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变革的核心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和关系转变。李开盛（2017）从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角度观察，中国崛起过程中有两方面挑战需要解决：一是中国如何对待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二是现有的世界秩序框架尤其是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如何容纳一个体量与影响不断增加的中国。但是，第二个方面的挑战受到了忽视，而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在维护世界秩序方面的责任也被忽略。容纳政策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转移的问题，但为很容易发生误解与冲突的新老大国提供了磨合、回旋乃至最后达成和平的权力妥协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增加了大国间和平竞争并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守成大国的选择与新老大国的互动是容纳政策生成的重要条件。[※注]付宇珩、李一平（2017）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在霸权主导下通过开辟高利润、低成本的资本积累空间来克服。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实质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具有世界体系构建意义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战略，它试图将中国的内部变革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整合起来，最终发展出不同于霸权更替的体系变迁可能。[※注]
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权力转移的突出表现是国际领导权的变更。国际领导的赤字由来已久，特朗普总统的当选以及他所主张的“美国优先”的内外政策让国际领导的赤字问题更加凸显。陈志敏、周国荣（2017）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参与国际领导，而是如何理解并进行国际领导的问题。为此，中国应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进型国际领导角色。这一角色将强调国际协作领导、共进领导、吸引领导、赋权领导，以便在积极参与国际领导的供给的同时，避免国际领导等同于霸权或支配性领导的误区、国际领导等同于自利领导的误区、国际领导等同于强制领导的误区以及国际领导等同于包办领导的误区。[※注]在“两强众弱”的地区结构中，两大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其他中小国家采取双追随政策，构建起一种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将最有利于地区的稳定与繁荣。顾炜（2017）根据两大国在地区内部既有地位的不同，地区秩序的构建过程可划分为平衡型构建和差异型构建两种类型。在差异型构建中，“分享”原则更为关键，特别需要关注主导国的分享意愿。崛起国在同主导国一起进行差异型构建地区秩序时，需要弥补自身短板、加强与中小国家发展关系、寻找共同利益并创设共同参与的有效的地区机制。[※注]
近年来，亚太地区进入了以相关国家力量对比变化和地区战略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格局大变革时期。吴心伯（2017）从环境变化、力量变化、趋势变化和秩序变化四个方面分析亚太格局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多元复合结构”特征。就长期趋势来说，地缘政治变化将是温和的，而地缘经济演变将是强劲的，后者会更多地影响前者。在秩序变化方面，驱动亚太秩序演变的经济逻辑将进一步强化，霸权秩序的成分会进一步下降，秩序结构更加平面化，平等性上升，合作性增强，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相适应，亚太秩序将呈现为多元复合的地区共同体形态。[※注]魏玲（2017）以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从东亚峰会到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的建立以及中国—东盟关系中的情感过程为案例，指出东盟通过关系性权力政治实践、关系网络化和情感关系过程等三个机制将“关系平衡”制度化为“东盟中心”。“东盟中心”不仅仅是地区合作的制度和规范基础，而且正在塑造着“东盟方式”的地区协商合作和协商治理秩序。多边主义秩序观是“关系平衡”的规范背景和前提条件。“关系平衡”是秩序塑造过程的核心和动力。
在东亚地区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小国的角色和行为广受关注。刘若楠（2017）指出，小国在中美之间采取的大国平衡战略成为考察地区秩序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由于受到外部客观环境和自身实力的约束，小国在应对地区安全秩序变化的过程中要同时处理地区体系、次地区体系和国内等不同层次的问题。除了需要考虑地区体系性风险和国内政治稳定性之外，在东亚地区实力层级中处于底层的小国还必须防范来自邻近中等强国的潜在或实际威胁。地区体系中的小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时，重点关注次地区秩序的三种变化，分别是邻国之间战略矛盾的升级、邻国国内政治危机的外溢和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和解。为了防范和抑制这些次地区层面的不稳定因素，应对来自邻近周边地区的未知安全风险，小国会与处于实力层级顶层的大国建立特殊安全关系。[※注]
二、国际机制与规则
（一）国际机制
已有的制度主义研究多认为新建国际制度很难实现，但现实世界中却出现了崛起国成功创建国际制度的不少实例。刘玮（2017）试图探寻在何种条件下，崛起国创建的国际制度更容易获得初始生存。由于新建国际组织天生的脆弱性，崛起国能否建立稳定可见的自我约束机制，塑造“新旧”国际制度的合作预期，是决定国际制度能否创建成功的关键。基于此，刘玮提出一个制度间合作的分析框架，认为崛起国在议题领域选择和组织间架构两方面的策略选择，会影响制度间合作承诺的可信性，进而影响新创国际制度的初始生存。通过对亚洲开发银行、亚洲货币基金、清迈倡议以及金砖银行创建的比较案例研究，文中提出的假说得到验证。其政策启示在于，崛起国通过选择网络外部性较低的议题领域以及建立合股、授权和战略伙伴等制度化的组织间架构，有利于塑造制度合作的稳定预期，促进国际制度在创设初期的生存。[※注]Lall（2017）解释了国际组织的性能差异，国家倾向于使用国际组织来促进狭隘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更广泛的组织目标。[※注]因此，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会引起崛起国对现存国际制度分配结果的不满，崛起国大体上可以采取两项策略来改革国际制度安排：一是推动现存国际制度内的改革，二是在外部创建功能重叠的新的国际制度。
从2008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可以发现美国对同类改革议题的容纳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制度变革的效果。现有的国际制度的内部权力转移、外部竞争压力和国内政治的调节视角，解释了领导国家对制度改革的支持或抵制态度，但缺乏对领导国家应对改革的利益权衡及其策略选择的复杂性分析。管传靖、陈琪（2017）以国际制度改革对领导权的冲击度、利益兼容度和领导权护持的成本因素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发现，如果竞争者推动的国际制度改革是对领导权冲击度高的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会导致既有领导国家的强烈反制；如果是冲击度低的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既有领导国家会容忍或支持竞争者的改革；如果是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或者是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既有领导国家会依据护持成本选择反制或容忍。[※注]熊爱宗（2017）从国会单个议员和国会整体两个层面通过二值选择模型分析美国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议案投票的影响。在单个议员层面，对议员政党属性、意识形态倾向、相关利益集团、所在选区利益四个因素的经验检验显示：议员来自民主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倾向越强，获得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越多，将越支持基金组织议案，而选区金融产业发展程度则与议员的投票行为具有负相关关系。在国会整体层面，民主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党对国会通过基金组织议案影响显著，美国良好的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国会通过基金组织议案。[※注]
（二）区域机制
郑先武（2017）认为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是相关国家在不同区域意识主导下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互动的结果，共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至1950年酝酿与起步阶段、1951年至1960年局部成长阶段和1961年至1967年分化重组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基于不同的区域意识，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呈现出不同样态。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实践留下了重要的区域性规范遗产，主要是以区域自主、主权平等、不干预主义、共识性决策、非正式的渐进主义、注重经济发展、拒绝多边军事合作和泛亚洲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方式”的形成。这些早期区域合作的遗产为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的制度建设及“东盟方式”创建奠定了必要的规范基础。不仅如此，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的实践证明“亚洲方式”是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区域合作共同的“亚洲经验”。[※注]
塔什干峰会后，随着上合组织扩员进程的正式开启，上合组织的发展阶段及前景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朱永彪、魏月妍（2017）基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认为上合组织的组织职能、机制建设、组织规模和合作内容将不断趋于稳定和深化。上合组织有必要通过加强组织协调、增强组织认同、提高行为能力、发展对外合作等途径来促进自身的良性持续发展。[※注]薛志华（2017）通过SWOT分析发现，随着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加入，上合组织实现了由陆地型区域组织向海陆兼备型区域组织的转变，这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创造了条件。中国应借助中俄印三国互动机制，深化能源、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缓解因扩员对上海合作组织造成的冲击；同时，以“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为切入点，将合作成果惠及中亚及周边地区，并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对接与合作的中枢。[※注]
（三）全球治理规则
在全球治理领域，国家之间的博弈日益表现为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徐秀军（2017）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单纯通过规则内化参与全球治理的约束作用日益凸显，推动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改革和引领新规则建立便成为自然而然的追求。这一过程也将十分漫长，它不仅取决于自身实力的持续提升，还要受到既有规则巨大惯性的阻碍。这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上的“制定—接受”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全球治理将由此进入新一轮的激烈竞争与博弈。[※注]韩雪晴（2017）从全球公域的角度，提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自由、正义与秩序三重伦理诉求难以同时实现，或至多只能同时满足其中的两者。一般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崇自由与秩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关注正义与秩序。在全球公域治理实践中，伦理“三元悖论”又可归结为西方世界延续自由国际主义治理秩序之努力与非西方世界重建公域正义与秩序之决心间的对垒。为消解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三元悖论”，世界各国应摆脱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主导下“全球治理、地方价值”之怪状，逐步完善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体系，引导全球公域最终走向善治。[※注]
三、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调整
（一）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
自乌拉圭回合以来，非政府组织对世贸组织的参与不断增加。非政府组织有能力在世贸组织委员会中担任观察员或提交书面报告，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知识、服务和宣传，非政府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发言权，甚至挑战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贸组织新自由主义议程。这些非政府组织推动世贸组织在意识形态和能力建设方面的转变，起到了纠正全球经济治理权力失衡的作用。[※注]
国际税收制度致力于协调各国之间的政策以避免双重征税，鼓励和促进国际投资。各国在双边条约基础上解决税收问题，却无意中为跨国公司向政府施加压力创造机会。跨国公司要求国家改变国内税法和财政政策，最终限制国家自主权。Arel-Bundock（2017）使用164个国家的数据，探索跨国公司如何利用多重条约结构，降低自身的税收负担。税收条约的扩散使政府倾向于保持低税率，国家的财政自主权在这一过程中受到限制。[※注]在探讨国际税法的过程中，避税天堂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Eskelinen & Ylönen（2017）通过研究巴拿马贸易争端，探讨在贸易和税收政策之间，如何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抵制制裁企图，同时推动防止偷税漏税的措施。现行理论有助于解释贸易协定如何“锁定”税收政策，然而案例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仅仅是“锁定”，避税天堂可以利用这些地区的自由化政策和主权原则抵制反保密措施。当然，不断变化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创造新的应对偷税漏税的工具，具有足够技术和司法知识的政治行为者应通过贸易谈判修订规则，推动全球税收治理向更全面的方向发展。[※注]
外国投资的待遇出乎意料地成为备受争议的全球治理问题，贸易谈判或者说贸易争论集中于投资条款，特别是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Akhtaruzzamana、Berg & Hajzler（2017）将制度质量和政治风险作为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关键变量。制度因素决定外国资本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和程度，政治风险则影响资本的回报率和投资价值。在战略诉讼中，投资者的目的不仅是获得赔偿，还为了阻止政府的监管野心。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允许私人公司对东道国政府提起法律诉讼，当政府的行动被发现违反投资协议，公司可以获得经济补偿。[※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在后殖民时代作为一种保护西方的方式出现，降低投资者在法制薄弱的国家遭遇没收和国有化的风险。Pelc（2017）使用最新发布的涉及742起投资纠纷的数据，发现公司与国家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多数案例的索赔并非针对低水平法治国家的直接征收，而是针对民主国家的监管。由于夸大了投资者进行战略诉讼的成功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率很低，并且代价高昂。换言之，当涉及特定类型的法律索赔时，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对合法政府几乎没有真正的威胁。[※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否能够在众多多边区域性机构中脱颖而出、永续经营，取决于这些争端能否有效和公平地得到解决。黄进、孔庆江（2017）建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投资争端解决中心（ACSID），为银行与银行客户之间的争端、使用亚投行贷款的私人客户与成员方之间的投资争端、亚投行投资项目的当事人之间的争端等提供独立、公正、有效的解决渠道。[※注]
随着优惠贸易协定（PTA）的迅速扩散，公司、行业的生产成本和海外销售成本得以降低。优惠贸易协定增加了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与此同时，也增加因国际贸易协议而产生的赢家和输家，进而对全球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产生重大影响。Baccini、Pinto & Weymouth（2017）统计美国签署的所有优惠贸易协定的投资和分项关税数据，结果表明优惠关税增加了在伙伴国家经营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研究还发现，在同美国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之后，伙伴国家的市场集中度有所增加，证明通过贸易所得的收益优惠在企业间的分布并不均衡，这已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注]洪丽明、吕小锋（2017）构建一个南北两国出口竞争双寡头模型，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国环境政策的战略选择、环境质量及国家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效应在不同贸易壁垒下不具有一般性，削减出口补贴将促使出口国排放标准趋于宽松、国家福利恶化，而关税削减则使环境标准趋于严格并改善国家福利。与此同时，出口补贴下降改善了出口国环境质量，而南北异质性可能改变了关税壁垒削减的正环境效应而使之不确定。给定南北国家存在环境异质性，削减出口补贴以改善环境的效率可能强于削减关税壁垒。消除南北环境技术及环境损害差距有助于确保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关税削减以环境友好方式运行。[※注]
为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发展环境，中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在周边地区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意图以共享经济红利、打造制度共识的方式提升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亲密度。孙忆、孙宇辰（2017）利用中国26个周边国家在1995—2014年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尽管自由贸易协定的确有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更亲密的国家间关系，但在纳入美国霸权因素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签订自贸协定的效果受到干扰，对于与美国立场更一致的周边国家，中国与其签订的自贸协定并不能有效提升关系亲密度。结合中国与菲律宾国家间亲密度的案例分析，作者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亲密度有所变化和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周边国家意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采取对冲策略以兼得中国的经济红利和美国的安全保护；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寻求更稳健、不易引起误会的方式维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由此可见，纯粹倚重经济手段或经济优势以求实现自身国家战略目标，可能存在难以避免的政治约束与限制。这一结论对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实施有一定启示意义。[※注]
（二）国内政策对规则的影响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对全球化的抵制和这些国家民众的保护主义情绪对贸易理论产生新的挑战，传统理论将贸易的福利后果归因于技能水平、行业特征或强调支持开放的非物质决定因素，而劳动力市场特征、占有以及如何塑造贸易开放的分配后果知之甚少。Owen & Johnston（2017）提出并检验了一种新的基于职业的贸易政策偏好理论特征，在使用2003年和2013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中的高收入民主国家数据后发现，职业特征是贸易影响个人的关键因素。在发达经济体中，由于贸易产生了离岸劳动和服务外包，劳动密集型职业受到贸易的负面影响，因此从事这些职业的个体具有更大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该研究结果表明了职业特征是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来源，因此需要增加对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关注。[※注]
在个人与贸易关系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导方法是假设个人和团体的政策偏好与经济利益偏好相一致。然而，当前出现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却表明选民的贸易观点没有体现经济上的自我利益偏好。对于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给出的潜在解释是经济上的无知，换言之，选民不理解保护主义的经济后果。Sungmin & Michael（2017）发现贸易分配产生两个相反的影响：一是人们更容易表现出自私自利的政策偏好，二是使人们对他人的收益更加敏感。在该研究中，两种反应都很明显，但是自私的反应比利他的反应更重要。因此，如果人们知道更多关于贸易的分配效应，个人利益会抑制贸易保护的政策偏好。该研究有助于提供更现实、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注]
国内否决权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解释外交政策刚性的概念。Sungmin & Michael（2017）通过量化测试超过12个战后签订的优惠贸易协定，揭示了否决权的存在系统地塑造优惠贸易协定中包含和排除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更大的否决权约束下达成的协议包含更少的自由化承诺、更弱的争端解决和更多以贸易救济的形式退出。该研究结果强调国内政治行动者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决定因素，否决权的行使是附加的并且是更强大的国际制度塑造者，决定了国际协议中被颁布和被禁止的内容。[※注]Töpfer（2017）以中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政策为案例，采用了对91个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库分析和政府内部记录，得出中国跨境投资的制度变迁是国家和市场经过谈判达成的经济成果。通过对制度变迁和中国精英政治的综合分析，揭示中国精英政治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的谈判、行政协商和企业利益。[※注]基于25年来积累的实证研究，开放经济政治（OEP）视角加深了我们对国际经济政治影响贸易政策的理解。由于缺乏可变因素的方法研究因果关系的复杂性，Oatley（2017）得出了一个相当令人失望的结论：每一个对开放经济政治研究项目的贡献是严格而有力的个体发现，却没有在任何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我们对今天的贸易政策并不比我们三十年前知道的要多。[※注]
作为政治博弈的基本规则，政治制度决定了政治行为体战略选择的范围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威权政体会面对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需求。由于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战略选择集合的差异，当初始威权类型为军人政权时国际贸易更容易推动民主转型，而初始威权类型为一党制政权时国际贸易难以推动民主转型。田野、陈兆源、熊谦（2017）对1945-2010年威权政体变迁数据库进行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参与国际贸易本身与民主转型并无显著的正相关效应；当纳入与初始威权类型的交互项，在同一贸易额、贸易开放度或出口依赖度时，相较于一党制政权，军人政权有更大的可能性发生民主转型。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韩国和新加坡的比较案例分析揭示了初始威权类型作为条件变量的因果机制。作为军人政权，韩国朴正熙—全斗焕政府在面对劳工运动时倾向于实施刚性的强制手段且难以与反对派开展合作，故在冲击中更为脆弱。作为一党制政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则更善于使用柔性的强制手段并采取包容战略来满足劳工的参政需求，在开放贸易条件下更能保持稳定。[※注]
（三）美国贸易政策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贸易政策成为研究的新热点。宋泓（2017）从特朗普执政理念出发，分析了其贸易及相关政策取向、实现的可能性及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贸易政策将会从长期坚持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转变；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将会增加，但也存在深化合作的可能性。美国贸易政策的这种变化是一个转折点还是昙花一现值得观察。[※注]国际贸易直接影响美国总统选举。Jensen、Quinn & Weymouth（2017）利用覆盖所有美国经济活动的基础数据，构建了衡量一个行业可交易性的新指标，发现执政党尤其容易在拥有许多低技能制造业工人的摇摆州失败。该研究显示增加进口（出口）与现任总统的的得票数的减少（增加）高度相关，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美国的选举团制度有利于保护制造业，反对对外达成贸易协定。[※注]
Mutz & Kim（2017）以人口调查实验为基础，评估影响美国人对国际贸易态度的群体偏好。通过有系统地改变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国家在给定的贸易政策中获得或失去，为两种不同群体的偏好提供证据。首先，美国人毫不意外地更看重其他美国人的幸福，而不是贸易伙伴国人群的幸福。美国人并不追求贸易总收益的最大化，而是会选择美国人群体幸福感的最大化。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加剧了这种趋势，相信提升美国人幸福感的政策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第二，高水平的群体间竞争导致一些美国人宁愿选择有利于集团内部利益、伤害集团外部利益的贸易政策，也不愿选择有利于集团内部利益并有利于贸易伙伴国家的贸易政策。该研究发现美国人对互利共赢政策持负面态度，反而相信贸易伙伴国的损失使美国获得了更大的相对优势，这有助于理解美国公众反对贸易的倾向。[※注]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外国投资目的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投资（IFDI）开始受到国内机构的限制。Baltz（2017）集中讨论美国1975年成立的名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行政机构。表面上看，该机构是站在美国投资开放大门上的哨兵，因此过去研究认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起源于“国际主义”行政部门和“保护主义”国会之间的部门冲突，但这种说法远远不够全面。基于新的档案证据、国会审查听证会记录、政府报告和贸易出版物，这篇文章发现过去的研究缺乏对国际资本的细分，忽略了那些促使建立外国投资委员会以推动制度改革的经济思想。该研究认为外国投资委员会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美国部门间冲突的一般性案例，而是一个美国新自由主义推动制度建设和部门改革的典型案例。[※注]
（四）“一带一路”与中国海外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沟通等五大方面，其中，贸易投资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合作的重中之重。为了量化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互联互通水平，顾春光、翟崑（2017）构建了“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指标体系，覆盖贸易投资水平、贸易投资设施、贸易投资环境等3个一级指标以及9个二级指标。2016年度总体得分情况反映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贸易投资合作的程度，即总体上处于合格水平，并呈现整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均衡、竞合关系复杂等特征。[※注]何帆、朱鹤、张骞（2017）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典型经济现状、与中国的合作机遇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中国与地区各国在产业投资、基建投资、资源开发与合作、境外经贸园区和海上经济等五个领域存在更深层次的合作机遇，但存在执行主体不协调、金融支持不足和缺少完备人才队伍等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注]以上研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包括推动区域物理、市场和体系多维连接；突破贸易投资合作的短板和瓶颈；着力解决贸投设施“联而不通、通而不畅”问题；共同优化和完善“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环境等。
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中国与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共赢”具有重要的意义。冯永琦、黄翰庭（2017）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且与美国进行了比较，从中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产品市场依赖度及发展前景。该研究认为东南亚国家及蒙古对中国具有较高的市场依赖度，其他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相对较低，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最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市场还会保持相对较高的市场依赖度，而对中国最终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市场依赖度不高。中国应高度重视进口贸易的政策管理与结构优化，充分发挥对外市场提供者的积极作用，以促进经济全球化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注]
中国企业“走出去”频频遭遇投资阻力，其中“政治化”问题尤为显著。对外直接投资（ODI）之所以容易遭遇“政治化”问题，在于其可能对东道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三重影响：威胁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引入新的企业运作规则和惯例以及重塑东道国的国内政治联盟。王碧珺、肖河（2017）分析了2005—2015年22个因为东道国政治因素而受阻的中国ODI案例，发现威胁东道国的国家安全是最普遍的理由，但其背后掺杂着商业竞争和国内政治等因素。进一步结合同期432个成功完成的样本进行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投资规模大，双边政治关系差，东道国技术水平高，投资行业为电信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和建筑业是中国企业ODI受阻的显著影响因素，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无显著影响。为了应对投资受阻，中国企业需要在事前做好各方面准备，事后积极维权。中国政府则应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构建，尤其是要加强与东道国的实质性战略合作，以增强政治互信。[※注]
建设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已成为国家战略。刘莲莲（2017）指出海外利益保护工作应区分在境外公民安全保护和新型国家利益建构两个语境下的不同内涵，认识到海外利益的地域、物质和复合主体属性。全球化和国民跨境迁移打破了传统国家自主、自助、自足的形态，国籍国安保资源用于境外利益时不仅效用降低，而且和东道国存在管辖权冲突。国籍国在海外利益保护中面临着效用困境、合作困境和法理困境。为此，海外利益保护的机制设计需发挥制度在配置资源、界定权责、承载价值上的作用，坚持有效性、公平性和合法性原则，整合国籍国与东道国、境外国民三方主体的资源优势，顾及东道国的受益度和机会成本，创造性地遵守国际法原则，协调国家间的正义观差异，并确保保护措施在国际社会中的正外部效应。[※注]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化解产能过剩及破解“胡焕庸线悖论”双重难题。通过构建资本跨区域流动两国三区域模型，吴福象、段巍（2017）对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下“一带一路”倡议及国际产能合作战略进行理论解析，结果发现产业布局向“胡焕庸线”右侧过度倾斜，加剧了个人经济理性与社会集体理性的不匹配，弱化了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效果；而且中国产业布局在集聚程度和集聚效益之间呈现钟状曲线特征，客观上要求由“从分散到集聚”范式向“从集聚到分散”范式转换。为此，重塑中国经济地理需要国际产能合作和负面清单管理双管齐下，实现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与资本积累的增长效应在空间上的功能互补。[※注]Chalmers & Mocker（2017）考察了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关于投资海外石油和天然气的选址决策，认为这些选址的决策是由国有企业和高层政治之间的风险分配决定的，究竟是由中国国家石油公司还是国家来承担投资风险。基于对中国国家石油公司14年来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研究结果挑战中国政府制造“风险”的论点，发现不合理的地理位置决定会导致公司寻求母国政府在法治、腐败控制等方面给与强有力的援助。[※注]
高铁“走出去”是中国工程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一步。随着中国推进高铁“走出去”进程的加快，中国高铁逐渐深入地参与到全球高铁市场竞争中，由此也遭遇了许多新问题，进而影响了高铁项目的落实，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风险。宋汝欣（2017）研究发现，政府脆弱性和社会支持度是政治风险影响中国推进高铁“走出去”的核心因素。政府脆弱性决定东道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持续、稳定地支持高铁计划；社会支持度关系到东道国政府是否有意图持续、稳定地支持高铁计划。为缓解政治风险对高铁项目的消极影响，在今后高铁项目的竞争中，中国要先行做好目标国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工作，一旦政治风险发生，能够及时通过相关措施，尽量减少政府脆弱性的危害，防止社会支持度的下降。[※注]
在中国高铁“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与对象国发生经贸摩擦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存在“经贸问题政治化”的现象。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和二十国集团唯一的东盟成员国，印尼雅万高铁采用中国高铁系统受到世人的瞩目。施张兵、吴玉兴（2017）综合运用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高铁外交的内涵、特征、挑战和路径选择。基于对印尼雅万高铁的案例分析发现，在土地征用困难、纳土纳群岛海域争议、印尼反华情绪增加、非传统安全、盈利预期低和印尼盾继续贬值等因素的影响下，雅万高铁合作前景不明朗。该文同时指出，发挥中国高铁外交的比较优势，加大印尼民众参与建设雅万高铁的力度，实现雅万高铁车厢灵活编组等，都有利于中国对印尼高铁外交的发展。[※注]潘玥（2017）以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为例，探讨雅万高铁项目的“政治化”甚至“国际化”问题，是印尼经济发展疲软背景下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而非中印尼两国国家利益与战略冲突所致。因此，在“国家-市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中印尼两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将成为深化中印尼两国双边关系的基础。虽然“政治化”问题的主要根源在印尼国内，但经贸摩擦的“去政治化”和有效解决，将有利于中国高铁顺利地“走出去”[※注]
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国有投资基金是国际投资的关键参与者，但人们对其背后的政治驱动力知之甚少。关于有盈余的国家选择创建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有投资基金的动因，Braunstein（2017）通过调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的档案材料和采访前决策者，讨论国家-社会关系-政策网络所形成的国内结构，打开国家财政决策背后的黑箱。[※注]刘东民等（2017）分析归纳了全球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的战略目标、业务重点、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亚投行的四点战略定位：尊重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开发银行；具有良好财务可持续性的开发银行；坚守高标准的开发银行；重视国际合作的开发银行。同时，该文提出了亚投行在业务模式上的六点创新建议：将城市化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方向之一；以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模式推动项目建设；建立离岸人民币境外投资基金；以“经济特区”模式推进城市化建设和跨境园区建设；实施绿色金融；在亚投行旗下设立亚洲金融公司，实施市场化运作。[※注]
四、国际金融与货币
（一）货币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货币政策效果不彰，进而引发了对全球货币体系存在系统性偏差的怀疑。从维克赛尔和凯恩斯关于全球货币体系构建的理论设想，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现实运转来看，全球货币体系调整的关键点在于由谁来充当国际本位，并行使补救全球信用循环不足的职能。黄海洲、张广斌（2017）推导出当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发生较大转移时，全球货币体系就到了需要调整的时期。否则，理论张力会崩断，特里芬难题会出现，不稳定因素因之而增加。对全球货币体系调整的历史梳理，也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注]Murau（2017）探讨了政治反应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对货币体系的影响。在雷曼破产一年后，私人影子货币出现贬值。在财政部宣布担保后，美联储采取紧急设施对基金股份、隔夜回购协议进行监管，这意味着在危机期间对银行存款的保护扩展到影子货币。2007-2009金融危机引发了货币体系的范式变革，在危机后对影子货币的监管仍在继续，这一趋势可归因于美国当局的政治决定。[※注]
金融危机促使货币研究的理论反思和创新。Canofari & Bartolomeo（2017）以周边国家为研究对象，应用博弈论和成本效益分析，试图在两阶段政策博弈的内生结果中建立一个政权更替模型，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联盟稳定性产生的影响。该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绝非微不足道，虽然单边退出货币联盟的可能性较小，但危机蔓延时期会出现明显放大。这是由于传统的国家政策制定者采取保守策略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一国的保守策略会传染到货币联盟内的其他成员，这种战略互动进而可能破坏货币联盟的基础。[※注]Beckmann & Czudaj（2017）为政治决策与汇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将传统的汇率建模方法与相关文献联系起来，研究金融市场预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策不确定性和专业机构的预测错误的影响。该研究发现与专业机构的预测错误相比，金融市场强烈受到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影响。此外，研究还显示日元是美国贬值预期的一个安全避风港，自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以来，市场避险情绪导致日元预期升值。[※注]
杰里·科恩（Jerry Cohen）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当前的研究由于过分强调货币政策的科学方法，对国内变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停滞不前。Chaudoin & Milner（2017）认为有很多以科学为导向的货币研究以不同的方式把制度考虑在内，通过对货币研究进行系统的类型学研究，能够帮助不同研究方法的学者识别各自研究的相似点和差异性，而不仅仅是根据研究的科学性或正统性进行评判。[※注]Norrlof（2017）不同意科恩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过度是货币研究支离破碎的罪魁祸首。相反，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展缓慢恰恰由于缺乏社会科学的方法，导致了概念模糊和标准不清。该文主张通过社会科学交叉的方法产生科恩呼吁的“宏观货币理论”，“宏观货币理论”将与“微观货币理论”构成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理论两面。[※注]
（二）欧债危机
欧洲央行（ECB）的“一刀切”货币政策在扩大贸易失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考察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的三个独立的传输通道——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工资和价格制定、欧元名义汇率、资金成本和银行信贷，Vermeiren（2017）超越了传统上对工资设定部门的强调，并引起了对支撑贸易部门非价格竞争力机构的关注。总的来说，这篇论文解释了欧盟成员国的贸易部门如何适应欧洲央行的单一货币政策，并揭示欧元危机爆发三种传播机制与危机前的扩张期失衡和贸易不平衡时期有关。[※注]
Chortareas & Mavrodimitrakis（2017）认为欧盟财政当局总是有意玩一个三重博弈，这使得欧洲各国的财政机构在危机冲击下处境更糟。为了应对货币需求（供应）冲击与欧盟制定的紧缩政策方案，欧洲各国统一财政立场的努力将更加艰难。[※注]Heimberger & Kapeller（2017）通过关注1999-2014年欧元区的经济，指出在危机前的年份，潜在产出估计过高加剧私人债务增加、房地产泡沫和宏观经济失衡。欧债危机发生以后，欧盟成员国出现各自为战的路径依赖，产生结构性两极分化的“中心-外围”国家体系。[※注]
Papageorgiou & Vourvachaki（2017）认为希腊危机重灾区在更早、更快的时间内实现GDP增长，与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整顿联合实施密切相关。不过，实行结构性改革可能会放大财政紧缩的短期成本。因此，GDP增长的短期波动取决于巩固公共债务的财政工具，但从长远来看，互补性收益与所使用的财政工具无关。[※注]Vogel（2017）采用的是一个多地区（改革欧元区、欧元区其他国家、世界其他国家组成的多地区）宏观经济模型，用以分析结构改革的影响。模拟集中在具有通货紧缩影响的改革，研究结果显示与“正常时期”相比，短期产出对改革的反应在零利率界限上不那么明显，甚至可能是负面的。根据模拟结果，当前实施改革和预先宣布未来的改革承诺，可以通过增加零利率实施的短期成本来降低其对改革的负面影响。[※注]
（三）人民币国际化
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拉开序幕以来，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并在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对人民币增强国际使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人民币的离岸市场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又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不完全一致。面对不同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育程度与单纯的市场逻辑不太匹配的现实情况，李巍、朱红宇（2017）试图从外交关系也即政府间关系的角度，既包括传统的政治外交关系，也包括新兴的经济外交关系，来解释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逻辑。通过对2016年35个人民币离岸市场横截面数据的计量分析以及对英国和美国、日本和新加坡这两组案例的求异定性分析，发现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的市场现象，政府间外交关系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影响着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政府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合作的推进能够为市场行为体的相关货币行为提供重要激励，而政府间合作的滞后则会钳制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不过，市场的发展也可以反过来倒逼政府间政治和经济外交的改善。[※注]
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权力是主导权力，通过培育目标国对母国的货币依赖，母国可以获取与其政治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货币权力。货币依赖取决于全球经济的主要状况、母国及目标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不对称关系。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路径是通过选择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战略支点，培育对人民币的货币依赖，逐步脱离美元霸权。孙丹（2017）分别从战略资源、政府独立性、国家金融力量三个方面衡量目标国（地区）抗衡美国的实力基础，从政治外交关系、货币金融关系两个方面衡量目标国（地区）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设计了16个具体指标，编制了人民币离岸市场战略支点指数，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全球战略布局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认为，英国是全球目前最具优势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目标国，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英国强大的金融优势、敏锐的竞争意识、强烈的共赢意识以及退出欧盟的冲击，引导欧洲地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注]McNally & Gruin（2017）强调两个人民币国际化的独特之处：一是中国正在实施资本账户多元化和货币管理政治化；二是这些独特的货币管理系统在跨国金融市场制度的基础生成并稳定下来。应用这一分析框架考察中国在岸/离岸人民币市场，发现中国正采用的独特货币治理模式反映了其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这种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的情况存在根本不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还不确定，但这一进程仍有可能深刻改变全球金融格局，开启了一个国家指导货币关系的新时代。[※注]
（四）金融市场
随着品牌、研发、专利、数据、网络平台等无形资产的崛起，无形资产甚至超过了有形资产的盈利能力。由于无形资产存量兼具空间性与时间性，其流动也在时空中难以捉摸，使得对资本概念的界定、资本流量与存量的评估变得混乱复杂。Bryan、Rafferty & Wigan（2017）探究长期影响国际资本积累的无形和抽象资产形式，以及金融为无形资本所提供的流动性。这篇文章建议通过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分析，帮助研究人员和决策者越来越多地跟踪零散多变的商品生产网络，深入一种无形资产和财富流动平行重组的金融化世界。[※注]金融公司的估值方法是金融市场的关键功能，金融危机暴露了危机前的估值制度和实践的根本性缺陷。尽管目前金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在估值方面进展有限。Stellinga & Mügge（2017）呼吁彻底改革，通过监管重新控制金融公司的估值行为。监管机构改革的难题并非对估值方法的干涉与否，而是针对评估程序缺陷建立合乎需求的公共规范，包括信用评级、流动性监管和会计标准，这有利于抑制当前和未来危机的负面影响。[※注]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重新燃起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理念和实践的兴趣。在这篇文章中，Lai、Rethel & Steiner（2017）发展了后均衡方法的概念框架，分析近年来形成的全球金融市场的重大进展——伊斯兰教债券（sukuk）。该文强调了伊斯兰教思想和传统金融实践的动态差异，并提出二者的嫁接和移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促进全球经济日益多元化。[※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的20年间，亚洲区域贸易、产业链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一体化也在发展。然而，亚洲国家的储蓄仍主要在区外循环，美元仍是亚洲国家的重要货币锚和融资货币，这使得亚洲区域易受外部金融冲击。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是清迈倡议多边机制的重要使命。高海红（2017）主张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主要国家之间货币政策持续分化的环境下，亚洲国家需要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共建全球金融安全网，提高清迈倡议多边机制救助贷款的适应性、灵活性以及与其他救助资源的协同性，提升东盟和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经济监控职能，建立区域货币基金，确保清迈倡议多边机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互补关系，以及建设区域本币债券市场。[※注]
五、国际发展与援助
（一）南南合作视角
未来世界走向将根本改变两个世纪以来“大分化”趋势，将走向南北国家“大趋同”趋势，其中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五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中国。王洪川、胡鞍钢（2017）通过对人均GDP、人类发展指数、贫困发生率、收入基尼系数四维指标对五大国发展分析（1980-2015），预计了发展趋势（2015-2030）。从人均GDP相对水平看，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呈现发展趋同；从人类发展指标看，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甚至跃迁，尤其是中国最显著，极大地推动了世界人类发展水平的进步；从贫困发生率来看，五大人口国家大幅度减少绝对贫困人口，进而导致世界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其中中国贡献最大；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其他各国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形，中国走上全面包容性增长轨道。[※注]
自从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体系建立以来，援助是否对经济发展有效就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郑宇（2017）检测了1960-2013年官方发展援助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援助有效性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反映了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三个主要缺陷：资源不足、机制扭曲和碎片化。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个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在定义上用更包容的发展合作融资概念代替官方发展援助概念，强调多源性、互惠性、自主性。第二，在理念上明确发展途径的多样性和发展目标的差异化。第三，在实施上利用援助、贸易、投资这三驾马车，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开放式的工业化，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个构想不仅可以整合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模式，同时突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发展合作中各自的比较优势，也有助于厘清南南合作中的模糊概念，为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改革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注]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中美关系和现有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当今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乐观的评论人士欢迎“南方崛起”能够转变地缘政治架构和发展思路。Gonzalez-Vicente（2017）以中国对厄瓜多尔矿业投资为案例，研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所谓“南南崛起”。尽管中国在发展方式上与厄瓜多尔的新自由主义有明显差异，但中国的投资项目只是在南南合作的属性下构建新的跨国资本边界，重复殖民时期的市场不平等和排斥化发展。[※注]庞珣、王帅（2017）通过实证研究，从对外援助的视角考察中国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美国利用其对外援助在联合国大会“买投票”的效果，可以发现中国外援通过外交政策偏好机制、脆弱性机制和可信性机制降低了美国外援对联合国大会投票的操控能力。但这并不是中国的主观战略选择，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以中美外援在国际政治中的博弈为切入点，直面中美之间真实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在未来发展道路上将遇到的困难和阻碍，也有助于理解对中美关系进行风险管控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注]
义利观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不同于西方大国经济外交中的“胡萝卜加大棒”理念。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合作共赢，与亲诚惠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奉行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基本要义。正确的义利观不仅决定了“一带一路”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决定了它发展的可持续性。没有义，“一带一路”将失去应有之意；没有利，“一带一路”最终将不可持续。在这种意义上，“一带一路”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正确的义利观能否真正得到贯彻。李向阳（2017）认为政府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企业是其主要参与者，贯彻正确的义利观的核心是协调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简言之，政府要以市场为基础，引导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完成国家的战略目标。为此，我们既需要全面把握义利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又需要探索符合正确义利观理念的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注]
Döring、Dos Santos & Pocher（2017）对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在巴西的新实践和新成果进行分析。新的发展主义被描述为混合驱动的发展模式，结合了国家干预的出口导向模式、兼顾私有制与社会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方面的文献特别关注国家在发展主义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上。这篇文章关注石油、矿业、钢铁这三大巴西战略经济领域，尤其是钢铁行业。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性给予同样关注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在石油和矿业采掘业上，出口竞争力可以转化为高工资；相反，在钢铁行业，发展主义带来的经济收益只对少数人有利。因此，巴西的发展主义是一种发展模式，但不属于完全的发展。[※注]
（二）发达国家视角
美国近年来的政局变幻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何在此背景下认识美国的治理问题是理解全球治理困境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前提。在美国面临的各种棘手难题中，经济不平等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议题。当今美国政治中出现的所有重要现象无不与其有关，如政治极化、左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反自由贸易、抵制全球化、排斥外来移民等。特朗普和桑德斯在2016年大选中的异军突起，也离不开美国经济不平等加剧。因此，寿慧生、张超（2017）主张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根源所在。美国经济不平等有着深刻的政治根源，其中公共政策、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要素在影响美国收入和权力分配上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它们之间又相互关联，彼此作用。经济不平等加剧已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现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注]
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对收入不平等对国家能力的影响还没有很好地理解。Madsen、Wang和Steiner（2017）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在三个关键维度上对国家能力产生影响，即法律、财政和集体能力。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1个成员国在1870-2013年间的年度数据，发现从1916年开始的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显著减少收入不平等与经合组织国家在法律、财政和集体能力方面的重大改进发生在同一时期。[※注]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区域差异，推动增长的三个生产要素差异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政治因素。针对民主国家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以及潜在的“政治因素”在区域增长差异扮演的角色，Okabea & Kam（2017）建立了内生的政治经济模型，对不同地区拥有相同的政治制度、但经历不同经济增长的国家选民进行政治偏见分布分析。在该模型中，政治因素作为政治经济均衡的结果影响着区域生产力。通过校准/估计美国州级经济和政治调查数据，该研究证明了资本因素是美国各州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然而，选民的政治偏见的区域差异性分布也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很大的作用。该研究还评估了政治会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代理人福利和地区增长、区域经济是否有机会在有效的社会规划者的指导下分配生产生活资料等。[※注]
英国和美国作为单一霸主国家，主导国际公共品供给的传统全球治理模式，因其未能广泛代表各国的共同意志和平等利益，终究不能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随着世界经济及其贡献者的多极化，不仅传统的治理方式和格局不再是不可或缺，而且全球共治新模式的形成不可避免。蔡昉（2017）指出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关于公共品供给真空或治理主导权交接的金德尔伯格陷阱。随着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必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寻求霸主国地位及其蕴涵的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主导地位。从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愿望出发，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其改革开放促进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责任和能力提出关于全球减贫的中国方案，与各国人民一道，为破解被称作伊斯特利悲剧的反贫困难题贡献智慧和努力。[※注]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以官方发展援助（ODA）政策为外交工具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而且多年来位居对中亚五国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前三名。安倍上台以后，日本加强了对中亚地区的关注，不仅提高了援助总额，而且还加大了无偿援助金额，并调整了重点援助国别。其ODA项目表现为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关注民生工程为亮点，以及重视对中亚地区的价值观塑造、积极参与联合国提倡的合作项目等。王生、赵师苇（2017）认为安倍政府对中亚ODA政策的调整不会在政治、经济和能源方面对中国产生大的影响，但其ODA政策的成效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中亚、建立良好“国家形象”以及实现“民心相通”等目标提供了启示。中国应在中亚地区重视民生工程，在参与中亚地区能源开发的同时注意环保问题以及加强双方各层次人员的交流。[※注]
（三）南北互动视角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越来越无法避免国外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溢出效应。发达国试图利用援助来减少不发达国家的溢出效应，受援国对援助国的影响因此放大。发达国家一旦选择了受助国家，对受助政府发展的关注便会构成援助的导向。Bermeo（2017）对1973年至2012年援助分配的实证分析表明，虽然基于安全和经济的联系解释了冷战时期的援助分配，但在2001年之后，发展导向成为援助的主流，该分析框架对于理解援助分配与援助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注]
关于援助国是否能够或限制受援国精英人士获取公共收入的问题，Findley、Harris、Milner & Nielson（2017）通过对国际援助文献中突出的争论的反思，检验了外国捐助者拥有实质性控制权对受援国偏好的影响，即援助国掌握援助资金的流动，更多可能使受援国精英们难以获取、而让大众受益。该研究选取乌干达国会议员和乌干达公民为代表性样本，比较外国援助与政府支出分别在精英和大众的支持度。将两个不同的援助项目随机分配给不同的受访者，显著地发现国会议员更支持政府项目，而公民对政府项目或外国援助没有明显偏好。当援助项目中出现裙带主义和腐败时，精英和公民都认为捐助者应对援助项目有更大的控制权。[※注]
援助多被认为用来帮助贫困地区，其流向与地区的财富水平成反比例关系。Briggs（2017）用家庭调查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分布，并将人口数据与多边援助项目的地点进行匹配。在受援国内部，援助不成比例地流向富人更多的地区，而不是支持拥有更多最贫穷人口的地区。这些发现，表明援助并没有被有效地用于缓解极端情况贫困，捐助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意对援助项目在受援国内部的流向进行控制。[※注]外国援助国在什么条件下愿意中止外国援助帮助惩罚政治上的越轨行为，如选举舞弊、腐败丑闻或政治压迫？既往研究认为地缘战略考虑与外国援助暂停等制裁行为有关，然而，外国援助在战略上重要的国家和捐助方也经常会出现暂停。为了阐明这个谜题，Swedlund（2017）对20个非洲主要捐赠国的数据统计进行分析，指出暂停对外援助的可能性并不仅仅取决于捐助国政府的战略考虑，还有援助的制度激励有关，制度激励与援助组织的设计、以及项目在援助国的开展情况高度相关。[※注]
王生、赵师苇（2017）认为日本对中亚国家ODA政策调整的驱动因素有四点：“俯瞰地球仪外交”理念推动下对一流国家地位的追求、以实现能源进口国多样化为目标的战略部署、受到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催化影响以及意在“平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从实施效果和影响来看，日本对中亚调整后的ODA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发挥政治影响力不足、难以实现能源进口国多样化目标以及受到日本国内经济问题的制约等；而最重要的成效体现在提升日本在中亚社会基层民众中的受欢迎度，这将成为日本进入中亚的潜力。[※注]
外国援助能改善人权和民主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滥用外国援助，通过财政操纵外国援助资源来获得连任。Cruz & Schneider（2017）提出了另一种避免政客为了选举目的而借助外国援助的机制。该研究分析了政客们可以不正当地把接受外国援助的功劳归于他们，从而增加他们再次当选的机会。因此，应避免政客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获得发展援助的信贷，即使他们对发展信贷的使用没有影响。该研究以世界银行在菲律宾的一个国家级发展项目为案例，证明尽量减少政客对项目资金的转移或滥用，发展项目也能持续存在下去。[※注]Carnegie & Marinov（2017）发现当一个国家的前殖民者在欧盟预算制定过程中担任欧盟理事会的主席，与那些前殖民者没有担任主席的国家相比，这个国家得到的外国援助要多得多。使用工具变量估计证明该援助对人权和民主有积极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短暂的，因为在前殖民者不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之后，援助就会转移。[※注]
（四）发展援助组织视角
在全球发展进程中，世界银行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资金，深度参与政策讨论，提供技术支持，共享知识产品。宋锦（2017）认为在推动全球发展进程中，世界银行具有三个鲜明的优势：一是广阔的全球视野和丰富的国际经验，二是强政策影响力，三是先进的项目管理方法和援助效果评估技术。近年来，世行在发展政策上的领导力和权威性在下降，主要的问题包括提供发展融资支持的影响力弱化，资金支持、政策分析和技术援助对于推动国家长期发展的效果有待完善，内部管理低效、不同部门的政策发声没有合力、发展政策产品的平均质量下降等。在未来的全球发展协商机制中，世行应在创新发展融资模式、推动私营部门进行发展融资领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还应着眼于中长期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深入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关键话题和前瞻性领域的研究，并引领相应的政策讨论。[※注]
1993年，世界银行成立了检查小组，史无前例地开始要求对发展项目有负面影响的人承担责任。十年内，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发展和世界银行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逐渐模仿这一做法。创建问责机制体现了“作为正义的问责”的准则，并通过正式的制裁程序对损害行为提供追索权。Park（2017）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问责制”有助于多边开发银行获得合法性，美国使用权力（金钱）和影响（话语权和投票），推动建立符合自身偏好的制度规范，遭到来自其他借款人和银行的抵制。第二，美国成功地创建了规范以后，还必须花费同样的力量来确保规范的有效性。这篇文章总结了规范影响在银行内部是显而易见的，但却是渐进式的：规范在银行内部的传播改变了援助国与受援国的互动方式，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规范由于银行自身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巩固加强。[※注]
多边发展组织信托基金的迅速增长在学术文献中被广泛忽视。Reinsberg、Michaelowa & Knack（2017）考察主权捐赠者在不同的多边信托基金中进行选择，并提出主权捐赠者对多边信托基金的选择涉及一种基本权衡：捐助者较多的基金可向捐赠者提供更多资金分担的好处，但在捐助者较少的基金中，每个捐赠者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偏好。从理论上对影响捐助者权衡的一系列因素进行假设分析，发现最显著的是因素是信托基金的标准设定和捐助者的利益竞争。在对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者过去十年的统计后，发现捐助者在参与多边信托基金的决策行为基本上证实了以上假设。特别是捐助者之间在事前偏好的协调和基金对脆弱国家援助的指标是捐助者参与（大型）多捐信托资金的有力决定因素。相比之下，捐助者在国家利益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倾向于选择单一捐助者构成的基金。[※注]
六、地缘政治经济
（一）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既释放出蓬勃的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风险。按照什么方式把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较好地组织起来，成为新时期探讨秩序和治理面临的新议题。苏长和（2017）认为互联互通改变着国家对权利、责任、利益的看法，主权仍然是良好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基石，全球治理的改善和主权的维护并不是对立的：当前困扰全球治理的国内制度障碍主要来自分权制衡的对立式制度体系，这类制度体系难以提供稳定一致的全球治理预期，影响到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质量。大国关系治理是任何时期国际秩序的关键环节，互联互通的发展为大国关系从传统对抗的治理结构走向协商的治理结构提供了机会。国际政治文化反映着一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生态，世界在互联互通的发展中逐步萌生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人文交流和国际关系教育培育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文化，同样是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必须重视的内容。[※注]
全球史是一部互联互通的历史，互联互通是全球化时代的本质特征。人、财、物、智的自由流动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我们正迈入互联互通的世界。新的世界不再追求征服和殖民，不再将势力范围作为目标，而是通过与市场、高科技、原材料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此，吴泽林（2017）主张能力政治比权力政治更为重要，其中，为国内和国际社会提供互联互通产品的能力更是处于关键位置。中国国内互联互通覆盖广泛且发展快速，反映了中国较强的国内互联互通能力。全球互联互通能力在国内规划能力、基建能力、投融资模式等要素基础上拓展与延伸，在一般意义上，以规划对接能力、装备的国际化运用、资金支持能力、评价体系的建立为基本能力；在更高层面上，以规划援助能力、标准的国际化运用、资金动员能力、国际化的评价体系为核心能力。能力强弱体现出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互联互通产品的能力限度。当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互通产品的最大贡献者之一，正在逐渐显现和提升全球互联互通的核心能力。中国倡议推动的“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石是互联互通理论，应在中国广泛的互联互通实践中，继续总结中国的新经验和新路径，将其提炼为概念、范式和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互联互通理论。[※注]
（二）海洋网络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跨越了文化所划分的边界，亚洲生产网络跨越了企业与国界的边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加宽阔的市场和发展机遇。杨怡爽（2017）指出现代的东亚国家依靠亚洲生产网络实现了经济上的复兴，然而许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国家依然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面临嵌合到全球价值链和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寻找自身地位的困境。与此同时，亚洲生产网络受困于自身发展创造出来的新边界，需要拓展边界的机遇和新推动力。因此，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亚洲生产网络的拓展提供推动力，以亚洲生产网络的边界扩展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空间和实体依托，创造跨界发展新契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能够为沿线国家提供的共容利益，也是能够为参与者接受的承诺与愿景。[※注]
北极海冰消融使西北航道具备较大发展空间，其大规模使用将对中国和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各经济体受益程度构成了其应对战略的经济基础。针对当前西北航道经济影响评估研究偏重技术经济分析而弱于宏观经济分析的现状，丛晓男（2017）在改进GTAP模型基础上开发了全球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拟系统，对西北航道的潜在经济影响开展了模拟分析。模拟结果显示，西北航道的使用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但不同国家或地区受益程度出现分异，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北美、欧盟等为较大受益方，尤其是东亚国家受益最为明显。从较长时期来看，西北航道的价值在于对各经济体的连通而非对“北极市场”的连通。对此，中国需要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从战略高度重新认识西北航道的价值，加强与东亚、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的合作，推进西北航道的和平、可持续利用。[※注]
（三）中俄地缘政经关系
欧亚大陆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工程之一，对中欧两大市场加强合作对接至关重要。但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着多重风险，主要包括：欧盟分裂或解体风险，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欧俄之间的相互制裁，乌克兰危机，移民或难民问题，陆路和海路两种运输模式的竞争，中俄在通道建设上的竞争等。针对上述问题，刘作奎、陈思杨（2017）主张应综合平衡和处理好宏观和微观、计划和市场、海路和陆路、中俄竞争与合作等问题。[※注]欧阳向英（2017）指出这是因为两国在经济发展战略、阶段和模式上存在某些错位，给对接造成困难。错位于中俄都有不利影响，务必重视化解。为促进“一带一盟”顺利对接，俄罗斯应改善营商环境，同时对接应遵循市场规律，重点项目重点推进。中国应加强对俄合作的“顶层设计”，从便利化入手，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注]
展妍男（2017）认为“丝路带”与“欧亚盟”在战略定位、合作模式、开放程度、政治内涵等方面存在深层次差异。“欧亚盟”力求实现特定区域的一体化，“丝路带”则着眼于更广范围的跨区域经济合作，二者得以错位发展，避免冲突。“欧亚盟”遵循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丝路带”则灵活多元，二者形成互补。“丝路带”更为开放，能兼容和提升“欧亚盟”。“欧亚盟”有鲜明的地缘政治色彩，“丝路带”则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二者能够相互协调。准确和充分把握二者的深层次差异，才能深化共识，为二者的对接寻求更广阔的空间、更切实可行的路径。[※注]
（四）中日地缘政经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和相互制衡使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区域性冲突与摩擦时有发生。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政治冲突如何影响国际经济正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邝艳湘、向洪金（2017）基于2000—2015年中日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的月度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结构突变检验与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对国际政治冲突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中日政治冲突对中日贸易产生了破坏效应，冲突级别越高，破坏效应越大，但这种破坏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第二，中日政治关系紧张还导致中日双边贸易部分向第三方国家转移，具有贸易转移效应，而且对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要明显大于对日本的贸易转移效应。该研究不仅揭示了长期以来“政冷经热”与“政冷经冷”之争的根源，而且可为中国如何应对国际政治冲突提供现实依据。[※注]
（五）中印地缘政经关系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印度莫迪政府的对华外交总结概述为“问题外交”，其要旨在于印度把中印关系解构为若干具体问题，就这些问题向中国提出诉求，将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复是否符合印度的意愿作为衡量中国对印度尊重程度以及对中印关系重视程度的标准，并以此为依据确定下一轮对华外交行动。叶海林（2017）总结了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的基本特点，即不关心整体状态、不担心中方报复、不考虑对等性质、不长期纠缠具体分歧的“四不”特征。进而，文章讨论了印度对华心态和其“问题外交”策略之间的关联，认为莫迪政府对华的“问题外交”策略源自于，印度认为目前中印实力对比难以在所有领域取得外交突破，但在中印双边战略中，中国投入资源的决心和意志明显弱于印度；与此同时，印度预判国际环境对自己采取对华机会主义策略的形势有利，并对未来两国实力横向比较持对己方更为乐观的预期。该文章最后重点分析了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思维对印度参与“一带一路”的态度的影响，认为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和中方意图心存疑虑的情况下，中国能否消除印度的疑虑实际上不取决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取向以及成效，而是“一带一路”在南亚其他国家所取得的具体成果。[※注]
作为全球排名前两位的人口大国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经贸方面有着巨大的互补性以及良好的合作基础，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由于印度对中国表现出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导致两国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磕磕绊绊，这种现象尤其在区域合作层面最为明显。在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以区域合作为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印度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不成熟和不可取的。涂波、金泰完、张元（2017）采用了文献研究的方式，以“边缘人”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印度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是否使其陷入，以及如何陷入“边缘人”的战略困境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注]
八、小结
2018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点是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调整，在国际发展与援助、国际金融与货币等方面也受到不少关注。国际秩序变革、国际机制与规则、地缘政治经济等领域发表的文章相对较少，但仍是本学科不可忽视的传统议题。
综合以上领域，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国际秩序变革的核心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和关系转变，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权力转移的突出表现是国际领导权的变更。在东亚地区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小国的角色和行为广受关注。
（2）现有的国际制度的内部权力转移、外部竞争压力和国内政治的调节视角，解释了领导国家对制度改革的支持或抵制态度，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可以发现美国对同类改革议题的容纳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制度变革的效果。
（3）随着优惠贸易协定（PTA）的迅速扩散，公司、行业的生产成本和海外销售成本得以降低。优惠贸易协定增加了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与此同时，也增加因国际贸易协议而产生的赢家和输家，进而对全球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4）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货币政策效果不彰，进而引发了对全球货币体系存在系统性偏差的怀疑。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权力是主导权力，通过培育目标国对母国的货币依赖，母国可以获取与其政治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货币权力。
（5）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越来越无法避免国外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溢出效应。发达国试图利用援助来减少不发达国家的溢出效应，受援国对援助国的影响因此放大。发达国家一旦选择了受助国家，对受助政府发展的关注便会构成援助的导向。
从研究方法看，国际秩序改革、全球机制与规则的文章以规范研究为主，国际贸易与投资、国际发展与援助、国际金融与货币、地缘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实证研究较多。从学科发展趋势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将继续在中层理论和实证方法上进一步创新，并加强对国际政治经济热点问题的理论分析。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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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2017）：“世界秩序刍议”，《世界经济与政治》，第6期，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