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吴晓明《世界哲学》2018年第1期
马克思对现代性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现代性意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而言，马克思使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进入到批判的把握之中。这样的本质-根据，一方面是资本——作为物质动因构成现代经济生活之支配一切的权力，另一方面是现代形而上学——既作为技术的本质，又作为一般的观念形态以构建现代世界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双重的；而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是以超越知性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同时也是以充分占有现代性成果的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实践定向的。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将“体会到异化”提升到“历史的本质性”中去。所以马克思的“哲学”依然作为“思想母体”在我们的时代中起作用，确切些说，依然在问题架构和意义领域中统摄着当代世界的理论与实践。
（李俊文）
【马克思与人类文明的走向】丰子义《北方论丛》2018年第4期
伴随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需要马克思的思想引领。马克思所面对的时代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就时代性质、时代问题、时代逻辑而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分析仍适用于今天的时代。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的一些基本立场、观点，如关于文明本身的理解，关于文明追求的目标，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必然要求，文明进步的条件与环境，文明发展的规律与道路，文明的交流与传播等的基本理论主张，均有其重要的当代价值。要发挥马克思理论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引领作用，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展开研究，但就其一般原则说来，重要的是在理论与实践中，亦即从问题的研究中，从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从不同理论的比较中来彰显其当代价值。
（蜇泰）
【基于文本深入探寻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聂锦芳《理论视野》2018年第4期
全面、系统的文本解读，能够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马克思形象，并形成对马克思思想及其意义的新理解。从起源上看，充分了解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是客观而到位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的前提。而在德国遇到的一系列与启蒙思潮、浪漫派学说、自由主义等理念相矛盾的现实问题，为他变革哲学思想开启了方向，这一变革的完成则是通过他与鲍威尔的几次论战。另外，对“巴黎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手稿》等或尚未引起重视或毁誉不一的著作进行深入讨论，给予其客观的历史定位，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理解更加客观、标准，也有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李俊文）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何中华《文史哲》2018年第2期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学理上的可能性。在时代性维度上，儒学的前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使两者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有其会通的机缘；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条件。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的严重受挫，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显露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弊病，使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实有层面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实现。儒家的“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都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
（李海涛）
【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坐标与原则】任平《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涉及古今中外四个变量，因而至少构成三组对话关系：全球文明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创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以史为鉴，将其建立在深刻总结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同时还要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分。整体性继承原则就是要整体继承中国哲学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总解答的哲学风格、特色、精神风骨，并继续推向前进；整体继承一切中国传统哲学中各家各派真正有价值的、有当代文化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原则、命题、话语，形成“接着讲”的当代话语形态。它是一个整体框架的转型，也是文化立场、文化态度上从西方文化本体向中国文化本体的重大转变。
（李俊文）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新审视：以“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为视角】鲁克俭《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抛开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议题，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只剩下图式化了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以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为视角重新审视唯物史观，一些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并能更好理解马克思的“原初社会”概念——这里的社会是工业社会；基于生活实践的“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相互生成；有别于卢梭、霍布斯和洛克之社会契约论的“新社会契约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全面理论证成。重要的是，只有从“个体与社会（共同体）”关系这一更高的层次入手，才能突破主客二分的逻辑，真正解决第二国际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等有关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非决定论的对立。
（李俊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刘同舫《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全球化及其治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世界秩序结构的改造与提升，也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不同社会形态基于互利共赢的基本导向和价值理念共同推进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和图景。它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促进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以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并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世界景象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智慧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效应，创造了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新路径，使其具有新的思想形态，同时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将实现自身的理论目标和价值追求，必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
（李俊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飞跃】鲁品越《哲学动态》2018年第3期
“世界历史”是贯穿在马克思主要著作中的重要思想。资本无止境的增殖过程不断将整个世界卷入资本的循环圈，由此产生了资本全球化过程，使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历史”的“总体性”的形成看作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是“世界历史进程”，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是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将这一理论转化为实践，并且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引导人类顺应时代潮流，遵循历史规律，用新型世界秩序逐步取代当代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蒙）
【《资本论》与现代世界历史】邹诗鹏《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影响了现代世界历史的《资本论》不只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历史与政治理论著作，其卓越之处特别表现在，以学术理论的方式批判和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既有道路，不仅预示着自由主义传统的现代变革及向帝国主义的转化，而且积极地指向和引导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独立解放运动。《资本论》没有专题探讨中国革命，但中国革命及由此开辟的中国道路不仅属于且进一步开拓了它所构想的世界历史新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态势愈加显著。在最初被动地卷入全球资本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空间后，中国即开启积极的改革开放大业，经历较长期的资本吸纳及国家建设，确有理由开启世界文明的新类型——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类型。
（李俊文）
【回归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路】王南湜《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3期
近年来，一部分学者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误读为哲学性的意识形态或以道德批判为主导，这种理解方式使其看起来批判之势颇为浩大，却遮蔽了真正具有更强穿透力的科学批判维度。因此，有必要回归马克思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系统性开启的《共产党宣言》，进而通过辨析以往对于《资本论》之误读，澄清《资本论》之批判主旨，以为重构当代真正富有力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发出新的可能性。由此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所全力揭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在现实历史中的遭遇，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这里需要重视马克思在讨论这一规律时所设置的条件，即抽象的单一市场，而非具体的现实世界市场。如果要对利润率下降规律进行实际验证，或者要从关于“资本”的一般性讨论进展到“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将这一规律在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具体化；或者需要使得整个世界市场成为接近于单一化的市场。
（李俊文）
【商品问题与《资本论》解读史上的三段公案】杨淑静《哲学研究》2018年第11期
《资本论》研究形成《资本论》的解读史。在《资本论》的解读史上，有这样三个非常重要的公案，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围绕着商品问题而展开的。奈格里公案引发我们追问商品概念在《资本论》中到底具有何种意义和价值；詹姆逊公案理清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三章（从商品到价值），马克思到底要揭示什么；柯尔施公案试图澄清为什么《资本论》的理论主题是商品拜物教而不是剩余价值理论。三个公案再一次强调了对《资本论》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商品概念。商品是决定马克思《资本论》理论本质的核心问题。
（荆雨）
【《资本论》及其手稿对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矛盾观的深化】唐正东《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所阐明的是历史观层面的内在矛盾观，主要说明的是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形式。而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阐明的是资本逻辑这种具体问题分析层面的内在矛盾观，主要说明的是资本关系本身的发展过程是如何把内在矛盾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强调马克思的内在矛盾观在后一层面的转化或深化，不仅对于我们在学术辨析的维度上正确认识国外学者在《资本论》解读中的相关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自觉地把握当下社会实践活动的规律性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曹立群）
【偶然性与历史的行动者：基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解读】方珏《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无论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究竟是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论，抑或对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论争，都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理解，这些不同理解都与马克思哲学在面对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关系这样一个贯穿于哲学史的根本理论难题时的理论态度相关。本文回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偶然性概念的厘清与改造，指出马克思哲学与一种非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的联系，并指明这一传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了新的发展。
（朱松峰）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想转向】程广云《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由此从政治解放转向人的解放，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马克思从总体上揭示了现代性所建构的现代社会-政治基本结构，决定人的双重生活方式、双重存在方式。马克思在结构多维、过程流动的人类社会历史中把握人的本质。人的解放就是人的双重本质合一，亦即人的双重存在方式、双重生活方式合一，这就必须改变现代社会-政治基本结构，重新建立社会和国家的统一，国家（非政治国家）复归于社会（非市民社会）。这就是社会革命，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解构现代性的原则和方法。
（王嘉）
【论马克思的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宫敬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通行哲学教科书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表述似乎已成定论，然而检视马克思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便可明了，这些表述有缺陷，大量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命名为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包括：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劳动哲学本体论、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围绕如何认识社会历史问题而展开，结果具有方法论性质。劳动哲学本体论是马克思思想整体的哲学基础，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完成了哲学本体论思想史中的革命且大功告成。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劳动为本体来看待人及其历史，就人论人地理解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是错误的。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劳动的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是马克思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艺特点的理论成果之一。
（张燕京）
【辨析与辩护：马克思的“反道德论”探考】吕梁山、郝淑华《江海学刊》2018年第3期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针对道德问题似乎存在自相矛盾的阐述。一方面，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他明确否定道德的内容，当代西方学界特别是英美等英语国家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研究的学者据此认为马克思是非道德论者，甚至是反道德论者；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充满着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因此，澄清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将这个问题放在唯物史观的大背景下予以探讨，可以从两个方面作出澄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什么并未建立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与传统道德在立论基础上的根本对立；马克思正是在反对把抽象的道德观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指导原则的意义上是非道德论者。
（王国富）
【扬弃与超越：关于唯物史观“道德困境”的辩证思考】刘立东《江海学刊》2018年第3期
马克思建立的唯物史观与其道德观点存在着内在矛盾，这构成了唯物史观的“道德困境”。它表现为三种根本性质疑：第一，唯物史观作为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学说，不具有道德属性；第二，即便唯物史观具有道德属性，它也是道德相对主义的；第三，作为人类历史最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因其超越阶级和国家，因此是超道德的。只有通过辩证法才能理解唯物史观的道德性，从而化解其“道德困境”，而理解辩证法的重心在于对其现实根源即生命的辩证本性的领会。
（王国富）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黑格尔实践观的继承和改造】吴猛、刘丹琦《理论探讨》2018年第6期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实践”的两个规定，即目的性和对于对象的改变。但恩格斯同时对“实践”概念作了重要的改造：实践能够克服自身局限性并证实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改造的前提在于，在资本主义时代，实践的基本方式是作为历史性实践的工业和实验，二者不仅是现存世界的基础和一切认识活动的前提，更为现存世界的改变提供了真正的“善”的维度，即作为整体性秩序之基础的生产力的自我保持。这体现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内在包含的社会性维度使得这个时代的生产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冲突，将导致整体性的社会性力量最终取得胜利的社会革命。
（毕芙蓉）
【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状的思考】汪行福《哲学动态》2018年第10期
国外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在近40年的发展中，其理论研究愈加贴近前沿，研究机构不断壮大且特色越趋明显，经历了重塑正统、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流、多元发展三个发展阶段后，不断释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潜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因此，如何正确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核心问题是多样性和同一性的关系问题，以及是否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式解释现实、按马克思的解放意图来改变世界则可以作为其理论坐标。未来，面对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我们既不能无原则地接纳一切，也不能狭隘地根据已有理论加以排斥，而应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它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哪些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内容；二是它对当代社会的批判和人类解放的理解可以给中国改革和发展提供什么样的积极思想资源。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领域的研究走向真正的自觉。
（李俊文）
【如何理解国外后马克思思潮】毕芙蓉《枣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后马克思思潮是以后现代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的一种解答。后现代思潮是“二战”后反思理性主义、反对权威政治的产物，其特征为反形而上学、反对绝对理性和客观性，而对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德里达的幽灵学、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政治等后马克思思潮。总的来看，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后马克思思潮，后者仍然保留了前者的政治批判性。
（范春燕）
【三种“辩证法”概念：从《启蒙辩证法》到《资本论》】刘森林《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肇始于苏格拉底的为了消除恐惧、构筑绝对安全、封闭理性系统因而往往走向传统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因为追求绝对、纯粹而导致自否定和自悖谬的“辩证法”，以及对这两种辩证法保持批判反思态度并坚持开放性的“辩证法”，是《启蒙辩证法》依次反思过的三种辩证法，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思过的三种辩证法。而尼采的辩证法批判和黑格尔对绝对形而上学的追求，在回归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意义上被整合、被超越。
（李海涛）
【从思之道德到正确生活：论阿多诺道德哲学的实践向度】罗松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2期
阿多诺道德哲学意在探寻“奥斯维辛之后”正确生活的可能性，为此他提出了通向正确生活的两条路径，它们之间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一是思想层面的彻底批判与反思；二是铭记历史，致力于再启蒙的教育。与此同时，阿多诺所思考的正确生活图景与本雅明经常提及的辩证意象有相通之处，即坚持彻底批判精神的思想者在面对错误生活时产生震惊进而将其悬置，由此确保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人类灾难永不重现，并由此开启通向正确生活的可能性。因此，如果要从肯定的角度来谈阿多诺所理解的正确生活，它应是自由而自主的个体所拥有的具有实质内容、拥有人格尊严、生命体验充沛的个性生活；即便这种有意义且有尊严的生活尚未成为现实，但作为不妥协批判者心中的“理念”，它仍然具有某种实践意义。
（毕芙蓉）
【早期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以意识形态批判为中心】冯波《哲学研究》2018年第11期
学界习惯上把早期阿尔都塞的学说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总体而言是斯宾诺莎主义的，这一点在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重要。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断裂性理解源于斯宾诺莎知识论对知识种类的划分，马克思的反经验主义源于斯宾诺莎唯名论对观念与对象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对主体概念的拒斥是斯宾诺莎反目的论的理论结果。晚期阿尔都塞对其早期的斯宾诺莎主义展开过深刻的自我批评，但他并未因此放弃斯宾诺莎主义。阿尔都塞绕道斯宾诺莎来解释马克思，开启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政治理论的斯宾诺莎复兴思潮，因此对当代西方左翼的研究就有必要厘清阿尔都塞理论，尤其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的斯宾诺莎主义。
（李海涛）
【视差逻辑与齐泽克的辩证法】严泽胜《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
齐泽克受日本理论家柄谷行人的启发引入“视差”概念，并尝试对其进行理论化，以便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当代复兴提供一种理论可能性。视差原是天文学术语，指由于观察者视角的变化而使被观察的天体在某一背景下产生明显的位移。齐泽克对此标准定义进行了某种“哲学扭曲”，使视差由主体主观性的视角差异转换成对象本身在存在论层面上与自身的差异。通过拉康的凝视理论，齐泽克分析了这一转换的成因，即主体对现实产生的视差分裂，不是由于视角不同或由于知识的局限不能全面认识完整现实，而是因为主体自身的真实存在作为不可见的凝视（污点或盲点）刻入了自己建构的现实，由于污点或盲点的存在，使得现实总是未完成和不确定的，总是与自身不一致而产生“最小差异”。视差逻辑正是这种“最小差异”或“纯粹差异”，它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颠覆性内核。
（朱松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性：对西方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谬见的回应】汪信砚《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者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表了两种谬见：一是“异端”论，即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二是“复制”论，即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制品”。两者都否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国特性的合法性。其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性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根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国特性的合法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目标所决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中国特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吴昕炜）
【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张盾《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生态文明是一个关乎政治决策和社会政策的现实问题，而且在其深层概念结构上，它还是一个关于生态正义如何建构的政治哲学问题。从现实历史反思的角度看，生态危机的发生在本质上是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与地球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一个必然结果；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看，全部生态问题的起源都应该追溯到“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一现代规划。因此，需要将整个生态问题的根源和本质追溯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体制的政治批判，并对“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一现代规划进行批判性的历史考察。这具体涉及三个方面：一种合乎正义原则的自然概念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可能；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方式及其限度何在；何为真正人之为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易于生存社会”理论对于我们建构中国式生态正义原则，乃至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
（李俊文）
【论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及其价值指向】王雨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马克思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创立“实践辩证法”和“生成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使得他在分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具有现实性、批判性和理想性内在统一的特点，从而与西方的“深绿”“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割裂自然和历史的关系，抽象地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做法区别开来。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的生态文明理论重视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的分析，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强调只有实现制度变革和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朱松峰）
【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蓝江《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理解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内涵，首先需要从本体论上看到：一般数据正在塑造出一个类似于货币这样的巨大的数字界面或平台，将一切人和物都囊括其中，而所有的对象都必须经过一般数据的中介，在数字化空间中呈现出来。经过数字化中介的行动变成了虚体，虚体是数字化界面最基本的存在单元。这意味着在存在论上，数字时代塑造出了人与人，甚至人与非人之间的虚体交往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数字资本的一般数据，是所有在数字化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出来的，而被少数数字资本家占有。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打破这种垄断，将虚体活动共同生产出来的一般数据，转化为一种共享数据，为一种真正的未来共同体铺平道路。
（张羽佳）
【消费观念：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经济哲学反思】张雄、熊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消费观念的变迁再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货币—资本—财富”发展逻辑所带来的人心智的变化与提升。人们的消费观念在改革开放之后持续发生转变，告别了传统的消费观念。最初追求现代生活时尚及审美的消费观，呈现出追求消费个性、消费自由的特点，并且出现了以货币形式满足消费欲望的心理偏好；之后消费的主体性、人本性进一步增强，然而受西方非理性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显现出消费异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受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大发展理念”的影响，出现了五种显著的追求进步的消费观念，即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共享消费、移动消费、网络化平等消费。
（李俊文）
【建构性政治与中国道路的建构性特征】罗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现代以来存在着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三种主要政治概念，但这些主要概念已经不足以揭示当代政治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用建构性政治概念来概括当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建构性政治概念强调政治在社会发展中的建构性功能，突出政治的历史使命和担当意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中国道路的成功，可以看作建构性政治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将革命政治的主体性精神转化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强大动力，政治国家以一种渐进的方式积极地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承担起社会跨越式发展引领者和助推器的使命。这是当代中国道路成功的基本政治经验。
（邓定）
【中国古典语境中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共同性话语】王中江《哲学动态》2018年第11期
东西方哲学中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共同性思想丰富多彩。中国古典语境中以“同异”（以及“一多”“共殊”“齐不齐”等）概念引导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共同性思想，既有悠久的起源，又有复杂的演变；既广博，又精深。整体上，它们是在“异”中观“同”，在“同”中别“异”；它们在不同层次上被限定，也在不同意义上被界定。完整地把握它们，有助于避免人们的单向度思维，并在文化、宗教、哲学、政治等各领域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蛰泰）
【周人的“天命”观念与“德治”理念】涂良川《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周人对殷商天命观的变革与德治理念的奠基，使其“革殷之命”的政治实践与“封殷之治”的政治布局在中国古代“道德政治”的发展史上具有开端性意义。周人变革了夏商以来的天命政治神学，开创了中国“道德政治”的传统。周人政治哲学在革除夏商天命观念神学内涵的同时，将民心、民欲与民情上升为与“天命”齐观的形而上层面，形成了“天”与“民”互释的“德治”理念。总体而言，周人“顺天应人”的政治创制，实现了“以小治大”的政治宏图；“以德配天”的政治修德，把握了“天命靡常”的政治变迁；“再造民心”的政治探索，提升了“民欲”“民心”的政治意义。把握周人的“天命”观念与“德治”理念，既是呈现周人政治哲学原像的理论探析，更是开显中国“道德政治”的思想寻根。
（荆雨）
【从《左传》到《荀子》：作为人道的礼的展开】王沁凌《现代哲学》2018年第6期
“礼仪之分”是春秋时代的重要问题，它将礼提升到与人类文明同存亡的崇高境地，并将民与天地的联系以礼乐文化的复杂而有条理的形式呈现出来，且涵盖了人受生而有的欲望活动所引发的“六志”调和的要求。这一思想线索显露于春秋之际，多见于《左传》所记载的言论，后为荀子所继承，并在荀子那里发展为对礼的起源和人性的探讨。荀子认为，礼作为“人道之极”代表了社会文明对自然状态的改进成果，划定了人的现实欲求活动的调适满足的范畴；而圣人作为“道之极”不仅具体而微地代表了礼乐文明的意蕴与精神，其后天的思虑也限定了礼乐体系这一范畴在历史处境中的实现程度。
（陈声柏）
【儒家天道政治哲学发微：兼论儒学的科学性】彭永捷《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从政治哲学角度解释中国思想史中的天道观念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路径。天道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人道取法天道，“推天道以明人事”，是中国哲人主要的致思方式。在天道哲学发展史上，孔子赞帝尧“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中庸》之“成己”“成物”，孟子之“尽心”“知天”，《易传》之“各正性命”和天人合德，《礼记》和《荀子》论礼之本，是先秦儒学天道政治哲学的主要思想节点。至宋代理学，儒家的仁学政治哲学与天道政治哲学进一步融合，而儒家天道政治哲学中所包含的社会科学性质，被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与“天人合一”所表述。儒家天道政治哲学体现了儒家学派的思想传统：将人间法安立于自然法，将人生安顿于因循天地万物自然之理，将治道奠立于儒家社会科学依据大尺度历史总结的常道。
（邢雅杰）
【“周礼”的哲学解释与德政的主体奠基：孔子政治哲学新探】宋宽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关孔子的政治哲学与“周礼”之间的实质性思想关联，似乎还未给出一种足够合理的解释，而黑格尔有关哲学与时代之关系的著名论断，为我们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富于启发性的视角。实际上，孔子的政治哲学乃是对“周礼”之合理性的理解和解释的结果，而这种对于“周礼”的哲学理解和解释的主要表现就是“德政”思想及其原则论述。相对于“周礼”，孔子的政治哲学显然就是密纳发的猫头鹰，但是强调“德礼”优先于“政刑”的“德政”思想，具有将“政刑”或者法家思想包容于自身之中的内在思想潜能，“以儒摄法”的儒家政治哲学也成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形态。
（刘增光）
【从论才三章看孟子的性善论】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孟子所谓人性之善，不仅是一种理论的可能性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且具有存在性的先天内容。《告子上》第六、七、八章，被称为孟子“论才三章”。其中所言之“才”，是在“与人相近”的好恶之情上呈现人的“良心”或“仁义之心”。良心以“好恶”迎拒事物，必缘境而显现为当下性的种种“端”。孟子举四端为例说明此“端”的逻辑内涵，但所谓“端”，并不局限于“四端”。人心诸“端”既非某种预设性的现成天赋道德情感，亦非某种由积习而成的经验性情感。“端”是人心作为“能、知”共属一体的原初存在方式，在具体境域中的一种当场性和缘构性的必然情态表现。它表明，人心不仅在理性上具有对仁义诸道德规定之“同然”，而且在情感实存上内在真实地拥有仁义，具有实现善之先天的才具。故孟子所谓性善，是一种具有存在必然性的本善，而非仅具某种可能性的向善。
（蛰泰）
【老子对“古之道术”的传承和哲学提升】白奚、王阿芳《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
《老子》中有很多思想观念都传承了前人的思想经验，老子对这些“古之道术”进行了关键性的理论提升，使之凝聚为富有哲理的命题，由经验形态的思想观念上升为系统的学说理论，成为了道家学说的重要理论内容。本文考察了老子“贵柔尚弱”“谦下不争”“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功遂身退”思想的理论来源，分析了老子如何对这些古老的生活经验进行了理论提升，使之由应用之“术”提升为哲理之“道”，发展为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本文还还原了老子思想的本义，强调避免用“以柔克刚”“以不争为争”“欲取姑与”“激流勇退”等后起的应用义、引申义来理解老子本人的思想。
（王嘉）
【道法之间：黄老政治哲学的思想空间】郑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道法”脱胎于“德礼”乃最深刻、最能体现时代精神且最耐人寻味的早期思想史主线。与礼崩乐坏的历史进程如影随形，真正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法”肇源乎周礼之更张，或者说最初的“法”乃是“礼”的调节、修正和补充；然而伴随着变法运动——亦即“法的出现与成长、法的制度化发展和法的精神的滋育”，“法”逐渐摆脱了“礼”的束缚而具有了独立性，这本身就具有创造新历史、开出新风气的历史意义。重要的是，独立于“礼”的“法”更与“道”的概念及其理论不断交涉联结，建构起道法之间的广阔思想空间。如果说道的概念及其理论是春秋战国之交哲学突破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么游刃于道法之间的政治哲学思考则是黄老学的独特创发。
（刘增光）
【道家在先秦的发展轨迹】张学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先秦道家发展轨迹大体上可以作这样的追溯：老子以虚静为入路，以道法自然为核心，以守柔谦下为归趋，奠定了后世道家发展的基调。杨朱的“贵己”是道家在养生论上的直接体现。庄子扭转了老子主要着眼于宇宙根本法则的致思方向，重点对人的存在状况进行哲学描述，内七篇可以视为这一主题的逻辑展开；其描摹方式和语言运用是他的思想的适切表达。黄老的“道生法”和对刑名的重视，是道家在治术方面的合理推演。作为儒家入世的、刚健的文化类型的对应，道家始终以其隐世的、阴柔的特质，与儒家相辅而行、互补共存。这是中国文化品格的重要来源。
（蛰泰）
【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思想渊源】任蜜林《现代哲学》2018年第2期
据史书记载，董仲舒所治《春秋》是公羊学。《公羊传》应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在其以前传经学者的基础上综合成书的，大概形成于战国末年。就孔子弟子看，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最为密切。子夏之后，孟子、荀子对《春秋》重“义”的思想都有论述，而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最重视此种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对公羊学也有重要影响。此外，齐学对公羊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形成。
（蛰泰）
【朱、张思想异同及理学演变：《癸巳论语说》之辩与《四库提要》之误】许家星《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
张栻《论语解》是在与朱熹的切磋中反复修改而成的，由此形成了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四库馆臣无见于此而得出的朱张意气之争、朱子之辩未足为据等观点不合事实。朱、张《论语》之辩反映出二者为学之别：南轩尚固守谢、杨之矩步，囿于以理学解经；朱子则突破洛学，会通汉学，着手建立融理学与经学、汉学与宋学为一体的经学新典范。朱、张之辩启示我们，应以历时动态的眼光来理解学者的思想演变，对理学思想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持有相应的认识，如朱、张学术理念的差异直接影响了理学思潮之消长演变，且于今日儒学之述作仍具参照意义。
（蛰泰）
【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陈来《文史哲》2018年第4期
朱子《太极解义》有三个本子：第一个本子是乾道庚寅（1170）朱子完成的初本，见于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虽非全本，亦可窥见大概；第二个本子是乾道九年（1173）定本，淳熙末刊布，即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所载《太极解义》；第三个本子是今传通行本，如《朱子全书》所载的《太极解义》，是朱子晚年最后改定本。三个本子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本子的定稿。此本的定稿，曾广泛吸收了张栻、吕祖谦的意见，其中根本性的理论贡献来自朱子，但它既是朱子本人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乾道后期道学的理论共识。朱子的太极论不仅有宇宙论意义，也有心性功夫论意义。其宇宙论意义是“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心性功夫论意义是“要于常运中见太极，常发中见本性”。太极是天地运化的主宰，又是人心发动的本性，太极论就是要人在运动发见中认得太极。但是天地的主宰不能离开运化的过程，人心的本性也不能离开心的发动，这个关系应该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故应当即动静求太极，即已发求未发，即其运化发动之中求见太极和本性。
（蛰泰）
【祖宗、变法与道学：试论朱子的本朝史观】赵金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文章从祖宗、变法、道学等多个角度出发，论述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哲学家朱熹如何观察他所处的时代，探讨朱熹的“本朝史观”。朱熹希望本朝能够从道学出发回复三代，他对本朝祖宗的认识、对庆历和熙宁两次变法的认识均与此有关。在他看来，只有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学术的基础上，只有通过道学知识分子格君心之非、“得君行道”的努力，才有可能在本朝重新回复三代。
（蛰泰）
【论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王琦《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经筵讲稿与帝学教材，为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该文关注了经筵讲义这一新的研究领域，通过宋代士大夫与帝王以经筵为平台的互动交流，系统地梳理了经筵讲义在宋代兴起与发展的逻辑轨迹。作者指出，帝王因经义以求治道的需要，表现出对经筵官解经的“义理”偏好，从而促使了经筵讲学由尊“注疏”到尚“义理”的学术风尚的转变，经筵讲义也随之应运而生，至南宋时蔚为大观，并影响至学校教育。由于经筵讲义是适应帝王以“学”求“治”需求而产生的新经学体例，承载了士大夫以儒家经旨义理教化帝王、致君尧舜的理想追求，因而它又具有发挥经旨义理、感格君心，联系帝王实际、语含劝诫，讲说形式自由、语言通俗，建言朝廷时政、经世致用等特点，呈现出与以章句训诂为重点的士大夫之学不同的“义理”特征与“帝学”色彩，是帝学形成与理学发展的关键环节，体现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易显飞）
【王阳明修身工夫论的路径与特色】陈立胜《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5期
王阳明工夫论与儒家修身传统关系密切。他将朱子“察之于念虑之微”工夫标举为“根本工夫”，由朱子之“独知”而直接转化出“良知”，借此扭转了朱子学的外骛之弊，格物工夫遂聚焦于“格念头”，格物者的生命成了修炼的对象。他提出的“致良知”与陆象山“先立乎其大”工夫本体一齐点出，均有简明直截、鞭辟入里的风格，但“致良知”三字，不犯典要、不落格套，“先立乎其大”则有落入典要之嫌疑；在立志改过工夫论说上，象山“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说与阳明“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说虽“差之毫厘”，却意义重大，前者坐实了刘蕺山“知是知非”落入后手之批评，后者则可从现象学“内意识”角度得到有力辩护。而在成圣这一修身目标上，阳明的圣人图像与宋儒相比则发生了“上提下拉”的变动：“上提”系指圣人图像中“无”的一面得到充分彰显，明道所营造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无滞、无着、无执、无染的面向至此已天机尽泄；“下拉”系指阳明圣人观中的平民化趋势，个个心中有仲尼、见满街人都是圣人诸如此类之说法遂不胫而走。
（秦际明）
【由训诂通义理：以戴震、章太炎等人为线索论清代汉学的哲学方法】陈少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汉学与宋学之争，兴起于清代。汉学擅考据，宋学精义理，各有所长。宋学与汉学是经典研究中追寻意义的两种方法，都力求揭示蕴含在经典文本中的义理。汉学重训诂不仅有助于思想史的还原，还可以提供一条不同于宋学的探索义理之路。按照章太炎的语言缘起说，训诂具有解蔽见道之功用，是治学之基本功。借助训诂展开的哲学史探寻，不仅能发挥解构形上学的作用，而且对哲学有深耕力作之功，从而使观念的图景不断充实与整合。在中国哲学史上，汉学是借助字义澄清义理，宋学则是透过语义构思义理；汉学是对思想源头的挖掘，宋学则是思想景观的构筑。总结清代汉学的哲学遗产，绝非主张退回传统的训诂学领域，更非在汉宋之争中为一方摇旗呐喊，而是在展望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时回望传统的一个必要环节。
（秦际明）
【经学与理学之间的戴震】盛珂《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
戴震身为反对理学形上学的主要代表，却深受理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他采用了宋明理学“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理论结构，确立了人的内在性——“血气心知”与世界的外在性——“气化流行”之间结构上的同一性，并由此建构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同的是，他把这种同一性的基础，由宋明理学的超越本体转变成了经验性“阴阳五行”的“气化”，由此实现了对于人的欲望的肯定和对于经验性知识的容纳，即对于“应事”的要求，实现了儒学的世俗化和知识化转向。然而，离开了作为本体的天道，秩序的肯定与建构就需要求助于“经学”传统对于“经”的权威的承认。天地之道，就蕴含在圣人的经典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经学的研究就成为了解圣人之道的最直接的途径。戴震在理论上重新证明了经学的重要性。因此，戴震的理论是在经学与理学之间，依附于经学的权威性，采用了理学的理论结构，建立起来的一套新的儒家理论体系。
（王嘉）
【心理之间：本体的主体性与本体的理想性：以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为中心】李维武《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
20世纪30—40年代，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成为现代新儒学哲学家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代表性成果。这些体系分别承继了宋明儒学中的心学路向和理学路向，在这两条路向的分歧与互动中，对本体的主体性与本体的理想性作了不同阐发。熊十力重“心”，强调本体的主体性；冯友兰重“理”，凸显本体的理想性；贺麟则主张“心即理”，把本体的主体性与本体的理想性结合起来。这些体系由此呈现出“心”—“理”—“心即理”的哲学思想开展的螺旋上升运动。通过考察这一运动，不仅可以把握这些体系的建构思路、哲学内涵及其思想联系，而且可以了解现代新儒学哲学家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内在逻辑。
（吴昕炜）
【孔子之两翼：牟宗三论孟子与荀子】王兴国《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牟宗三从中西方哲学文化比较的视野，重新探究了孟、荀哲学思想，澄清和消除了宋明儒对于荀子的误解与毁谤，保留和汲取了他们对孟子合理与有价值的论述，将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理想与孟、荀二子的时代精神相结合。他深入孟子内在的文化生命与荀子纯智之心的特质及其具体表现，作出了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综合研究，从大关节上把握和揭橥孟、荀哲学思想的根本精神，对于孟、荀之为孔子两翼的地位和重要性进行了厘清与定位，把对孟、荀哲学思想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也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范例。
（姜明泽）
【冯契的政治哲学】朱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在冯契哲学体系中，政治哲学思想虽然不占据核心地位，却是其智慧说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的重要体现。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冯契主张哲学与政治是不可分的，政治社会发展推动哲学变革，哲学发展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支撑。在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中，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构成了时代发展的核心话题，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及近代政治哲学的价值选择路径。在政治观念上，冯契推崇近代以来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性价值，对建基于民主、平等、自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他认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并行不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方向。
（蛰泰）
【儒家女性思想的转换与现代意义】吴根友《船山学刊》2018年第1期
儒家思想传统中有一些压迫女性的观念，但同时也有一些表达妇女解放思想的观念，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平衡观念，而“男女有别”的思想经过现代诠释亦可有利于保护女性。儒家内部也有一些解放妇女的思想急先锋，如李贽等。在当代女性解放的现实运动中，合理吸收儒家的有关女性思想的积极观念，可以丰富当代女性解放的内涵。
（吴昕炜）
【再论“两种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的问题省思】吴震《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7期
按沟口雄三的“两种阳明学”之说，日本阳明学与中国阳明学属于完全“异质”的不同形态的阳明学。据此，则日本阳明学唯有特殊形态的阳明学，而阳明学的普遍性被抽离于历史之外。显然，沟口先生的问题意识源自近代日本。近代日本至少有四种形态的“两种阳明学”：中国的与日本的，右翼的与左翼的，前近代的与近代的，国家主义的与个人主义的。1896年吉本襄创刊的《阳明学》以及1906年东敬治创刊的《王学杂志》（后改名为《阳明学》）属于右翼阳明学、国家主义阳明学的典型形态；1910年石崎东国创立的“大阪阳明学会”以及机关杂志《阳明》（1919年改名为《阳明主义》）则属于“民间阳明学”，而有别于国家主义的“官方阳明学”。须指出，阳明学在与异域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其形态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然而，阳明学的思想义理有其自身的“普遍性”，如果我们只是强调阳明学历史形态的复数性、多样性，则不免导致偏激的历史相对主义。
（蛰泰）
【佛教的历史哲学】王颂《哲学研究》2018年第9期
佛教的历史哲学因在经典中缺乏明确表述，所以很少引起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佛传等文本的分析，系统梳理了佛教教义本身所包含的历史哲学和思想，批评了认为佛教缺乏历史观念的见解，指出历史观作为一条隐含的线索，对佛教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对佛陀本质的探讨、大小乘涅槃学说的转变、大乘佛教入世精神的提倡等，都有历史哲学及其思想在其背后发挥作用。本文还通过对佛教历史哲学与基督宗教历史哲学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佛教历史哲学的特色及其价值和意义。
（李卓擎）
【柏拉图的“回忆说”和“灵魂不朽论”】先刚《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柏拉图的“回忆说”和“灵魂不朽论”通常都被看作一种不具备严格的哲学真理的神话。本文试图表明，柏拉图“灵魂不朽论”真正所指的对象不是个体式灵魂，而是一种普遍必然的理性。相应的，“回忆说”的核心意义在于理性的运用，这个运用的范围不仅包括那些不依赖于经验的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更包括那些从经验出发，并把经验包含在自身之内的理性知识。
（蛰泰）
【古希腊哲学中的良心与真理】谢文郁《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通过追踪古希腊哲学对“自我意识”一词的使用，从词源学和思想史发展的角度对它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良心是从自我意识中发展出来的。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开始感受到“不义”时，人就开始追问“正义”，并寻求终极判断权。换句话说，良心问题首先是判断权问题。其次，当自我意识在善恶问题上拥有了绝对判断权之后，人才能拥有不被剥夺的良心。然而，绝对判断权和真理是联系在一起的。缺乏真理，人的判断权就是可剥夺的。我们追踪柏拉图关于真理问题的探索，以及保罗的《罗马书》对终极判断权的讨论后发现，保罗是从信心的角度谈论真理的，他认为真理是在人的理解结构不断解构的过程中进入人的思想的，因而良心所要求的绝对判断权在信心中可以得到落实。
（李海涛）
【文艺复兴以降的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吴天岳《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已有长足进展，但在部分地驱散黑暗迷雾的同时，又不断地引入新的误读、曲解甚至新的迷思。其中，哲学史家本人的思想立场，尤其是他们的现实哲学关怀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中世纪哲学的历史叙述。他们往往不加反思地将自己对哲学的先行理解投射到历史中，忽视中世纪历史语境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批判性地考察文艺复兴以来中世纪哲学史编纂的历史，无疑有助于更加审慎也更加开放地构建汉语学界自己的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同时，可以更有效地进入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和作为他者的中世纪哲学之间微妙的相互构建关系，真正将中世纪哲学研究建设成富有成效的思想对话。
（李卓擎）
【卢梭的三组范畴对现代文明的重写】田冠浩《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
卢梭开创了现代政治哲学的三个重要例外。他将自然的简朴、自足和恒久视为评判文明的标准和塑造文明的范本；他深刻意识到了理性的脆弱，转而强调德性对于政治社会和幸福人生的根本重要性；他蔑视和抨击古典经济学，主张保留经济的道德和政治品性，并通过重塑公民的欲望和荣誉感，使现代经济回归对简朴幸福和高尚人生目的的追求。卢梭思想的这些独特方面对反思和挽救现代文明的危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荆雨）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句读】邓晓芒《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最后“结论”通常被认为是全书的结论，但通过仔细阅读文本可以看出，它只是对该书第二部分“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的结论，也就是在与理论理性即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比较中并以此作为榜样而建立起纯粹实践理性本身的方法论，即道德教育的方法论。这就是首先以榜样的力量激发起学习者内心的赞叹和敬畏，但随即就应该对这些榜样进行分析，从它的各种要素中提取出纯粹实践理性的“实践智慧”并建立起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来，这样才能避免陷入独断和狂热。
（蛰泰）
【《精神现象学》的方法、结构与动力】倪剑青《哲学研究》2018年第11期
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著作是《精神现象学》与《逻辑科学》，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首先，两者的方法是同一的，这就是对事情自身辩证运动的陈述。通过这种“如其所是”的陈述，辩证-思辨哲学在概念之中把握事情本身。其次，作为意识的经验的科学，精神现象学有着复杂的层次结构：在意识内部，存在着意识和意识相关项之间的争执与颠倒；在意识的诸形态序列之上，存在着引领与提升作用的“现象学的我们”。这个“现象学的我们”就是“绝对”，它最终是在《逻辑科学》中得到自身绝对基础的。但是，这种绝对的自身奠基有着必要的前置工作，这是在《精神现象学》中才得以完成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辩护，或者按康德哲学的术语来说，是“先验演绎”。在这个意义上，《逻辑科学》也需要《精神现象学》给予合法性的演证。正是在这种复杂关系中，《精神现象学》获得了自身的定位。它是《逻辑科学》的准备与预演。
（程晓）
【黑格尔在何种意义上是反民主的】康翟《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8年第1期
近代市民社会的兴起既使得主观自由原则得以确立，又带来了个人作为市民与公民的二重化。对黑格尔而言，时代的重大问题即在于如何在包容主观性原则的基础上克服分离、重建统一。通过批判和整合英国以及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经验，黑格尔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这一国家形式处理和应对了那些形塑当今时代民主政体的基本规划：代议制、三权分立、多数民主等。因此，回到这一形式的具体建构，有助于我们把握黑格尔有关民主问题的思考，并为回应和解决当代民主实践的危机提供新的可能性。
（程晓）
【哲学话语与思想重构：从克尔凯郭尔对海德格尔的影响谈起】王齐《哲学动态》2018年第6期
海德格尔在1929年弗莱堡大学教授就职演说《什么是形而上学》当中，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引入了“无聊”“无”“忧惧”“整体”等在克尔凯郭尔著作中轻易就能找到平行对应关系的概念。海德格尔没有承认其所受克尔凯郭尔的影响，这一点遭到国际克尔凯郭尔研究界的诟病。本文无意为这种指责增添新的论据，而是通过论证提出，海德格尔与克尔凯郭尔思想之间的平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海德格尔所说“伟大的思想家都思考着相同的东西”这一观点。这个“相同的东西”就是哲学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哲学问题之下，以相同或近似的概念和不同的哲学话语所进行的思想重构。这样一来，写作方式就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与之相应，我们的阅读方式也应与写作方式相一致，以避免错失哲学家借助某种哲学叙事方式所欲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蜇泰）
【交互主体性与自然化的欲望：对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五沉思”的一种解读】郑辟瑞《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常常被认为必然会陷入唯我论，从而是一项失败的计划，其中的一个典型症候就是所谓的“躯体化疑难”。解决“躯体化疑难”的关键在于找到引发陌生经验的动机，在这一方向上的一项重要努力，是将胡塞尔仅限于触觉领域的“双重感觉”现象扩展至一切感知领域。然而，这一扩展的合法性建立在承认一个前主体的匿名维度的基础上，而这已经超出了现象学的领域。本文尝试对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五沉思”作出一种新的解读，围绕“替代”概念，表明陌生经验的动机引发基础是完备的自然化的欲望。
（齐艳红）
【反思、情感与规范性：从胡塞尔到萨特的价值现象学思路】钟汉川《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
从胡塞尔到萨特的现象学运动，在科斯嘉之外，开辟了另一条从反思出发来说明规范性的思路。在给予-所予的先验意识结构中，胡塞尔将规范性看作源于意识的观念性，并以反思的体验转换特征来界定情感，再以情感意向性来阐明价值。虽然萨特拒绝了胡塞尔反思概念上的行为把握特征，但仍在客体把握特征下来理解情感。这种情感就是焦虑，它既是对虚无的领会，也是对自由的意识。因此，萨特坚持了意识的给予-所予结构：焦虑意指着我的自由，但在自我把握之中所予我的则是价值，即我在世存在的意义。萨特对胡塞尔的价值理论的批判性阐发，虽然回到康德式规范性的思路，却部分承纳了胡塞尔的规范性框架，并与之一道证成了反思性情感的规范性。
（齐艳红）
【存在论为什么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海德格尔前期的存在论与现象学之关系再考察】吴增定《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海德格尔的早期哲学同胡塞尔现象学的关系一直是哲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海德格尔在早期著作中一方面批评胡塞尔的现象学把意识和理论活动看成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遗忘了人的具体存在；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真正的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并且声称他坚持了现象学的基本原则。文章从海德格尔的《哲学的观念与世界观问题》《现象学研究导论》和《存在与时间》等早期著作入手，详细探讨了他在什么意义上批评胡塞尔的“反思现象学”并且提出自己的“解释学的现象学”。文章同时指出，海德格尔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批评过于简单化，并且包含了不少误解。事实上，海德格尔早期关于存在和存在者的“存在论区分”的前提是存在变成了现象，也就是存在者的自身显现。而将存在者的存在还原为现象或存在者的自身显现，正是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核心思想。就这一点来说，胡塞尔与早期的海德格尔并没有根本分歧。文章最后认为，海德格尔早期现象学的根本突破在于将遮蔽或非本真性看成现象的内在要素，这既是他的现象学超出胡塞尔现象学的地方，也是他后来的哲学转向的重要动力。
（蛰泰）
【现象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再论：尼古拉·哈特曼与伦常价值质料的现象学】倪梁康《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3期
尼古拉·哈特曼属于现象学运动的边缘人物。但他的确可以被视为现象学的伦理学或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主要的和系统的构建者。他的伦理学通常会带有两个不同的名称：伦常价值的现象学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两个名字指称的是同一个对象，但重点不同：前者强调方法，后者偏重内容；前者主要与胡塞尔有关，后者则更多源自舍勒。哈特曼本人的相关伦理学思考既有助于对现象学的价值伦理学的基本要素的把握，也有助于一门价值回应的现象学的展开。
（蛰泰）
【现象学中的偶然性问题及其思想效应】王俊《哲学研究》2018年第11期
偶然性问题是由现象学开启的当代哲学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胡塞尔的意识建构和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实际性的此在分析和生存的时机化，梅洛-庞蒂的身体讨论，萨特对于存在、自由和虚无的描述，都直接或间接地蕴含了偶然性话题。在当代哲学中，现象学这一思想线索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思想效应，它在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那里呈现为“具体哲学”和“偶然的唯物主义”，继而泛化为安德尔斯的“随机哲学”或马奎德基于有限怀疑论的偶然性哲学的思想态度，展现出一种贴近生活的实践化倾向。
（王齐）
【西方现代性与哲学的危机】张汝伦《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谈论“哲学危机”本身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现象。西方哲学危机与现代性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标志是现代性思维特征的一系列二元分裂，核心是人与世界的分裂，导致了古代万物一体的世界观的终结，也导致了以对宇宙和世界整体性理解为目标的哲学的日渐式微。失去了其本质的追求，是哲学遭遇危机的根本原因。哲学危机导致哲学日益脱离现实生活，成为孤芳自赏的纯粹理论，并导致道德哲学缺乏真正的普遍性基础。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病的治疗不是要抛弃哲学，而是要纠正现代性传统对哲学的错误定位。
（叶晓璐）
【40年来的中国分析哲学研究：问题与挑战】江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该文通过对中国分析哲学近四十年的研究特点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分析哲学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历史路径、视角路径、问题路径和方法路径，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其中包括对专名与摹状词的社会意义之理解、对规范性的高度重视和捍卫自然主义的立场、对信念和行动的强概念论以及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新解释等。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目前主要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二是分析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
（王凯宁）
【《中庸》的伦理反思】任丑《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中庸》表面上拒斥极端，主张适度，实则不然。它遵循差异优先于平等的原则，固守“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藩篱，忽视人的平等与联系，推崇人的差异与对立，乃至陷入相互伤害之困境。有鉴于此，新中庸之道秉持平等优先于差异的原则，尊重人与人平等基础上的人性差异，主张“勿伤害”的底线伦理。在新中庸之道这里，“勿伤害”既是个人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社会制度的基本正义诉求。
（席楠）
【道德动力源自何处？：儒家生生伦理学关于道德动力问题的探索】杨泽波《哲学研究》2018年第9期
牟宗三提出，伦理道德学说须有内部动力，但是他并没有具体说明心为什么有活动性，也没有对心的内在运行机制作出解释。从儒家生生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这两个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答复。心之所以有活动性，是因为人有生长倾向，有伦理心境，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原本就有道德的要求，并有满足这些要求的动能，从而心甘情愿成德成善。心的内在运行机制有两种情况：一是就仁性自身而言，这涉及的是心学；二是就仁性和智性的关系而言，这涉及的是心学与理学的关系。在一门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中，智性虽然有重要作用，但其本身是一个“懒汉”，需要由仁性提供动力。一旦这个环节留有瑕疵，道德动力问题就无法解决。荀子、朱子学理的困难，透过这个视角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明白。
（甘绍平）
【一种第二人称道德理论的可能性：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学及其当代意义】赵琦《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自从意大利学者约瑟·阿岜以人称的方式划分道德哲学，西方主流伦理范式大多被认定为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道德理论。直到近期，中世纪哲学的研究成果才表明存在一种第二人称的道德哲学，这就是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学。这一创见本应对当代道德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中世纪哲学研究方法的专业化与学界对阿奎那思想的偏见，鲜有学者注意到阿奎那德性伦理学的第二人称向度。为此，本文特地使用当代道德哲学的方法（分析、描述与类比），从全局的角度重新阐释阿奎那德性理论的第二人称图景；并借鉴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前沿理论，证明阿奎那德性理论的第二人称交往符合人类的一般认知方式，对当代道德哲学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石永泽）
【什么是道德的最好理由：从康德的观点看】朱会晖《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
康德为人的最高价值与尊严提出许多不同的理由：自律带来原则的自我一贯性；自律体现无条件的、最高的善；人格性具有绝对的崇高性；设立道德法则的立法者拥有普遍有效的权威性；自由构成了行为负责能力和诸内在价值的根源，等等。作者认为，基于崇高性和基于内在价值来源的论证是康德哲学基础性的深层论证，而“自由构成内在价值的来源”是康德为道德提出的最好理由，对当代哲学思考仍然有独特的意义。
（甘绍平）
【康德“恶魔的共和国”诠解】汪志坚《哲学分析》2018年第5期
当代西方政治理论普遍认为自由的民主制度若要避免堕落，除必要的制度设计（如三权分立和两院制立法机构等）外，还需要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然而，两百多年前的康德认为正义国家的产生不需要以公民美德为前提，甚至“一个恶魔的民族也能建立共和国”。康德此语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内容作为支撑。只有将这些作为支撑的内容揭示出来，康德“一个恶魔的民族也能建立共和国”的断言才会脱去其突兀的表象。
（石永泽）
【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舒远招《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被康德本人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因为其基本道德原则被说成是由“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这种伦理学自问世起，就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界，黑格尔、叔本华和马克斯·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超越之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黑格尔以其思辨理性取代了康德的抽象知性，由此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超越了康德伦理学；叔本华把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即恻隐之心当作道德的基础，由此将康德的理性主义转换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舍勒则试图立足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建立起一种先天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本人及其拥护者和批判者的共同预设：只有纯粹形式才是先天的，任何质料都是后天的。
（甘绍平）
【舍勒伦理学与儒家的关系：价值感受、爱的秩序和共同体】张祥龙《世界哲学》2018年第3期
舍勒认为价值感受先于客体感知，由此将伦理学建立在情感质料的先天基础上。儒家“亲亲而仁”的伦理学与之相通，并可以从舍勒的“情感的价值先天性”“善恶的非现成性”“爱的秩序”“人格生成”“榜样追随”等思路中，找到表达自己独特学说的新话语。但双方关于共同体的看法有重大分歧，反映出双方在看待爱的源头、价值等级化方式和家庭中的本己人格诸方面的深刻差异。
（秦际明）
【从世俗人文主义到“正统”神学：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的精神实质及其思想述评】张舜清《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从“世俗生命伦理学”到“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思想一以贯之，并不曾发生所谓“转向”或“断裂”。世俗生命伦理学是针对道德多元与文化战争的现实提出的旨在维持不同道德共同体存在和可能合作的生命伦理学，它体现着恩格尔哈特深刻的谋划，其实质是借助世俗生命伦理学为其提出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创造条件。对恩格尔哈特而言，真正有价值的、可为人类终极可欲的生命伦理学，只能是基于自我文化理解基础之上的生命伦理学。基于“正教”神学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是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的精神所在。它对中国生命伦理学具有有益启示，但不能高估其价值。
（朱松峰）
【伦理信任与价值规范基础的转换】贺来《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内在分裂的批判引出了“人类社会”或者“社会的人类”概念，这是对价值规范基础的重建，从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信任可获得坚实的思想根基和内在确定性。哲学价值规范基础的重大转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所造成的人与人关系的扭曲与抽象化的扬弃和超越，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生成。
（华军）
【民主的平等：从基本善的视角看】姚大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当代平等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是罗尔斯，对于这种平等主义，罗尔斯本人把它称为“民主的平等”。从“什么的平等”的观点看，应该把它称为“基本善的平等”。对这种平等观的讨论包含三个问题：首先，分析基本善观念本身，解释其具体含义以及与正义原则的关系；其次，揭示基本善观念存在的一些困难，其中包括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涉及基本善的客观性，第二个是基本善的性质；最后，探讨平等主义中的个人责任问题，从基本善的视角来看，民主的平等在这个方面存在明显的缺点。
（华军）
【伦理道德：如何造就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樊浩《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
本文提出了一个前沿性问题：“伦理道德，如何造就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作者的回答是：守望“伦理”、回归“精神”、建构“伦理精神”的文化自立的理念与概念系统。其一，守望“伦理”意味着坚持“伦理、不宗教”的“文化气质”，而守望“伦理”需要我们“学会伦理地思考”。其二，回归“精神”不仅应当扬弃“理性”对“精神”的僭越，而且必须回归中国的“精神”传统。其三，中国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它与宗教文化背景下精神哲学的“理性主义形态”相辉映。综上，应以“伦理精神”造就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伦理”守望、“精神”回归、“伦理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是中国精神哲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且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达到文化自立的必要条件。
（庞俊来）
【道德共识及其边界】刘飞《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5期
道德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在道德的认知上所达成的一致性认识和理解。道德本身具有特殊性，共识自身具有局限性，由此造成道德共识的有限性，这表明道德共识是存在边界的。道德共识的边界表现在三个方面：现实边界、逻辑边界和价值边界。探析道德共识的边界具有重要意义，它确立了道德共识的评价标准、限定了道德共识的影响范围和规定了道德共识的应有视角。
（张文渊）
【非权义务与道德绑架】余涌《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4期
近年来，道德绑架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道德绑架最普遍和最典型的形式是胁迫行善。道德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或者说非权义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辨析道德绑架问题。道德绑架的实质是把道德上的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道德绑架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有损社会的法治秩序，也会伤及道德自身。依法保护人的各种法律权利，增强人的权利意识是防范和消除道德绑架的重要途径。
（甘绍平）
【何为情感理性】陈真《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2期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作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甘绍平）
【“实践智慧”与智慧的实践】田海平《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实践智慧”受到当代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与“实践智慧”重点关注个人幸福、社会正义和人类事务的改善不无关系。“实践智慧”的重心不在于给出事物“是什么”的解释，而是要探讨“应当如何”或“怎么做”的理性判断和价值关切。“实践智慧”重点关乎实践理性的卓越运用，优先强调“改变世界”的实践合理性。从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纲领看，实践智慧的形式是以符合人的类本质、社会本性和主体需求的方式，限定“改变世界”的方向。实践智慧在“使世界变得美好”的意义上，致力于推进“智慧的实践”。它在关涉个人幸福、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三方面，呈现出“搁置理论、变革观念、造就社会和涵养人性”四重功能。
（甘绍平）
【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与道义性社会认同】江畅《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其的支持与共享。现代公民对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作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看它是否有道理和是否公正，据此可以把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区分为合理性认同和道义性认同两个基本方面。合理性认同是人们认识到核心的或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具有充足的理由而认同它，源于其内容的说服力。道义性认同源于国家治理公正性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良效），即人民所体会到的国家对社会资源与公共利益的公正分配。道义性认同更多地取决于公众对国家治理结果的公正性和良效性的感知、领悟和理解，不同于依赖理性分析的合理性认同，且在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加大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理性认同与道义性认同的力度，使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内化为人们的信念、品质和准则。
（甘绍平）
【现代社会信任问题的伦理回应】王珏《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中国当下的信任问题既包括传统社会已有的熟人之间的人际信任问题，也包括现代社会面临的陌生人之间的人际信任问题，还包括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社会之间系统的制度信任问题。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组织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且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独立担当的责任主体；二是现代社会具有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这两种“脱域机制”。中国社会正走向开放，传统信任模式已难以为继，前所未有的紧迫之事是建构与现代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信任链”和社会信任模式，而现代组织既是社会信任维系的薄弱环节，也是其得以建立的交叉点，组织伦理是建构中国社会现代“信任链”、走出信任问题的关键。
（庞俊来）
【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赵汀阳《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
人类的技术发展正在取得多种革命性的突破，其中一些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巨大风险。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导致的严重而尚不致命的危险，以及在较远的将来可能导致的致命危险；同时还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安全条件，提出需要为超级人工智能设置确保自毁的程序以保证人类的存在地位。对于人工智能，如果允许给出一个并且仅仅一个忠告，那么只需要一个原则，即禁止研发有能力对人类说“不”的人工智能。从早期人类发明了说“不”而导致的天翻地覆的文明革命可以想象，一旦人工智能对人类说“不”，将是何等天翻地覆的历史终结。如果允许再给出一个建议，那么或许天下体系才能控制世界的技术冒险。
（蛰泰）
【对人类增强的伦理反思】甘绍平《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人类增强层面的伦理论争，既与成人个体自主选择的增强活动相关，也与父母通过遗传干预对未来子女实施的增强活动相关。这两种增强引发的伦理讨论，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自主性与平等性这两项重要的伦理原则而展开的。本文考察了父母对后代的基因干预如何形成了对后者自主性权利的严重挑战，强调自由或自主性根源于一种不可支配的、不可再回溯的基点，这种基点便是人们在出生时被赋予的各种因素组合的随机性与偶然性。如果后代的这种起点受到干扰与损害，则其长大成人之后的所谓自主性、自由选择的能力也就从根本上受到了限制与制约。
（任丑）
【金融平等及其实现条件】程晓《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4期
金融的本质是平等：一方面它体现并维护着平等的伦理精神；另一方面，它帮助人们达到消费平等。然而，现实中金融往往偏离其本质。因为金融作为流通和分配的技术，不可能根本改变由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不平等。金融向其本质的回归恰恰要通过金融本身才能实现，而股份制为平等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一方面，它将生产领域的不平等上升为全社会普遍形式，这驱使人们认识到建立平等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它促进大众参与资本管理，客观上为劳动者超越资本控制提供了可能。另外，金融依靠国家信用，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民国家能够将金融引导至增进社会公共福祉上，进而真正实现平等社会。
（呈尧）
【家庭结构的政治哲学考察：论精神分析对政治哲学一个被忽视的贡献】吴冠军《哲学研究》2018年第4期
人被亚里士多德界定为“政治的动物”，但自古希腊以降的政治哲学，家庭始终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其结构也被理解为前政治性的“自然联合”。当把精神分析引入政治哲学时，我们恰好可以对家庭展开一个政治哲学考察：家庭不仅典范性地展示了人类共同体的根本性结构，而且映射出了共同体内部“权力”的运作机理。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与拉康关于家庭的精神分析论说，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作出了极富价值的学理贡献。
（邢雅杰）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三个重大理论问题】李佃来《江汉论坛》2018年第1期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是一项没有先在经验和基础，需要通过厘清学术和理论前提而从头开始的艰巨工作。要厘清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学术和理论前提，就必须对其理论形态、理论模式及实现路径等重大的、关涉全局的“前端”理论问题予以考察和说明。概言之，就理论形态和理论模式而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既应当是一种容纳理论哲学问题的实践哲学，也应当是一种包含了多维问题的复合型理论；就实现路径来讲，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合宜选择，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这条路径既可以防止理论论证上的缺环，也可以防止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可能性断裂。
（吴昕炜）
【融贯是否传递真】梁贤华《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7期
人们可能对融贯的概念和标准没有多少的了解，却凭直觉确信融贯是真的一个必要条件。支持这种信念的基础是：一个信息系统越是融贯，就越有可能是真的，即融贯传递真。这正是融贯论的核心问题。然而，当存在说谎、虚构、合作共谋等不利情况时，信息系统将完全是虚假的，此时信息系统的融贯传递的只是真的假象。应对这种困难的一个策略是：对信息的输入施加两个限制条件——信息源独立并且具有部分可靠性。但是，由于测量融贯度的尝试未能取得成功，无法从数学上证明：当信息系统S1比S2更为融贯时，S1为真的概率要比S2高。因此，“融贯传递真”的论断对怀疑主义的挑战是开放的。
（段伟文）
【分析技术哲学的“难问题”及其身体现象学解决进路】刘铮《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8期
分析技术哲学进路由于难以充分描述技术物的“结构-功能”关系，成为在本体论上、继而延伸到伦理学领域的“难问题”。之所以是难以消解的，其原因在于两种“经验转向”的相互割裂。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进路为消解这一“难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解决思路。一方面，梅洛-庞蒂对身体结构的现象学分析使身体的“结构-功能”获得了稳定的一致性，技术物的“结构-功能”可看作身体“结构-功能”的延伸；另一方面，技术物所“具有”的道德恰恰是由身体意向性所赋予的，因而对技术物道德地位的讨论不能脱离具体的身体知觉情境。身体现象学进路不仅有助于厘清分析技术哲学的“难问题”，而且有助于弥合两种“经验转向”。
（段伟文）
【隐喻建模的理想化表征及其逻辑特征】杨烨阳、郭贵春《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1期
科学的逻辑本质上包含着理想化的逻辑，理想化是科学合理性的关键因素。该文指出，基于理想化假设的隐喻建模在广义的方法论意义和逻辑学意义上体现了科学合理性。在方法论意义上，隐喻建模的理想化表征本质上是一种简单化的过程，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意向性的关系系统，体现了科学表征的普遍性特征。在逻辑学意义上，理想化的理论陈述应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反设事实条件句，而反设事实的理想化逻辑具有非经典性。
（王凯宁）
【倾向因果理论、双重阻隔与因果排斥】李《世界哲学》2018年第4期
倾向因果理论在当代的复兴，为该理论在心灵因果领域中的应用创造了条件。在当代倾向主义者中，吉布的“双重阻隔”策略颇具代表性。其方案在兼顾利伯特实验结果的同时，试图为因果排斥问题提供一个融贯的解决方案。根据该方案，作为“双重阻隔者”的心灵事件，扮演着允许而非导致物理事件发生的角色。通过对该策略的仔细分析，本文指出：除了有过于特设之嫌，双重阻隔策略难以完全摆脱心灵事件的副现象主义，而且其心灵因果作用的机制仍有待澄清。
（姜明泽）
【实在论的容易论证中关于指称的默认假设】叶闯《哲学研究》2018年第10期
最近流行的关于有争议实体存在的容易论证，其论证步骤中要用到存在概括，但存在概括要求在相应指称位置上的词项有真实的指称。然而，在通常的容易论证中，相应的词项有指称是被默认的。在本文中，通过强调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这个默认假设将被质疑。为回应这个质疑，容易论证的支持者要么就得事先论证更强的形而上学断定或其他非语义学断定，从而使容易论证不再是容易的；要么就只能简单地断定这个有理由被质疑的假设成立，从而使论证失去其看起来有或被相信有的力量。重要的是，容易论证的支持者不能以援引他们在论证中运用的使用条件来避免陷入这种二难困境，因为使用条件的满足，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不能保证这个默认假设是真的。
（李卓擎）
【哲学实验方法的合理性论争】曹剑波《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12期
“数据无理论为空，理论无数据则盲”，实验哲学借用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把实验数据与哲学思辨结合起来，产生了许多重要发现，为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在不到20年的发展中，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几乎遍及哲学的每个领域。然而，人们对哲学中使用实验方法的态度是“高度分化的”。对实验哲学的质疑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实验与哲学可以兼容吗？问卷调查适合研究哲学问题吗？实验方法会排斥分析方法吗？在分别介绍实验哲学的反对者对哲学实验方法质疑的同时，本文结合他人的观点为哲学实验方法进行了辩护。
（段伟文）
【约定、社会规范与科学知识】张巍、谭丹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1期
以信息科学为理论基础，从约定出发探寻社会规范的起源与演化，是近年来行动哲学研究中自然主义研究进路的重要体现。根据刘易斯通过信号博弈模型所做的阐述，约定被理解成信号博弈的某个均衡状态。约定可以被看成一种描述性的规范，但是在动力机制与规范性方面都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规范有着明显区别，因此在从约定到社会规范的演化过程中需要对社会规范进行理性重建。这种理性重建主要体现在规范性方面，集体意图理论可以为这种规范性提供更深层次的辩护。理性重建后的社会规范可以运用到关于科学的哲学探讨之中，比如从社会认识论的视角对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
（段伟文）
【证据是心理状态吗？】舒卓、朱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5期
证据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以往对证据的讨论大多聚焦于证据的认识论作用，例如证据如何为确立信念、假说和理论提供支撑，而对证据本性的探讨（证据究竟是什么？什么类型的事物能成为证据？）只是在近年来才逐渐受到重视。证据心理主义是近来引起较多关注的一种关于证据本性的学说，主张证据是内在于认知主体的某些特定心理状态，尤其是感知觉经验。文章剖析了证据心理主义的立论和主要依据，指出用以支持心理主义的几个主要理由并不成立，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心理主义缺乏成为一个全面的关于证据本性的哲学学说的必要资源。
（段伟文）
【日常对象：从科学主义形而上学到常识本体论】李主斌《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6期
日常对象在漫长的西方哲学史中一直是其本体论中的基本存在，但近些年来这一立场受到了哲学家们的挑战，人们提出了诸多论证以否定日常对象的存在。对于这些论证的争论方兴未艾，其中的主要质疑是这些论证往往基于研究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立场，而这一立场值得商榷。本文梳理了这一争论，进而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提出了一个拒斥日常对象存在的论证。
（段伟文）
【自由自然主义：一种当代自然主义的批判与辩护】何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
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转向”是自然主义兴起的一个标志，科学自然主义曾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主张的还原论使其自身陷入了困境，特别是无法对规范性现象作出合理的说明。自由自然主义是当代自然主义的新出路，它在批判科学自然主义还原论的基础上，试图通过重新定义自然来为规范性现象在自然中找到位置，这种努力直接回应了心灵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一些哲学的传统问题与当代的焦点问题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使它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凯宁）
【人与动物之间有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基础存在论到生命哲学】舒红跃、张哲《哲学动态》2018年第12期
鉴于《存在与时间》未对动物这一与人最为接近的存在者进行深入研究，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根基并不牢固。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通过对物质实体、动物和人的比较研究来完善其基础存在论。海德格尔之所以在人与动物之间划下一条鸿沟，是因为在其存在论中唯有“此在”在世界中存在，动物无法在生存论意义上具有世界。尤纳斯则认为，动物也有自己在世存在的“操心”结构，它和人一样在自己的世界中“生存”。德勒兹等生命哲学家认为存在要以（生命的）生成为前提，即生成优先于存在，故而他们尝试用生成给存在奠基，从而消弭海德格尔在人与动物之间划下的鸿沟。
（段伟文）
【论当代动态先验论与结构主义实在论的融合及其实践论超越】贾向桐《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
针对自然主义的“平等主义”观念，动态先验论主张把科学理论“等级化”，进而将科学理论转变的合理性归结为构成性先验原则的连续性，这是先验论回归科学哲学范式的基本进路。新先验论在揭示自然主义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同时，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先验原则转变的合理性问题。为此，人们试图将结构主义实在论与动态先验论相结合，从结构主义路径实现新先验论的复兴。这两条研究范式的结合意义重大，但仍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库恩以来的相对主义难题，其原因在于结构主义与新先验论还缺少一个共同的坚实基础。只有把二者置于科学实践的平台上，将新先验论、结构主义以及实践论三个维度融于一体，才是当代科学哲学实现新发展的根本途径。
（段伟文）
【“理性之光”与“体验之网”：两种认知模式的比较】王前《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12期
逻辑分析与直观体验是人类的两种主要认知模式。前者是一种“理性之光”，能够使事物隐蔽的特性变得明晰起来，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后者是一种“体验之网”，能够将认知对象的整体特征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中筛选出来，获得深刻的理解。“理性之光”影响了科学实验、技术规制和社会建构，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体验之网”影响了直觉感悟、思想修养和社会和谐，推动了人文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两种认知模式及其相互关系，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成为很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层思想根源。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对现代性反思的不断深入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有关这两种认知模式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呈现出新的重要意义。促进“理性之光”和“体验之网”的和谐互补，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协调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有机统一，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林丹）
【知觉场景式内容作为一种虚拟内容】孙骞谦《世界哲学》2018年第4期
在知觉经验中，一个由种种对象及其性质所填充的空间区域，作为一个空间场景，呈现给知觉者。由此，知觉的表征内容可被视作一种场景式内容。在此图景下，我们承诺了关于知觉经验现象特征的一种场景式理解。诺伊针对知觉经验的快照式理解的怀疑主义挑战，恰恰可针对这种场景式理解。然而，他的挑战建立于一个隐含的假设基础上，即快照式理解的拥护者假定，知觉中的呈现等同于现实给予。他将这一假定弱化为，呈现仅仅表现为一种可通达性。事实上，场景式内容论进路同样可以采取对于呈现的这一弱化理解。与此相应，场景式内容本身成为一种虚拟内容。
（段伟文）
【存在“规范事实”吗？】刘松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事实上，哲学家们关于“规范事实”是否存在的争论早已是难解难分。规范实在论者认为规范性事实是存在的，他们拥有特殊的规范属性，并对我们的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依靠或利用这些事实和属性来进行推论、辩护，拒绝承认规范事实的存在或者放弃这些特殊的属性就是拒绝或放弃可理解性本身。反规范实在论者认为，不存在规范主义所坚持的那类特殊事实，与此相应，它们也没有规范实在论者所宣称的那些属性。规范事实（要求）是否存在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因为规范事实不像物理对象那样容易描述，我们根本无法用一种和发现物理对象及其属性的关系相同的方式直接发现思想和行动的正确方式。规范事实似乎并不是构成世界的一部分，至少，它不像某种外在于我们并可以像遭遇桌、椅、他人和微观物理对象一样可以遭遇的东西。但是，也可能存在规范事实，它们支配我们的不是某种因果关系，即服从物理法则的世界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可规范事实似乎同样给予我们某些限制。作者主张，我们必须从语言、世界、事实和真理的四维结构来理解规范事实，进而表明规范事实的独特性，阐明规范事实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程晓）
【人工理性批判：对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哲学的现象学反思】张昌盛《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人工神经网络范式的人工智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德雷福斯等人对人工智能的哲学反思，至今具有深刻意义。据此，本文以德雷福斯从现象学角度对人工智能极限问题的探讨入手，引入塞尔的生物自然主义的观念作为对比进行分析，再通过先验现象学的视角，反思德雷福斯的问题并回应塞尔的挑战，重新思考现象学如何反思人工智能的限度。
（段伟文）
【重谈科学与民主】孟强《世界哲学》2018年第3期
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却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张力。为缓解这种张力，本文追溯了柏拉图的超验科学/洞穴政治的规划，这是人们理解科学与政治的主导范式；本文继而论证了现代科学不是超验科学而是内在科学，后者代表着在世科学家的实践成就。文章致力于反思政治观念，提出洞穴政治应让位于宇宙政治，将共存或公共世界的构成作为政治的核心议题。作者指出，科学总是已经置身于广场（agora），真理的专制应让位于“外交”，从战争走向和平。本文最后的结论是，科学民主化是缓解张力的可能途径。
（段伟文）
【外行人/两派专家问题的认识论分析】谭笑《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10期
外行人/两派专家问题指的是当专家之间有分歧时，外行人能否在不同专家意见之间作出选择，这种选择的认识论依据是什么？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专家知识中包含有大量默会知识，外行人很难习得和评判。默会知识的确证和评判完全不能适用于传统认识论。本文明晰了两种常见的混淆，认为专能的评判不能依赖明述规则，也指出了元专能和下行评判的相关问题。
（王嘉）
【信息文明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成素梅《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
信息文明是指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性科学作为支撑，以信息的传播、挖掘、利用等为资源，以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为趋势的一种新型文明。它确定了概率性、创新性、共享性和相互性的思维方式，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意识。它有助于我们打造互动、包容、安全、便捷的全球化社区，淡化竞争意识，强化合作意识。它形成了用社会资本主义替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商业发展模式，塑造了数字化的共享理论，因而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石永泽）
【《墨经》分科研究方法省思】何杨《现代哲学》2018年第5期
清末以降，《墨经》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根据来自西方的各门学科知识来解读《墨经》条目。分科研究促进了近现代的墨学复兴，便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但是，该方法也使研究者集中关注《墨经》的某类学科条目，易于忽视该类条目的所属语境，进而出现了根据主观看法（尤其是近现代学科知识）改变条目次第、轻易校改原文等问题。《墨经》研究应该以文本为基础，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结合《墨子》和相近时代的相关文献进行本土解释。
（蛰泰）
【图形推理测量指标相关性考察】杜国平《江淮论坛》2018年第4期
图形推理测试是一种基于文化公平性的推理能力测试形式。为了提高命题质量，特别是测试题的区分度，进而提高测量效果，课题组使用3组共30题图形推理测试题对3组不同文化层次的六千余名被试者进行了测试。通过对测试数据的分析，获得了如下结果：（1）图形推理答案是否精确与测试效果之间存在相关性；（2）图形推理题型的难度和区分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不同题型的最大相关点不同；（3）图形推理题型的难度和标准差之间存在相关性。
（蛰泰）
【主事性的模态逻辑进路】贾青《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主事性是行动者独立行动或者选择的一种能力。对于这种能力如何界定、何以构成、如何解释等问题，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给出过不同的解读。在所有这些方案中，以STIT逻辑为代表的模态逻辑研究进路能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整合到一个框架下，以便于探讨这些方案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且能很好地刻画拒绝做等有代表性的行动类型，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蛰泰）
【朱光潜前期对康德-克罗齐美学的批评：从《文艺心理学》到《克罗齐哲学述评》】张郁乎《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2期
朱光潜前期的美学思想并没有囿于康德-克罗齐的形式主义美学，而毋宁是一个走出康德-克罗齐的影响，反思、批判康德-克罗齐美学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文艺心理学》（1936），完成于《克罗齐哲学述评》（1948）。在《文艺心理学》中，朱光潜接受了康德-克罗齐所给出的美感经验原理，但不同意克罗齐对艺术的看法，争论的核心是艺术与实际人生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他试图找到克罗齐错误的艺术观的根源，但并不成功。《克罗齐哲学述评》纠正了《文艺心理学》中对克罗齐的误会，找到了克罗齐错误的艺术观的根源，同时也打碎了克罗齐唯心主义哲学的根基。他还借对克罗齐哲学的述评，对唯心主义哲学作了一次总检讨，发现唯心主义打破心物二元的企图结果只是一个“惨败”。这一切都为他后期转向马克思主义美学埋下了伏笔。
（蛰泰）
【都市化语境下的审美需要、审美剥夺和审美权利】徐碧辉《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审美是人的一种基本的生物性-社会历史性的心理需要和心理能力。这种需要来源于自然本身，是自然界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它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文化和社会的烙印，被纳入社会文化建构甚至制度安排中。审美活动开始就是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审美需要一旦被规定和制约，就很有可能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审美压抑、审美扭曲、审美剥夺和审美伤害等“负审美”现象。正因如此，在都市化生存成为普遍性生存模式的前提下，审美权利成为一个被提上日程的重要问题。审美权利的实现有两条途径，作为个体审美权利的审美教育和作为群体审美权利的环境美化。
（蛰泰）
责任编辑 王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