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年鉴201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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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际发展经济学综述

来源：世界经济年鉴2018 >> 第七篇国际发展经济学 作者：孙靓莹浏览次数：73

摘要：经济发展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为简洁地描述发展经济学的变化，学者们开始从隧道的两头探索，一方面是深入探索发展的动因、可实现发展的运作机制以及发展效果，另一方面是推动国际社会对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最终的呈现状态的认同。2017年有关国际援助的文献中，有关援助性质与动因的研究文献有10篇。在有关发展效果的文献中，对援助效应分析的文献有22篇，与援助有关的博弈和竞争有关论文有5篇。各种数理计量方法等“通用语言”在国外学者的外援分析中已得到较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还较缺乏。

作者简介：孙靓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maggie036@aliyun.com。　

关键词：

影响 + 引言 + 发展中国家 + 援助 + 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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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际发展经济学综述

作者：孙靓莹

一、引言

经济发展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一个国家从不发达向发达、特别是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过程。发展是由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非农化、城市化、产业升级以及制度变化等结构性因素引发的。
近年来对发展经济学的关注侧重两方面。第一，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区分于增长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更多关注“结构”性要素。第二，从国际社会实践的角度，“发展”议程越来越成为凝聚共识的一项国际议程。联合国发展目标的设定，从最初单纯追求GDP百分比增长，逐渐丰富成“发展观”层面的认识。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成为包括17个子目标的系统体系，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为简洁地描述发展经济学的变化，学者们开始从隧道的两头探索，一方面是深入探索发展的动因、可实现发展的运作机制以及发展效果，另一方面是推动国际社会对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最终的呈现状态的认同。
世界银行2017年的世界增长报告题目为《治理与法律》。[※注]报告中指出，政府常常未能采取亲增长政策或扶贫政策。更常见的是，即使采取了亲增长政策或亲贫政策，却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治理是国家如何发展以及国家制度如何发挥作用的基础。行动者影响政策决策并使政策决策体系更多地照顾自身需要的能力差异，可能导致决策陷入一个循环往复的周期，即政府未能采取或未能成功实施有效的政策。因而，治理作为最重要的发展议题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推动实现更加公平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2017年有关国际援助的文献中，有关援助性质与动因的研究文献有10篇；有关援助的运行机制和影响因素文献有8篇；有关援助效果的文献有27篇。在有关发展效果的文献中，对援助效应分析的文献有22篇，与援助有关的博弈和竞争有关论文有5篇。
二、援助的性质与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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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援助性质的探讨

姚帅（2017）[※注]认为，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正在成为国际援助的新焦点。2016年5月召开的首届世界人道主义峰会，第一次将人道主义作为专门议题放在全球范围内讨论。2016年9月召开的第71届联大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和难民问题领导人峰会上，中国提出有关难民援助的“中国主张”，并宣布新增3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结合将成为国际援助发展的新常态。在未来，新型援助国面临的形势将更为复杂。除了面临传统发展议题之外，人道主义、难民问题、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和平安全等非传统领域的挑战不断增加，新型援助国也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制衡。
理论界对国际援助的性质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基于合理多元论事实和贫困国国内因素，罗尔斯在《万民法》明确将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的援助义务限定为人道主义义务，并反对全球平等分配的观点。[※注]与此相反，秉持世界主义观点的学者如彼得·辛格等认为，富国在历史上曾实施的不正义行为、不合理的全球秩序才是穷国贫困的根源，因此富裕国家人民对全球贫苦国家的人民负有的援助义务是一种基于正义的援助义务。吴楼平（2017）[※注]对此进行分析并指出：第一，国际援助的义务界定并非“非此即彼”，而需要对国家贫困的原因进行分析，形成基于责任的国际援助认定。就外在的历史因素而言，如果富国的非正义行为给穷国带来了直接的负面影响，那么贫困国家的后果责任应该归于富裕国家，富裕国家负有基于争议的援助义务。第二，由于没有公平条款的规定，富裕国家往往在援助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因此贫困国家接受援助后的后果责任也应由富裕国家承担。第三，在内在国家制度因素的分析中，如果没有人需要为贫困负责，那么援助就是基于正义的援助义务；而如果是部分人负责或者所有人负责的情况，那么这时的援助性质就是人道主义援助义务。
（二）对援助动因的探讨

王忱（2017）[※注]对特朗普政府期间对外援助政策和国际发展合作趋势进行了研判。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以“美国优先”为旗帜的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情咨文中，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作为竞争对手，并表示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领域，美国不会放弃利用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各种外交政策手段。随着民族-民粹主义的归潮，后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和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国际发展援助呈现出整体收缩的态势。从规模上看，全球援助规模尚未出现大幅缩水，但各国援助政策更倾向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趋势日趋明显。未来，各国援款更可能按照援助国在相关地区的战略利益进行增减，而不再重点关注发展与减贫议题。中国应特别关注援助资金和发展资金界定的最新进展。追踪美国在中国周边和中东地区的援助活动，同时不排除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等领域双边合作的可能。李枏（2017）[※注]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与活动。长期以来，美国非政府组织一直在朝鲜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推动并坚持美朝之间开展交流。该研究回顾了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朝构建人道主义援助机制的过程。美国在朝开展的人道主义援助，一方面为美国了解朝鲜内部情况提供了观察窗口，另一方面也成为美国对朝鲜开展“二轨外交”的渠道之一，为美朝关系缓和修复提供缓冲带。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即使在双边外交关系低谷期也仍然允许非政府组织开展对朝人道主义援助。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朝鲜的援助行动具有鲜明的政治化特征。
巴西是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近年来由净受援国向净援助国转变。郭语（2017）[※注]对此进行了分析，对外援助是巴西寻求地区领导力及巩固国际地位的政策措施。近年来巴西经济的世界排名从第七位下降至第九位，但仍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中国可认真考虑在拉美地区开展稳步三方合作。
周振（2017）[※注]对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对尼泊尔的援助进行了研究。从史学视角回顾了中国对尼泊尔援助的历史，并分析了在对尼泊尔双边援助之外对印度的影响。无论在中印关系友好的50年代，还是双边关系紧张的60年代，中国在对尼泊尔援助的同时始终在争取印度的理解和支持。中国与尼泊尔开展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为维护中尼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浦佳佳（2017）[※注]分析了日本对中亚国家的政府发展援助，认为日本对中亚国家的发展援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平稳。地缘政治是对中亚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重要原因。援助效果明显：日本为中亚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对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市场经济和稳定国内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树立了日本在中亚民众中的良好形象。
（三）中国对外援助动因分析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逐渐提高，源自中国援助项目的实践到理论都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形态。西方传统援助国与广大受援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不对等。传统援助国不曾经历过受援国在发展阶段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西方学术界的新制度主义认为，贫困和暴力是缺乏有效治理的结果，因此在受援国建立有力的制度保障成为他们发展对外援助的最优先主张。这一观点在世界银行集团的《201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就有充分体现。
与上述传统援助国不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曾遭遇了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类似的落后情况，后来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对受援国的农业发展、对抗贫困等都有直接可借鉴的意义。李小云（2017）[※注]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在知识和技术嵌入过程中所遇到的情况。通过对“发展”的技术性建构、对“技术”的认知性建构和对“高产”的权力性建构三方面研究，指出中国援助之所以区别西方传统援助，主要是发展知识的构建路径不同，西方是基于理论性建构，而中国是经验性建构。陆继霞（2017）[※注]分析了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在中国对外援助中的角色。通过访谈研究方法对中国援非农业技术专家和国内相关项目管理人员进行了解，分析作为“龙的礼物”，中国援非农业技术专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除了在援非工作中实现个人利益诉求外，中国援非农业技术专家的角色还出现了非职业化、高度政治化和去个体化“国家代理人”的特征。这种特征不仅超越了农业技术援助范畴本身，更丰富了在文化、政治等维度的含义。中国援非农业技术专家的角色，与传统援助国专家相比，在专家身份、稳定性、身份认同、工作目标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不同，这也在现实中对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的有效性产生了直接影响。
未来中国对外援助的重心将不断侧重于民生领域的援助。朱丹丹（2017）[※注]对比分析了发达国家和中国对外援助分类的不同，并探讨了中国民生援助的基本涵盖范围和内容。在未来中国发展民生援助的过程中，应重点加强建立系统运作的机制；平衡国家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利益；加强各主体之间特别是与多边组织的协调并积极与发达国家进行民生领域援助合作。
三、援助的运行机制及影响因素

（一）援助的运行机制

有一篇代表性文献是对援助运行机制中的援助协调性的研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援助协调性定义为：“受援国政府从援助国获得援助并将其纳入国家发展目标和战略之中的过程。”王微（2017）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涵出发，探讨了该理论在国际援助协调中的应用。首先，国际组织之间、各国政府以及大量国际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构成了国际援助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现实基础。其次，利益相关者多元化、民主制度等都是多中心治理理论使用的基础条件。有关新型发展合作模式。郑宇（2017）[※注]提出了新的构想，通过1960-2013年的数据，验证出官方发展援助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性。理论和实证结果之间的这种差距，可以用三方面的不足来进行解释：有限资源、机制扭曲、援助分配碎片化。郑宇对未来新型发展援助合作模式提出构想。首先，从定义上用更包容的发展合作融资概念取代官方发展援助，强调援助的多元性、互惠性和自主性。其次，在发展理念上，认同实现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和发展目标的差异化。最后，综合使用援助、贸易和投资三种工具，推动欠发达国家实现开放式工业化，进入全球价值链。未来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模式将进一步丰富，传统援助国和新兴国家在发展合作中将发挥各自优势，为对外援助体系改革提供思路。
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双边关系及经济合作的日趋紧密，中国援非规模也在扩大。中国目前开展对外援助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对外援助政策制定与管理规范化。在这方面，美国拥有对非援助的悠久历史，并且是对非援助规模最大的国家。朱月季（2017）[※注]总结了新援助格局下美国对非援助的经验。首先，美国对外援助政策是在严格明确的法律和协定指导下开展的，保证了宏观层面的持续性和制度的一致性。美国对非援助的核心机构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千年挑战公司”，这保障了援助项目实施过程和效果评估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开展对非援助方面具有自身独特的策略优势和条件优势，在未来的对非援助中，应加强援助的制度化、科学化、透明化和多边合作化。
在发展援助方面，徐加（2017）[※注]比较并总结了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发展援助方面的经验。美日英三国的发展援助机构分别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英国国际发展部，这三国进行发展援助评估的主要目的包括问责和学习。除了援助机构设立的专门评估机构，外部专家进行的第三方评审也被加入其中以确保援助的客观性。在项目实施的同时，援助机构将评估嵌入实施过程，并利用逻辑框架法、基线调查、成本效益分析等多种评估手段进行评估。总结美日英在发展援助评估方面的共同点，主要是在项目内部帮助机构内人员与其他国际组织有效沟通，提高援助效果；在项目外促进援助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公众和媒体进行交流。
陈子雷（2017）[※注]总结了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政企分工明确、合作密切的特点。在对外合作战略实施中，政府负责发展援助项目，以日元有偿贷款为工具，实现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最大化；在企业方面，以直接投资实施海外生产转移，在全球布局产业链转移国内产能，布局日本产品的海外制造及销售网络，从两方面解决国内经济结构和贸易收支失衡。中国在设计“一带一路战略”对外援助布局方面，可以参考日本实施对外经济战略的经验，推动中国企业和资本海外投资，从全球视野构建开放型产业体系。
（二）影响援助的因素

2018年3月，中国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部门的具体工作职责是：拟订对外援助战略方针、规划、政策，统筹协调援外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议，推进援外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方案和计划，确定对外援助项目并监督评估实施情况等。中国学者在前几年对有关援助运行机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机构设置和政策实践的推进。
2017年，学者们的研究发现，结构性经济脆弱程度、受援国体制、援助国选举周期以及受援国是否有违反人权的行为都会影响援助提供的强度。具体来说：Gnangnon（2017）[※注]研究了一国结构性经济脆弱性与援助国双边援助量之间的关系，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其结构性经济脆弱度越高，援助国的援助越多。而受援国如果不是最不发达国家，则该国经济脆弱性水平不会影响援助国援助水平。特别地，研究发现经济脆弱度对双边援助流动的影响可能依赖于贸易开放水平或者金融开放水平，但不会同时受到两者的影响。Jin & Zeng（2017）[※注]考察了受援国体制、对外直接投资和援助之间的关系。在模型中，援助国通过提供援助，主要是用来确保该国在受援国的直接投资不被征收。该研究首先识别出提供援助的条件，并指出随着受援国发展阶段的提升，援助数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通过研究受援国的体制，识别出受援国在什么情况下会进行体制改革（例如出台保护投资的政策）。
Annen & Strickland（2017）[※注]的研究表明援助国选举时间会对人道主义援助分配产生直接因果效应。通过选择有固定选举周期的援助国，该研究将选举定为外生变量。东道国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受援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会提高该国选民对其执政党的支持，降低选举失败可能，提升政府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国际影响的正面形象。当然，政府对受灾国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主要还是受到自然灾害发生时间的影响。
Dietrich & Murdie（2017）[※注]通过成分分析法，研究了OECD援助国的对外援助是否会因受援国违反人权行为而发生变化。根据2004-2010年双边援助数据，结论表示如果国际非政府组织发现受援国政府出现违反人权情况，援助国政府更倾向于绕过受援国政府，通过如国际及地方非政府组织或国际组织来提供援助。但是，这一决定也取决于援助国政府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对国际事务影响较少的小权力援助国，能够自主地在外交政策中推动人权议程。大权力国家出于塑造国际政治的角度，往往会继续政府间的援助行动。因此，小权力国家更容易按照受援国人权状况安排对外援助。
四、援助效果

一直以来，对欠发达国家对外援助对经济增长效果的研究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性结果，这与实证研究缺陷有关。其中测算以及内生性问题、控制变量不全、控制变量可能与对外援助或增长相关以及不同的实证方法等，都是造成这种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人均收入、社会经济、财政以及政治特点等方面不一致。Rahnama等（2017）[※注]检验了对外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并选取尽可能多的控制变量（如失业率、资本形成、政府预算盈余、通胀率、贸易开放度以及腐败），用GMM方法证明，对外援助对进入较高发展阶段的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有抑制作用。
Temple & Sijpe（2017）[※注]通过选用新的“供给-推动”工具以及工具变量估计来分析援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消费、投资、进出口对GDP占比的变化情况。通过对20个援助国的研究发现，援助可以被充分吸收，而并不是转为外汇储备或导致资本外逃，同时援助也并不会引起荷兰病。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是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在考察援助效果时，应特别注意一国发展的“资源约束”现象。援助会带来更高消费，但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健。泰国在发展过程中接受对外援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Sakurai（2017）[※注]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1972-2014年间泰国接受对外援助后的经济效果以及援助是否给带来了荷兰病。结果表明泰国并没有发生荷兰病。对外援助主要通过直接贡献于资本积累而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而援助较少进入消费领域。
Carter（2017）[※注]利用随机增长模型验证了援助的经济效果。分析结果是受援国会作出投资消费最优选择。当受援国接受随机援助时，会尽力平滑消费，但用该研究无法测量出随机援助是否会带来永久性影响。
对促贸援助的研究由来已久，Hoekman & Shingal（2017）[※注]研究了促贸援助在2002-2015年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整体和双边影响。Hoekman的研究证明了促贸援助、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互补性，促贸援助被分配到服务领域，对生产和货物贸易增长非常重要。该研究还发现大部分促贸援助并不必然带来服务贸易的增加。只有当促贸援助被分配给经济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和能源的时候，才会带来服务贸易量的稳健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促贸援助对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与提高货物贸易密切相关的，与服务贸易没有此种关系。这说明促贸援助能做的是解除限制服务贸易增长的短板。
杨祖义（2017）[※注]研究了中国在1985-2015年接受的对外援助对中国对中国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贸易开放程度的影响，进而如何影响FDI流入。总体看，中国接受的对外援助促进了FDI流入，而外援带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抑制了FDI进一步流入。中国接受的对外援助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开放程度进一步推动了FDI流入。
Dong & Fan（2017）[※注]考察了中国对外援助、贸易与其在非洲国家海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非洲50个国家从2002-2013年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出口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这是一种“垂直投资”。此外，援助与海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根据援助类型不同而有差异。在社会及经济基础设施领域的援助会提高海外直接投资，但对生产部门或政府部门的援助则会降低海外直接投资，这也意味着来自中国的援助会产生挤出效应。
Cheong（2017）[※注]研究了欧盟对2010年受洪灾影响的巴基斯坦提供短期关税豁免后的政策效果。利用三重差分法以及合成控制法发现在关税豁免后，巴基斯坦对欧盟出口有显著增加。这种增长在豁免生效后的几个月内出现，同时并没有显著降低对其他竞争性国家的出口。尽管出口扩张增加了获得关税豁免行业的就业机会，但贸易带来的劳动需求增加并没有为洪灾地区带来明显收益。Cheong的研究表明，贸易政策可以作为对外援助这种传统手段的补充，但贸易优惠本身并不足够，因为这些措施并没有专门让受灾地区获益。
Berrittella（2017）[※注]研究了对外援助协议稳定性对降低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全球减债倡议呼吁增加对外援助来缓解收入不平等。但对外援助政策协调可能产生的收益会受到援助国分散且自利考虑的影响。如果不能达成稳定的对外援助协议，那么援助有效性就会降低。结果表明，稳定的援助有助于降低全球收入不平等。
Kumi等（2017）[※注]分析了3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1980-2014年对外援助对国内经济转型的影响。通过广义矩阵估计方法，研究认为虽然外国援助显著推动了经济转型，但援助波动性使部门增加值恶化，对非贸易部门影响巨大，对农业部门没有明显影响。但是，如果受援国的金融体系相对完善，援助波动性对结构性经济转型的损害能够相对被抑制。因此，国内金融市场的完善能够提高援助的有效性。
近年来，希尔系数（Theil index）也被用于研究援助集中度问题。希尔系数最早是由Theil于1967年研究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时首先提出来的。以希尔系数表示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总水平等于各个国家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对数的加权总和，权数为各国的收入份额。Bickenbach（2017）[※注]通过追踪1995-2015年希尔指数的不同边际变化，重新考虑双边和多边捐助者是否已将援助的目标越来越多地用于治理环境相对较好的特别贫困受援国，以提高援助的有效性。根据调查结果，2005年《关于提高援助效益的巴黎宣言》没有系统和一贯地改变捐助者的援助分配。虽然双边援助略微集中在较贫穷的受援国，但大多数捐助国向高收入国家提供援助时并没有变得更苛刻。此外，《巴黎宣言》无助于改善以绩效为基础的援助分配。最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捐助者在利用援助作为促进自身出口的手段方面变得不那么自私。在巴黎援助有效性议程中关注了发展援助的国度分散问题，但现有文献并没有说明如何测量援助分散问题。
Flogstad（2017）[※注]利用希尔指数来测量援助国和受援国的援助分散程度。希尔指数这种测量相对不平等的方法有一个主要好处，即它能够将各个主体内部和之间的方差变化作充分的分解。利用这一性质，可以按照分散程度对官方援助国和受援国进行排名，还可以评估地理和行业分散的贡献。援助的分散程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最贫困国家最高，大多数援助国的集中主要体现在地理位置集中。Flogstad研究发现双边援助比多边援助更为分散，在总援助资金中多个援助国占比相似是总体分散的原因。
Chauvet（2017）[※注]通过对1973-2012年的142个国家数据研究，发现收入波动性对不平等有负面影响，其中最贫困人口受到波动的影响最大。援助能够抑制收入波动性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
Mah（2017）[※注]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越南在经济改革后从1986-2013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越南经济增长并不是出口拉动或者FDI流动，反而是进口金额增加引起了经济增长，在剔除进口变化后，可以看出援助的流入最终带来越南的经济增长。Amin & Murshed（2017）[※注]通过对1980-2013年相关数据的分析，证实对外援助间接提高了斯里兰卡电力产出进而推动经济增长。Saibu & Obioesio（2017）[※注]研究了尼日利亚对外援助、财政最优化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建立援助加强型政府支出及经济增长模型，通过IV-2SLS方法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对外援助确实能够帮助尼日利亚经济发展。此外，有研究发现对外援助的经济效果有赖于受援国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因此，充分的政策框架、制度改进可以提高对外援助对尼日利亚经济的贡献程度。
Annen（2017）[※注]利用纳什均衡方法分析对援助国影响和援助碎片化进行研究。实践表明，援助国通过在受援国之间分配援助预算来使自身影响最大化。援助国越小其援助碎片化程度越低，援助效率越高。因此，有两点政策建议：第一，如果援助国不能抑制自身希望援助影响最大化的目标，那么协调援助分配的协议就无法实施；第二，希望提高援助效率而加强援助国间竞争的做法，可能会带来负面效果，例如会加剧援助碎片化。
Asongu & Nwachukwu（2017）[※注]使用1984-2008年78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通过交互式分位数回归方法评估对外援助在缓解恐怖主义对能源（fuel）出口负面影响时所发挥的条件性作用。该研究使用了双边和多边援助数据，并将恐怖主义定义为国内、跨国、不确定以及整体性恐怖主义情况。第一，恐怖主义对不同能源出口量的国家影响不同，排除国内恐怖主义之后，恐怖主义对排名第50、90分位影响最为显著。不明恐怖主义在第50、90分位上的影响分均为正，而跨国及整体恐怖主义在上述分位上分别呈现正面和负面影响。第二，在最底分位上，双边援助会增加能源出口，而在高分位上会降低能源出口。第三，总体来看，双边援助与恐怖主义的相互影响不显著。
Murat（2017）[※注]研究了对外援助与双边难民流动的关系。使用1993-2013年间，14个OECD与113个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避难者流入的数据，发现按照2005年不变美元计算，援助能够阻止人均收入低于1400美元（按2011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9150美元）国家的难民流入，但会鼓励中等收入发展中经济体难民流入。大多数的援助阻止效应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此外，援助还有跨援助国的负面溢出效应和地区影响。例如，对难民来源国周边地区的援助会影响该来源国难民申请数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会降低申请国难民申请数量，在北非地区则显著相反。对外援助还具有负面跨援助国效应，这意味着其他援助国援助的增加会降低以OECD国家为目的地的难民申请。
既有文献尚未研究过援助对于脆弱国家（limited statehood）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效果。Dreher等（2017）[※注]分析了在脆弱国家[※注]的对外援助问题。在区分了不同援助类型、援助动机、受援国政策特点和援助提供方式后，Dreher研究认为在援助是出于非战略性动机，受援国有良好的政策和民主机制的情况下，援助效果会更好。碎片化援助或援助金额超过受援国消化能力都会降低援助的有效性。在比较了脆弱国家和非脆弱国家之后，研究认为总体来看，对脆弱国家援助可能达到的效果更差。
埃及作为世界前十大受援国，一直表现出经济增长率低，贫困和失业问题突出，影子经济持续存在。Hassan（2017）[※注]研究了埃及在1976-2013年影子经济对经济发展和援助有效性的影响。在采用修正最小二乘法后的研究表明，影子经济对经济发展存在负面影响，会减弱援助有效性。因为援助对收入的影响取决于影子经济的规模，所以有必要估计影子经济的大小来决定援助对收入的边际影响。从Hassan的研究可以看出，影子经济的存在改变了援助的收入的积极影响，并对行政当局的决策制定带来挑战。
发展援助是如何影响伊拉克境内叛乱的兴起和衰落。对外援助是打击叛乱的手段之一，美军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紧急响应计划就是例证。Wong（2017）[※注]研究了当地政治生态是如何使发展援助抑制叛乱袭击这一作用复杂化的。作者评估了一些小型发展援助项目如何引起针对援助国的袭击增多。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显示，发展援助使得针对联军的袭击事件增多。暴力程度的增加既不是因为叛乱方变成了比法律经济活动更有吸引力的选择（机会成本增加），也不是由于叛乱试图破坏发展项目以摧毁对手的心灵和思想观念。分析显示，伊拉克的叛乱确实变得比以往更强烈。暴乱升级是因为项目承包商要向当地领导人和叛乱分子支付费用获得进入权和安全保障。尽管美国军方通过购买行为降低了针对他们的暴力活动，但未能满足的当地领导人通过外包暴力活动给第三方——最可能的是外国战斗人员——代表他们发动对联军的攻击。从这个角度讲，未来的平息叛乱努力需要考虑受援助国与其他相关方的联系，为承包商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或者更有策略性地分配援助。
五、援助国、受援国间双边和多边博弈关系

庞珣（2017）[※注]从对外援助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对美国以“对外援助换选票”行为的影响，并证明中国对外援助通过外交政策偏好机制、脆弱性机制和可信性机制这三种机制降低了美国对联合国大会投票的操控。通过对70个发展中国家11年投票和中美对外援助数据的分析，结果发现：（1）中国外援改变了受援国的外交立场，使美国以外援换选票的方式更为困难。（2）中国援助可以使受援国减少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降低对美国援助换选票模式的敏感度。（3）当美国这种外援换选票制度效果不确定时，这种政策工具的可信程度进一步降低。但是庞珣在研究中指出，对美国选票操纵能力的挑战，中国行为的出发点并不是主观意愿而是客观经济发展的结果。中美两国以对外援助为博弈工具，在国际政治角逐中的这种较量体现了中美间结构性矛盾与竞争。该研究通过构建显性博弈框架和过程，将中国对外援助作为改变博弈过程的重要因素引入博弈互动。此外，在研究方法上，该论文使用“理论模型的经验内涵法”（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Theoretical Models）修正了传统研究“买投票”中使用的传统计量分析法，如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面板模型，进而在新模型中体现策略互动及不确定性。
Broich（2017）[※注]从历史视角研究了冷战期间（1945-1991）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在国际援助博弈中的境地。首先，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成为冷战角逐爪牙的经典代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在冷战最高潮支持了不同的国家。其次，受援国尽可能地利用国际发展援助来实施自己的政策议程。埃塞俄比亚帝国政府（1941-1974）和埃塞俄比亚共产党政府（1974-1990）都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财政资源，同时尽量减少对政策议程的主权丧失。第三，1984-1986年非洲之角地区的饥荒令人信服地突出了国际捐助界在协助非民主接受国时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这段历史为冷战后时期埃塞俄比亚历届政府提供了两个宝贵的经验教训：（1）缺乏经济发展和引起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导致埃塞俄比亚两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快速消亡。（2）帝国政府和共产党政府在财政和军事上分别对主要盟友（美国和苏联）的严重依赖是这两届政府被推翻的主要原因。
Gourguigon & Platteau（2017）[※注]研究了当某个援助国重视援助需要和治理时，是如何在各受援国间分配援助的。Gourguigon建立了一个援助国两个受援国的框架，通过分析认为，与相对富裕国家相比，穷困国家被认为治理水平更差。贫困国家如果能将援助国的外部约束内生化从而提高治理水平，将获得更高的援助比例。如果贫困国能通过自身努力改进内部治理水平，其接受援助的可能性会提高。
Khan（2017）[※注]的研究揭示了援助国与巴基斯坦政府围绕如何在复杂的援助政策体系中通过博弈和网络（network）设定来管理对外援助。通过利用Klijin & Koppenjan（2016）[※注]的过程分析，探讨了行动者用于管理援助政策过程的特定网络管理策略，并促进了博弈和网络的互动。调查结果表明，连接策略（network strategy）是管理巴基斯坦援助政策过程中最普遍的策略。
六、结论

发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一国经济如何发展起来的学问，重点是发达国家如何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已有经验，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身条件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有利资源帮助自身发展。在这种学科背景下，对外援助就成为我们透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联系的窗口。
历史的经验表明，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一个国家如果更早地转型为外向型经济，自身经济基础、金融系统健全性、治理体系、资本积累等基本条件越好，越能更好地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从而推动该国的经济发展。一个国家越能在援助的使用中突出自身能动性，取长补短，越能更好地提高援助的利用效率。西方传统援助国和多边机构认为，如果援助被受援国用来建设市场经济、良治型小政府、坚持严格财政与货币政策，受援国就能更好地实现发展目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认为，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是开展对外援助的基础，平等互惠是重要原则。除援助外，中国在实践中突出开发性金融，发展逻辑上强调在既有制度的情况下，以能源、交通和经济特区为先导，加强农业基础合作，通过发展经济带动出口，增加外汇储备，以动态发展解决经济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
2017年的相关文献显示，来自传统西方援助国的研究依然延续着传统思路。在议题维度上，对诸如援助动机、动因的关注下降，对受援国所受影响的关注上升，后者如援助国之间的竞争或博弈、援助在政治或经济不稳定地区国家的效果评估。援助与难民、脆弱国家、地区冲突、影子经济、自然灾害等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由此可见，对外援助作为国际发展经济学的分支，在当今动荡的世界中，除了继承以往“发展”的任务之外，还逐渐成为地缘政治、大国角力、地区安全等等关系的探究窗口。各种数理计量方法等“通用语言”在国外学者的外援分析中已得到较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还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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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年鉴2018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0

章节:《世界经济年鉴2018》 \ 第七篇国际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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