一个研究领域，至少一个研究方向上成为专门家，把这一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都光顾到，且要有自己深入独到的思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专一”，不要左顾右盼，不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与“专”相对应，应该是“通”。郭沫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也曾疑惑于自己专注于此，学术的路子是不是太狭窄了。不过我的研究工作实践表明：非也。其实专注于一个研究方向，或者说一个研究领域，深入进去了，也可以达到“通”，触类旁通。对郭沫若的思考和研究深入了、透彻了，那么对于现代文学史、史学史，甚至现代史的许多方面和问题，就都有可能拓展开学术思路。我曾撰写过一篇题为《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的论文，对郭沫若大革命时期的经历，做了不同于当时学界所认同的一种历史阐释。论文发表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做了转载。我自己很满意这篇论文。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转载的复印报刊资料是“K4《中国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也将这篇论文挂在该所的网站上。
郭沫若可以研究的方面还有许多，所以我还会继续在这个学术领域的研究。
张勇：综观您的郭沫若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您的研究由最初的注重理论分析，作品解读，到注重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的转变，您能否就此谈谈您是如何实现这样的转变的吗？
蔡震：治学之道，方法很重要。我在研究郭沫若的过程中，是有这样一个治学方式上的转变，大致发生在2002年前后，而且这是我有意做出的选择。原因有二：其一，我对于郭沫若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现状的判断，以及如何能不断深入发展下去的期待。其二，我对于自己一直以来所学、所用的文学史研究的方式有了疑问。
当时郭沫若研究的状况，一方面是在学术领域呈边缘化趋势，另一方面是郭沫若研究本身显得停滞不前。这两者实际上又是相关联的，其中有学术之外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郭沫若研究自身的发展处在一个瓶颈状态。大家多只是依据彼此都已经熟知了的那些作品、资料（它们远未能涵盖郭沫若一生）作些研究题目（所以同质化的东西很多），没有人再去认真地发掘、整理郭沫若生平活动的各种文献史料。那么，如果你对于一个研究对象始终只停留在部分了解和认知的状态，怎么可能指望将研究拓展并深入下去呢？
与大多数从事郭沫若研究的学人一样，我们都是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科领域进入郭沫若研究的，所以治学的方法和路数，与现代文学史研究如出一辙。其最大的特点，在我看来即是以论带史，以论述的方式叙述历史。这也就是其最大的问题之所在。以论带史的“带”，实际上常常变成代替的“代”，不是在论述中带出历史，而是以论述代替对历史的描述。这一个特点，在这一学科建立之初实际上就预伏下前因，因为新文学的概念，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理论基础之上。所以我们看最初的几部新文学史，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在一个理论框架下写出来的，而现代文学史研究也就循着这种方式发展。
在这个学科领域从事研究的人长于思辨，不乏滔滔不绝的口才，不缺机敏睿智的雄辩，也多有飞扬洒脱的文采，对于新文学史上的种种人物、作品、事件、论争，总是论在先，且多有一个预设的论述框架，然后在史料的取舍之间去证明所论。现代文学史研究更接近当代现实，所以许多研究者缺少历史意识，容易产生急功近利的浮躁，以及靠所谓见解出新、论述深刻的取巧。于是，历史的真实究竟怎样，反倒退居其次。郭沫若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状况。譬如，关于《女神》的研究，几十年了，甚至没有意识到那只是诗人自己当时编的一个作品选本，并非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文本研究对象。
以这种方式进行的研究，缺乏“论从史出”的意识，缺乏治文献史料之学的基本训练。文学史研究，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历史学研究，如果连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都欠缺，那这种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自然大打折扣。
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我选择了改变。之后，我觉得对于郭沫若研究有了新的认识，也收获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与一些同行学者不约而同所做的这种努力，逐渐改变了郭沫若研究相对停滞的状况，引起了向深入发展的改变。
张勇：蔡震先生您在创造社的社团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请您谈谈创造社研究和郭沫若研究的关联，另外，现在社团研究明显处于一个低潮阶段，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蔡震：郭沫若所说的“创造十年”，就是与创造社作家一起从事文学活动的十年，两者自然密不可分。而且从郭沫若研究的视角去思考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与从创造社研究的视角去思考郭沫若的文学活动，都会给各自的研究带来有益的、深入的思考。
从新文学发展进程，也就是史的角度看，文学社团存续的时间相对短暂，存在的方式比较简单，除个别社团外，大多数社团对新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很有限。社团林立的文学现象，在新文学史上差不多就是昙花一现。这或许就是鲜有研究者去碰触这个研究方向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作为现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文学现象，对于文学社团的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
张勇：郭沫若研究要想走出现在的困境除了需要您这样的学者带领之外，还需要很多年轻学者投身到这个研究领域，目前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很多青年才俊们试图用新的方法来阐释和研究郭沫若，也得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结论。能否请您给现在的青年学者们在郭沫若研究上提一下建议呢？
蔡震：郭沫若是个历史内涵非常丰富和复杂的人物，人们并不难对于他做出某种阐释，并找到支撑的论据。不过，如果你再多阅读一些相关史料的话，可能又会发现其涵义甚至是相左的论据。所以，不要轻易得出什么结论。我赞同克罗齐的观点：编年史是死的，历史是活的。研究郭沫若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阐释，但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怎样阐释这个研究对象，首先，对于死的编年史，即有关郭沫若生平的所有文献史料，要有全面、充分的阅读、考察、了解、分析，然后才能写出活的历史：你对于郭沫若的认知、阐释、评判、研究。
二 郭沫若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张勇：鲁迅和郭沫若同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也被誉为了“两面旗帜”，但是郭沫若的研究却一直没有达到鲁迅研究的水平和高度，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蔡震：关于郭沫若研究与鲁迅研究水平高下的说法，其实只是笼统的一说，而且是从鲁迅研究角度的一说，并非一个可以量化了去比对的问题，而且这种比较，也没有什么学术意义。鲁迅、郭沫若同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两人的情况实在是有很大不同的。鲁迅早就定格在一个历史的时空之间，有了基本的定论，可供人们研究、阐释的空间其实已经不大，但真能深入开掘有了新见，且为学界认同，必定会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但可能也只是各领风骚若干年）。
郭沫若人生经历的复杂性远比鲁迅多，而且与当代历史密切相关。尽管对于郭沫若也有一个盖棺论定，但当代史本身就是一个人们在多维度考察、研究的范畴。所以，郭沫若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大，可研究的空间大，研究对象被阐释的空间也大，甚至还有不少研究的空白之处。于是，难有大家集中在一个研究方向上而获得普遍认可的某种论断、某个见解。但这并不意味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成果，一定可以用水平的高下来区分。
此外，在郭沫若研究和鲁迅研究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情况也有很大不同。鲁迅研究几乎不再有人们不知道的史料，所以研究只是在如何阐释这一历史人物之中进行。郭沫若研究涉及的学术领域多，未知的东西更多，我们可以说还未能对他的整个生平活动做出完整的描述，所以郭沫若研究会展开在许多不同的学术方向、不同的问题思考点上。其间，也必然会有研究水平深浅程度的不同，但不可能以哪一点去代表郭沫若研究的整体水平。
所以郭沫若研究的深入发展，不在于与鲁迅研究或其他什么研究的学术水平去比较，而在于扎扎实实地去做。事实上，将两个研究领域的水平做高下的比较，是二十多年前的老话题了。时至今日，还没有进入过郭沫若研究领域的人，恐怕不好将这一研究领域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去做比对。
张勇：郭沫若研究一直以来不温不火，你对郭沫若研究的现状和所存在的问题是怎样认识的。
蔡震：郭沫若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有过蜂拥而至的学术盛况，90年代初期以后，逐渐在学术界遭到冷遇，乃至被边缘化。这固然由于两个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背景所至，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受到许多学术之外因素的影响，并非是一个良好学术环境下的呈现。像郭沫若研究这样的学术领域，当然不该冷冷清清，但也不需要车水马龙，所以目前这种所谓的“不温不火”，我觉得倒更接近郭沫若研究应有的学术常态。
张勇：作为郭沫若研究的专家，郭沫若研究要想走出现在的状况，有突破性的发展，你认为应该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呢，您对郭沫若研究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吗？
蔡震：郭沫若研究的现状如何？似乎难以一言蔽之。但是有一种情况，我认为会影响到郭沫若研究的深入开展，或者使其只在原地踏步，即，重复性的研究与沉浸于自己的学术想象之中。
“炒冷饭”的研究题目一直不少，只不过说话的方式不同，使用的语言不同，还有就是某一题目若对研究对象有了深入思考，于是便有接二连三紧跟者。这些研究只在每年研究论文的数量统计上有意义。
学术研究需要缜密的思辨，其中当然少不了推测、推断的思考过程，但不要把它们变成一种自己的学术想象，特别是不应该根据一个预设的学术想象去做论题，去描述历史人物郭沫若。
郭沫若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想有突破性进展，恐怕需要众多研究者共同去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其中，一个学术平台的建立应该是最需要的。以我多年从事郭沫若研究的经历，在现阶段我更看重这样几件事：
其一，《郭沫若年谱长编》的编撰。这个“长编”，可以让研究者思考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都建立在对于郭沫若的一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和了解的基础之上。同时，“长编”的编撰，可以带动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订等工作。
其二，重新编一部《郭沫若全集》。我这里所说的重编，不是对现有的全集做修修补补，而是重新作一个科学、严谨的分编、分卷，以及文本勘定等的设计，来辑录郭沫若的所有作品、文章、著述、书信等。
其三，撰写郭沫若研究的学术史。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至今，郭沫若研究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应该，也可以在学术史的意义上进行梳理、总结。学术是需要传承的。
至于郭沫若研究是不是需要，或者会不会有突破性进展，我倒不觉得是多重要的事情，至少不必太在意这一点，不必刻意去追求所谓的突破。有那样多的课题，甚至还有待开拓的处女地，譬如：郭沫若旧体诗词研究、郭沫若与日本文化关系的研究、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研究、郭沫若外交活动研究、郭沫若教育思想研究等，它们都等着我们去研究呢。
三 郭沫若与中国文化
张勇：郭沫若在现代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特别是现在借助于网络传媒，对于郭沫若也出现了很多负面的认知？如何给郭沫若一个合理的定位呢？
蔡震：其实对于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的郭沫若，在对其盖棺论定中，已经有了一个确切的历史的、政治的、面面俱到的定位，我们无需再费心思。
网络传媒上多有对于郭沫若负面的认知，这大概不是一个怎样定位的问题，也不是重申一个什么定位就可以解决的。互联网开启了自媒体的时代，文化选择与文化阅读的多样性，加以郭沫若人生的复杂性，使得这种状况几乎是必然的了。所以，郭沫若研究不应该在网络上缺位。我们可以做的，应该是在网络上呈现我们的声音，让大众可以有去正面阅读历史和人物的选择。
我一直认为，学术有一个社会普及的问题。学术不应该只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学术应该，也可以普及于大众，成为他们文化阅读的内容。在网络上呈现我们的声音，就可以用学术讲述郭沫若的故事。当然，不是以学术的语言，而是用文学写作的方式，用大众的语言去讲故事。学术的作用在于确保历史的真实和对人物全面深刻的阅读与理解。几年前，我曾在首都图书馆以郭沫若留学之路为题，做过一个面对社会公众的讲座，内容就是根据我一本学术著作中的一部分所撰写。讲稿后来不仅在《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这样拥有大量青年读者的报纸上连载，还在“新华网”“光明网”“中国新闻网”“未来网”等网站上登载，而且至今还挂在一些网站、网页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在网络上引导读者去正面阅读历史，借助学术，提升大众文化阅读的水平和层次。
张勇：您认为郭沫若带给现代中国的是什么呢？
蔡震：郭沫若给现代中国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包括文学、艺术、学术、书法等。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所张扬的创造意识和创造精神。
郭沫若是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以新诗创作踏上人生舞台的。“创造”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那不仅是要创造新文学，也要创造理想的新社会。郭沫若认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逐渐变得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这严重禁锢了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打破这种旧思想观念的束缚，需要创造进取的精神。郭沫若自己身体力行，总是在时代大潮的潮头弄潮。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锐意进取的姿态，保持着文化创造的活力。他从不株守成说，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拓展新的研究方向，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在他所涉足的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他都能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有所成就。这是郭沫若给与我们最有意义的文化启示。
张勇：您不仅仅是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执行会长，而且也是《郭沫若研究年鉴》的倡议者，请您对《郭沫若研究年鉴》提出些建议和改进的措施。
蔡震：《郭沫若研究年鉴》的选文应该精，信息的收集应该全。关于年度郭沫若研究情况的梳理、总结，最好在年初就确定负责撰写者，以便其全面了解一年之间的学术动态、研究成果。
附：蔡震简介
蔡震，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执行会长。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研室做研究工作并兼任《郭沫若研究》编辑。曾调《传记文学》杂志社任主编。后又调回郭沫若纪念馆，任副馆长，主管科研等业务工作。从1985年起负责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工作，历任秘书长、副会长、会长、法人代表，主持研究会工作。曾任中国博物馆学会文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几十年间，一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郭沫若研究，人物传记与散文写作，从事博物馆工作，也曾编辑学术刊物、图书。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著有《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解读〈女神〉》《霜叶红于二月花——茅盾的女性世界》《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郭沫若家事》《丁玲：情若初春火焰》《郭沫若画传》《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研究》等著作。主编或参与编辑了《创作社丛书》《期刊主编话期刊》《年度中国最佳传记文学》《文化与抗战》《〈女神〉及佚诗》《郭沫若研究三十年》《郭沫若评说九十年》《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郭沫若作品新编》《郭沫若年鉴》等学术资料。主持（与林甘泉）编撰《郭沫若年谱长编》。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