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定郭沫若研究论文选题的原则是，所思考、论述的问题要有新见，要有自己的创见，不跟风，不炒冷饭，不凑热闹，即使可以锦上添花。努力开拓那些未曾被研究者所触及，或是忽略了的方面。我一般不作反驳他人或商榷性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做法，是跟着别人的思路走，自己缺乏对所论问题全面、深入的思考。同时，这样做文，必定会专注于对方文章的问题，攻其不足，对于对方是不公平的。完全可以自己就值得或需要讨论的问题，正面阐释、论证，表达对问题的分析、判断。《生命意识：郭沫若五四时期文化心态的一种审视》（载《郭沫若研究》第8辑）、《郭沫若：一个传统文化的历史投影》（载《郭沫若学刊》1990年第1期）、《浪漫精神与历史个性》（载《郭沫若学刊》1991年第4期）、《郭沫若的个性本位意识与传统文化情结》（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谈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观念》（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4期）、《在历史、现实与理想关系中的文化构想》（收《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一个关于女性的神话》（载《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3期）等论文，对于郭沫若的思想、文化心态、历史个性，郭沫若的个性本位意识、“人民本位”观念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女神》的创作，郭沫若的浪漫精神、理想主义等等问题，表达了我的思考和认识。在这些论文中，我一般都是提出了一些郭沫若研究不曾或鲜有涉及的问题，经过自己的思考论述，以此来拓展对于郭沫若的研究。同时，这也是对于自己学术水平不断提升的一个学习过程。
参加学术讨论会是从事学术研究很重要的活动，这在现在是寻常事了，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年轻人。主要是经费所限，每年能够举办的有关学术会议是有限的，年轻学者在各个单位能够获得参会的机会也有限。我负责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学会自1983年成立之后，差不多每年都会举办学术研讨会，我当然就近水楼台了。而每次参会，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机会，会上的交流讨论，特别是会议发言之外三五人之间的讨论或争论，总能给我以启发，让我有所得。不像如今，大家参会就那么几分钟发言时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仿佛就是亮个相。我有些论文的题目就是在与他人交流讨论中闪现出来的，这也像作家获得创作灵感一样。
1987年，学会与青岛大学在青岛联合举办了一次以“我的郭沫若观”为主议题的学术讨论会。会议规模不大，但参会学者多为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这是学会有意为之举办的一次以青年学者为主的学术讨论会，就是现在的青年论坛。应该说学会在助力学术人才的发展上是颇有远见的。当时活跃在郭沫若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多已年过半百，而后起者才三十几岁甚至更小一些，“文革”使得学术领域也有一个断层。弥补这一断层，当然就需要让后起者尽快成长起来，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这次学术讨论会，我第一次受命主持会议。参加了这次讨论会的一些青年学者，如，魏建、税海模、周海波等，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都是郭沫若研究的骨干力量。
学会举办的每一次学术研讨会都有一个主议题，“郭沫若历史剧”“郭沫若在重庆”“从郭沫若史学研究谈当前史学发展趋势”“郭沫若与东西方文化”“郭沫若在日本”“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郭沫若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文化选择”“郭沫若与百年中国学术文化”“《女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等。我几乎参加了所有这些学术研讨会，即使做会务工作，也会认真准备提交参会论文。所以，作为一种学术积累，仅仅因为参加学术研讨会，我所写作的论文就涉及了郭沫若研究的诸多方面，因而对于郭沫若研究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把握。
1992年是郭沫若百年诞辰，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高规格的大型国际学术论坛。来自俄罗斯、美国、意大利、德国、韩国、日本、越南、斯洛伐克、尼泊尔等国的学者，与中国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共有近百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筹备组分会务、秘书两组，我在秘书组，首要任务就是为胡绳同志起草主题报告《创造精神·开放意识·求实作风》。（后改题为《踏着一代文化伟人的历史足迹》。起草报告的过程，《我在学会三十年》中已经写到。）这个报告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文章。在这样的时候（纪念百年诞辰），在这样一次学术大会上，由胡绳（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社科院院长）作主题报告，当然是要全面概括总结郭沫若毕生的成就，阐释其当代意义之所在。文章最初的标题，实际上点出了报告的基调。“创造精神”“开放意识”“求实作风”，可以说就是郭沫若留下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传承，光大。起草报告很顺畅，因为其中写到的内容多是我思考过的问题。
我很满意在报告文稿中提出论述了郭沫若的“创造精神”，这与胡绳院长的想法是相同的（他曾为这篇报告的准备与我们有过一次谈话）。此后，“创造精神”成为对于郭沫若整体评价认知的最重要的内容。后来在郭沫若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时任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的报告中，仍然首先强调的是郭沫若的创造精神。不过这个报告是他人起草的（其参考文献资料中有胡绳的报告），我只参加过一次修改稿讨论。胡绳院长对报告似乎也很满意，后来在编他的文集（《胡绳全书》）时，他的秘书曾联系我索要了原稿，将报告修改后收入该书。他的报告的文稿则辑入《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
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我也做《郭沫若研究》的编辑工作。《郭沫若研究》算是学会的会刊，不定期出版（大致一年两辑的周期），其中设有“国外研究”一类的栏目。这类栏目的稿源比较少，我就自己去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从英语翻译了几篇文章，开始接触了海外的郭沫若研究。没想到二十年后以“英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的一位博士生竟是以我的这几篇翻译文章为线索（因为它们都是我节录于国外出版的学术专著之中），开始收集学术资料的。只是我为译文署了一个“晨雨”的笔名，她不知道是我，直到该论文通过博士答辩，出版前她请我作序，才知道“晨雨”为何许人。
翻译国外学者研究郭沫若的文章、论著，为的是了解国外的郭沫若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国际学术交流，只是那时还难以采取其他更为直接的方式。80年代有两次中国学者赴日本的学术访问，对于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非常有意义，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在郭沫若研究学术领域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始。第一次是8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历史所、考古所的几位学者以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学者代表团的名义组织了一次赴日本的学术访问，收集复印了东京“沫若文库”所藏的一大批与郭沫若有关的文献资料。之后，1989年又组织了一次郭沫若研究学者代表团的赴日学术访问。我参加了这一次访日活动。这一次主要是进行学术上的讨论交流，在东京、福冈举行了两次学术研讨会。其间，我与很多日本学者，包括丸山昇、伊藤虎丸、秋吉久纪夫等著名学者都有直接的交流。在这之后，学术访问、学术研讨会，逐渐成为我们了解海外郭沫若研究最好的方式。而我与日本学者，尤其是岩佐昌暲先生（后成为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会长）的相识，对于后来两国学者在郭沫若研究领域持久、深入的联系、交流算是埋下一个伏笔。
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郭沫若研究的局面呈现的是一派繁盛景象。对于这样一个研究对象，研究者有种蜂拥而上的感觉，搞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人，差不多都会写上一两篇研究郭沫若的论文，即使只是为参加某个学术讨论会。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专设有“郭沫若研究”，即可见一斑。但这种看似热热闹闹的场景，其实不是一个研究领域应有的学术常态，郭沫若研究不该是“显学”。
盛极而衰。果然，时至90年代初，郭沫若诞辰百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学术活动搞完之后不久，学术的生态环境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郭沫若研究很快被冷落，甚至被边缘化。在郭沫若百年诞辰之际还曾向我约过稿的《文学评论》，据说不再刊用郭沫若研究的论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见不到了），有些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史课堂上甚至《女神》都不讲了。
下海潮是一个冲击，尽管实际上多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说，但它让一些人产生了思想波动。记得1993年在曲阜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参会理事差点不足规定人数而影响学会换届选举工作。会议期间，在会场外休息、就餐时，交谈的话题已不再是郭沫若，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下海经商。我们的同行中确实也有投笔从商者。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政治思想方面。由一种意识形态偏见所主导的所谓对一直以来主流文化（包括许多方面）的历史“反思”，搅乱了正常的学术生态和人们的思想观念。这一点，现在回过头去看，应该是很清楚的。当然，现在郭沫若研究已恢复到了学术常态之中。
二 “方向转换”
在郭沫若研究遭遇冷落、被边缘化的那段时间，虽然愤愤不平，我倒也没受到什么影响，坚持做自己的研究，好在还有学会的《郭沫若研究》和四川的《郭沫若学刊》作为学术阵地，文章写出来有发表的地方。学会仍然不断举办学术讨论会。1996年，我去四川乐山，与四川郭沫若研究会商议了次年在乐山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的事情。转过年来，我却因为工作调动没能参加这次研讨会（唯一一次缺席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
从1997年起有五年时间，我应朋友之邀，出任《传记文学》杂志社主编。这段工作经历让我对于郭沫若研究，对于所做的学术工作本身有了新的思考。这是有点近似“方向转换”感觉的变化。所谓“方向转换”，是借用了郭沫若记述创造社活动所使用过的一个词，以此来说我在郭沫若研究学术经历中的这个变化，一个研究观念上的改变。
《传记文学》杂志虽冠以“文学”之名，却并非文学刊物，而是历史类的大众期刊。《传记文学》强调的是人物传记（包括历史的、主要是现当代的人物）的文学性写作。每月一期，每期十余万字的发稿量。因为编辑人员不甚得力，从翻阅初稿，到审定发稿，最后还要看一遍清样，每期的稿子我几乎都要看上三遍，这是一个很累人，很劳神的工作。特别是，我能用来搞研究的时间、精力被挤压至很小的空间了。这真的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虽然在这五年间，我仍然撰写、发表郭沫若研究的论文，仍然参加有关郭沫若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也仍然担任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副秘书长，但是，总感觉不能专注于研究工作，就难以进行一些专题的、系统性的研究。事实上，五年间，我头脑中已经积累了很多想要写出来的想法，可以成书稿的东西。
办刊物的辛苦和成就感与做学术不同，这是自然的，倒不必细说。主编《传记文学》每期都要阅读处理人物传记类的稿子，自己也写了一些稿子，并且动笔在写一部茅盾的传记著作，还编辑出版过传记性的图书，这番工作经历，为我带来做学问观念上的改变，却是始料未及的。如果用最简洁的两个字来表述这一变化，就是在“论”与“史”之间的转换。从热衷于“论”，缜密思辨的论述、论辩，到专注于“史”，史的考证、发现与解读。当然，这是在我又回到专做学术研究时所感觉出来的改变。
2002年，我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一方面是我自己想要重新回到专注于学问之事上来，另一方面因为纪念馆申报一个社科院重大课题，需要有合适的研究人员（有正高级职称）作课题主持人。
回来专注学问之事，我首先开始撰写一部关于郭沫若与日本的学术专著。这就是在我头脑中积累了很多想法的那些东西。日本对于郭沫若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留学开始，再到后来的流亡生涯，他先后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且称得上是在那里成家立业的。他的文学创作、文学活动，他的历史学研究、古文字研究，以及它们所成就的辉煌，大部分都发生在这二十年间。但是大量研究郭沫若诗歌创作、泛神论思想、文学活动，他的史学论著、学术活动等问题的论著论文，包括评传类的著作，实际上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郭沫若留学和流亡时期的日本社会与日本文化的背景对于他意味着什么？具有什么意义？人们似乎只是在谈论一个五四文坛的新诗人，一个在30年代历史学界耕耘的学者。郭沫若所生存、活动其中的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的背景，被虚化，甚至不存在，完全看不到了。一个人怎么可能脱离开具体环境而存在呢？所以我以为，需要从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上去看看郭沫若是个什么样子。那才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的郭沫若。
就在落笔之时，恰逢郭沫若诞辰110周年之际要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便为此准备了一篇论文《论郭沫若学术文化活动的开始——一个关于日本文化背景的提示》（载《郭沫若学刊》2003年第1期，收入《郭沫若与百年中国学术文化回望》），从日本文化背景去考察、论述了郭沫若的学术文化活动。这实际上可以看成是我所要撰写的学术专著的“绪言”。章玉钧先生、谭继和先生在拿到会议论文时（那时还不能做到先编印一本会议论文集，都是单篇打印出来）就注意到了我的文章，他们非常同意我提出的看法和研究思路。
我将这部专著定名作《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主题和副题的位置其实是可以互换的。书稿的立意非常明确：郭沫若在日本前后二十年的时间，就如同进行了一次文化越境的人生旅行。他的求学生涯，他接触的西方文化思想，他的新诗写作，他从事的文学活动，他最初的学术思考，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所有这些旅行途中所经历的事情，都是在日本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发生的。
郭沫若青少年时期系统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教育。他以这样的文化背景东渡日本求学，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那时的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基本完成了从封建专制到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进入了大正时代。郭沫若在大正初期来到日本时，正值文化主义思潮盛行，各种西方思想文化纷至沓来，与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不断演绎着冲突、融合的过程。郭沫若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跨文化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我在书稿中以大量的篇幅和大量史料来呈现这一社会文化环境的形成及其内涵，然后在这个环境背景中去考察、思考郭沫若的日本生涯。为此，我还特别做了一些文献史料的整理考订工作，以保证我可以充分地拥有和使用真实的、准确的文献史料（书稿出版时附录了三篇）。由是，郭沫若研究之于我，展开了新的视野，有了许多新的思考。
书稿是论著的形式，但内在的结构是以传记作脉络，也就是书名中所用的“行旅”。这样在大量引用史实、史事、史料的时候，可以以历史叙述的方式贯通起来，行文上可以用传记写作的文学笔法，增加可读性。我觉得学术著作应该，也可以写得“好看”。书稿出版后一个接到我赠书，但并不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朋友读后特意告诉我，她读进去了，觉得很“好看”。
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愈发意识到郭沫若研究领域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式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就文论文，就诗论诗，从文本到文本，相当多的史料无人问津，更无人整理。郭沫若一生的一些时间段和他生平活动的许多方面，我们甚至还无法做出比较清晰的历史描述。很多研究论文的写作，就是先揆度一个观点、一个看法，搭建一个论述的框架，然后用一些资料或史料——在郭沫若浩如文海的文章著述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总不难找到一二与之相关的东西——来进行论证，并且常常是貌似雄辩地论证出一个结论。这样的研究不能说全无学术价值，毕竟它会提出一些问题并进行探讨。但它在根本上有一个缺陷：其提出和研究的问题，更多的是建立在个人主观认知的一个思辨过程之中，真正的史实如何反倒被轻忽了。那么同一个问题，我说我的，你说你的，谁都会有自己的话要说。而现在回过头去看，不少研究文章在学术史意义上实际上成了“多余的话”。或者如同对文学史上某一历史人物的研究那样，大家各领风骚三五年吧。
郭沫若研究的这种状况，应该说是与整个现代文学史研究一直以来的研究方式和研究路径相关。现代文学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史学科，但是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最初的建立，是根据新中国高校教学需要，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依据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论出来的。事实上学校里的现代文学史研习，在根本上就缺乏史的意识，没有考据训诂的训练，没有史料学、文献学的学习。从最初的学科建立者们，到一代一代这一学科的后来者，大家都长于思辨、论证，所谓的“以论带史”，而缺乏“论从史出”的实证观念。久而久之，甚至变成“以论代史”，主观的“论”，代替了对于历史的叙述。
《女神》研究就很能说明问题。《女神》几乎是所有郭沫若研究者都要涉及的研究对象，差不多成了进入郭沫若研究的门槛。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比较早的一批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之后，《女神》研究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甚至不断被炒冷饭的状况。尽管每次学术研讨会上总还有讨论《女神》的论文，刊物上也总还有论述《女神》的稿子，但许多研究文章其实只是在置换一个概念，变换一个说法上下功夫。何以如此？
其实《女神》在一开始进入研究者视界的时候，就有一些很重要的史实是被忽略的：《女神》是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在九州地区读书期间创作出来的诗歌作品。《女神》诞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五四新文坛没有直接的联系。《女神》并不是一部独立创作、独立存在的诗集，她是郭沫若从自己留学经历的一段时间内所写作的全部自由体新诗中选录了56首而成集的。郭沫若在这一段时间内写成的诗歌作品的数量，远多于《女神》辑录的56首。从学术的角度看，《女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本研究对象，何况还有作者对于文本作删削修改的情况。但《女神》就是这样不断从文本到文本被“论”着。
基于此，我收集整理编辑了一本《〈女神〉及佚诗》。该书将《女神》时期郭沫若的所有诗歌作品汇集起来校勘注释，再辑入初版本《女神》的文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我在编辑说明中称这是“一个历史的文本”，而“所有对于《女神》的研究，均应开始于初版本。”佚诗部分汇集了郭沫若《女神》时期创作的集外诗歌作品77篇（97首）。它们包含了许多《女神》集中所没有的历史信息，譬如：散文诗、宗教题材的诗、口语体的诗、写实手法的诗、儿歌形式的诗、金字塔形状的诗，等等。从中我们才可以看到郭沫若《女神》时期新诗创作的全貌。李怡读到这些佚诗后感喟，郭沫若当年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空间。
意识到郭沫若研究存在的问题，我认为需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我自己要改变），那就先从文献史料的整理开始做起。一方面，郭沫若研究在文献史料方面确实有大量工作需要有人去做，这是一个学术资料的基础建设。另一方面，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可以更切实际地调整研究观念、研究路径。
（待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