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丁三东）
【中国哲学与当代世界】张汝伦《哲学研究》2017年第1期
哲学可以超越产生它的时代，而成为其他时代的同时代者。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古代哲学并无区别。如果亚里士多德或康德、黑格尔可以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那么孔孟老庄也同样可以。只要我们对现代性的思维偏见有足够警惕就会发现，哲学与其时代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单线因果论所能解释。中国虽然没有产生“哲学”这个名称，但中国古代哲学具有西方人公认的几乎所有的哲学基本特征。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性取向和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态度，足以证明它对于我们的时代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推荐人：叶晓璐）
【让哲学成为安身立命之学】侯才《光明日报》2017年1月2日
哲学的功能关涉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而在一定意义上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前提。因此，就哲学所承担的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的使命而言，哲学首先应是安身立命之学。在古代，人与自然尚未完全分化，哲学的对象和研究重心是整体世界及其统一性，因此哲学堪称安身立命之学。近代以降，人与自然愈益分化，在哲学上主体性取代了“道”或“存在”的统摄地位，甚至被绝对化，同时哲学自身愈益科学化、知识化、技术化，蜕变为单纯的工具理性，以及附庸于资本和权力，甚至沦为物欲主义和各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工具，哲学也因此丧失了将人与世界、与“道”或“存在”相统一的能力。为此，需要重建主体性，使人成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重建本体论及其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论传统。
（推荐人：古荒）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批判】庄忠正《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直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议题。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涉及《资本论》的理论性质，而且关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本文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即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批判，并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劳动价值论、理论总问题等三方面的批判阐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内涵。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科学认识”，更是一种“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武器，是一部关于人类解放的著作，实现了马克思的“毕生的真正使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推荐人：刘雄伟）
【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起点探析】侯小丰《浙江学刊》2017年第6期
西方近代思想家通过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演绎，完成了资产阶级及其所属社会形态的自我指认。但是当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解放的终极指向时，一度作为批判现实社会武器的市民社会理论就逐渐淡化并退出他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以实证和科学的旨趣摆脱了乌托邦理论的空泛、古典经济学的促狭以及思辩哲学的理性束缚，并在实践原则的引领下，以“世界观”的形式创造了全新的哲学话语体系。在马克思的新哲学中，“人类社会”最终取代“市民社会”，成为其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起点。
（推荐人：周丹）
【自由无须理由：再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王时中《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疑难。该文认为，作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中间环节”的费尔巴哈，既错失了中世纪以来的意志主义神学传统对人类自由的论证成果，也忽略了黑格尔以辩证法的张力对理智主义元素与意志主义元素的保持，因此他以人本学颠倒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努力并不成功。马克思真正实现的“颠倒”乃是基于现实的人类活动，援引黑格尔辩证法来表征对现实社会的“肯定的理解”与“否定的理解”，这不仅使得意志主义神学传统中的自由观真正现实化了，而且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有机关联起来，从而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创造性转换。
（推荐人：庄忠正）
【马克思的两种商品概念及其哲学启示】唐正东《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
近年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研究成为学界热点。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入解读提出，马克思有两种不同的商品概念，一是作为资本关系的前提的商品，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商品。在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以对第一种商品概念的解读为开始，逐步推进到对第二种商品概念的全面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深刻剖析。文章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层面，对马克思的这两种商品概念作出准确的解读，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及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推荐人：张一兵）
【《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仰海峰《哲学动态》2017年第8期
《资本论》从总体上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构型。在日常生活层面，商品交换使人进入一个形式化、结构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在社会结构层面，资本逻辑的展开使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呈现出形式化、结构化特征；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的结构化运转，使得社会意识主要体现为拜物教意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构型的批判分析，为我们理解资本逻辑的运行与人的社会存在状态，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从资本逻辑入手重新讨论马克思的哲学，既是深化中国的《资本论》研究的现实切入点，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推荐人：毕芙蓉）
【超越“机器论片段”：《资本论》哲学意义的再审视】孙乐强《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
“机器论片段”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过渡环节，其中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此时他还没有建立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和相对剩余价值学说，也没有准确揭示一般智力与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致使他把“魁奈之谜”当作资本主义崩溃的根本依据，未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解剖。而《资本论》则全面克服了这些局限性，实现了对这一片段的内在超越和发展。当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从纯粹主体逻辑出发，将这一片段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进而将《资本论》视为它的历史倒退时，不仅夸大了这一片段的历史地位，抹杀了《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政治意蕴，而且也从根本上曲解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实质。
（推荐人：毕芙蓉）
【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马克思国家理论中的上层建筑难题】祁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引发了有关“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讨论，认为国家并不完全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其自身具有相对独立的能动能力。与之类似，阿尔都塞以“多元决定论”强调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具有的复杂结构关系，社会机体的冲突与发展不可能简化为某个单一的中心矛盾，相反，社会机体的矛盾以多元决定的方式出现。这些国家自主性理论意在挣脱经济决定论的机械主义倾向，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解释社会矛盾与社会结构的运动。从历史上看，马克思先后面对弱的政治国家与强的政治国家两种国家类型。前者以抽象的形式主义与市民社会保持着距离；后者则自上而下地要求干预经济政策，体现为过分强烈的国家主张。因此，马克思本人关于政治国家的理解存在着视角上的变化。青年马克思的国家批判理论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造成政治国家并未真正吸纳社会因素，凌驾于市民社会的国家具有虚假的自主性。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更加关注资本与现代国家的关系，由此直面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问题。
（推荐人：毕芙蓉）
【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邹诗鹏《哲学研究》2017年第1期
马克思哲学中所包含的斯宾诺莎因素，决定并制约着由马克思向斯宾诺莎的回溯空间。从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的理论史的梳理表明，与同样被归之于黑格尔哲学因素、但被马克思确定性地反叛并超越的费希特-鲍威尔因素以及费尔巴哈因素相比，斯宾诺莎及施特劳斯离马克思哲学更近。承袭费希特主义的鲍威尔、赫斯、切什考夫斯基等的自我意识及行动哲学，提出的是离弃启蒙精神的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费尔巴哈缺乏社会政治批判意识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则是启蒙精神的倒退；而施特劳斯所承继的斯宾诺莎的实体论及唯物主义则保留了唯物主义及其基本的启蒙立场，包括斯宾诺莎的生命政治意识，而这些均为马克思一般性地继承。但一旦超出启蒙论域，斯宾诺莎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因素就显得勉强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止步于唯物史观。
（推荐人：毕芙蓉）
【马克思哲学与德国理念论】丁三东《哲学动态》2017年第10期
对于马克思哲学和德国理念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们多从思想发生学的角度加以探讨，并对马克思思想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哲学等特定思想的关系加以阐述。因此，对理念论本身的思想予以明确，应该成为思想发生学探讨的一个前提。本文通过对德国理念论奠基者康德思想的具体阐释，把作为整体的德国理念论的基本问题解释为理念如何现实化这一问题。在这一思想脉络中，马克思哲学呈现为德国理念论的内在批评者和创造超越者。
（推荐人：毕芙蓉）
【马克思对黑格尔偶然性论题的继承与超越】颜岩《哲学研究》2017年第11期
本文比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偶然性论题，而从这一视角出发有助于深刻理解两位哲学家的理论关联和差异，凸显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和超越。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继承表现为四重“超越”：认识论转向存在论；理论思辨转向现实关注；绝对必然论转向历史可能论；逻辑预设论转向经验实证分析。全文的落脚点是“偶然的人”的概念，正是通过分析和批判这一概念，马克思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并走向了革命实践。本文不仅横向比较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偶然性概念，还纵向分析了马克思偶然性论题的历史变迁，对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启发。
（推荐人：朱松峰）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之重构】王金林《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
《巴黎手稿》对《精神现象学》的独特诠释，标志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创造性重构。随着黑格尔的精神形态变迁史被阐释为人的劳动的生成史，其劳动概念则被把握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或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然而，考诸文献，这一重构显然有意无意地“误解”了黑格尔。当涉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时，科耶夫、马尔库塞与泰勒虽然解读路径各异，却都或多或少承继了这一重构及其“误解”。因此，有必要重思这一重构，并揭示其间的哲学意蕴。
（推荐人：毕芙蓉）
【论信用与人的存在方式：从马克思到希法亭】黄志军《哲学动态》2017年第4期
信用是以市场为核心进行资源配置的当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它直接表征着当代人的存在方式。该文从政治经济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与希法亭对信用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并发现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两种逻辑。一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逻辑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信用采取了否定性的态度，即认为信用蕴含了人格的货币化。二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资本逻辑中，马克思将资本信用视为货币的人格化：一方面他借助对各职能资本家之间的借贷关系的分析，说明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建构中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他更深刻地指出货币的人格化使得人陷入了更深层次和更系统性的非人化。
（推荐人：庄忠正）
【论“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和马克思】李晓兵、欧阳文川《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
“道德政治”是发端于现代政治哲学中卢梭对霍布斯与洛克的道德批判而建构的概念。卢梭首先注意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发展中可能造成的人与政治社会的非道德倾向，从而在对人性的重新阐释中构建其“道德政治”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从根本上取消了“道德政治”的可能性。卢梭与马克思刚好构成了“道德政治”谱系的开端与结束，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解决方案也应被视为对“道德政治”问题的进一步升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根本上是一种决定论式的历史观，然而仅仅认定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是远远不够的。在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下还必须在理论层面突破旧有的思维范式，细致入微地探讨自由与道德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存在，从而深化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认知。
（推荐人：古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的历史和方法】周嘉昕《哲学研究》2017年第9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本文系统回顾了包括MEGA不同版本在内的马恩著作全集的编辑和研究史，总结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具体理论方法，并从文本结构变化、写作过程说明、概念术语辨析、思想语境重构四个方面，对更好地利用MEGA、推进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提出了建议，体现了文本、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的内在统一。
（推荐人：张一兵）
【“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文化哲学解读】刘振怡《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唯物史观的解读往往侧重于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淡化甚至忽视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多样性。阿尔都塞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偶然性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重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内在的历史偶然性逻辑，为我们重新理解唯物史观提供了一种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解读范式。在阿尔都塞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是单纯受普遍性和必然性约束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一个充斥着诸多偶然性和可能性、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真正的历史是属人的历史，是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交互作用、共同创造的历史，是各种偶然性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解读，不仅要关注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更应重视历史规律的偶然性，重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化、丰富性和差异性的特征。
（推荐人：罗跃军）
【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张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全球化时代使得空间问题得以凸显。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成为全球化的显著表征之一。只有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出发，才能准确把握当前空间现象的内在本质。资本与空间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内在地具有空间性；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资本与空间相互转化的内在机制；空间的物质存在形态使得空间具有向资本转化的潜在可能性。由于空间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空间化同时并存，可以认为空间即资本，资本即空间。
（推荐人：毕芙蓉）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田冠浩《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通过解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等作品，本文重新梳理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伊壁鸠鲁哲学乃至伊奥尼亚自然哲学的思想联系，证明马克思选择唯物主义立场的初衷之一正是对个体自主性的关注。而共产主义本身是植根于深层人性（自由）的社会基本构造，它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共契关系；就其原则而言，共产主义是绝对客观的，只有坚持对共产主义原则作唯物主义的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一原则对于文明的存续与完善的永恒影响力。历史唯物主义自身包含的个人与社会内在统一的原则，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构成了最重要的理论参照。因为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市场化）在根本上讲就是发挥个人的创造性，释放社会的活力；而中国不断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则一方面反映了维护社会统一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多地体现了适应个人与社会快速发展的开放性。就此而言，从政治哲学观点解释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由，正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效应与中国价值的一种积极尝试。
（推荐人：荆雨）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苏联模式】安启念《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
1917年，资本主义在俄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所需条件，但是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布尔什维克从俄国实际出发，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曾经对苏联的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科学技术有了革命性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作为最重要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要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相应改变，斯大林模式由此丧失了历史合理性。所以进行政治改革以告别斯大林模式是必然的，以什么方式告别则具有偶然性，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因此，新科技革命没有终结社会主义，相反，它为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前景。
（推荐人：毕芙蓉）
【马克思与政治美学】张盾《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近代美学把艺术之美作为美的唯一范本和美学的唯一立足点，从而成为文艺美学。文艺美学以艺术的自主性和审美经验作为基本信条，失落了艺术作为“可见之美对不可见之美的象征”这一原初的反思性本质，这成为当代艺术危机与衰落的理论根源。未来美学的新转向是从文艺美学转向政治美学，对美的本质的理解从“感觉的完美性”转向“存在的完美性”，恢复美学的理论思维和超验维度。当美学的立足点从艺术转移到政治，以“制度之美”和“人性之美”作为美学的立足点去反思存在的完美性，美学就成为政治美学。政治美学是美学的原初形式。柏拉图作为政治美学的开创者，发现了政治作为对制度之美与人性之美的创造和理解乃是一种知识，真正的政治即“最好政制”乃是一个哲学的界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性的批判性考察，不仅把“自由联合体中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当作改变现实世界的目标，同时更是作为对制度与人性的彻底理解和更高真理，以此将现代政治哲学重新带回到对最好制度与最美人性的创造与认知界面，从而恢复并光大了古典政治美学的原初问题和理论传统。
（推荐人：毕芙蓉）
【驳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辩证法”的曲解】竭长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以施密特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曲解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影响了国内学术界对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解和对恩格斯的评价。鉴于此，本文否定了那种从“人化自然辩证法”出发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主张，指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区别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它的理论旨趣在于指导自然科学研究，进而驳斥了那种认为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是一个错误的论调，指出“自然辩证法”确立辩证自然观、强调复归辩证思维顺应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本文还以矛盾规律为例，澄清了那种认为辩证法的规律不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错误认识。
（推荐人：毕芙蓉）
【反思阿尔都塞问题：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田明《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谈到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意识形态一维不可或缺。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不只针对本体论与认识论，更涉及社会交往。一般认为，我们应该从形而上学的内在规定去解读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对此，本文作者并不认同。他指出，所谓历史现实实质上是社会交往关系，投射到主体认知层面，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与其说针对的是其内容，毋宁说是为了还原其历史基础。该文结合认识论断裂的论断，揭示了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本性，呈现了意识形态作为历史运动媒介的功能，从意识形态角度还原了历史运动的辩证性。
（推荐人：杨丽婷）
【意识形态场、否定构形与突现逻辑：重析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杨乔喻《哲学研究》2017年第5期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尤其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质询”概念，成为当代以齐泽克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参照与来源。过去有关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讨论往往局限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而忽视了他早在《论青年马克思》中就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的系统论述。早期阿尔都塞的较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接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论域与论题，它围绕着两个重要概念“历史”和“物”展开，对当今的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推荐人：张一兵）
【当代欧洲共产主义的三种实现形式】蓝江《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在当代欧洲，共产主义再一次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盘剥和压迫的观念。不过当代欧洲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和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有着巨大的分歧。在主流马克思主义的方案和囿于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框架下的方案之外，欧洲的新共产主义道路主要有三种实现形式。第一种是以奈格里、哈特、韦尔诺为代表的自治主义，他们寄望于从非物质劳动生产出来的一般智力，在实际的生产运动中完成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第二种是以布朗肖、南希为代表的情感共产主义，他们以内在体验为基础，提出了通过在场的情感来表达共通体的方式，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第三种是以本雅明、巴迪欧、阿甘本为代表的事件或弥赛亚共产主义，他们肯定共产主义一定会降临，尽管目前我们无法了解最终降临的共产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推荐人：毕芙蓉）
【从社会现实的观点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变迁】吴晓明《哲学研究》2017年第10期
为了正确理解当代中国诸上层建筑领域——法、政治、道德等建设的任务和目标，必须首先从社会现实的观点去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定性质和时代变迁。主观意识的观点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应当”和“外部反思”，而社会现实的观点则要求把诸上层领域的本质性归结为特定的社会现实，归结为具有独特社会-历史规定的“实在主体”。社会现实的观点首先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相联系。从真正现实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以原子个人（由一千多年的基督教统治所造成）为前提；与此不同，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乃是区别于“市民社会”的“伦理社会”，而且其现代变迁并不趋向于造就原子个人一途，因而并不归结为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不存在原子个人乃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而中国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正在于它成为市民社会的不可能性。唯有立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及其现代变迁，正确揭示其诸上层领域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定向。
（推荐人：叶晓璐）
【价值独断主义的终结：从“电车难题”看桑德尔的公正论】李德顺《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
本文从桑德尔提到的“电车难题”入手，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视角考察西方学者在解答“道德难题”和“公正悖论”上的得失。作者指出，“难题”的困境表明，由于概念与历史实践的脱节，特别是存在于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德性主义等理论中的价值独断主义传统，束缚了理论批判的视野，使思考陷入了规范冲突的“死结”。随着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我们需要超越价值独断主义，认真面对价值规范的主体性性质，深入把握多元主体间的层次结构，并以主体权责统一的精准化判断，去突破传统思维的局限，以形成适应时代的道德和法律等价值思维和理念。
（推荐人：毕芙蓉）
【唯物史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李景源《哲学动态》2017年第9期
深入探讨改革开放和唯物史观的本质联系，对于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维度来看，不论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理论工作者，都最终通过唯物史观辨明了探索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各种迷茫和困惑。我们不仅以“历史之问”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而且还辨明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和长期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以史为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善于从哲学理论层面面向世界说明中国，建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自主解释话语体系，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推荐人：毕芙蓉）
【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逻辑必然性】董振华、张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逻辑在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根据辩证法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实质、根据辩证法矛盾观主次矛盾关系原理、根据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作出的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践逻辑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相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只是部分质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即面临任务从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转化为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新时代必须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坚持科学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四个伟大”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荐人：古荒）
【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误读：丛书《给理想一点时间》的若干错误观点评析】姜迎春《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
自由主义思潮始终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自己的核心任务，因此从理论层面揭露和批驳自由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本文以丛书《给理想一点时间》为典型代表，有力批判了其中的主要观点：在当代中国，作者指出，自由主义思潮提出了“给理想一点时间”的历史愿景，认为自由主义必将取代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必然成为现实。本文作者认为，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既误读历史又误读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及其远大的发展前途。
（推荐人：张一兵）
【论共享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及其内在矛盾】夏莹《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该文认为，共享经济只是依赖于互联网平台所构筑的一种新的资本运行模式，它的存在是对过剩资本的消化，这恰恰符合经典资本主义批判之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论断。共享经济在强大的金融资本推动下往往快速形成一片“红海”，不仅没有带来对沉淀资源的循环利用，反而产生更多资源的浪费性生产。同时劳动者在共享平台上所实现的灵活性、自由劳动模式从未改变劳动者在资本逻辑当中的结构性压迫与剥削的本质。
（推荐人：刘雄伟）
【商品的界限】王庆丰《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商品。劳动产品成为了商品，劳动力成为了商品，甚至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符号在今天也成为了商品。现代社会一切东西商品化的趋势，致使市场与道德节节脱离。其结果是，不但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基本价值受到挑战，而且整个社会的生产也由于商品的虚拟化而不断萎缩。这不禁让人追问，商品的界限何在？到底应该如何限制商品的道德边界？本文作者从《资本论》语境中的“商品”概念出发，深度剖析了现实社会的这一深层症结，为我们探索现代性的未来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理论借鉴。
（推荐人：刘雄伟）
【鲍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的形而上学维度之思】王国富《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
古希腊哲学把形而上学定位于对最高存在的知识论诉求，近代康德哲学将形而上学转向社会道德实践领域，探讨人对至善的价值论追求，开启了形而上学视角从实体性向功能性的转换。鲍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继承现代哲学拒斥形而上学追求超验存在的哲学传统，把哲学关注视角指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揭示出社会环境与主体实践及其心理体验等多因素的统一，表明人以归属于特定消费群体的方式表达人的个性存在，依托群体标签建构具有文化符号内涵的精神境界，彰显形而上的价值追求的符号属性，从而拓展了体现人的自由本性的价值理想的发展空间，在社会文化层面建构起自由自觉的类本质。
（推荐人：廖蜇）
【关系的类型和事态：对偶性、相互关联和交往世界】王中江《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6期
个体的实质不是性质而是关系和关联，事物的种类不是共相而是关系的相似或不相似，洞察个体和事物的这种方式——从性质本位到关系本位的转变，需要不断地展开和扩大。以关系的相似或不相似来区分事物和个体，则有多少种个体和事物，就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关系（反之亦然）。个体和事物的无穷性，就是关系的无限多样性。这是个体自身的关系形态，也是最广最强意义上的关系形态。本文探讨的主要是个体之间的关系类型、形态和事态。事物和个体关系的内与外，整体上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和关涉的世界，是一个彼此对待、有待和相与的世界。个体之间关系的类型和形态非常之多，其中不少类型是对偶性的（即二分或二元）。个体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动态和事态，它们是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也是个体之间不断交流、交换和彼此取予的过程。个体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展开和变化的。离开了这个过程，个体就失去了它得以存在的根据。
（推荐人：任蜜林）
【从道德的“抽象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兼论诠释学视野中的文化传承问题】陈来《文史哲》2017年第1期
回顾以冯友兰为中心的关于传统文化继承问题的思想讨论，结合哲学诠释学的视野，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是从“批判的继承”转变为“创造的继承”：文化传承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只有通过创造性地继承和有继承地创造，才能在文化的发展中使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得到统一。历史传承的文本在每一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新的理解，需要不断更新其意义。当代的文化继承，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训诂层次，而应使文本积极地向新时代开放，把文本的思想与我们自己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过去与现在的视界融合。当代的文化传承，不是把古典文本的意义固定化、单一化，而是让今人与历史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对典籍文本作创造性诠释，对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
（推荐人：任蜜林）
【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三个维度】景海峰《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经典的理解与解释是延续传统的重要方式，只有在不断的创造性诠释的过程中，一个文化系统的经典才能够保持鲜活的状态和长久的生命力。而在现代性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理念，显然离不开对核心典籍的重新释读、系统再构与现代转化，这就需要尝试建立一套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提出，正是因应了这一时代的需求，而它的理论建构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虑：一是能够回应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在问题域和表达方式上能与西方的解释学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二是能够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资源方面能调动一切传统经典解释的记忆与形式，特别是儒家的经学。三是能立定宗旨、明确目的性，其学术形态应重在阐发义理和凝练思想，为当代的中国文化转型寻求意义，在理论的体系化和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
（推荐人：任蜜林）
【中韩儒学的“性情之辨”与“人物性同异之辩”】李存山《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5期
中国的先秦儒学与宋代理学在“性”与“情”以及“人物性同异”等问题上的差异，是韩国儒学史上“四七之辩”与“湖洛论争”的根源。从“四七之辩”和“湖洛论争”来看，有些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儒学中没有展开讨论，而在韩国儒学中却得以深入展开。这其中除了韩国儒学受到中国儒学的思想影响外，又凸显了韩国儒学之思维缜密、追求哲理之贯通的特点。而在韩国儒学的特点中，我们反过来又可见中韩儒学在义理结构、思想发展上的逻辑相通处。
（推荐人：任蜜林）
【敬、慕之间：儒家论“孝”的心性基础】杨立华《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孔子说“孝”以“敬”为根本，孟子论“孝”的重心则在于“慕”，这构成孔孟理解孝的心性基础的不同之处。孔子更多地着眼于行孝者自身的德业成就，而孟子则更强调为人子者内心对父母的思慕和依恋。通过对“敬”和“慕”两种情感的哲学分析可知，“敬”指向个体边界的明确，它为主观性引入客观尺度并确立人的行为可以持循的标准；“慕”作为一种向外的关切和欲求，更多地指向了对个体界限的超逾和忽视，这种倾向容易使人忘掉自己的本分。此外，“敬”在礼俗社会中起到了维持和促进个体精神自立的作用，而“慕”作为某种延续年少时对父母的依恋倾向，会有削弱人的精神自立的危险，从而延阻人的成长和成熟。
（推荐人：任蜜林）
【“义”与早期中国的“邦邑”共同体】吴忠伟《哲学与文化》2017年号
“义”概念在早期中国思想中有一演化过程，且相应于早期中国“邦邑”共同体的维系状况。前诸子时代，“义”乃指相对于私情好恶之偏向的城邦共同体“成员”的公道正直之“德能”，其特別关涉“城邦”之“公事”之域，所谓义“益”邦政。在开启诸子时代的孔子那里，面对“邦邑”共同体的危机，其将“义”由限定于“公事”之域的“职责”要求转为个体自我（“己”）修身的内在要求，所谓“唯义是从”，故通过义利之辨而将“邦邑”的维持建立在君子结盟的基础上。及至孟子，通过“义”的内在化，将孔子作为行为原则的“义”转为作为“德性”的“义”，以“士”这一知识主体的道德心性挺立来应对德政分离之现状，此一做法也指示了早期中国“邦邑”共同体瓦解之命运。
（推荐人：张亮）
【道家形而上学的理论特质：以“道德之意”为中心的讨论】郑开《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道家形而上学的核心在于“道德之意”，其理论则建基于“无”“玄”“反”尤其是“无”的概念之上。“无”的概念及其理论包括从“无形”到“无名”、“无知”再到“无为”等不同层面的理论内容：“无形”涉及物理学（自然哲学）方面的讨论，从有无之间的张力中思考和把握“道”的特质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方法；“无知”“无名”都涉及知识问题的讨论，而对“道的真理”的追寻还需要更具建设性的灵明与智慧；“无名”和“无为”既是玄德的本质，亦奠定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基础；“无为”和“无心”等概念还逸出了思想世界之外，建构起以心性论和实践智慧为出发点的精神境界理论，而从思想世界到精神境界的进路恰恰显示了道家哲学的理论进深。道家形而上学更清楚地辨明了物理学（“论自然”）和形而上学（“论道”）的区别；既近乎古希腊哲人追究“是者”的形而上学，又具有自身超绝名相、不落言诠的特点，且摆脱了物理学（自然哲学）思维的局限性。
（推荐人：任蜜林）
【《庄子》“坐忘”非“端坐而忘”】吴根友、黄燕强《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坐忘”一词只在《庄子·大宗师》中出现过，却成为后世修行论的重要观念。历代注庄者大多接受崔撰、成玄英的训释，将“坐忘”训为“端坐而忘”。该文作者认为这是受了早期小乘佛教的“坐禅”与道教的静坐等修行功夫论的影响所致，与庄子本义不甚相合。实际上，“坐忘”与人的坐姿无关，它是庄子用来描述人在“忘”的精神现象上所达至的一种状态，其意思应是“无故而忘”“不待而忘”，亦即“自然而然的忘”，描绘的是一种与道相通、自由自在的心灵境界。
（推荐人：吴昕炜）
【从黄老学到黄老道、太平道：以汤用彤、蒙文通为中心的道教发生学考察】赵建永《道家文化研究》第30辑
黄老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由黄老学到黄老道再至太平道的演进历程正是道教形成的关键环节。该文在汤用彤、蒙文通等前贤基础上考察这段历史，以期为道家道教乃至中华文化的“返本开新”提供镜鉴。文章指出，经过漫长的酝酿，黄老学在东汉时成功融合了神仙方术而成为黄老道，并逐渐过渡为太平道和天师道，成为道教产生的关键一环。因此，不了解从黄老学到黄老道的演进历程，就不能完整地认识道教的历史。而道教的产生是中国固有的黄老道家自然演进的结果，并且融会了百家之长而发展壮大。
（推荐人：耿静波）
【朱子《仁说》中的义理与工夫】唐文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朱子之前的仁论有三种进路，分别是从情上说仁、从心上说仁和从性上说仁。在《仁说》中，朱子从德上说仁，综合了历代的仁论。在其中，朱子特别针对二程门人离爱言仁的两种倾向——知觉言仁和一体言仁——进行了深刻批评，矛头直指当时湖湘学派所主张的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论。这种批评的背后是他对性与情的双重重视，与他在己丑之悟中确立起来的心统性情的义理-工夫架构有密切关系。朱子对湖湘学派工夫论的一个最重要的批评是认为他们没有安放好情，从而也显示出他们对于性的理解也存在根本的缺失。值得注意的是，在工夫论层面，朱子分别指出了知觉言仁和一体言仁各自都存在两个方面的流弊，而这两个方面又处在不同的方向上，这一点特别显示出朱子思想的深邃和缜密。
（推荐人：任蜜林）
【朱熹与“四端亦有不中节”问题：兼论恻隐之心、情境与两种伦理学的分野】谢晓东《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
自孟子以来，四端纯善就是不言而喻的。晚年朱子挑战了这种观点，从而提出了“四端亦有不中节”的问题。在孟子的著名例子的基础之上，本文构造了一个新案例。该案例的核心是把儿童替换为一个恶贯满盈的成年人，并假设目击者中有人知道这个事实，有人不知道这个事实。于是，该文就以恻隐之心为例，辅以是否具有某种知识的条件，以及是否中节的道德判断，对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两种伦理学的分野予以了分析。作者认为朱熹的道德哲学是认知主义的，具有敏于情境的特点；而孟子的道德哲学则是非认知主义的，具有钝于情境的特点。
（推荐人：唐瑭）
【“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的仁学思想及其生态学意义】白奚《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
思孟派儒家主张将人的道德关怀扩大到天地万物，这一致思路向被宋儒发展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王阳明整合了《大学》的“三纲领”、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尽心”和《易传》的“天地之心”等理论资源，对“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在王阳明的学说中，“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儒家仁爱思想的最终目标，是“仁者”的最高境界，也是儒家道德关怀的最高体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儒学对人类思想的独特贡献，可以为我们超越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推荐人：任蜜林）
【“良知”的发现是具有文明史意义的事件：“晚明”时代、中国的“近代”与阳明学的文化理想】张志强《文化纵横》2017年第4期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遭遇西欧崛起的强烈冲击，不得不改弦更张，大事革新，开启现代转型历程，以应对时代变局。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长期处于迂回曲折、艰难前行的状态中，一方面是中国的现代转型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另一方面是伴随移民、宗教、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加剧，作为现代社会“模板”的欧美文明陷入动荡不安的处境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前景显得晦暗不明。本文藉由剖析“晚明”时代中国社会秩序的更迭，以及王阳明在变革时代为虚无个体重塑伦理生活的努力，廓清了阳明学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文明价值，指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另一条可能之路。
（推荐人：任蜜林）
【“万物一体”思想的新发展：以明儒蒋信为中心】姚才刚、张黎《哲学研究》2017年第8期
传统儒家“万物一体”说发端于先秦，但直至宋儒，才真正将“万物一体”说提炼为一种系统的哲学理论。明儒蒋信对“万物一体”说尤为看重，将此说视为儒学的“立根处”，并多有阐发。“万物一体”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万物应相融为一体，也指人与人之间应相亲相爱、和谐共处。深入发掘蒋信等传统儒家的“万物一体”说，对于当代人重新认识天人关系以及促进自然万物与人类自身的良性发展，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推荐人：丁四新）
【康有为政治哲学的人性论基础：以《孟子微》为中心】干春松《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
儒家政治哲学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之上，这决定了秩序建构原理的不同方向。对德性修养与制度完善之间关系的探讨往往又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因为它关涉制度和心性的双重维度。自19世纪末起，儒家论域中的关注焦点是在经学体系内的古今之争，对人性论则用力甚少，康有为却一直重视人性问题，通过《孟子微》，他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的人性论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由此展开对政治秩序的构想。其人性论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改制”和容纳西方的政治观念奠定新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是为了提出适应未来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新人标准”。尽管康有为对人性论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它缺乏形而上的维度，且具有某种程度的制度决定人性之倾向，从而导致了他在理论逻辑上的混乱。
（推荐人：任蜜林）
【论谭嗣同的经典解读：以《春秋》《大学》为例】魏义霞《文史哲》2017年第2期
谭嗣同对《春秋》的解读沿着公羊学发挥微言大义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展开，故而对《春秋公羊传》推崇有加。他认为，《春秋》以维新为宗旨，书中的内容围绕着维新这个主题展开；《春秋》秉持“称天而治”的原则，这证明了孔子主张平等，反对君主专制。谭嗣同对《大学》的释义则沿着唯识宗与华严宗两条线索展开，认为唯识宗所讲的业识，就是孔学所讲的人心，唯识宗所讲的智慧，就是孔学所讲的道心。通过谭嗣同的诠释和解读，《大学》在内容上与侧重变易观、历史观的《春秋》呈现出明显不同，而平等是两者共同的主题。谭嗣同将对经典的解读与近代的价值理念相对接，既流露出对平等的推崇，又是对中国经典的创新性诠释。
（推荐人：罗跃军）
【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李维武《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4期
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集合而成的革命家兼学问家群体。在中国数千年学术史上，这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的学派及思潮。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在学理上对唯物史观展开了不同维度的阐释，形成了“一本而万殊”的格局：李大钊从历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从政治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李达以《现代社会学》建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瞿秋白则从唯物史观走向辩证唯物主义。这些工作开启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青春气息和理论活力，以一种新形态的现代中国哲学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代表了自新文化运动后期发展起来的新的中国学术方向。他们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不仅对于20世纪中国学术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21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富有积极的启示。
（推荐人：吴昕炜）
【逻辑学的形而上学渊源】张东辉、王子权《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
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在古典哲学、尤其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有着根本的内在关联。但自现代以来，莱布尼茨开启的数理逻辑着重发挥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的形式化进路，却遗忘了其逻辑学的形而上学之维。本文基于对逻辑学发展两大脉络的区分，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到康德-费希特的先验逻辑、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这一脉络，展示了逻辑学的形而上学之维。该文还借助海德格尔的“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e）”及相关思想，论证了逻辑学的形而上学之维是不可或缺的。
（推荐人：丁三东）
【形而上学的实质】王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有两种理解：其一，其他学科是关于经验认识的研究，形而上学研究则是关于先验认识的研究；其二，其他学科是关于某一种认识的研究，形而上学则是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这样的认识凸显出形而上学的专业性，使它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别开来。如果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则应该依据形而上学的这种性质来看待哲学，即使认为哲学并不仅仅是形而上学，也不应该对形而上学的这种性质没有认识，至少应该思考，为什么它被看作哲学的核心部分，是哲学史主线上的东西，为什么它是一部好的哲学史著作不可或缺的。
（推荐人：刘新文）
【古典学的新生：政治的想象，抑或历史的批判？】聂敏里《世界哲学》2017年第1期
古典学在中国与西方都有悠久的传统。本文从古典学的历史、学科性质、意识形态斗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一，古典学不必是保守主义性质的，可以属于现代性的事业；第二，古典学的传统渗透了本质上是文化想象的形而上学论证，它将特定的政治生活方式自然化；第三，近代以来兴起的德国古典学是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变奏。本文还论述了古典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所应秉持的历史批判的精神和方法。
（推荐人：詹文杰）
【柏拉图《斐多》论知识的获得】詹文杰《世界哲学》2017年第5期
按照柏拉图的《斐多》，获得知识首先意味着灵魂自身的净化，其次意味着灵魂对于纯粹实在或诸理念的回忆，最后意味着借助“假设法”或命题推演的方法而不是借助经验观察来探究实在。本文从这三个方面阐释了《斐多》中关于知识之获得的论述，从而说明柏拉图在写作这篇对话录时关于认知和知识所持有的基本思想。本文还反驳了陈康的一个主张，即《斐多》提及了比“思维”更高级的所谓“理念直观”。
（推荐人：蜇泰）
【正义与真理：柏拉图《理想国》的问题、方法和思路】谢文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正义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无法回避的问题。人在社会生活中为人处事是否合适，涉及行为准则、如何理解准则、谁做判断等问题，并最后归结为真理问题。就思想史而言，正义问题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就已经被广泛涉及，并让赫西俄德深深感到困惑。柏拉图的《理想国》企图在辩证法中界定正义概念，展示了正义概念中的真理问题，并追求在真理意识中理解正义，给正义困境指出一条出路。这样，正义困境就成了真理困境，而走不出真理困境就无法走出正义困境。
（推荐人：詹文杰）
【柏拉图的经验论】先刚《哲学动态》2017年第9期
文章对一种流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严厉批评，即认为柏拉图仅仅追求彼岸的理念世界，忽视甚至蔑视现实的经验世界。从柏拉图的整全性辩证法精神看，他并不主张理念与事物的分离，认为对于理念的知识必然从对于事物的经验知识出发，并把经验知识包含在自身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拉图哲学是一种经验论，其与近代经验论的根本区别在于，柏拉图始终坚持经验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统一。文章基于材料分析得到的这个观点完全颠覆了对柏拉图哲学的传统理解，对我们重新理解柏拉图哲学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推荐人：詹文杰）
【Thumos：跳出理性与欲望的对峙——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灵魂三分说的克服】曾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希腊词thumos正面建构为一个重要概念，且作为灵魂三分法的中介具有多重的功能，调节着理性与欲望的一般对立，并使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得以实施。但灵魂三分说自身的分类根据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在应用thumos解释灵魂美德及其实现中的缺憾。由此引发了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并使其在辩证地吸收自然学家对灵魂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了新的灵魂学说，找到了理性和欲望对立的结构性解决方案，取消了灵魂三分说的必要性，瓦解了thumos概念的中介性地位。同时，也展现了一种不必以灵魂研究为实践哲学奠基的思路，而使得后者完全成为自足研究域。
（推荐人：詹文杰）
【拯救现象：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比较哲学方法】余纪元、N.布宁《世界哲学》2017年第6期
亚里士多德认为，现象并不是纯粹非真理的意见，其中也包含了部分的真理。采取亚里士多德的“拯救现象法”，可以让我们辩驳“在西方之外的哲学传统并非严肃哲学”的偏见。如果把非西方传统中所说的东西考虑成现象的话，我们的方法是把这些现象放在与西方现象平等的地位上。同时，拯救现象的方法不同于零碎的哲学研究方法，它要求我们不要全盘接受西方学者通行的中西比较研究之中的标准性阐释。
（推荐人：詹文杰）
【何为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回溯与超越】丁立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2期
本文通过追溯西方实践哲学的原初形态与嬗变以及现代实践哲学的研究路向，厘清实践哲学的理论分野及其研究内涵，认为实践哲学并非一种狭义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亦非一种单纯的理论应用于技术以及相关技巧性活动的哲学。实践哲学是一种伦理学，是关于社会历史之目的、意义以及人的生存及其意义的理论，是一种广泛意义的伦理学。它是人文科学这种实践科学合法性的基础，即人文科学的哲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源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即“此在”的展开与实现活动，即人的实践-生活世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一门科学”，它们都应以实践哲学的“善”一以贯之。所以，实践哲学把人的行为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一整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绝非自在的关系，而只能是一种为“善”所设定的关系。因此，实践哲学又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现实和未来存在而对整个世界的理解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哲学不再像亚里士多德设定的那样，是一种与理论和制作对峙的认识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是关于人类完整行为的理论。
（推荐人：罗跃军）
【笛卡尔的两条身心联结原则：论《灵魂的激情》之转变】施璇《哲学动态》2017年第8期
在笛卡尔的著作之中，《灵魂的激情》显得十分独特。本文将这本书的独特性归因于笛卡尔持有的身心原则发生重要转变。作者对比《灵魂的激情》与笛卡尔的其他著作，并结合相关二手论著，对笛卡尔的身心联结原则作了分析与研究，主张在此书之前，笛卡尔始终坚持“身心的自然联结原则”，即心灵与身体自然地相联结；在这本书中，他增加“身心的习惯联结原则”，即心灵与身体可以通过习惯相联结。后一条原则的增添是由于第一条原则无法充分揭示激情的特殊性，这既是笛卡尔将激情作为独立主题进行研究的原因，也是他从形而上学原则转向道德哲学的原因。文章指出，笛卡尔的两条身心联结原则是理解这本书的关键。
（推荐人：莫伟民）
【古典语文学家如何书写历史？：从尼采案例引申出的教训】赵敦华《世界哲学》2017年第2期
该文对尼采哲学中的两个重要主题即酒神精神和敌基督的思想来源重新给出了解释，揭示了尼采自由摘取当时德国古典学中狄奥尼索斯传统和圣经语文考证学中的历史批判的基本观点，对尼采在古典语文学考证中所持有的“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一贯态度给予了严厉批评。文章指出，尼采的历史写作不合历史科学的常规，甚至有违学术道德。而人们从他的历史写作中得到的是引以为戒的警示还是标新立异的灵感，最终不得不取决于他们的态度是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当今评判一切借助于历史写作表达哲学思想的成果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推荐人：江怡）
【从现象学到谱系学：尼采哲学的两重面向”】吴增定《哲学研究》2017年第9期
本文从三个方面指出了尼采哲学与现象学的共识。首先，尼采抛弃了现象与本体或“物自身”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肯定了现象是唯一的实在。其次，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具有赋予和创造意义的“意向性”特征。最后，尼采还承认权力意志的意义赋予或创造具有时间性的视角特征。尼采哲学不只有现象学的一面，而且包含了谱系学的一面。也即尼采认为任何“起源”都是历史性的，都是权力意志的偶然产物。
（推荐人：谢红梅）
【自然主义态度与人格主义态度：论胡塞尔《观念Ⅱ》中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前提的考察】钱立卿《世界哲学》2017年第5期
胡塞尔在《观念I》中曾表述过系统地构想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计划，他重点考察了自然与精神科学的关系。胡塞尔发现，这两类科学都源于自然态度：精神科学基于它的原初层面，自然科学则是自然态度的某种极端化的结果。现象学只有阐明自然态度的内部区分，表明精神领域对自然科学的奠基性，才能为两种科学各自的基础寻求统一的解释，消除科学之争。科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既是现象学与时代精神的交汇点，也是胡塞尔处理认识论与存在论关系的场所。
（推荐人：石永泽）
【《存在与虚无》和《道德札记》中的礼物问题及其道德内涵】王春明《哲学动态》2017年第12期
该文以礼物问题为线索，串联起了《存在与虚无》与国内学界相对陌生的《道德札记》这两个重要文本。经由引言部分对莫斯著名的礼物论及其复兴古式礼物道德之指向的分析，文章交代了《存在与虚无》在生存论精神分析之框架内对礼物现象及馈赠行为作出的解构性阐释，以及《道德札记》在承接《存在与虚无》对于自由问题之探讨的同时，为了引向一种以本真馈赠、即非“对抗性”馈赠为原则的“存在论道德”，而付出的重构礼物论的努力。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礼物问题对萨特而言乃是一个关乎自由之本性的道德问题，或者说萨特的存在论道德实质上是一种礼物道德。作者还从区分“道德的观念”和“道德的现实”入手，批判地揭示了此种礼物道德的内在限度，为进一步剖析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
（推荐人：莫伟民）
【德勒兹“康德美学文”的双重奠基及其质料效应：兼与Daniel W.Smith先生商榷】曹伟嘉《法国哲学研究》2017年第1辑
该文基于扎实的一手文献研读，以德勒兹一篇专论康德美学的代表性文章为轴，将德勒兹更为广泛的康德阐释工作与德勒兹本人的形而上学立场整合、转译为“双重奠基”这一问题架构，揭示了德勒兹在其系统康德研究中的如下动机：重视对“主体诸官能间关系”的置换运动之追踪及对其中根据之追问，并最终将主体的自身奠基行动引向前主体的发生学构建。该文并不简单趋附于德勒兹的个性化论述，也不仅在德勒兹的若干文本之间参读，而是将德勒兹的重构与康德本人的论述勘验，由此切中德勒兹康德研究的“症候”以给出积极的解读。
（推荐人：莫伟民）
【信息存在论与非领土化的新型权力：对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张一兵《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
斯蒂格勒的代表作《技术与时间》对信息技术革命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进行了深刻分析，这也构成其后来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斯蒂格勒认为，发展着的信息技术和编程工业正在建构出一种新的先天技术综合，它直接替代了康德已经剖析的先天观念综合。在先天综合判断中我们看到的经验世界的基础性的认知构架，在信息-影像的虚拟化建构中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信息技术生成的全新社会存在论和先天媒介综合构架，以及信息商品价值论所带来的“非领土化”，将导致一切传统社会权力的深刻改变。
（推荐人：殷曼楟）
【诠释学与现象学的汇通之路：从“意识事实”到“此在的实际性”】张庆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在20世纪德国的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中，曾开展出以生命和生存为根基综合诠释学和现象学的路向，不过它们之间的综合存在不同的方式或路向转换问题。诠释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它脱胎于古代圣经学、历史学、文学的研究，在近代才有哲学诠释学出现。不同的哲学基础塑造不同的哲学诠释学。其中，施莱尔马赫的建立在近代主体哲学基础上的诠释学和狄尔泰的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诠释学在诠释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创始人，它把现象学方法视为一条通向严格科学的途径。狄尔泰为了寻找诠释的可靠基础尝试援用现象学的直观方法，但这导致先验的主体意识现象与历史中发生的生命-生存的现象之间的矛盾。狄尔泰可谓近现代第一个尝试把现象学与诠释学相结合而又发现其中困难的哲学家。虽说狄尔泰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案还不能令人满意，但他为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诠释学”（以此在为出发点的一种把现象学与诠释学相结合的途径）开了先河。海德格尔以此在为出发点，提出了“此在的实际性”并由此开辟了将现象学与诠释学相结合的新途径。
（推荐人：江怡）
【洛采与现代价值哲学之发起】郝亿春《哲学研究》2017年第10期
洛采创发价值哲学以应对思想、生活中的种种二元困境：（1）柏拉图的“理念”被改造为三重“现实性”中的“有效”“价值”，以和解“心”-“物”二元对峙；（2）机械论与浪漫主义的僵持通过对科学之“真”的重新奠基得以化解；（3）规范主义与快乐主义、有限者与“无限”的割裂通过引入“善”“美”“圣”价值得以沟通。该文系对尚罕关注的洛采价值哲学之专论，拓展了国内同行所理解的“价值”之内涵，也解答了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未被很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突然出现“价值哲学”，并一度成为显学。本文指出，洛采哲学的思想意图是对种种“二元”争执进行和解，这就使洛采庞大的哲学体系和思想得以融贯和汇通。
（推荐人：徐榕）
【论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特征与现实意义】江怡《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该文以20世纪分析哲学发展的历史为背景，论证了分析哲学走进历史的现实表现和理论根据，揭示了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特征和现实意义，说明了分析哲学运动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影响和实践作用。文章指出，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哲学的深刻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分析哲学的基本观念已经渗入当代哲学研究的众多方面；另一方面，科学理性精神始终贯穿于分析哲学方法，这就必然把科学与哲学紧密联系起来，由此推进了当代哲学自身的发展。
（推荐人：蜇泰）
【从“实效”与“实践”之辨看实用主义的内在分野】高来源《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
皮尔斯、詹姆斯、杜威被称为古典实用主义的“三驾马车”，但是他们对于“实效”这个概念的理解以及实施路径的认识却不尽相同。通过对“实践”概念的辨析，其内在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十分清晰。皮尔斯的“实效”概念虽然包含实践性的意蕴，但是更倾向于一种分析哲学的思维理路，而詹姆斯和杜威则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实践哲学的思维进路。古典实用主义内部的这种差异性对后来美国哲学的发展、尤其是新实用主义的分野式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实践哲学理路和语言分析哲学理路之争执的缩影。
（推荐人：罗跃军）
【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以俄罗斯白银时代哲学为研究视域】周来顺《哲学研究》2017年第11期
基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白银时代哲学家从俄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出发给予了独特的探索与解答。他们在对现代性危机的表现形态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是一场更为深层的精神危机，这一危机将导向一个虚无主义时代的来临。基于这一危机，他们提出了多重解决方案，其核心在于强调精神价值的重建和精神救赎。总体上看，这种解决方案虽具有某种虚幻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自我救赎，但他们所探索的问题，仍是今天我们正在面临的紧迫性问题，其解决方案对当今现代性问题的探索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推荐人：罗跃军）
【认知的可靠性与可能世界理论：反事实分析方法的一个案例】李麒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可能世界模型是当代知识论用于确定知识及其本质的重要方式，普理查德的关于安全信念的说明为知识论讨论提供了一种较为流行的版本。但普理查德的理论在解决彩票难题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通过关于相关可能世界的合理布局和安排，本文构造了一种彻底基于这个理论而对彩票难题的有效的“反事实分析-解决”方案。本文直接参与了当代知识论的讨论，对反事实分析方法的运用给予了最为形象和具体的说明。
（推荐人：江怡）
【试析伦理型文化背景下的大众信任危机】樊浩《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
本文从社会的敏感痛点——“彭宇案”出发，指出当前中国的信任危机不可简单地理解为诚信问题，而是呈现出“道德信用危机-伦理信任危机-文化信心危机”的病理图谱。落实到大众话语体系，“道德信用危机”可表述为“不可信”，“伦理信任危机”可表述为“不愿信”，“文化信心危机”可表述为“不敢信”。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信任危机，作者指出，走出伦理信任的破冰之旅是要做到三点“文明努力”：其一，走出“市民社会陷阱”；其二，走出“伦理半径”；其三，走出“农夫与蛇”与“宠物心态”的两极。
（推荐人：庞俊来）
【伦理治理何以可能：治理什么与如何治理】田海平《哲学动态》2017年第12期
伦理治理是“伦理的治理”，还是“对伦理进行治理”？通常人们将它理解成以伦理治理、伦理地治理或伦理即治理，因而错失了其面向难题、求解问题之真义。伦理治理只有针对伦理难题或问题，才不会是无对象、无边界的治理，伦理治理的真义体现在其特定的问题取向中。伦理治理作为人类精神生活史中无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经历着从超验形态向经验形态的现代性转变。今天，探讨伦理治理“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的问题，是从一种文明史或精神史的形态学勘测中寻找人类精神生活的地标。去除伦理之“伪”、化解伦理-道德悖论、克服道德虚无主义危机，是现时代最为重要且最为亟需的伦理治理行动。
（推荐人：邬舒娴）
【儒家“德行伦理”与中国伦理形态的现代建构】陈继红《哲学研究》2017年第9期
本文跳出西方伦理的分析框架而回到儒家经典本义，用“德行伦理”概括儒家伦理。其价值在于使儒家伦理获得了独特的理论气质，即它无法纳入西方美德伦理或规则伦理的分析框架，而只能作为独立于两者之外的伦理形态而存在。就内在向度而言，儒家言“在心为德”，强调行为者的道德心理是“德”之实现的内在根据，并赋予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就外在向度而言，儒家言“施之为行”，同时强调行为规则在“德”之实现中的价值。此种理论进路兼具西方两大伦理形态的内涵，并直接回答了它们各自存在的问题，回答了当下“会通型”伦理形态的吁求，有利于积极参与创建新时代条件下的全球伦理，这也是当代中国伦理形态现代建构的方向。
（推荐人：任丑）
【犬儒主义病态道德文化剖析】孙春晨《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1期
古代犬儒主义不相信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主张随遇而安的、抛却个人各种欲望的生活方式。当代犬儒主义既表现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也表现为委曲求全、接受现实，而显现出大众化、普遍化的趋向。犬儒主义在现实道德生活中的主要表现是放弃道德价值、互不信任和精致的利己主义。当代犬儒主义的本质是道德相对主义，犬儒主义病态道德文化的盛行将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
（推荐人：邬舒娴）
【法兰克福案例与“闪烁的自由”策略】徐向东《世界哲学》2017年第2期
道德责任的判断和归属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承担责任而必须满足的控制条件，理论家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设想，其中的一个核心争论涉及道德责任是否要求行动者具有可供取舍的行动方案。H.法兰克福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激起了大量热烈的争议，不相容论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反驳其论证，本文的目的则在于表明其中的一个论证策略（所谓的“闪烁的自由”策略）并不成功。
（推荐人：邬舒娴）
【常人道德的尺度】甘绍平《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3期
每一个人即便是出于对自身长远和整体利益的考量，也都不应做不遵守道德规范的小人。但不做小人并不自然意味着必须去做圣人。我们的社会总体上说是由常人组成的。平常之人是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主体，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而懂得必须履行维护他人权益的义务，这说明常人知晓守法尚德对于自己的益处。平常之人并不认为道德仅仅是与善恶的选择相关，而是把社会理解为平等成员的共同体，其中人们依据契约关系在权利与义务之间相互掣肘、交互制约。这样，平常之人所理解的道德就是一种合宜恰适的尺度，其行为基准既不应低于这一尺度，也无须高于这一尺度。这便是一种平淡常态的生活，对于当事人而言，这种生活由于不必向圣人看齐而过得了，由于不会堕落成小人而值得一过。
（推荐人：邬舒娴）
【道德增强：伦理困境与自然主义思考】叶岸滔《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
对能否通过生物医学方式增强人的道德品质的问题，支持者认为，这种方式能获得功利主义上的辩护；反对者却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改进道德方式，且存在许多伦理困境，如人的道德到底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人的德性获得是否有捷径，道德增强后的人是否还具有人格同一性，人的自由如何体现，等等。从目前来看，这些问题还难以获得伦理辩护，道德增强本身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反思与论证。道德增强的争论本质上是围绕着道德是否具有生物学基础以及能否被生物医学技术所干预而展开的，其重要贡献是引发了学术界对道德自然主义的思考。
（推荐人：邬舒娴）
【人类基因增强伦理价值判断的人性论困境与超越】马明、陈凡《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12期
现代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基因决定论、人类天性与价值之间直接的因果决定论以及人类自由对基因获得方式的依赖性，共同构成了哲学中人性论的理论困境，使人性论在人类基因增强伦理批判中陷入困境。发展伦理学的发展有限性原则提供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人类基因组、自然和社会三个系统对人类角色的限制来考察人类的角色，从而使基因增强对人类的生存可能具有的负面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
（推荐人：段伟文）
【从规范伦理到信息形而上学：普适计算时代的德国信息哲学与伦理学研究】王国豫、朱雯熙《哲学动态》2017年第2期
本文主要介绍了德国目前的信息哲学与伦理学研究，它们不仅是对普适计算技术伦理问题的反思，而且更深入地探讨了导致普适计算时代伦理问题的根源，指出了信任体系的重建需要加强制度伦理的建设。该文介绍了德国信息伦理学研究的兴起，重点阐释了德国信息伦理研究的形而上转向，包括技术主体的转移、“现实”与“实在”界限的模糊、“脱域”与信任体系的重构，还介绍了德国信息伦理的机制化。信息技术的使用与传播将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的伦理问题也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关切。
（推荐人：任丑）
【我们何以负有服从规则的道德义务】姚大志《哲学研究》2017年第10期
每个人都有服从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的义务。但是，对于我们何以需要承担这种服从的义务，目前的道德理论还没有给出逻辑融贯的合理解释。作者从制度规则与个人行为两个层面来解释这一问题，认为无论是后果主义还是义务论，无论是密尔的分层理论还是罗尔斯的限制理论，都不能对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作者主张用后果主义来解释制度规则，用公平原则来解释个人行为，通过理论的这种分层使用，可以很好地解决遵守规则的道德义务问题。
（推荐人：王立）
【传统美德伦理的当代境遇与意义】万俊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该文认为，美德伦理是一种经典而完备的道德目的论，它坚持以人类个体之主体目的为中心的道德特殊主义价值目的论立场，同时又坚持基于这种道德特殊主义价值目的论立场的文化共同体（或文化社群）的伦理语境主义理路。现代社会的结构化转型所带来的日趋公共化趋势，动摇了传统美德伦理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但这种境遇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必定会对其失去信心，传统美德伦理在现代社会依然能重获生机，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性和作用。
（推荐人：王小锡）
【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孙向晨《文史哲》2017年第3期
个体之于现代社会具有根基性意义。个体自由概念在历史上发展出了个体权利和个体自律双重意义。尊重个体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个体权利的扩张亦会延伸出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在西方社会，这需要西方文化传统的制衡，并辅以道德性的个体自律思想的建立。儒家传统缺少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非道德性的个体权利观念，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并不在于重视个体权利，而在于儒家心性之学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个体自律的思想反复使知识分子从重视个体权利滑向整体主义，从而使得个体权利的观念始终没有在现代中国真正建立起来。从本质上讲，重视个体权利的现代社会大前提一旦在现代中国确立，则儒家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意识反而会在现代中国更有生命力，从而成为抵御个体主义消极后果的利器。
（推荐人：叶晓璐）
【论公平正义中的三重人性设定】葛四友《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4期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正义理论，其受到的许多反驳与其多重人性设定相关。罗尔斯的正义环境论说和融贯论证成方法使得他深受休谟人性观（我们有着有限的利他心）的影响；而他对无知之幕的设立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强调又受到经济人设定的强烈影响；但在提出正义原则及其证成时又显示出康德的深刻影响，隐含着认可人有善良意志并要求有充分的利他心等观点。多重人性设定得以并存的缘由在于罗尔斯混淆了不偏不倚与运气平等主义，混淆了“不应得”与“非应得”，以及正义两原则在推理上的断层与实际含义的妥协。澄清各种混淆后，我们基于休谟的人性观才可获得对公平正义最融贯的解读。
（推荐人：邬舒娴）
【进化理论能否证明利他主义真的存在？】蒉益民《世界哲学》2017年第6期
本文首先讨论了各种进化理论是如何解释自然界中的利他主义行为的，进而介绍了D.S.威尔逊的专著《利他主义是否存在——他者的文化、基因和福利》，检验了其运用多层选择理论来论证人类利他主义存在的尝试是否成功，指出其只在群内层面上定义利己主义行为并且只在群间层面上定义利他主义行为，因而没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支持其利他主义的论断。作者运用生物利他主义讨论的结果，对利他主义究竟以何种确切方式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作了进化论方面的论断和说明，区分了关于心理和行为两个方面的强利他主义和弱利他主义。文章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弱心理利他主义存在而强心理利他主义不存在，并且弱行为利他主义存在而强行为利他主义不存在。
（推荐人：任丑）
【另一种视角：西方工程伦理的形态类别及成因】陈万球、丁予聆《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6期
该文认为，当前呼唤这样一种学术工程：运用形态学的方法，对西方工程伦理进行研究，实现工程伦理研究方法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按照马克思形态学的方法，西方工程伦理形态可以描述和归纳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探究西方工程伦理形态类别演变规律，必须深入各个形态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各个时期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文化背景，把握工程伦理实践的发生规律和发展脉络，为工程发展趋势做合理预判。
（推荐人：易显飞）
【语境同一论：科学表征问题的一种解答】魏屹东《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科学表征问题是当前科学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围绕它产生了多种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但它们的解释效力都不充分。语境作为一种本体解释基底，提供了解决科学表征问题的框架。在此框架下，表征被理解为两个客体在特定语境中的指涉性关系。这种基于语境同一性的科学表征，通过概念作为指代、理论作为定律集、模型作为推理工具、思想实验作为假想这些中介客体，适应性地指涉目标客体。
（推荐人：王凯宁）
【一般科学哲学的图景及其特征：科学解释与意义建构】郭贵春、赵晓聃《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年第1期
该文呈现了当前一般科学哲学的整体研究图景，对其核心论题进行了阐释，展示了一般科学哲学与具体科学哲学之间的关联。文章认为，科学理论的解释功能是科学的基础，而科学解释的核心又集中体现为概念的语义分析与概念进步，这一语义分析过程也是概念意义的建构过程和不断语境化的进程。在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回归语义分析并实现语境的模型化、形式化和计算化，是科学解释与意义建构的必然要求与合理选择，也凸显了该趋向对当前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意义。
（推荐人：王凯宁）
【自然化社会科学的形成、特征和意义】殷杰、赵雷《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1期
以科学的观点探讨哲学问题，是当代科学哲学所倡导的基本研究策略。在此观念影响下，进化生物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经验科学，普遍渗透于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模式之中，成为自然化社会科学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该文通过对连续性关系的澄清与复合式本体论的构建，描述了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的两个显著特征。社会科学采用“自然化”的研究视角，为当代社会科学本体论的“统一”“科学性”的辩护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研究路径。
（推荐人：王凯宁）
【广义相对论是一种规范理论吗？】李继堂《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2期
在当代物理学描述强作用、弱作用、电磁作用和引力的理论中，不仅描述强作用的量子色动力学和描述弱电作用的弱电统一理论，都是非-阿贝尔规范理论，而且描述电磁作用的量子电动力学也是一种阿贝尔规范理论，它们都可统称为杨-米尔斯规范理论。那么，描述引力的广义相对论是否也是一种规范理论呢？物理学家和物理哲学家们各持己见，本文认同广义相对论不是杨-米尔斯规范理论，但是广义相对论仍然可以看作一种不同于典型杨-米尔斯理论的规范理论。
（推荐人：张亮）
【证据还是文化？：由韦伯探测引力波实验引发的三场争论】张帆《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8期
韦伯探测引力波实验前后引发了三场争论：第一场是科学界对韦伯实验的批评；第二场是建构论者柯林斯与实在论者富兰克林对韦伯的失败是因为证据还是社会磋商的争论；由于两者的争论旗鼓相当，引发了第三场关于针对同一事实是否可以有两种并行且相悖的认识论立场存在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认识的一元论者费尔德曼，另一方是多元论者罗森。三场争论实际上是事实的理性与社会性之争，对此朗基诺认为理性与社会性二分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柯林斯与富兰克林的观点都是合理的。
（推荐人：石永泽）
【平行主义的复兴】钟磊《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1期
本文试图在物理主义的框架下复兴和发展心灵因果性的平行主义理论。平行主义理论认为，意识特性没有对于基础物理特性的下向因果性，但是有对其他意识特性以及一些高级行为特性的平行因果作用。平行主义作为对心灵因果排除难题的主要解答之一，一直以来都有哲学家为之辩护。本文为平行主义所作的辩护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作者运用因果的干预理论证明上向因果原则和下向因果原则都不成立。第二，作者采用实现敏感和实现不敏感的概念强调解决排除问题的因果过度决定策略是行不通的。
（推荐人：蒉益民）
【作为虚拟自我的真实自我是否可能】薛少华《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6期
在心理学关于自我意识的实验中，视知觉一直是被试用来进行主观报告的核心实验指标之一。通过对检测自我意识的镜子反射实验的分析，吉布森的生态光学理论证实了这个观点：视知觉对于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塑造具有非常核心的作用。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使用者的视知觉系统所接收的信息与其身体行动信息一起产生了数种不同的混合经验。处于虚拟环境中的虚拟化身成为了一种身处真实世界使用者的自我意识在虚拟世界中的体现和延伸，虚拟化身会对真实世界中使用者的自我觉知和在场产生非常强烈的影响。当使用者使用虚拟化身在虚拟世界中进行活动时，其真实自我也会被重新塑造。
（推荐人：段伟文）
【心灵何以具有自然因果性：以戴维森为例对自然化理论的探究】苏瑞《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1期
本文通过具体分析戴维森解决“心理因果性问题”的方案以及金在权等人的批评，指出了后者对戴维森的一些误解。本文认为，戴维森的“无律则一元论”实际上并不会面对金在权“排除论证”的直接冲击。就此而言，把戴维森称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者，并不恰当。从基本的思想倾向上来看，戴维森的自然主义思想比物理主义更为宽泛，其精神更接近于麦克道威尔以及斯特劳森等人的自然观。这类自然观的核心就在于，既希望将人类理性（或“理性空间”）纳入一个统一的自然图景之中，又想要确保心灵相对于物理世界的独立性和意义。
（推荐人：段伟文）
【自主体人工智能建模及其哲学思考】高新民、张文龙《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11期
自主体既是一个与自我、自我意识、人格同一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典哲学问题，又是一个崭新的、同时具有心灵哲学和人工智能工程学意义的问题。人工智能在利用哲学自主体认识成果、对自然自主体进行活体解剖的基础上，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人类自主体作了大量的形式上的逻辑建模尝试，对实践中提出的理论和工程学问题作了基础性的理论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问题是，许多建模特别是作为许多模型之基础的BDI结构是以民间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这在现在也许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如此进行理论建模风险很大，因为民间心理学的前途、命运是什么，是否会像巫术等一样被淘汰，仍是心灵哲学中的未决问题。既然如此，在据以建模时就必须抛弃过去的民间心理学加之于它们的错误构想，即抛弃对于心理世界的拟人式、人格化构想或观念，进而在多科学的通力合作下，重构关于人及其心灵的正确的地形学、地貌学、结构论、运动论、动力学。
（推荐人：段伟文）
【随机变化中的有序回应：表观遗传的因果性反思】费多益《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8期
生命的多样性被进化论归因为随机突变，然而引起变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条件因素的改变。除了外部的环境，机体还积极创造着自己的内环境；躯体的疾患，与其说来自细胞结构的异常，不如说源于体内生境平衡或稳定性的丧失。在微观层面，那些能与其他基因所提供的遗传气候相协调的基因得到了进化的偏爱。后天外在环境造成的经验影响可以在不更改DNA序列的情况下，通过表观遗传对基因进行修饰使其表达发生转变，从而在代际间继承。可遗传的环境印记挑战了生物学的中心法则，无论哪些特定的基因被激活，表观遗传效应都被环境所诱发，基因的作用更多地缘于生物体对环境刺激的回应。
（推荐人：段伟文）
【塑造未来：技术预见的可能性及可靠性】梁帅、李正风《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7期
技术预见在各国技术与产业政策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预见方法也逐渐多元化，但是技术预见何以可能，以及如何看待技术预见的可靠性，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本文首先从语义上厘清预见和预测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探讨技术发展中的“可知性”和未来技术的“可塑性”，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技术预见中相互建构的逻辑，回答了预见何以可能的问题；同时，针对预见逻辑的不足，本文反思预见的可靠性及其缺点，分析主流预见方法的使用限度和情景，指出技术预见方法使用中需要综合思考“技术-社会-共识-时间”等维度的因素。
（推荐人：段伟文）
【结构实在论中的本体论】刘华军《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5期
本体的结构实在论以结构主义方法论僭越形而上学，表现为本体论认识不明确。结构不取决于元素，这是错误的本体论命题。为了存在而不诉诸个体，这是错误的认识论命题。建构的结构实在论提出“本体论综合”，试图解决“悲观元归纳”问题。但是，它对结构和实体谁为本体论模棱两可。为赋予数学结构以物理内容，结构变成衍生品。为应对不充分决定性命题，认识论上需令结构处于优先位置。理论术语是一个体系，并非某一术语单独构成本体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理论术语根据经验作适当增减。结构实在论没有处理好本体论与理论术语之间的关系。结构实在论中形而上学与本体论有重叠，因果关系是其必须回答的话题。
（推荐人：段伟文）
【哲学人类学思考技术的第三条路径：奥特加·加塞特如何建构面向生活的技术哲学】敬狄《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5期
哲学人类学是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思潮之一，以“人是什么”问题为轴心，围绕人在本质上是“工具制作的动物”或“理性、精神的动物”展开争论，形成了“工具论”和“理性论”两大传统。奥特加·加塞特提出人并非天生的“工具动物”或“理性动物”，人的本质并非即成的、被给予的，而是需要通过专属于人的技术活动不断获取；人通过技术在建构自身存在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生活。但技术并非人的本质属性，而是生活中“第二性”的创造活动。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奥特加追问的是“人做什么”，而不是“人是什么”，由此超越了传统哲学人类学的争论，从人的存在出发思考技术，并面向人类生活建构技术哲学。
（推荐人：段伟文）
【逻辑的计算进路：从莱布尼茨到图灵的逻辑发展】陈鹏《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3期
现代逻辑肇始于莱布尼茨，在布尔和弗雷格处发生了分流，形成了所谓的逻辑的代数传统和逻辑的语言传统，然而，两者都与莱布尼茨的逻辑学纲领（即“作为科学、数学和哲学”的基础）相去甚远。在图灵机理论中，图灵阐述了“自动机”和“指令表语言”两个概念，这两者很好地契合了莱布尼茨关于“理性演算”和“普遍语言”的构想。可以说，图灵机理论最为接近莱布尼茨的逻辑学纲领，也跳出代数传统和语言传统，另辟蹊径，形成了一种新的“作为计算的逻辑”传统（或称“计算传统”）。这种逻辑实质上是一种“主体转向”，“以往的逻辑”以人类为主体，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思维、自然语言种种，“作为计算的逻辑”则是将计算机作为信息处理的主体，研究的是计算机的处理方式以及人与计算机的互动关系。
（推荐人：段伟文）
【帝国博物学的空间性及其自然观基础】李猛《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2期
“自然经济”源自欧洲自然神学传统，“经济”意指造物主创造了一个精致和谐的世界，但帝国博物学理论和实践中的“经济”，开始具有世俗经济利益或者准确说是国家财富的意思。帝国博物学进路在认知层面的基本任务是用“科学”的命名法和分类法，把名词赋予物用普遍性、客观性实现物种的去地方性，后殖民主义史学将其称为西方话语霸权。帝国博物学进路在实作层面的基本诉求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物资源，实现帝国的自给自足并增进国家财富，由此引发的生物扩张深刻改变了全球生态及新旧世界的格局。而帝国博物学路径下认知和实作两个层面的空间范式，是以人类中心主义和机械自然观为理论基础的。
（推荐人：段伟文）
【经典逻辑、自由逻辑与空词项】胡泽洪、邓雄雁《世界哲学》2017年第3期
该文站在现代逻辑视角较为全面深入地比较和分析了经典逻辑与自由逻辑对空词项的不同处理策略：经典逻辑对空词项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自由逻辑对空词项采取的是一种积极态度。由于自由逻辑对空词项问题采取的积极态度，从而使它在解决空词项问题上比经典逻辑具有更多的逻辑和哲学上的优势。
（推荐人：杜国平）
【金岳霖“范围逻辑”的扩充】杜国平《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金岳霖先生在193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范围的逻辑》的文章，该文发表后，正如金岳霖先生晚年所慨叹的“如石沉大海”“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反对”“难免大失所望”。本文继续金岳霖先生80多前的学术探寻，对金岳霖先生的学术问题作出一个隔世回应。金岳霖构建的范围逻辑是一个关于范围的演算系统，对之进行扩充，可以形式描述“道德是红的”这样的废话语句，也可以描述诸如“道德无所谓红”等涉及范围的语句。在范围逻辑的扩充系统中，还可以给出上述语句的语义解释。扩充范围逻辑为解决罗素悖论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新视角。
（推荐人：罗慧）
【正规模态集合论悖论及相关问题】张建军《逻辑学研究》2017年第3期
本文通过对模态集合论与模态哲学前沿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基于带等词一阶逻辑、公理集合论和正规模态逻辑“自然结合”的“正规模态集合论悖论”。文中证明，正规模态命题逻辑如同一根“魔杖”，一旦将之引入经典集合论，即把本来可以容纳偶然关系的集合论，变为断言“所有关系皆必然”的宿命论理论。这个悖论的揭示与澄清，可以清晰说明区分“实体-实体关联”与“实体-属性关联”及据此引入“广义逻辑真理”概念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本文并在此基础上对“逻辑主义”理念的重塑和“本质主义承诺”“偶然同一性”与“对象增殖”三大模态哲学疑难问题的化解，进行了新颖而富有启发意义的研讨。
（推荐人：杜国平）
【亲子互动中的语用论辩】黄华新、叶颖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亲子论辩是亲子互动的表现形式之一，良好的亲子论辩往往会对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和儿童心智的健康成长产生重要影响。从语用论辩理论与论证图式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亲子论辩，是一项值得尝试的工作。亲子论辩涉及论辩的方法、策略、技巧和准则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就父母而言，应致力于提高自身和孩子的说理能力；对研究者来说，可以考虑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认知能力，开发相应的语言与思维训练课程。亲子论辩研究应多角度、多层次地关注儿童说理能力的培养和家长论辩水平的提升，播撒更多理性思维的种子。
（推荐人：杜国平）
【概念结构理论】刘壮虎《逻辑学研究》2017年第3期
本文是国内学者对概念理论研究的新贡献。作者将概念作为初始出发点，按照概念结构整体论的观点，在思想-概念-语言三者统一的基础上，建立概念结构的形式理论，讨论其基本性质及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若干相关的问题。实际使用的推理，比我们通常说的逻辑推理要更广泛，本文建立了依赖于语言的相对主体的推理，并根据这种相对的推理建立相对的一致性概念，进而讨论不一致信念集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本质上等价于三段论推理的标准规则，证明其是可靠和完备的。这说明了三段论推理可以在概念结构理论中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词项的同义是语言学中的重要问题，按整体论的观点，比同义更一般的不可分辨性更重要。本文给出了概念的不可分辨性定义，并讨论了其在语言中的表现；同时在概念结构的形式理论基础上，对不同语言间的翻译也进行了初步讨论。
（推荐人：刘新文）
【皮尔士存在图的线性记法】刘新文《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皮尔士存在图是现代逻辑诞生时期对量化理论和模态逻辑等领域的贡献。存在图二维记法的一个变种——线性记法——是自皮尔士以来的一个研究方向。相对于二维记法的存在图系统，线性记法的存在图所受到的关注较少，其中以E.哈默（Eric Hammer）的工作最为系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哈默分别研究了存在图系统第一部分Alpha图和第二部分Beta图的线性记法，为Alpha图建立了形式系统并证明了系统的完全性定理，而对Beta图则只研究了句法和语义方面。针对后者存在的问题，本文对哈默的记法进行调整，以期修正其中的失误。
（推荐人：罗蜇）
【皮尔士谜题的范畴类型逻辑解析】贾青《哲学动态》2017年第10期
皮尔士谜题关注的是自然语言及其形式化表达式真值不一致的问题。本文在概述皮尔士谜题的基本构造及其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借助范畴类型逻辑技术手段，给出这一谜题的语言学解析方案，以便进一步说明皮尔士谜题出现的语言学原因。自然语言中的表达式往往具有不止一个范畴，虽然在具体语境中，我们通过语句的句法分析，能够给出大多数表达式的确定范畴，但还是有很多特殊情况使得我们无法确定某一表达式的范畴，从而造成唐词甚至语句的歧义。通过范畴类型逻辑这一技术工具，我们能形式地刻画出唐词在不同范畴指派下所导致的语句的不同句法构造，进而展现唐词不同范畴对语句句法构成的不同影响。可以说给定自然语言中表达式的明确范畴、了解自然语言语句的句法构造，是避免皮尔士谜题的关键所在。本文使用范畴类型逻辑中的形式化手段对自然语言语句的范畴进行标记，展示出自然语言语句在句法上的毗连生成过程。这有助于更为清晰地了解和刻画自然语言表达式的构成过程以及不同范畴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推荐人：刘新文）
【概称句词项逻辑系统GAG与Gaa的完全性】陈星群、周北海《逻辑学研究》2017年第2期
GAG与Gaa是基于“概称句是表示概念内涵的句子”这一观点而给出的概称句逻辑系统。这两个系统在涵义语义下是可靠的，但是完全性证明空缺。通过完全性证明，作者发现需要对原来的涵义语义加以修改，从而提出涵义语义结构的一般形式，进而给出全涵义结构和实涵义结构。实涵义结构的框架部分不能完全独立于被解释的语言，因此实涵义结构是符合认知主义语义观下的语义构造。长期以来，受经典逻辑影响，实在论语义观在逻辑学研究中根深蒂固。实涵义结构的提出，对这类逻辑研究的哲学基础提出了反思。
（推荐人：谢红梅）
【塔斯基论自然语言的不一致性】周志荣《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4期
论文探讨了塔斯基关于自然语言的不一致性的论证是否的确证明了自然语言的不一致性。塔斯基的不一致性论证表明，自然语言由于蕴涵说谎者悖论因而是不一致的。索姆斯认为塔斯基的论证不仅证明了自然语言的不一致性，还表明存在真的矛盾。格瑞·雷和帕特森则论证说塔斯基没有证明自然语言的不一致性。三者都误解了塔斯基的论证，即误解了它在塔斯基的真谓词的不可定义性论证中的作用、它的出发点和它能得到的推论。在塔斯基看来，自然语言的不一致性是由它具有普遍性这个经验事实所导致的。通过重构塔斯基的论证，表明该论证并不需要预设包含说谎者语句的T-语句是真的或可断定，也不需要假定矛盾本身是真的或可断定。
（推荐人：朱松峰）
【中国上古器具观念的哲学发生】刘成纪《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8期
在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研究中，传统工艺性器具的价值一般被分为两种：一是实用，二是审美。但就中国上古器具作为礼器的特性来看，它更重要的价值却在于象征。换言之，在中国社会早期，人类制器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实用和好看，而是要以此为基础引申出更深广的哲学意义。像《周易》的“制器尚象”和孔子的“器以藏礼”之论，均是将器具作为天地人神之思的载体来看待。同时，由于器具价值所展现的哲学性，与此直接相关的器具制作活动也不是一般的技术或艺术劳动，而是包含着对道器和道技关系的深刻省察。这样，对于中国先秦器具及相关制作技艺的哲学研究，就成为对一般美学和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深化和拓展。
（推荐人：徐碧辉）
【人生论美学与席勒人性美学】张玉能《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席勒的美学体系是一个人性美学体系，它是以人性为中心的美学体系。这个人性美学体系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人性分裂的事实，它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古希腊时代的人性完整。恢复人性完整的必要途径是美和艺术的审美教育，其理论根据是对人性的分析所得出的人性的三种形态：感性的人（自然的人），审美的人（自由的人），理性的人（道德的人或政治的人）。它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人生论美学是息息相通的，从王国维到蒋孔阳，皆借鉴席勒人性美学思想体系，逐步完善了中国人生论美学，而蒋孔阳更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新型的人生论美学。
（推荐人：徐碧辉）
【后电影状态：一份哲学的报告】姜宇辉《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
在《电影2：时间-影像》的最后，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曾大胆预言，新时代的数码影像的兴起必将带来哲学思想的深刻变革。本文从这个启示性洞见出发，结合电影学界晚近以来围绕“后电影（post cinema）”所展开的论辩，进一步探索了艺术和哲学相互联结的可能性。作者在文中不仅大量参考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更在跨学科的比较视野中将哲学的思辨与作品的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处处显露出对当下时代的困境与契机的关注。
（推荐人：莫伟民）
责任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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