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怎么走了文科治学之路呢？其实从初中开始，在老师引导下，我喜欢文学，喜欢历史，但是数理化也非常好。因为高一时写了一部作品在万县地区获了一等奖，那个时候还想当作家，大学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但是慢慢就觉得作家并不好当。我的想法是，假若没有条件搞研究，那我就学习艾芜，当作家写我身边的事情。假若有条件搞研究，那我就搞研究。
后来我又在大学执教，但不想当一个平庸的、照本宣科的教书匠。大学没有什么固定的经典教材，每一种教材有它的特点，有它梳理的这门学问的系统。所以一个称职的大学教师，是不应该照本宣科的。照着讲，学生何必来听你的课？他不如拿着教科书去读就行啦！从我出来当青年教师时就有这个意识：我的中学老师都不是照本宣科的，那么我也不能照本宣科。例如我教中国文学史，我起码要比较不下10种文学史，公开出版的如游国恩等5位教授主编的4册本《中国文学史》、何其芳主编的3册本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此外，还有不公开出版的教材，比如全国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教材。我在读书的时候，往往是老师提一句，我就兴趣使然，而不是作为苦差事去读。看了之后发现，在基调相同的情况下，它们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就引起我的兴趣。课堂讨论的时候我就讲起差异，又引起老师的注意，老师便私下跟我探讨，循循指导。
所以当我来执教的时候，是不甘于照本宣科的，那就需要勤奋地阅读，有意无意地在比较当中发现闪光点、发现问题，进而形成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实际上就进入一种思辨的状态。因此就要深一步、超出它去读文献，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习惯于具象、抽象交替地进行。所以一些问题用今天眼光来看，古今思辨上的好像是在评价上的冲突，还有中西的冲突。这些问题都想去寻求答案。
我举个例子，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教育部只是在我们这一个年级使用了一种语言与文学分开讲授的教材，分为文学和汉语2门课来讲，有专门的汉语教材和专门的文学教材。文学教材从《诗经》《论语》开篇，《诗经》要选读，《论语》就选的是“贤哉！回也”，就是颜回安贫乐道。全本文学教材都是古代文献、古代诗文。1957年高考的时候，我们这个年级是建国以来升学名额最少的，全国102000个名额。然而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无论是考到理科、工科，更不用说文科，语文修养都非常好，就跟这套教材有关。而且汉语基础，无论是语音和修辞都很好。
在那套教材使用当中，教育部制定了“部颁教材参考资料”，选的《论语》选段是颜回的安贫乐道，老师就讲：“读书啊，不怕贫，不是要富贵才能读书，贫穷也能读书。”这本来也讲得很好。当时我是学校学生油印报和黑板报的总编，学校出的所有黑板报、墨印的油报，都由我主编。同学谭继和君，他是我聘请的编委，他觉得安贫乐道跟毛主席的《毛选》著作思想有冲突，他说毛泽东讲“穷则思变”，就写了文章来批判“安贫乐道”这个提法，相当于与语文老师论辩。他把文章拿给我，让我批准他发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也是教导主任就告诫我，凡是涉及老师的稿件、涉及与报刊上公开的论点不同的稿件，都要拿给他们去把关，我把稿子拿给廖化坚主任。廖主任就说这个不能发，我就没给发。谭继和君就认为我压制他的稿件，他的稿件是有理的，他自己就拿到初中部自己发表了。立刻引起所有语文老师的反应，第二天就反馈到整个中学的语文教研组去了。语文老师认为一个年轻学生，还未脱离稚气，怎么会想到这里？会不会是背后有人在支使？所以全校语文课拿了一节课停讲正课，专门来批评这篇文章，讲了安贫乐道的道理，并强调这是按教育部“部颁教材”观点讲的，不是他们个人的观点。这又引起了当时的《万县日报》的注意，把开县中学发生的这场风波作了一个介绍。其实，“安贫乐道”是有道理的，“穷则思变”也是有道理的，这两个道理怎么来协调？人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只能变化，中国的《周易》哲学也是这样。但是安贫乐道在人生发展当中只是一个阶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你要到一个地方去扶贫，你自己都不先安贫立志，然后再谋走出穷困，怎么扶贫？它并不矛盾。但是在当时我们中学生的知识结构当中，就觉得这两个好像是矛盾的。只能在更高一级看，“穷”跟“贫”还是有区别的，“贫”与“困”相连，“穷”是“到底”的意思。虽然这个问题当时讲得不对，但却对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的独立思想和翻案思维，应该是有较大的有形无形的影响。
还有，中学所在地区举行了一次普通话演讲竞赛，自愿参加，一级一级选拔。中学我们已经在语文老师引导下读了莎翁的戏剧，我就把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改编成一个故事。我觉得不要只是去想普通话讲得标不标准，而是听众要听起来有趣才好。语文老师也支持我，他说改编很好，但是你要线条明确。那次演讲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几十年后当时在下面听的小伙伴还能记得我演讲的情景。对于《威尼斯商人》，马克思、恩格斯都做了极高评价。特别是威尼斯商人说“我不要钱，我就要你挖手掌心的半斤肉”，看来就是到了绝境。女扮男装的法官就说：“好，你只说了半斤肉，没有说一滴血。你去挖，假如出了一滴血，就是你违约。”于是那个威尼斯商人就满盘皆输，我就非常惊叹莎翁的智慧。
后来在大学文艺理论课的课堂讨论上，当时我们的外国文学是吴宓先生讲，莎士比亚实际上对16世纪的资本主义财富积累、非人道的积累，都是给予批判的，体现了文艺复兴的精神。我在阅读中发现，当时苏联学界有人提出莎翁这部剧有反犹的倾向，威尼斯商人是个犹太人。我一下子就震惊了，我们只看到他反资本主义的血腥，没看到他是个犹太人。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结论。莎翁是不是有反犹的思想？当时这个问题就引起我思考。我记得当时我去请教过吴宓先生，但我不记得吴先生是怎么说的，好像意思是要更看到莎翁重视人道、反对血腥剥削。当时在欧洲，犹太人在政治上受到限制，所以在商界很成功，一般写商人都是犹太人，所以莎翁没有反犹太人的倾向。但是我后来又思考，莎翁不止在这部剧中涉及犹太人，别的剧也有所涉及。
对大学文学史，就更不得不做学术比较研究了。我举个例子，我在课堂上给学生指明参考哪几种教材，在游国恩教授主编的4册本《中国文学史》、何其芳主编的3册本《中国文学史》，还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当中任意着重参考一种进行通读，朱东润先生主编的6册本《古典文学作品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应该通读。有一次在讲岳飞代表的南宋文学中的壮词词派时（壮词有辛弃疾，柔美有柳永，豪放派有苏轼），讲到《满江红·怒发冲冠》。课后有个蒙古族的同学朱秀英说：“祁老，难道我们蒙古人就这么可恨？‘壮志饥餐胡虏肉’不就是吃我们的肉吗？”我瞠目结舌，就说这说的不是蒙古族，是一种比喻。但是古代爱国主义问题上，不同民族政权的斗争怎么定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还有李杨爱情与安史之乱，《长恨歌》中没有解决，对李杨爱情到底该同情还是批判？似乎是荒政带来了“安史之乱”，它是罪魁祸首；但是又同情他们，难道他们不该有真挚的爱情吗？后来元杂剧《梧桐雨》也没有解决。我有个川大的学友，想写李杨爱情的剧本。我问他：“你怎么处理李杨爱情？”他们的爱情直接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线，不是爱情就不会荒政，怎么能把握好尺度。开始他跃跃欲试，被我问住了就没写，我当了一个“灭火匠”，把人家的积极创作之火灭下去了。
所以在大学执教就必须进行学术研究。只把郭沫若、闻一多放到现代文学课程专业里面，是不能完全读懂他们的，必须要打通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来读他们。打通古今、贯穿中西，才能真正读懂胡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这些人物。贯通不是炫耀学问，要认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很多文化现象、理解其事其人，非打通不可，郭老、鲁迅、胡适、闻一多都是如此。所以我后来的研究生，研究到《诗经》时，甚至研究到闻一多。该生是先秦两汉方向的古代文学专业硕研，学生选择闻一多写学位论文，闻一多表面是现代文学，跟先秦两汉不沾边。但我说你的题目很好，就写“闻一多古典文学的道路”。闻一多是从现代诗、清诗、宋诗、唐诗、汉乐府，一直追溯到先秦的《诗经》，到《诗经》他才发现一片新大陆。郭沫若就说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每一篇都好像发现了天文学上的一颗星。闻一多以比较文学的眼光来评价：“只有郭沫若的白话诗才是中国新诗的开山作”。
鲁迅、胡适、郭沫若、闻一多这些人，只放在现代文学里面，很难讲完备。而且只放在现当代文学里面，只有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才去研究，而他们由于专业的限制，古代文学的根基不完善，也读不懂他们。我认为要真正读懂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事项、人物，只有打通中西、打通古今，这正是我们前辈的大师道路。在这条贯通古今中西文化的道路上，我们的第一面旗帜鲁迅、第二面旗帜郭沫若，还有闻一多、胡适、傅斯年，甚至包括新儒学家钱穆、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哪一个不是这样？甚至连民初的太虚和尚也是这样，古今贯通，不局限于中国。正因为这样，我们读鲁迅，觉得他是师长，读郭老，更像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学长、学友，有一种亲切感。所以，我的治学之路就这样自然而然进入郭研的领域了。
谭继和：我与和晖都是当时四川开县（今为重庆市开州区）人，小学、中学都是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年级的同学，因此在如何走向学术之路上有共同点，那就是在少年时代由谆谆教诲的语文、历史老师培养起了我们对文史的爱好，奠定了文史基础。大体上有这样几方面：
一是老师鼓励我们努力上进，培养了学习当争第一的环境气氛。我俩都是1951年开县中学建立少年儿童队（后来改称“少先队”）的首批队员，而且和晖君一直是我的领导。我做小队长、中队长、大队副，她就是中队长、全校的大队长。她的成绩始终是全校第一名，我们有几个小同学努力与她竞争，但考不过她。她的演讲在全校也出了名的，得的第一名，这培养了她的口才。她作为大学教师，有整堂课讲下来，不重复一句话的口才，四川电视台曾直播过她一堂中国文学史课，学生都特别喜欢听她的文学史课。中学时，她的成绩是全校第一名，各科成绩包括音乐、体育在内，都是95分以上，全校只有这么唯一的一个平均95分以上的学生，因此获得了一等奖，奖了一支“关勒铭”金笔，因家穷卖掉了，补贴家用。
二是古典文学的课堂训练。当时中学语文教材分为《文学》与《汉语》。《文学》课本是按中国文学史顺序选择的单篇，从《诗经》直到《红楼梦》。杨谨伯先生对我影响最大，我在中学就把《史记》大体读了一遍，就是杨老师指导，从《滑稽列传》《游侠列传》开始的，知道了除正史以外，还有《外家之语》类的野史的常识。杨老师的课堂作文练习和作文范例评点的教学方法，让我们终身受益。他规定我们一节课时内必须写完作文交卷，不准拖延。一节课45分钟，开始能写几百字，到后来我一节课时能写一两千字。他每周拿一节课来评点作文，选出范文。我总希望他选择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讲解，但还是和晖君的选得最多。不过，我也有点骄傲之处，我的语文考试得过100分（包括作文在内），不用说作为中学生多么高兴，多么希望上进了。
三是指导我们课外阅读。杨老师选择了十个学生，组织了课外阅读组，结果他们都成了全年级语文最好的学生。我在中学时初步掌握了传统诗词的格律技巧，知道新诗有易写但难工的特点，而古诗主要是入门难，掌握了格律，关键就看诗眼和意境好不好。这些知识都是杨老师教的，到现在都还是于我有用的，我会写一点传统诗词，得过“杜甫诗歌杯”一等奖，就是杨老师教的格律基础。杨老师是我们中学唯一在《诗刊》和《星星》上发表作品的作家。
四是锻炼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刚才祁老师讲的我的《评“安贫乐道”》文章发表的故事，我还补充个背景。当时1955年、1956年中央提倡向科学进军，我就思考语文教材选《论语》“贤哉回也”一段，讲“安贫乐道”不符合“穷则思变”的精神。当时我只认为是主编和晖君不让我发表，我给她提意见，说她“压制新生力量”（这是当时的“新名词”，我学会了）。当时，杨谨伯老师问过我对语文课停一节课来专门评点、批评我的文章有什么意见，我说不是你教我们要“惟陈言之务去”么？（我用了他评点我作文的评语。）这段故事已过去几十年了，现在来看我的观点也很幼稚有错，但它对我后来做学问有深刻的影响，学到了要独立思考，要会写“翻案”文章的思维习惯。
还要补充一点，我的历史爱好，是中学时代李公照、李高如两位老师培养出来的。他们的历史课讲得好，课堂上讲了，我下课后就记得了。这个习惯是高如老师刺激出来的。我读初中时，有一次临时历史课考试，我交了个只写过几个字的练习册作答卷，结果得零分，受到了李老师批评。我就发了个奋，在母亲做针线活的昏暗油灯下，拿着历史教科书背，结果考了100分，受到李老师大大的表扬。从此，我就养成了记忆历史、背诵历史的习惯。整个中学阶段，我的历史课都最好，从来是最高分。我这个学“历史”的转折点，对我很重要，是我一生始终从事历史治学事业的“转折点”。
中学时代的文与史爱好的培养，是我走向史学治学道路的基础，就是这样奠定下来的。
还有一点需要提到，那就是治学道路还有个物质基础问题。我们俩都是国家助学金资助读出来的。我从1951年初中开始，直到1965年“副博士”研究生毕业，都是靠助学金解决了伙食费和零用钱，这样就只需要安心读书，专注读书。因此，也养成了个理念：我是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我的学习、治学和研究工作应该返恩报效于国家，凡是党和政府需要我做的，我当无条件奉献，不讲究报酬多少。郭沫若在成都武侯祠写了“公忠体国诚哉武”的对联，赞扬武乡侯诸葛亮。我就常常用“公忠体国”四个字做座右铭。比较起党和国家的培养来，我对这四个字还做得差得远的很。顺便说一下，也有记者问我怎么立下做学问的高大志向的？我说我读书没有高大志向。因为小时候父母去世早，没饭吃，靠西潭邻居帮助。当时我听见大人议论：“这个娃娃鼻浓口带的，没人教，将来怕只有拉板板车。”这对我刺激很大，我觉得我的长处就只有读书，所以小学五年级就考了初中，因见初中招生广告有“助学金”，我很高兴，考取初中能解决吃饭问题。所以，我读书的志向就是为了“避免拉板板车的命运”。这是唯一从小立过的志向，后来在大学“拔白旗”时，我交代过也批判过这种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不过，这确是我对自我命运的最初思考，以后再没有过。
我1957年考入川大历史系，也是懵懵懂懂的，最初，我还不安心学历史，希望读中文。后来才知道历史系是川大的两个王牌系之一，系主任徐中舒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的研究生、一级教授。在大学时代，名师直接上课，如中舒先生、蒙文通先生、缪钺先生、冯汉骥、卢剑波、胡鉴民、赵卫邦、顾学稼等先生，这是我一生治学道路的第一次幸运和机遇。大学毕业，紧接着1962年考上了徐中舒先生作导师的先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在他家中上古文字学课，在课堂则上先秦史课，然后他委托甄尚灵先生（中文系）给我们几个研究生上音韵学课，我又自己旁听中文系张永言先生的语言课（实际是训诂学），现在回忆起来，这是治史基本功的初步训练奠基工作。
这里，总起来说点体会：
一是尊师敬友，转益多师。我的个性比较被动，靠师长带路，老师指什么我就钻研什么。在读研究生时，政治运动多，我们还要被派到乡下搞“四清”。但中舒先生不知道，曾经责问我：“怎么两三个月不见你来，你们是进的‘研究院’呵（中舒先生习惯称研究生为进研究院），学习耽误不得。”面对徐老的批评，我无法解释，很尴尬，不好说这是系上派的政治任务，我又是团支部书记，必须带这个头。我只好说一定用功，只好改变自己的方法，搞政治活动的时候就用心专注工作，搞学习的时候就专注于学术思维，两头都要搞好。在徐老面前只有先多读书才谈得上，对答得上。他的话不多，都是学术，闲话很少，这就刺激我治学一定要有专注精神。至今对我教育至深，时间是有限的，但要善于把时间分开来，专门时间专门做什么事就用什么样的专注思维。缪钺先生教魏晋南北朝史时，我是课代表，他是华西大学的文学教授，徐老把他要到川大历史系来的，他教我们的诗词文学知识很多。所以，我专注他讲什么，我就赶紧涉猎什么。蒙文通先生是通儒，我们学生在课外晚上，爱到他在水井街的家里求教，只要提起一个话头，他会把相关的天南海北知识讲给你听。我对禅宗研究的兴趣，就是他培养的，我今天敢于承担成都市佛教协会的顾问职责，敢于研究禅宗，开讲座，首先是蒙老启发。他带学生到成都市昭觉寺游玩（实则是游学），拜见慈青大和尚（学问僧，蒙老的朋友），我们有幸聆听他们之间的“参话头”，结识了学问僧，学得了佛教初步知识。现在，文殊院住持、中国佛协驻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常务副院长兼教务长宗性大和尚，也是我求索学问的好朋友。我的学术师友相当多，三教九流都有，我能注意涉猎儒释道的研究，这就是广益多师的好处。
二是不依陈说，有自己的见解时才提笔写文章。徐老，大家都知道是古文字学家、先秦史学家，实际上他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他最早研究文学，写的是诗经、古乐府、古诗十九首的论文，都有开创性。后来，他又专门整理内阁档案，对明清史很有研究。我们问过他后来为何专门从事先秦史和古文字研究，他特别告诉我们，他年轻时学术兴趣广泛，但一定要善于控制自己。他决心研究先秦，就有意放弃了文学研究。他还特别告诫我们，读研究生期间不要发表文章。如果把心思用在写文章上，学问基础就奠定不了。研究生不是出成果，是打基础的时期。除了毕业论文外，他只让我们做读书笔记。我在他指导下，专门对照《左传》与《国语》读，比较史料异同。特别是同一个历史事件，二者记载相同是什么道理，不同又是什么道理。整个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就认真读了本《左传》，每天写一点《左传》《国语》的比较研究，他对我的笔记看得很仔细，有批点。现在还保留得有一张他的亲笔批点。说起来整个学习期间，我主要是读《左传》《国语》，实际上把相关的先秦典籍、经籍连传、疏都涉猎到了，而且弄清楚了《国语》实际上是《左传》的母本，《国语》多为最初的口述史记录，《左传》才是在它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文献史。徐老特别强调为文一定要有新见、有独到见解才写文章。他说他的文章写出后，往往一放几年，其他人没有你这个见解，没有你这个思想，再拿出来发表。这个治学习惯，对我影响很大，如果大家都谈论得多的观点，我不会去照着写，一定要有独到见解和心得时才会提笔。当然，徐老教的实际上是顾炎武《日知录》讲的到市场上买旧铜钱和进山挖矿得真知的两种治学途径。挖矿采铜，要舍得吃苦，才会获得真知。后来，我在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时，范老一再讲反对放空炮，“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接触到的黎澍先生、蔡美彪先生都是这种风格，都是喜欢写独创性观点的“翻案”文章，他们给我的教益和影响确实不小。美彪先生是通史组的组长，他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释读当时考古所发现的一篇铭文，其中有个“要”字，是个新字，我就试着考了好几页。再回到徐老的话题上来。他教我们先秦史，用的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作教材，但用的是评鉴式讲法，几乎每一页都有不同意见，对郭老在书中的每个主要观点都有不同批评或说明，我当时记的这本课堂笔记，至今还保留着。这不只是学派见解不一样，徐老、范老是“西周封建论”，郭老是“战国封建论”，而且更重要的是治史道路不一样，学术范式不一样，这都是后来才体味出来的。徐老教古文字学，他用的是郭老《两周金文辞大系》来讲，也几乎是每个识读的字都有不同的见解，我都作有笔记。
三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做学问一定要大度、大器，这是徐老教我们要记住的章学诚的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讲究过什么“版权”（当然，如果抄袭会被大家耻笑）。徐老教我们的观念，学术是“公器”，要拿出来用，用的人越多，我会越高兴。如果某书要自己做主编，一定真正要起到从文字到灵魂的主编作用，绝不当挂名主编。自己文章中用了别人的观点和文字，一定要加以申明是某某人的，这是学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前辈学者都是这样做的，是最基本的文明礼貌修养，今天变成了个道德问题。这些学术习惯，是徐老教我们学生自然养成的。现在，我的观点、我的文章被用得多，这是好事。当然其中也有整篇照抄原文而署了别人名字的，我也高兴，证明我的文章有用处，值得流传。我的观点逐步变成了大家习用的惯语，又刺激我不再炒陈饭，愿意去探讨更新的提法、更新的观点。我这么多年的学术见解，就是这样进步的。也有人如“文抄公”，我从来不责怪，不打版权官司。因为学术是天下人共有的，我的观点也是继承古人和前辈学者来的，我的聪明之处，不是翻版，不是照搬和袭用，而是经过自己消化了的有点创新性转化。特别是翻案用功之处，被师友们看出来了，还能得到“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赞誉，我就更高兴了。
四是对研究的问题，思虑要宽，眼光要阔。但落下文字，则笔端要窄，逻辑要严。徐老教我们思考问题一定要宽，想的一定要比留下的文字深和宽。徐老自己就是榜样。他对人类居住文化一直有看法，认为是从“穴居文化”和“巢居文化”两大类起源的。他早年写了《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但一直没写巢居文化专文。我表示很有兴趣，他就要我思考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成都发现了十二桥巢居——干栏遗址，我才按照他的观点，把“巢居文化”论文写出来了。但这时徐老已经仙逝，遗憾没能审阅到弟子这篇稿子。
徐老还告诉我，他关于民族产生与语言关系的思考，一直没有系统完整写出来。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说：“爸爸妈妈的称谓，是人类最初的语言，详见《巴蜀文化初论》”。这个纸条是他在审阅我的笔记时留下来的，我就询问和请教他，他讲原始民族划分族群的基础是语言。例如，“爸爸、妈妈”是人类最初的发音，世界上各种语言都是喊爸爸妈妈，重唇音是人类最初的语言。后来出现舌上音，族群就开始划分了。他认为古民族集团有高阳氏和高辛氏两大系。高阳氏最初砍伐森林，露出阳地，耕植农业，所以叫“高阳氏”，它是舌上音的称呼来划分这个族群的，夷、狄、戎这些称呼都是舌上音系统。另一个集团是高辛氏系统，是伐薪狩猎族群，是重唇音称谓形成的族群，蛮、闽等族称就是这个系统。巴和蜀两个族称就是重唇音和舌上音的分别而形成的。徐老这个理论一直没有正式系统提出来过，只有些零星意见发表。我问过他，没写可惜了。他特别告诫了我一段话，主要是讲研究问题视野要宽，要想得深，要有创见，可以想象。但没想好证据就不要写出来。写出来了，就要每句话都有依据，都有实在史料。思考要宽，下笔要窄。
王静：请二位再谈谈如何进行郭沫若研究的。
祁和晖：进入郭沫若研究是有一种必然性，也有偶然机遇。就必然性讲，我从小喜欢郭诗郭文，初中就在背诵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大学背诵《凤凰涅槃》，不是老师要求背，是自愿的。大学的时候我读完了《沫若文集》，整个青年时代沉醉在郭老的青春勃发的诗歌、他的史剧和自传体小说中。郭老的语言是清通的白话，但绝不粗俗，他写的形象使你觉得非常亲切。他的自传体小说，从《我的童年》开始，我每一部都读，到现在都清晰如见。他很真实地写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甚至有时没有看到作者名字，读起来一下子我就知道是郭老的。虽然我大学从事教学，是古代文学、中国文学史，但时时能和郭老碰面。郭老的学养不只是靠五四以后的几滴墨水，他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墨所孕育而成，是中西广阔的文化浸润而成。我从青年时候开始就沉浸在郭老的创作作品和学术研究当中。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读了很多遍。我们是被大师的心血浸润、滋养而成长的，无论我的工作和研究是否直接和郭沫若挂钩，但是郭老都能直接进入我的视野范围，在我的研究中不可或缺。郭老的古代社会研究基本上是以“六经”为基本文献，那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讲《汉书·艺文志》和“六经”课程能脱离郭老吗？这是进入郭沫若研究的必然性。
不过我进入郭沫若研究又有偶然性的机遇，1984年乐山开“郭沫若与爱国主义学术讨论会”，这个会是省社科院在组织，主题报告缺乏人做。当时，四川省社科院的王大明同志请教了会长马识途先生，马老就告诉他：“你到谭继和跟祁和晖那儿去，让他们两个无论现在手中的工作是什么，放下来，都要来写郭沫若的文章、参加这个会。主题报告他们两人里出一个人来做。”大明是学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是黄高彬。王大明就说：“你们俩都要写文章，一个人出来做主题报告。”谭继和君就讲，现在一说郭沫若就是现代文学，好像郭沫若就只是一个文学家，史学研究又没有文学研究多，参会的大多是做文学研究的，谭继和君就让我来做。
我经过思考和整理，认为当时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对郭沫若的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即对郭老的一生怎么评价，我觉得要拨乱反正，应该把郭沫若一生的主流方面肯定下来，支流方面的局限性再说。我认为对郭沫若的一生，应当有理有据、有说服力地提出一个基本见解，我要用充分的文献和事实来证实。我就以“郭沫若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和发展道路”为题，把郭沫若生平和学术创作划分为6个发展阶段。当时那个会很盛大，最后一天下午留了2个多小时让我做主题发言，讲了郭老生平的6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少年时代，他是在广泛吸收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同时也启蒙了西方知识的窗口；第二时期是第一次留学日本时期，就是《女神》时代，感受到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女神》《凤凰涅槃》是代表作；第三时期是北伐从军，直到1927年反蒋拥苏入党，写作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重大的政治立场的变化，由一个拥护科学与民主的青年，进一步地在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之间选择了后者，选择了社会主义；第四时期是第二次居停日本，代表作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包括古文字学、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他少年时代奠定的中国文化、文献基础发挥了巨大作用，又利用日本的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划时代的研究。包括有些翻译，学术成就也很大。他也没有脱离政治，一直关注祖国的状况。他在日本所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实际上是很接地气的，跟国内对接很好；第五时期是文艺抗战，以郭氏史剧为代表，形成了又一创作和学术高峰。一个是史剧，一个是学术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可以说是双峰并峙，在当时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甲申三百年祭》是作为延安整风文件的，抗战史剧在重庆掀起了雷霆般的震动；第六时期是新中国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和文化领导人生涯，同时也是国际交往的保卫和平的优秀战士，其中也继续创作戏剧、诗歌，有意识地探索新诗歌的道路，在传统诗词与民歌的基础上，完成了《百花齐放》，它是探索传统诗词和民歌怎样结合，这样的探索是值得重视的。他对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尤其是文化建设倾注了心血，留下了成果，中国科学院和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及三个历史研究所，都是他亲手创立的，他继续在写史剧，在政治选择上大是大非很清楚，没有跟着四人帮走，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当然应该肯定。他也有缺点、局限和过失，那不过是如日月之蚀，是人人都看得见的。
谭继和：你们问道我如何从事郭沫若研究的，说来话长。我在中学生阶段就喜欢读郭沫若，杨谨伯老师教我们读《天上的街市》，一直会背诵，这是研究郭沫若、热爱郭沫若最初的情感基础。郭沫若研究是我的几大主研方向之一，另外还有巴蜀文化研究、杜甫研究和口述史研究。我与和晖从事沫若研究，首先要感谢马老，是马识途先生推动的。我与马老是1978年开始结识的。当时我在研究四川党史，成都市委为了替地下党甄别平反，派我参加为成都地下党平反的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我在跑联络工作，请地下党的老同志住在杜甫草堂，我为他们服务，白天晚上都在一起，有机会听他们的故事，马老讲得最多，我记录。晚上则闲谈，由此受到教益。他当时给我讲过一句：“征途多故说风尘”，至今都记得。当时，我还请他把这首七律写给了我。他一谈到刚去世的郭沫若，就自然有种敬仰之情，这是无形的感染，也是我走上郭沫若研究之路的动力。1984年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的主题报告，是马老要我们俩写论文，这在前面和晖君已经讲过了。这是我们正式走上郭沫若研究之路的开端。
四川郭研会组织和沫若研究队伍两方面有许多事值得回顾。这里拣主要的、印象最深的回忆一下：
一是学会的组成，马老一再对我们强调的是学会队伍要有团结和专注精神。当时在川大成立了郭研会，在乐山也由省社科院与乐山市成立了个学会，两个学会积极性都很高，但分立成两个总不好，马老是这两个学会的会长，他力主变成一个学会，为两个学会合并上上下下做了不少工作，最后通过马老等人的努力合起来的学会，性质与其他学会不一样，是由省委宣传部直接挂靠和领导，不再由地方或单位领导。马老还给我讲过一件事，这个学会叫作“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不要“省”字，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全囯性的，是全国最先召开的郭沫若逝世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参加的都是郭老生前的朋友、师生和全国学者，是他们支持起来的，所以是全国性的，要加“省”字就狭隘了。学会有团结、协调、组织全国郭研学者的义务，就不能加“省”字，这是马老规定下来的。这是学会最初的情况，当然后来改成现名，这是全国统一规定。
马老很注意郭研队伍的团结，他以身作则，明德正身，学会的学风和会风一直很淳正，无门户之见，亦无派性之争。马老一再说，学者来参会没有名利，是来干工作的。学会的领导层，章玉钧、廖永祥、张浩、陈次昌、王锦厚，罗佳明、李吉荣等老学者老领导也都是以马老这种风格来领导学会的。马老经常要求学会的学者不要闷在书斋里，要学习郭老走入社会，把学问做进日常生活里，做进践行决策里，为社会服务，为实践服务，以人民为本位。学会这么多年的工作就是这样紧密结合现实、结合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走过来的。学会与学刊有些年也很困难，甚至被赶出大佛市景区，连立足之地都成了问题，那时也正是全国郭研学界遇到低潮的时候，但四川的学会在省市有胆识的领导的具体筹划和支持下，找妥了立足奠基地，有了新发展机会，最关键的是学会坚持了问题导向、立足学术、文化为根、服务社会的方向，没有被商品物欲功利之风压下去。
二是四川学会的学术活动，在马老的主持之下，形成了每年一次深化和提升的“专题研究制度”，这至今都还算是个能够坚持的好经验。我是1992年作学会的副会长，2001年作执行会长，兼过学刊的主编，记得每年学术研讨会后，马老、玉钧主席、永祥院长与学会的领导层和主要骨干都要在峨眉山疗养院开小会，各抒己见，研究今年的收获，确定第二年可以提升和深化的专题，然后向学界发布，同时还确定主题发言者，提前一年准备，保证了学会主题深化的方向有人带头。这样，坚持了一年一个新专题，专题年年衔接，岁岁递进。每年主题都比上年深化，能够每年推动郭研上个新台阶，或者开个新局面。这种做法同时还保证了“学刊”的稿源，培养了郭研新秀。如：《郭沫若与爱国主义》《郭沫若与乡土文化》《郭沫若与抗战文化》《郭沫若与报告文学》《郭沫若与世界文化》《郭沫若与历史名人文化》《郭沫若与文化中国》等等专题，从而使学会坚持了学术立足的根基。只有这个根基培育深厚，才可能把郭沫若这个名人资源品牌擦亮，地方文化建设、文化创意产业、文艺创作、旅游与宣传教育普及乃至国际影响，才谈得上发展，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需要提到的是，当时大小会都有很繁复的组织工作，是黄高彬、唐明中两位秘书长任劳任怨负责的。
三是学会和学刊要坚决维护郭沫若这面旗帜。郭沫若是影响现代文化甚巨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郭沫若一生的思想行为就是这么做的，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就应该学习郭老，坚守郭老这面旗帜。特别是郭老二十年代就倡导把马克思请进文庙，让马克思与孔夫子对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守儒家本土文化自信的学术文化新领域的发展道路，他开拓了，我们就要坚守，要大讲。郭老的人品、文品，蕴涵着挚爱中华的精神，这是客观历史，无法否定的，只能深层次解读。因此，不能让否定郭沫若、丑化郭沫若，甚至诽谤郭沫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占领我们的版面，左右我们的话语。有人在文章里辱骂郭沫若是“党的哈巴狗”，马老就非常气愤，对我说不能让这样的言论甚嚣尘上。这么多年，我们四川郭研学界曾商量多次，要对丁东等人的书和言论，开展有理有据的评判和反驳。当然，郭沫若作为巨人，也是有缺点、有过失的，不过巨人心胸磊落，其过失亦如“日月之蚀"，是大家看得见的，也要放在历史语境中认真分析。这么多年来，马老、玉钧主席带领学会，一直坚守了这一条，这是四川郭研能够健康发展，不轻信、不偏移的定心力。
四是从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看，郭沫若史学研究比文学研究，起步要晚得多，人要少得多，成果也少得多，发展也迟缓得多。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国郭研会林甘泉、黄烈、周自强等先生跟我说过要把史学界力量动员一下的问题。我记得1985年10月在重庆开“郭沫若在重庆”学术研讨会期间，就由当时参会的七八个历史学者，组织了中国郭研会的“史学组”，在会上我们才互相认识，讨论很热烈，提出了好些如何组织史学研究的建议，这应该算是郭研史学界的第一次商议和集结。重庆会议后，中国郭研会就开始筹备郭沫若史学讨论会。具体如何筹备的，主要是北京的先生们做了很多工作，还有华中师大的先生们，我就不清楚了，可以请刘茂林等先生回忆一下，一定经过了很艰苦的筹备组织工作，同华中师大、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及历史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于1986年10月在武汉华中师大召开了“郭沫若史学讨论会”，参加的有全国各地史学界的40多人，华中师大历史系做了很细致的筹备。当时搜集到20多篇史学论文，我熟悉的参会学者有林甘泉、黄烈、田居俭、周自强、刘茂林、谢济、彭静中、孙开泰、陈云鸾、翟清福等先生。这应该是郭沫若史学研究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是个开端。会后于1990年出版了《郭沫若史学研究》一书30多万字。这本论文集是黄烈等先生主持，由老友、四川老乡周自强先生集稿、审定、编辑。出版方面是我奔走的，是当时我与王锦厚主编《郭沫若研究系列》中的第一本书。你提到的，我与和晖君写的《郭沫若史学成就优于文学成就》这篇翻案文章，当时就引起了学界注意，发表在《郭沫若学刊》创刊号上，其最初的目的就是想为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呐喊一下，希望得到重视。这次会议之后，四川郭研会就把协调、组织和扶持郭研史学队伍作为主要工作，团结了史学界、古文字学界的一些学者。在学会的会长和理事人选中也注意了史学人才要有相当比例，其目的就是想争取在郭研上历史学者能够与文学学者并驾齐驱的那一天。
五是郭研界师友互相推动的真挚情谊。我的郭研论文，除了马老和省政协老领导章玉钧先生的推动外，催我最多的是学会秘书长唐明中先生，好些文章主题也是他应时势需要把我催出来的。他不催，我就写不出来。那个时候印刷技术落后，排版困难，我又是手写，他很有耐心，常常催着我，盯着我在稿子上爬格子了，才放心离开。他对我说一定要把北京、成都几个学者“盯住”。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情怀，始终令我感佩，遗憾的是他已仙逝了。有件趣事，关于郭研，我与和晖最初是合写文章，《郭沫若史学成就优于文学成就》就是和晖手写的文学部分，我手写的历史部分，当时没有打印，只在会上复印。唐明中先生注意到了，就笑着对我说，以后不准你们联合署名，都必须单独署名写，免得你们躲懒，两篇变成了一篇。我的《郭沫若与巴蜀文化》等论文，都是他催出来的，催出了兴致，有时我就会同题连写上下两篇。
说到师友的帮助，我还要特别说一下中国郭研会和郭沫若纪念馆的朋友们对我们四川学会，特别是家乡乐山的往来支持和帮助。北京的朋友们同我们联系很多，特别是锦厚、秦川以及现在年轻的学者们多接受北京郭研直接布置的任务。我这里讲一讲我接触到的一些突出事例。我家中的《郭沫若全集》是当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挚友郭平英馆长知道我们的需求后专门送的。每次到京，都会到故居瞻仰、学习，有时是晚上去的，她们也不下班，专门等候。记得她曾计划在故居开辟一些书室出来，供郭研学者客居。每次在什刹海聚会，能得到不少信息和帮助。四川学会和沙湾故居有活动，有建设，都要请北京的朋友平英、蔡震、谢保成等劳驾来川给予支持和帮助。
王静：多年以来，您对于治学、对于郭沫若研究有哪些感悟体会？
祁和晖：对于“治学的感悟”，我觉得学习固然是后来自觉学习、有意识学习，其实在我们少年时代，阅读前辈大师的诗文，早已深深地被他们熏染浸润。我个人觉得治学的气象和格局决定治学的成果是否真正于世有用。我们不是实用主义者，但是治学不仅仅满足自我娱乐。应该通过你的治学使社会变得更美好，哪怕是一砖一瓦，星星一点火。我曾经在云南开会，听到有学者提到国家知识分子、地方知识分子的区别，据其说，地方知识分子只看到一地，但你也不能去指责他。而国家知识分子具有通过国家全局看问题的眼光。我们受过高等教育，要有不仅是国家的，还要有人类的气象和格局，所以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特别能接受，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在气势上、格局上就是这样。我哪怕为这个大格局增添一砖一瓦也觉得欣慰，有了这种气势和格局，自然而然就会将自己的研究与国家的命运、众生的命运对接。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尤其在人文学术当中。“东亚病夫”只能“照着讲”，西方出了新东西就赶紧去拾牙剩余屑，以为自己又站在制高点上，其实是最浅薄的。
冯友兰说，你得“接着讲”，接着讲就需要有自己的东西。假若语言都是自己的语言，那就更好了。不然只是鹦鹉学舌，对人类、对中国，又有何意义？研究和自我的修习，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国家、众生的命运对接，反馈在自己心灵当中，在衣食住行、思维方式上。研究的价值高低，不在于你发现了几个新观点，在于你对国家命运和众生命运的改善，哪怕是一滴水、一束光。现在尽管我接近“80后”了，我做的学术研究和演讲，他们都不觉得我思维闭塞、老态龙钟。为了保持思维的鲜活，要通过学术活动与不同年龄的人接触，还要广泛地阅读，我与谭君两人每年订报刊会花掉3000块钱，比如《南方周末》《新华文摘》《译文》，甚至《奥秘》《咬文嚼字》等。
谈到以郭老为代表的前辈大师的治学方法，我认为他继承了苏轼“八面来风”之法，就是广泛地吸取多方面的知识，将知识分类储存在大脑中，需要时像电脑一样提取出来。郭老就像一千年以后的又一个苏轼，命运是那样的坎坷，学问是那样的宏大，是综合性的、球形的天才。他俩出生地也隔得不远，郭老是在岷江的支流大渡河旁出生的，苏轼也是岷江边上出生的，都是岷江孕育出来的。只有勤苦耕耘，久久为功，“风”才能来。
我注意到老一辈大师，在积累中、在文献比较当中才有新发现，而不是只靠发现新的文本。无论是鲁迅、郭沫若、胡适、陈寅恪、闻一多，或是钱穆、熊十力、徐复观师徒，他们都有新文献的发现，是在传统文献中发现了新的角度、进行了新的解读。例如，同样是桌子，发现分子、原子、中子、电子，同一个东西中发现了新的结构。陈寅恪尤其会使用这个方法，郭老也特别会使用这一点。这对我本人的启发很大，你提到了我的《沫若乡韵基因论》，我就发现郭沫若是道道地地现代的、中国的郭沫若，他新的、合理的解读“六经”，相当于他发现了新文献。
前辈大师，他们将刘知几的“才学识”和章学诚的“才学识德”这样的从唐代到清初总结的治学经验结合。有才无学，就是空疏，大而无当；有学无才，行而不远，没有什么新见。还需要识见，有见解，不然还是发现不了新东西。章学诚认为还需要“德”，人品和学术道德，即学品。前辈大师都有“才学识德”，虽然他们都有某些方面的缺陷和弱点，但总的来讲，他们都是我们做人为学的范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自认为我是郭沫若、鲁迅、胡适、闻一多、陈寅恪的私淑弟子。私淑于某先生，去读他的书，认真地感悟他们的作品，遵从他们的行为，虽然我学得不好，也许他们在世也未必认我是他们的弟子，但是我自认为我是他们“私自”崇仰于师的弟子。尤其是郭老，我想假如我有幸在他生前见到他，他不会嫌弃我们。因为我从小受他熏陶，我很理解郭老的思维特点。
前辈大师在学术评价当中，努力避免“过犹不及”，相当有中庸的精神。公平、公正、公开，在学术评价上也应当做到。郭老微微有一点“扬李抑杜”，但是有个前提，他是在李杜并论的前提下，在“双子星座”的基础上，希望给李杜同样的待遇。我认为郭老是一千年以后的苏轼，苏轼也有点“扬李抑杜”的观点。郭老像个顽童，要表达真实的认识，但从来都是推崇杜甫，从来不否认杜甫。他给杜甫草堂写的“诗中圣哲”是我们当代对杜甫的最公正的评价。
从前辈大师、郭老身上学到，要做学问，就要甘于淡泊。急功近利，对富贵看得太重怎么做学问？淡泊宁静是诸葛亮的名言，沉得下心才能做学问。由于社会的冲击，很难淡泊下来。淡泊宁静需要客观的环境，更需要主观的心态。
谭继和：郭沫若是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一代宗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传祖宗薪火，走今人新路的文化巨人，对中华现代文化发展史做出了百科全书式的茹古涵今、贯通中西的贡献。他应该是巍峨的高山，是浩瀚的大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他提供给我们的思想养料和精神财富，是开掘不尽、用之常新的宝藏。这就是我对郭沫若研究的感悟。这里，我想从体味最深的一点，就是要学习郭老与时俱进、与时俱新、与时俱化的创造精神这一点，集中谈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郭老仙逝，已经42年了，我们亟须要以郭老的与时俱化精神为指导，探讨和编纂“郭沫若研究发展史”。
郭沫若诞生也快130周年了。历史不仅是他个人，也是他代表的为新中国梦想奋斗终生的一代知识精英群体，他们积累、形成了“郭沫若名人文化”“郭沫若文化现象”，郭沫若就代表着一代知识精英的集体文化性格，我对这个问题也作了点粗浅探讨，实际上这已经属于“郭沫若研究史”的范围。对郭老的研究，不是他逝世这四十年才开始的，而应该追溯到他青年时代著新诗引人注意开始评论时就开始了。1921年郑伯奇关于《女神》的评论，是郭沫若研究史开始的标志，至今也快100年了。百年来，沫若以其独特的视角、思想和言论，激起一次又一次研讨的热潮，是耶，非耶，誉耶，毁耶，各说不一，大有人在，有别人评论、研究郭沫若的，也有他自己不断地对自己的学术和思想进行自我批判，这些材料搜集起来就是很丰富的郭沫若批评史料。对郭沫若的评判、研究，可以分时期分阶段，特别是新中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新时代的未来这几个阶段。也可以是分领域对不同的评论意见及成果进行搜集和研究。也可以是成体系，分门别类，条贯系统，从历史文化实证学到历史文化哲学，对郭老研究情况加以汇总。我最近在写“新中国70年四川社会科学成就展”前言里，特别提到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立志在恩格斯“起源论”的指导下，续写“起源论”没有写到的续篇——填补“中国文化史的空白”作为“起源论”的下半页。我们新中国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就是在实现郭老这个遗愿，续写这个“下半页”。从这样的角度来挖掘和研究郭沫若，将大大拓宽“郭沫若研究史”的范围。
第二，把建立“郭沫若学”作为今后郭研的目标。这是四川的学者，马老为首，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时代最深刻的需要，呼唤着学习郭沫若，认识郭沫若，研究郭沫若，建立“郭沫若学”，如同《红楼梦》之有“红学”一样。
当然，我们知道“郭沫若学”提出来容易，要作为一门学科的“学”就难了，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怎么建立？这不是急功近利编“教科书”就能建立起来的，它有个自然积累、积淀的过程，需要很多学者共同努力。不过，把“郭沫若学”作为目标，作为努力方向，还是可以，也应该做到的。没有这个目标，郭沫若研究走不上体系化、条贯化和系统化的道路，就无法看清和理解“郭沫若”这个全人，无法精准知道郭老在传承祖宗学问文化上如何走出新路，如何融会中西文化，如何思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价值导向三者的关系及其演变，最后选择、认定和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学、中国社会科学的现代新文化的发展道路，那是有途径、有方法、有历史基因脉络，又有现实个人思虑特色的。郭沫若接触马克思主义，是从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译介著作知道的。这么粗陋的马克思主义简本，（后来郭老又去探求马克思的德文原典）居然是引导他改变世界观和认识方式、思维方式，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开始。紧接着，他又居然提出了“把马克思请进文庙”的先进主张，至今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道路的历史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了三大资源：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把这三大资源融合会通起来，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下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道路。继续走好这条路，这是我们现代学者的工作，也是职责和担当。应该说，这条中国历史文化现代化之路，是郭沫若为代表的诸先行者奠的基，其中有革命历程、有思想历程、有探索历程、有践行历程，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多少智慧、多少心血，战胜了多少非难，才取得了这个真理的认知。对郭老这个认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并用以指导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和发展的心路历程，似乎还没有人认真和精确地分析和研究过。特别是今天学术界受到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影响而中国话语多少弱势，甚至得了“失语症”的某些境况下，研究郭沫若个人和他代表的群体如何坚守儒家文化话语权并使它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发展途径的经验和智慧，研究郭老对中国文化的根和魂如何培育和铸塑，从而真正找到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这是离开“郭沫若学”的统筹全局的科学思维，就无法做到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迫切需要建立“郭沫若学”最大的理由。
第三，需要分别深入探讨郭沫若与乡土文化、中华文化、西方文化这三者的关系。我本人的研究，集中在郭沫若与巴蜀文化的关系上。这也是和晖君研究的一个主题，她写过《郭沫若乡韵基因论》等论文。关于郭沫若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我写的文章较多。其主要观点，希望参看我的论文，我就不饶舌了。我这里着重讲一讲写作这些文章的初衷和背景。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感觉到研究郭沫若泛神论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的论述多，特别是分析《女神》，都采用的是郭老接受西方文化的观点。我们觉得还是要回到本土上来，《女神》的根在中华传统文化，不在西方，这样就专门致力于《女神》的本土根文化研究，找出了从语词到神韵，《女神》都有本土传统的根，由和晖君写出了《郭沫若乡韵基因论》等好几篇文章。我则用心在郭沫若与巴蜀文化的关系上，也写了好几篇文章。写这些文章，我这里补充两个背景：一是考虑到郭老，虽然是中华民族现代化方向结晶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结出的硕果，但首先是故乡巴蜀文化作为肥壤沃土植根、培育、生长起来的产物。我就分析了巴蜀雄险幽秀的自然生态与优越秀冠的农耕文化生态两方面。自然环境孕育出文学精神，教化传统熏陶出文化精髓，这两方面结合，产出了“文宗在蜀”“才女在蜀”的巴蜀人才传统，司马相如和郭沫若是古今两个硕果。以后的论述都是从这些观点发展的。二是对个人来说，郭沫若与巴蜀文化关系的研究，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这个问题逼迫我去研究“蜀学”的特征。“蜀学”是巴蜀文化的精神内核，此前我的研究集中在巴文化与蜀文化这个共同体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及其历史渊源的研究方面。郭沫若研究使我认识到必须解决郭沫若与历史“蜀学”的关系问题，这就促使我在蒙文通、徐中舒、任乃强等先师的学说中发掘出“蜀学”重文学、重今文经学的特征，研究出“苞括宇宙、控引天地”（司马相如的话）的浪漫精神与理想精神，“磊落奇瑰”（孙中山的话）、“错综古今”“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还是司马相如的话）的创造精神与创新精神，这两大方面是蜀学人才的本质特点。郭沫若是蜀中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弟子帅平均的学生，郭老就是这个蜀学今文经学传统与重文史传统薪火相传的一位通儒。我以后的学术观点都是以此为起始点发展起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龙显昭先生根据前贤意见，提出了司马相如是“通儒”的观点。我为相如研究会提供的就是郭沫若这篇论文，以代替我来不及写出的“蜀学特点”的论文，提出了相如、扬雄、陈子昂、李杜、苏轼、杨升庵、张问陶、李调元，直到郭沫若、巴金等巴蜀文宗所具有的今文经学和百科全书式的“通儒”特点，很受蜀中学者青睐，以后我这类文章才多起来，观点也更深化了。对我个人来说，我写郭沫若与蜀学的关系，是我蜀学研究上新台阶的起点。
这里总结一下，郭沫若与巴蜀文化，特别是与蜀学传统的关系，有三个特点：
一是郭沫若师承蜀学的今文经学传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主要是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蒙文通先生教我们的是，古文经学是春秋以前孔子原典之学，今文经学是战国诸子之学。今文经学重会通，重统体观，重历史大局观，重时势，是宏观思维。蜀学是今古文兼容，但重今文，形成了“巴蜀自古出文宗”的传统，沫若与巴金都是当代天下文宗，他们同历史上的巴蜀文宗一样，都学习和比肩相如。
二是百科全书“通儒”的特点，郭沫若是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的领军人物，在知识结构上也同历史上的巴蜀文宗一样，有百科六艺融通的特点。
三是心学的传统。陆王心学在蜀中的发展，就是明赵贞吉、清刘沅。刘沅是中国近代开端时期西部启蒙思想家，继承扬雄太玄学，提出了“天理良心”当重社会重人伦的新心学。郭沫若是继承这条线下来的。讲求心灵向善、民心为本，这就是郭沫若“人民本位”说的基因内涵。
作为现代蜀学宗师，郭沫若有两大特点鲜明的风骨神韵：一是“创造”传统。郭沫若提得很早，创造社就是要创造新的人生，就是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里专讲的“非常之人”。今天的“非常之人”就是善于创新和创造，成就出不平凡的大事业的人。司马相如文武双全，郭沫若也是文武双全。现在对郭沫若的创造精神宣传得不够，从理论学问创新，到社会实践创新，蜀学人物都有这个特点。郭沫若是继承老祖宗发展来的。
二是梦想精神和理想精神。这在上面说到了，司马相如讲作赋之心“苞括宇宙”，这种眼光被王勃继承了，他认为巴蜀山川是“宇宙之绝观”。第二句话是“控引天地”，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做学问、搞文学一样要有这种大视野。第三句话是“错综古今”，今天的新解读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错会通相结合。第四句话是“总览人物”，仰观俯察，万事万物，天地人文，存我胸中。这种梦想精神现在叫中国梦，中国梦起源于伏羲的母亲华胥氏的华胥梦，《东京梦华录》即得名于此。儒家叫作“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梦”，这就是中国梦的历史发展。这些都被郭沫若继承和发展了。
王静：您如何评价郭沫若的学术贡献，以及他在现代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地位？
祁和晖：我认为，郭老对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贡献是，他传承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从经学、史学到文学，有着存亡继绝的贡献。比如五四以后，他没有因为白话文就抛弃了几千年的诗歌传统，他的新诗是有韵律的、有传统诗歌神韵的。他的戏剧是元杂剧历史题材，将有些表现手法和有些历史题材类型全部继承下来，但又是新的戏剧。他的自传体小说来自《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和唐人传奇那种以纪传手法写小说，所以他写得那么好那么自然又现代，在存亡继绝中创新，这是他对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贡献。他将传统的正面合理的伦理价值、倾向、史料、历史见解吸收下来。
最宝贵的是，他在存亡继绝中创新，形成了现代的中国作风和中国话语，在郭沫若作品中看不到洋泾浜式的西式白话文，看不到洋装似的倒装句，感受不到那种翻译腔。他是用中国话语、中国素材讲出了优美的中国故事和人物，这个本事很了不起。在他的著作中，诗歌、小说甚至自然之优美，扑面而来。这个对我本人影响很大，我的行文绝不追求假洋鬼子的腔调。当年，有人认为他是西式的郭沫若，我就写文反驳了这个观点。郭沫若的乡韵基因很重，我举了一个例子，他在日本20年欣赏了20度的樱花盛开，但是他文章中出现的是一片桃花，这是他故乡的花。现在一些中国人认为“洋”就是现代，这不是浅薄就是糊涂。郭沫若没有这种浅薄。
所以，他值得我们学的就是中国话语、中国现代见解，真正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是一位今日的中国读书人，今日的文化巨人，我认为做到这一点，根基特别重要。我们在老老实实学习前辈大师，重视中国学术根基的深厚，乡土文化的根基要深植在、浸润在中国文化中。我特别担心现在小学就留洋的，中国根基也没有，外国根基也没有，怎么得了？
王静：请谈谈您对郭沫若学界的重要回忆，是否有学术史上特别值得提及的往事？
祁和晖：对郭学值得回忆的我觉得有六点：第一，郭老是新中国的又一面旗帜，鲁迅是第一面旗帜，这两面旗帜后来受到了一股明流的冲击。最初对鲁迅不敢公开骂，后来也公开骂；对郭老是公开骂，而且带有侮辱性。当初我参编四川的《郭沫若学刊》，我们《学刊》最初成立就是要捍卫这两面旗帜。这面旗帜的主流是好的、正能量的，负能量最多1%，不到5%，干吗不捍卫它？我加入自觉捍卫这两面旗帜的队伍，在完成这个使命，这是值得回忆的第一件事；第二，成立四川郭沫若研究会，第一个主题报告是我做的，当时被称为“重磅炸弹”，现在看来我的“六分论”还站得住；第三，大佛寺“沫若堂”的塑像，是请雕塑大师叶毓山先生雕塑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成了好友。创作的过程中，确定塑像应该是新中国建立后郭老的样子，叶毓山就这样设计，就是郭老穿着中山装，手上拿着一本宪法的形象，这个塑像是值得纪念的；第四，有一年我们到呼和浩特开会，有意从北京路过，平英邀请我们夜游什刹海郭沫若故居，打开了所有灯光，我们一览无余。那个时候我才理解到毛主席和郭老互相的知遇情感。毛主席到重庆谈判，郭老把自己的欧米伽金表送给主席了。后来郭老在北京的故居，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郭老知道主席对他的关怀。那天我感到了两位伟人之间心灵的感知；第五，我担任了多年的《郭沫若学刊》的编委，认真地做好《学刊》的工作，能够有机会尽了点滴之力也是一种幸运；第六，曾经想在《戎马书生》的基础上做升级版的郭沫若生平文献纪录片，我全程参与了讨论，后来由于资金链断裂，没有做成。对于当时文稿的创写，我本人曾很认真地研究、思考，希望纪录片能继续做下去。以上是我在郭沫若学界做的六件实事，都是需要继续做下去的，相信你们会做得更好，我们会释放余热，支持你们。
否定郭沫若、对他的质疑要分析情况。多数是对郭沫若不理解，另一些是打在郭沫若身上，但矛头指向郭沫若背后的文化方针，是对“左”倾的文化政策的积怨。这些积怨他可以通过正面途径发出来，可以提意见。但有些非常偏激的意见，法律要过问他，他要保护自己，又要发泄对共产党的积怨，郭沫若又去世了，所以就过头地批判郭沫若。有人说为什么郭沫若建国之后作品不如建国以前？那是郭沫若当了国家领导人，是实职的，他得有精力有时间。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郭沫若的学术研究能力没有后退，但文学创作与年轻“狂飙突进”不同。还有一种，是通过否定郭沫若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例如台湾一些人，通过否定郭沫若来否定共产党执政。
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要正面回答。对于不理解的我们可以解释，对于发泄怨气过头的要批评，至于敌对的态度、根本性地否定郭沫若和他支持的制度，我们一定要迎头反击。新中国的道路有过曲折，但是总的来说正在走向强大，执政党修正自己错误的能力也是强大的，郭沫若支持这个制度是对的。
王静：您对郭沫若研究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与希望？
谭继和：新时代是郭沫若研究最好的机遇，是郭沫若研究工作者的新起点。中央两办关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的文件，指明了郭研努力的方向，时机正好。我期望未来的郭研事业，能以文化中国的眼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研究郭沫若新的历史方位，进一步深化新时代郭沫若文化解读，把沫若这面文化旗帜落实插到民族文化的大地上，时代精神的图谱上。我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但确是我心中所想所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要忘了老祖宗”，“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这两句话就是我们面对“郭研”这个历史性课题的指针。“郭沫若”三个字，经过百年来的风雨历程，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是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常青树的一片绿叶，一簇鲜花，一个特色支柱。它的根在五千年老祖宗传承的文化土壤里，它的魂在民族文化血脉的基因里，它的价值取向在“马克思与孔夫子对话”的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体系里。所以，不要忘了老祖宗，就是不要忘了从炎黄到孔夫子，从孔夫子到郭沫若这条老祖宗延续五千年的文化链，用它来从事郭研，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是要把郭研学术成果能够化出来，做好把学问化到群众心坎里的工作，学习郭沫若讲清道理，讲好故事。有本事把我们的学术观点，把郭沫若的学术成果转化成群众的价值需求。
对郭研未来课题方向，我提点想法：
一、从郭沫若广阔的研究和创作领域看历史科学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讲：“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郭沫若的研究和创作体现这点特别鲜明。郭沫若的历史剧写得很快，几天或半个月就完成了，但为完成该剧的历史研究长达好几年。比如：《蔡文姬》的学术准备，替曹操翻案的探究，其研究工作长达好几年，还展开了两三年的热烈讨论和争鸣。这还是表象层次的，至于深层次的学术内涵的准备，更是值得探究的问题。这项课题研究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寻找老祖宗，寻找文化灵魂的科学工作。
二、郭沫若关于儒释道文化根源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郭老有很多独特见解和独特研究途径。他关于汉民族文化，向北取守势，向南取攻势的研究就非常独特。他对中华文化经典源头：易—道—儒的发生次第，都有独特的看法，而这些看法都牵涉如何培铸本土文化自信，如何守护本土文化的根和魂的问题。
三、郭沫若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研究。“爰将金玉，自励坚贞”是他的话语特色，同一课题不断深化，不断多变，以致引起对他著作版本多变的感叹，也是他的特色。他的著作每出版一次就会有每一次的修改，使研究者常感把握不住。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不断自己做新解读的榜样。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这本书在观点和史料上都改了好几次。郭沫若的著作有多改、多变的特点，也因此遭到非议，其实，这是他的独特话语体系的展现。他从来不固守己见，以“多变”适应时代发展、不断做新的文化解读。克罗齐讲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多少带着自己那个时代的解读特点。我们从“沫若话语体系”的新角度恐怕可获得另外的新知，祛除困惑，“回到郭沫若本身”，这项研究很重要。
祁和晖：这个提法有它的积极意义。有一段时间郭沫若研究有些“假大空”，所以提出要有文献根基，“回到郭沫若本身”，但不能碎片化。
谭继和：这里紧接着说最后第四点：郭沫若关于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话语，需要我们去认真发掘。
【学者小传】
谭继和：重庆市开州区人，中共党员，1940年出生，1965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先生为导师的先秦史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现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博士后导师，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顾问、原副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委员，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名誉会长、原执行会长，省大禹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四川省扬雄研究会、四川省经济文化协会、四川省武术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四川省李冰研究中心、四川省武则天研究会、四川省武则天研究中心、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四川省杜甫研究学会、四川省杨慎研究中心、川派古琴音乐协会、成都市佛教协会等组织的顾问。《巴蜀全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巴蜀文化通史》主编。获省社科院“建院60年来有重要贡献的老专家”荣誉称号，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祁和晖：重庆市开州区人，中共党员，1939年出生，1961年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西南民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导师。四川省杜甫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名誉会长，四川司马相如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唐史学会皇泽寺武则天研究基地、郫都区扬雄研究会首席顾问，《巴蜀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咨询委员，四川省大禹研究中心、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四川省武则天研究会、四川省古琴协会、空林琴舍等组织的顾问。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优秀研究生导师，曾获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三八红旗手、四川省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