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ners and Lose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The Effects on US Presidential VotingJensen，J.、Quinn，D.、Weymouth，S.（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3），423-457.
Why Don’t Trade Preferences Reflect Economic Self-Interest？Rho，S.、Tomz，M.（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S1），S85-S108.
The Breakdown of Industrial Opposition to Trade：Firms，Product Variety，and Reciprocal LiberalizationOsgood，I.（2017）.World Politics，69（1），184-231.
MNCs，Rents，and Corruption：Evidence from ChinaZhu，B.（2017）.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61（1）：84-99.
Foreign Aid，Human Rights，and Democracy Promotion：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Carnegie，A.、Marinov，N.（2017）.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61（3）：671-683.
（二）TOP10内容概览
第1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Is China Socialist？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巨变。把中国看作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呢？“社会主义”标签是否还适用于中国呢？
2.结论
当今中国符合对社会主义界定中的两个标准：政府有能力和意图塑造经济成果，但在再分配和反应能力方面的得分低于前两个标准。中国政府干预的目的已从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转变为一套更为复杂的目标，其中包括再分配和社会经济安全。从广义上看，中国正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市场经济主要以私有制为基础。即使那些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也可能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仍具影响力，且该制度可能继续朝更强大的“社会主义”和再分配制度的方向发展。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社会主义特性的组合将发生变化，一种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可能开始出现。
3.论证逻辑
作者先用能力、意图、再分配和反应四个标准界定“社会主义”，并逐一印证中国是否与之相符。
中国政府是否有资源塑造经济？中国政府控制着很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政府规模庞大，资源充足，且可能具有高度侵入性。中国政府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通过放宽对所有制的限制，已创造出一个效率和生产率更高的经济体。
中国政府是否有意识地引导经济？中国政府将强劲的经济表现视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有两个独特的机制来促发展：一套官僚激励机制，用于奖励官员促进GDP和收入增长；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为中心，后者包括系列部门、区域和项目规划。这两种机制互补，但互补性似乎在下降。
中国是否通过干预减少贫困？中国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但其贫困县摘帽政策备受争议。中国政府为全体国民提供的基本福利仍很低，并未建立一个更广泛可行的再分配制度框架。为提供公共物品，中国大量建设基础设施，改善硬件设施。
中国政府如何回应公众需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共产党和政府会不遗余力地广泛征求意见，逐步形成社会和政治共识。中国体制的重大成就之一是满足人们对发展的渴求，但缺乏外部问责制。如果没有财政、金融和决策系统的根本性改革，再分配政策就无法实施。
4.作者自评和他评
自评：“社会主义”没有普遍可接受的定义。该文提出四个一般特征，旨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描述性特征而非“模型”，这有助于全新地认识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就实现普遍社会保障、适度收入再分配和改善环境而言，中国尚不能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反之，实现这些目标肯定需要更强有力的经济改革方案。
他评：Deng & Chen（2018）[※注]认同本文如下观点：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变得异常庞大、强大且具有侵略性；除了促进市场经济之外，无论何时需要，中国政府都有能力和意图干预经济；促进房地产开发对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具有政治吸引力。在研究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治理和跨国企业战略时，Bhaumik et al.（2019）[※注]与本文的如下观点一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几乎任何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或发达国家。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Barry Naughto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Sokwanlok中国际事务教授。主要研究经济转型和中国政治经济。bnaughton@ucsd.edu。
贾中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世界经济。jiazz@cass.org.cn。
第2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科尔奈《动态变化、竞争与剩余经济》评述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A Review of Kornai’s Dynamism，Rivalry，and the Surplus Economy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自亚当·斯密时代开始，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就一直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东欧剧变和全球金融危机激发了作为新前沿的政治经济学的复兴，重新燃起了探究该主题的兴趣。科尔奈《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比较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阐释资本主义的特点。
2.结论
社会主义的兴衰同资本主义的黑暗和成功紧密相关。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性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该书论述了作者的主张和观点如何受到新古典理论学派、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研究资本主义提供了一般性指南。
3.论证
在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框架中，科尔奈提出短缺经济和剩余经济、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的显著特点是长期短缺，而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长期剩余。资本主义的动态特征由经济制度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剩余强化了竞争，导致创造性破坏。
3.1 均衡和方法论
科尔奈强调，资本主义是彼此不可分离的多种属性的集合体，是由多种有利和不利属性组成的“集合”。剩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而静态的瓦尔拉斯市场出清均衡只是例外。在有关剩余/短缺理论与搜寻理论的综合研究中，制度是重要因素。
3.2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科尔奈认为，“快速创新和活力”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特性”，“革命性产品创造不足以及技术进步迟缓”则是“植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创新由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来推动并以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为特征，但会导致不平等和剩余这两个不可分割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征。社会主义却因没有私人产权而不存在企业家精神。
两种制度特性是由二者的政治经济学性质决定。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对长期增长的深刻影响揭示了某种普遍的历史规律：制度决定了长期的技术进步。
3.3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
造成资本主义长期剩余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垄断竞争、需求的不确定性、创造性破坏和规模经济。硬预算约束是创造性破坏产生的必要条件。短缺经济的出现则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软预算约束和其他因素。
中国采取的混合体制同列宁新经济政策下的体制类似，即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私人部门的硬预算约束和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并存，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以产能严重剩余为特征的超剩余经济。其中，国有部门是产能严重剩余的集中处。
社会主义同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经济中的混合所有制和市场竞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和竞争缺乏造成了短缺。而激烈市场竞争下的软预算约束可能加剧剩余的现象，也存在于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中。
4.作者自评和他评
自评：科尔奈认为“在我对社会主义体制和后社会主义转轨研究中所提出并使用的研究范式、科学视角、概念框架以及方法论，同样适用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这不同于其他研究人员。”该书填补了理解资本主义性质的学术空白，但并未回答“为何软预算约束部分（公有制）和硬预算约束部分（私有制）的联合效应催生了总量上的剩余经济而非短缺经济”等问题。
他评：基于对Xu（2017）评述科尔奈的《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的认可，Hale，Raymond & Wright（2018）[※注]在对2017年出版的关于英国和爱尔兰经济和社会历史的出版物清单中收录了该文献。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Xu Chenggang，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cgxu@ckgsb.edu.cn。
贾中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世界经济。jiazz@cass.org.cn。
第3 贸易争端的时间选择疑问
Suspiciously Timed Trade Disputes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美国发起的多项贸易纠纷不仅在时间选择上很特殊，而且涉及特定州的关键产业。本文主要从实证层面研究选举激励机制会对贸易争端的产生的具体影响，并探讨其背后的传导机制。
2.结论
根据美国在1995-2014年发起的WTO争端，研究发现在争端发起时间方面，美国总统在其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更有可能发起WTO争端。在行业构成方面，美国的贸易争端更多地涉及摇摆州中的特定行业。同时，本文提出一种理论说明连任激励机制如何能引导在任政客发起贸易争端，向选民示善。选民的内在互惠性使其投票给现任者以回报这种恩惠。研究结果还表明，选举激励机制影响贸易争端的构成。WTO的承诺不会总是得到履行。某些违反WTO规则的行为，如对政客连任而言影响较小的行业，更有可能不受处罚。
3.论证
本文理论模型的关键假设是，选民有互惠偏好。近年来，实验经济学家采集了压倒性的证据，证明个人奖励善意行为，惩罚不友善行为。互惠模型也被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Finan & Schechter（2012）的研究更加证实，选民喜欢帮助对其友善的政客，惩罚对其不友善的政客。
研究使用产业—年度（industry-year）组来检验本文的两个假设：（1）接近连任时美国会发起更多贸易争端；（2）贸易争端更容易针对摇摆州的重要产业。
研究首先使用线性概率模型：Disputei，t=c0+c1 Re-Election Yeart+c2 Swing Industryi，t+c3 Xi，t+c4 Zt+c5 Ii+Eit进行回归分析。接下来使用概率单位模型（Probit model）：Disputei，t=c0+c1 Re-Election Yeart+c2 Swing Industryi，t+c3 Xi，t+c4 Zt+c5 Ii+eit；和计数模型（count model）：E ［Dispute Counti，t|·］=li，t≡exp（b0+b1 Re-Election Yeart+b2 Swing Industryi，t+b3 Xit+b4 Zt+b5 Ii）对该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预采样数据为工具，证明该结果同样适用于逆向因果关系稳健性检验。
本文构建了一个选举激励和贸易争端的模型，模型包含三个主要角色：现任政治家、挑战者和中间选民。首先证明，如果选民有特定的偏好，他们的决定只会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选举激励措施将不会对贸易纠纷的立案产生影响。接下来证明，如果选民意识形态倾向弱，并且有内在的互惠偏好，那么连任动机可能导致现任政治家挑起贸易争端。
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美国发起的WTO争端。根据自建数据库，其中收录了美国在1995-2014年发起的全部107起WTO争端。为了验证美国贸易争端是否在时间上接近总统连任时间点，该数据库收集了争端的发起日期。
在行业偏好的研究中，本文使用两种方法按行业对争端进行分类。第一，使用Horn & Mavroidis、Bown & Reynolds数据库中的信息，根据协调系统（HS）的行业代码对WTO争端进行分类，并使用Pierce & Schott提供的索引表推导出相应的NAICS代码。第二，根据作者对WTO官方文件的阅读和与NAICS分类进行比较，再次对争端进行分类。
4.作者自评和他评
作者认为该论文是第一篇说明连任动机影响贸易争端的研究。该论文主要关注美国，研究表明连任动机影响所有类型贸易纠纷的发起时机和行业构成。本文还研究了摇摆州激励机制和选举日程如何影响美国提交WTO争端。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Paola Conconi，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国际贸易、企业组织、政治经济学。pconconi@ulb.ac.be。
David R.DeRemer，匈牙利科学院，博士。
Georg Kirchsteiger，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维也纳实验经济学中心，教授，主要研究行为经济学、博弈论、产业经济学。gkirchst@ulb.ac.be。
Lorenzo Trimarchi，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经济和统计高级研究中心，博士，主要研究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公司金融。
Maurizio Zanardi，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m.zanardi@lancaster.ac.uk。
沈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南南合作。shenchen@cass.org.cn。
第4 双边贸易与政治关系冲击：以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为例（1990-2013）
Bilateral Trade and Shocks in Political Relations：Evidence from China and Some of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1990-2013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大量研究通过使用引力模型估算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中典型的回归模型都主要使用年度（甚至季度）等低频数据，这可能导致在研究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产生“时间聚合”（temporal aggregation）偏差。不难发现，由轻微到中等程度的政治冲击及其对贸易的影响只维持较短时间。因此，为了准确研究政治冲击是否影响贸易流动，有必要依赖高频度的数据。
2.结论
国家间政治关系确实会影响出口，但影响是短暂的。相当一部分政治冲击的持续时间较短，大约只有三个月，未发现长期影响。因此在研究该问题时，使用月度数据更为恰当。以中国为例，政治冲击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冲击的反应，存在时间短。基于向量自回归分析，政治冲击对贸易的影响只在冲击后最开始的两个月被检测到，之后的影响基本为零。引力方程回归结果同样表明这种影响是暂时的。以上结论证实了使用低频数据确实会带来结果偏差，时间聚合序列不可能检测到在聚合间隔内发生的重要动态。同时，研究还发现国有企业对政治关系的敏感度最高。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的敏感度显著下降。
3.论证
假设出口增长（x）和政治冲击（y）形成了一个二元、受限制的VAR系统。将时间以月份计算进行演绎推导，最终结果证实使用临时聚合的数据可能出现走样。理论上发现与时间聚合相关的是混叠问题（aliasing problem），这将使得研究者无法在聚合的区间内检测到更高频率周期的存在。调查与贸易无关的政治冲击对贸易的影响程度时，构造“贸易过滤PRI”（Trade-filtered PRI）。
量化与贸易有关的事件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贸易时，运用Box and Jenkins的PRI系列模型。结果表明，PRI和“贸易过滤PRI”都表明政治冲击的影响是短暂的。接下来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构建贸易与政治关系的动态模型。进而采用正交脉冲效应（OIR）方法对中国与其八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政治贸易互动关系展开实证研究，以揭示其背后的机制。运用引力方程模型对月度和年度数据进行比较回归分析，进一步评估时间聚合效应。该回归再次表明，政治关系影响出口，但影响是暂时的。通常在冲击后一个月开始，持续约三个月。与年度数据进行的回归结果产生差异。
研究基于阎学通等构建的政治关系指数（PRI）数据库。数据主要源于人民日报和外交部对双边政治事件的报道，衡量从1990年到2013年中国与九个主要国家（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印度、日本、巴基斯坦、美国、俄罗斯、英国）的整体关系水平。数据按月收集。按照两国关系友好程度从低到高由-9到9进行编码。
案例研究：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010年，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
实证研究：2000-2006年中国海关总署的企业进口交易数据。
4.作者自评和他评
自评：研究结果证实了人们对使用低频数据研究政治冲击对贸易总体影响的担忧。在研究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程度时，时间聚合偏差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
他评：截止至2019年7月，该文共被引用16次。在后续研究政治紧张局势对贸易的具体影响时，本文所得结论“政治冲突引起的出口减少往往持续时间较短”被引用（Lin et al.，2017[※注]；Bakas et al.，2018[※注]）。同时，在后续有关达赖喇嘛效应的研究中，通过使用月度数据，“使用低频数据带来的时频加总问题将导致结果偏差”这一结论被再次证实成立（Lin et al.，2019）[※注]。另外，运用报纸等出版物中的关键词索引进行研究的方法亦被借鉴（Bartsch，2018）[※注]。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杜映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贸易与投资、国际政治经济学。yingxindu@uibe.edu.cn。
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产业组织。jujd@pbcsf.tsinghua.edu.cn。
Carlos D.Ramirez，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银行与金融、经济史、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cramire2@gmu.edu。
姚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学、发展经济学。yaoxi@cass.org.cn。
沈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南南合作。shenchen@cass.org.cn。
第4 主权违约风险和政治更替的动态
The Dynamics of Sovereign Default Risk and Political Turnover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主权违约风险与政治更替的关系是什么？具体而言，失去执政地位的风险如何影响现任政府在外部借贷、税收和公共支出之间做出政策选择？现任者是否利用战略违约来影响他们的选举概率？主权债券利差和选举概率的动态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债务政策和宏观经济结果？本文建立了主权债务的随机动态政治经济模型来分析该议题。
2.结论
内生政治更替增加了双方最优借贷同违约政策之间的差异。与没有政治不确定性相比，一个政党如偏好较低的公共支出，其借债会更多，且违约更少，以增强其选举优势。相反，一个政党如优先考虑较高公共支出，其借贷会受限，违约动机更大。
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证据显示，主权债务利差同右翼现任政权被左翼对手取代的可能性正相关。此外，在债务危机之前，现任政府积累外债，以提高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违约事件往往与政治更替有关。选举结果、外债和主权违约的动态相互关系，要求对现任政府施加制度约束。
3.论证
本文的模型基于公共债务政治经济学理论及主权债务和违约宏观经济模型。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其个体分属于两个不同群体：二者对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偏好规模不同，但对私人消费和休闲支出的偏好相同。两个政党各自关心两个群体中其中一个的福利。政府通过提高扭曲的税收和发行外债资助公共支出。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善且债务合同无法强制执行。每个时期在有条件地维持信誉良好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选择履行外债义务或违约。以更偏好公共支出为特征的政党提高了税收，扭曲了生产，违约动机升高。政治更替遵循概率投票方法：假设个人投票行为取决于现任执政者和对手政策的经济利益以及非经济意识形态方面的随机特质。
以阿根廷经济为样本（1994-2012年）。GDP、消费、政府消费、出口、进口、外部公共债务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利率是阿根廷的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EMBI Global），经季节性调整；净出口和偿债支付分别除以GDP。所有数据均使用外部冲击去势，平滑参数为100。以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指数衡量政治更替的风险。政治稳定与主权利差负相关，与GDP呈正相关。
4.作者自评与他评
自评：近年来，在一些相关模型中，两个政党之间的权力交替是外生的，而且对财政政策同内生政治更替之间的动态研究过于简略。本文的创新在于，将违约风险选举结果均内生化，并强调生产性政府消费的利益冲突。不过，本文抽象了公共支出和再分配相关问题，且忽略国内债务和长期债务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这些问题均有待继续研究。
他评：截止2019年5月，本文共被引用14次，对本文的评价多集中于如下两点。其一，认可本文的发现：在有更强公共支出偏好的政党胜出时，主权违约风险增加。其二，采用定量方法建立了内生政治更替风险与主权违约之间的模型。引用本文结论的代表性文献多集中于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的深度研究，亦延伸至货币保守主义、美国内政治等方面（Rottger，2016；Chatterjee，2017）。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Almuth Scholl，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主权债务、政治经济对宏观经济影响。
陈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全球经济治理。isabel_c@163.com。
第6 国际贸易的赢家与输家：基于美国总统大选的实证分析
Winners and Lose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The Effects on US Presidential Voting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本文主要研究了国际贸易到底如何影响美国总统大选这一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美国国际贸易中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和减少是如何影响选民的政治选择？除了上述核心问题之外，本文还以郡县为基本分析单位，进一步分析在不同郡县中，执政党是更容易在劳动密集型的选区中还是技术密集型的选区中赢得选举？在对选举至关重要的摇摆州中，国际贸易对选举的影响又是如何？
2.结论
在国家层面上，进口贸易额的增长和贸易赤字会显著降低执政党的支持率；而同时，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和贸易盈余会显著增加执政党的支持率。在郡县层面上，劳动密集型的选区更倾向于反对执政党的执政而技术密集型的选区更倾向于支持执政党的执政。此外，研究还指出失业率与执政党的支持率持显著负相关性。本文的主要两大创新点在于：首先，本研究是首个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技术密集型地区的就业率与贸易出口额和总统大选中执政党的支持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另外，本研究还发现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都集中在摇摆州，因此政治家也致力于保护上述地区低附加值产业选民的利益来博得他们的选票。
3.论证
美国政治学者已经发现在宏观投票模型中，经济因素可以解释总统大选中执政党支持率的波动（Fair，1978；Tufte，1978），即积极的经济表现强有力地改善了现任连任的前景。此外，政治学者的研究指出经济增长（Fair，2009）、可支配收入、就业和就业增长（Lewis-Beck & Tien，2008）以及企业情绪（Erikson，2009）都是解释变量，明确了经济因素对总统大选的影响。
另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发现贸易流动和就业竞争既影响公共舆论，也影响政治行为的其他方面。因此，我们从国家和郡县两个方面来研究如何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背后的就业问题如何影响美国大选这一政治行为，是有理论依据的。
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建构了国际贸易中的赢家和输家这一概念。低技能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工人将深受国际贸易竞争和全球化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产品运用了美国所缺乏的比较优势，处于贸易输家的地位；而与此同时，高技能密集型高附加值的科技产业工人将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中所获利，因为他们的产品运用了高科技这一比较优势，而成为了国际贸易中的赢家。
实证研究采取了OLS（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递序逻辑）回归模型，并且纳入了一系列包括经济表现、选民情绪、投票份额以及之前的投票支持率等控制变量，并将贸易相关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此外，本研究还纳入了其他一些体现经济水平的控制变量如人均实际经济增长水平、个人可支配收入、总统任期内就业增长率变化、过去12个月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全国层面上，因变量是执政党在1952-2012年两个主要政党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的份额，样本的划分取决于核心自变量经济增长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的基本时间序列模型是：Incumbent 2-Party Vote Sharet=ß0+ß1（Incumbent Vote Sharet-1）+ß2（Economic Growth t-1）+ett=1952-2012 （1）
此外，上述时间序列模型需加上贸易的自变量ß3（ΔTradeBal/GDPt-1）或者ß3′（ΔImport/GDPt-1）和ß4′（ΔExports/GDPt-1）。此外，上述模型还需要加上一个经济情绪的自变量ß5（Sentiment/Approvalt-1）.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研究在郡县层面上影响郡县投票率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的时间序列模型是：ΔIncumbent 2-Party Vote Sharei，t=ß0+ß1（Unemployment Ratei，t）+ß2（Δ Unemployment（1-yeari，t））+ß3（Unemployment Volatilityi，t）+ß4（LnAveragePayi，t）+ß5 Δ Average Pay（1-year）i，t+ß6（High-Wage Tradabl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t）+ß7（Low-Wage Tradabl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i，t）+ß8（High-Wage Tradable Services Employmenti，t）+ß9（Low-Wage Tradable Services Employmenti，t）+φi+τt+εi，t t=1992，1996，2000，2004，2008，2012 （2）
因变量ДIncumbent 2-Party Vote Sharei，t是指民主和共和两党在i郡县t年投票率的变化，该模型始于1992年，因为涵盖所有行业的LBD人口普查从那年开始调查。
4.作者自评和他评
自评：作者认为本研究的广泛意义在于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国际贸易通过经济投票渠道影响美国总统选举。进口贸易的增加，尤其是低附加值制成品的增加显著减少了执政党在国家和县级层面的支持；而出口贸易的增加，尤其是在制造业和服务部门之中显著增加了执政党的政治支持。本研究也表明美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先前孤立研究的局面必须被打破，两者之间必须进行必要的耦合。
他评：截止至2019年7月，该文共被引用93次。作者通过实证数据建构起国际贸易与美国总统选举的联系。在后续研究政治选举的影响因素中，该文研究结论作为代表性文献被引用（D.Autor et al.，2016；I.Colantane et al.，2018 & Y.Algan et al.，2017）。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将该话题扩展至政治多极化、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等方面。除了研究结论之外，本研究结论还被拓展到其他民主政体如欧洲等（I.Colantane et al.，2018）。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Bradford，J.，乔治城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系系主任，主要研究国际商务、国际贸易。jbj24@georgetown.edu。
Dennis，P.，乔治城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新兴市场中的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quinnd@georgetown.edu。
Weymouth，S.，乔治城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sw439@georgetown.edu。
沈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南南合作。shenchen@cass.org.cn。
第7 贸易偏好为什么不反映经济自利？
Why Don’t Trade Preferences Reflect Economic Self-Interest？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开始质疑对于贸易的态度是否主要出于象征性和社会性的考量，而非以物质上的自身利益为中心。为什么自身利益在政策偏好中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关系能否比在其他情境下更强大？
2.结论
在贸易问题上，大多数人并没有展现出预期的复杂信仰和自利偏好。本研究证实，经济上的无知是造成自身利益与贸易政策偏好之间明显差异的部分原因。如果公民能够更好地了解贸易政策的分配后果，偏好就会发生转变。这些信息澄清了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受访者，从而帮助受访者识别和倡导自利政策。这些信息也使人们更加意识到贸易政策如何影响他人，从而使受访者能够采取无私的价值观。事实上，如果人们更多地了解了贸易的分配效应，个人利益与政策偏好之间的相关性就会收紧。
3.论证
本文中假设经济知识对于公民是否表达自利偏好有很大影响。如果缺乏有关贸易分配效应的信息，公民不足以判断哪种政策最适合自己，导致物质利益与贸易政策偏好之间相关性较低。这显然同标准开放政治经济学模型不相匹配。
本文的实证方法采用了调查的方式，测试人们对贸易的开放政治经济学中最主要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熟悉程度。在调查开始前对贸易壁垒的分配效应做出了预测，重点是不同的教育程度。问卷采访了1495名成年美国人，共分两次进行。两次调查都产生了类似的回答。大多数参与者的想法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并不相符，仅由小部分参与者的想法符合这一定理对贸易政策的预测。总的来说，普通美国人对贸易造成的经济后果知之甚少。
本文另外调查了公民掌握较多贸易知识后的反应。先让参与者了解贸易政策有背景，然后分为四个组，分别对应完全了解贸易中的赢家与输家、仅了解赢家、仅了解输家以及都不了解四种情况。受访者5027个美国人，历时四年（2011-2015年）采集完成全部数据。结果证明，分配因素促进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但因受众不同而程度有变化。有大学学位的人利用这些因素选择符合自身经济利益的政策。没有学位的人中有的受因素影响引发了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有的仅仅引发了利己主义。
4.作者自评和他评
自评：作者认为研究结果对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最重要的是，政策偏好的利己性不应被视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公理，反而应被视为是一个变量，跟随个体和时间变化，对应因果关系。通过研究信念如何变化并缓和自身经济利益与政策偏好之间的联系，研究人员可以走向更现实、行为更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开放政治经济学范式需要改变。
他评：截止2019年5月，本文共计被引用85次，其中包括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等期刊。这些文章对本文的评价要点如下。其一，本文扎实的证据说明，大多数公民对于贸易的效应只有一般的了解（Jensen et al.，2017[※注]）。其二，本文推进了最近关于利他主义影响的研究，并表明这取决于知识和信息。他们关注了利他主义如何导致了人们，尤其是贫困人群愿意帮助社会的信仰变化（Hafner-Burton et al.，2017[※注]）。其三，本文有力指出了企业实际上较少受制于推动大众偏好全球化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复杂的结合（Osgood，2017[※注]）。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Sungmin Rho，日内瓦国际发展研究生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及比较政治经济学。sungmin.rho@graduateinstitute.ch。
Michael Tomz，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公共意见和方法论。tomz@stanford.edu。
陈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全球经济治理。isabel_c@163.com。
第8 产业反对贸易的失败：公司、产品多样性与互惠自由化
The Breakdown of Industrial Opposition to Trade：Firms，Product Variety，and Reciprocal Liberalization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竞争性产业同非竞争性产业之间，丰裕要素同稀缺要素之间，是否都会因国际贸易而发生对抗？长期以来，贸易政治学一直就这两个问题辩论不休。本文探究第三种可能性：对于贸易自由化，在单一的产业内，既有支持的声音，也有反对的声音。这就需要探究公司的异质性如何影响到贸易政治，其中产品的多样性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2.结论
政策偏好集中和政治资源更多地掌握在贸易自由化支持者的手中，因为这些支持者通常都是有产品多样化的大公司。反对者不占优势，他们很难像支持者一样采取集体行动改变公众立场以及进行游说，其意见会被压倒。除部分产业外，美国目前来自产业内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声音被严重抑制。
3.论证
贸易经济学近来最重要的发展是开始关注公司以及全球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从小公司获取市场份额同时增加大公司的利润。即便是在同一产业内，一些公司会从贸易自由化中收益而另一些则不会。本文强调的正是产品差异化的重要性。产品差异化使不同公司在同一产业内发生分化，因此激发了公司生产力作为生产者对待贸易态度的决定性因素。
本文的实证检验采用了原始的数据集，包括协会、公司与产业对美国15项贸易协定的态度，均为首次呈现。数据为1995-2012年的所有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的403个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这些数据反映出的现象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以及李嘉图-维纳模型相矛盾。有三分之一的进口竞争产业支持贸易，即便这会产生贸易赤字。他们站在公共立场上也发出了压倒性的支持声音。
此外，还有两项结果与经典贸易模型不符。有大量产业横跨15个贸易协定，双方贸易伙伴中的公司和协会都支持贸易自由化。数据还显示了在贸易协定中产业内分化的证据。尤其是在美韩自贸协定中，15个协定中有9个都记录了公众意见的不一致。
数据说明贸易政治学需要新的研究途径。产业内部贸易和公司异质性应当被纳入到模型中作为关键附加条件。
4.作者自评与他评
自评：作者认为本文最大贡献是强调了大公司在贸易政治中的巨大作用，并详细分析了这种作用。同时，本文从如下方面丰富了国际贸易相关文献：考察了贸易协定形成的决定性政治因素，有助于研究集体行动和贸易政策；贸易产生的利益掌握在最大出口商手中，形成结构性优势。
他评：截止2019年5月，本文共被引用35次。除了本文作者在其他论文中多次引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外，其他作者倾向于利用本文研究成果进一步探析产业内贸易的政治学、销售自由化、区域内贸易政策等问题。比如，有文献认为，对于服务产业公司和协会的公共立场研究，本文提供了新的数据，丰富了政治学文献中公司层面异质性对于贸易偏好和贸易政策游说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Iain Osgood，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政治学。iosgood@umich.edu。
陈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全球经济治理。isabel_c@163.com。
第9 跨国公司、租金与腐败：来自中国的证据
MNCs，Rents，and Corruption：Evidence from China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跨国公司（MNC）的活动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已有的文献倾向于认为经济一体化可以减少腐败，因为这增加了市场竞争性和效率，促进了良好的治理。这种观点简化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活动带来的后果。
2.结论
跨国公司可能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利用市场高准入门槛或者通过与低效公司的竞争，跨国公司的进入和存在会增加市场集中度，产生更高的租金，可能引发更多腐败行为。有关中国的案例研究发现，跨国公司活动越集中的省份，同腐败的联系也越强。这一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
3.论证
跨国公司通常会适应当地的商业惯例，并将其进入模式和市场策略调整到不同的环境。跨国公司可能会通过增加市场租金数量导致东道国滋生腐败。第一，跨国公司进入高准入门槛市场创造租金，打击本土公司。专有资产固有的公共产品性质和规模经济通常会促使跨国公司追求垄断。第二，跨国公司会通过排挤国内投资增加市场集中度，创造租金。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具有优势，从而接管甚至淘汰本土公司。高租金使公司将贿赂成本内部化。对于东道国中有权力影响跨国公司的官僚来说，高租金增加了其控制权的价值，包括参与控制权交易获得贿赂的价值。
作者使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模型：
i=1，…，N和t=1，2。
本文采用案例法，利用中国省际间的差异进行研究设计。腐败的测度指标为“客观腐败”，即以实际的腐败定罪数目作为代理人。有三个变量来捕捉本地政府的反腐败诱因和法律执行：官僚集成的分数（测试省级官员处于前程或职业轨迹的考虑倾向于遵守中央政策指令），四个直辖市的虚拟变量，在法院体系中的公信力。自变量为跨国公司的活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百分比测量。现有文献视作腐败决定因素的许多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4.作者自评和他评
自评：作者认为，在考虑当可能的内生性、执法和腐败的替代措施后，本文的结果是有力并且一致的。这一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理解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包括跨国公司在腐败和有风险环境中的动机和行为，需集中于公司水平的分析。目前研究对此知之甚少。
他评：截止2019年6月，本文共计被引用31次。其他文章在引用本文时除了直接引用研究结果（Brazys，Elkink & Kelly，2017；Zhang & Kim，2018），还有评论认为本文代表一种悲观的观点，即国际市场力量会对治理、和平和繁荣带来有害的结果（Arias，2018）。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延伸至其他国家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合作型专制主义的形式、腐败定罪是否影响公民对政府信任等具体问题上。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Boliang Zhu，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与亚洲研究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全球化政治学与发展。bxz14@psu.edu。
陈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全球经济治理。isabel_c@163.com。
第10 对外援助、人权与民主推动：来自一项自然实验的证据
Foreign Aid，Human Rights，and Democracy Promotion：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对外援助是否能有效促进受援国的人权和民主？本文要解释的正是援助作为国际机制与接受国之间复杂相互作用中的一部分如何运作的。
2.结论
以欧盟理事会的轮值主席为例：在预算制定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前殖民宗主国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时，分配给该国的对外援助超过前殖民宗主国未担任主席时。这种援助对人权和民主有积极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短暂的。
3.论证
欧盟是一个多边组织，一般通过客观的、非党派的方式对他国进行援助。但同时，不同成员国的政策偏好会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制定的政策有差异。因此推断，不同欧盟成员国会试图推动政策转向自己偏好的方向。有研究指出，前殖民宗主国会对自己以前的殖民地给予比例不均的援助。欧盟理事会采用轮值主席的方式并且有诸多的限制，只有当一个国家处于领导地位时，才能对欧盟预算施加重要影响，从而通过分配给特定国家和项目的资金来增加对前殖民地的预算援助。所以，可以预期担任理事会主席能够使前殖民宗主国为殖民地提供额外的援助预算。在预算被批准后，将由欧盟委员会在下一年负责执行。委员会在支付对外援助时依照的是已经达成的准则，之前的主席国并无法控制援助以什么样的方式支付。委员会主要是根据各种政治经济标准，其中较为重要的就是民主和人权。总的来说就是，主席国影响符合条件的接受国接受援助的数额，但是委员会决定接受国实际能得到多少援助。
本文采用的是CIRI人权数据库中的人类许可指数衡量人权状况。另一个变量民主的衡量采用的是政体四（Polity IV）组合的分数。以下为计算采用的模型：
本文的样本来自115个国家，28年的时间跨度。当一个殖民地的前殖民者担任理事会主席时，从t-2年开始向前殖民地承诺提供的援助在统计上显著增加，从t-1年开始向前殖民地提供的援助在支付上有明显增加。在接受国，改革是从t年开始增加，到t+5年逐步退去。人权改革开始迅速发展，而民主改革会有一段短暂的滞后。
4.作者自评和他评
自评：作者指出本文研究结果可能特别适用于解释短期内提供援助的情况，例如一次性贷款或补助等。要想在人权和民主方面产生持续的提高，还是需要援助机构可持续的承诺，这样才能巩固住有可能被取消掉的成果。
他评：截止2019年5月，学术搜索引擎显示本文共被引用25次。在引用此文时，大多数文章提及了原殖民国家在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时利用欧盟预算谈判确保与自己相关的国家获得更多援助这一发现。这一研究成果对进一步研究欧盟国家如何影响欧盟中的预算分配有所帮助（Gehring & Schneider，2018），也涉及到了如何解决国际组织在发展援助资金供应中出现的问题（Nielson，Parks & Tierney，2019）。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Alison Carnegie，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allison.carnegie@columbia.edu。
Nikolay Marinov，曼海姆大学政治学系教授。marinov@sowi.uni-mannheim.de。
陈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全球经济治理。isabel_c@163.com。
（三）第11-50名榜单
2017年国际政治经济学最佳英文论文第11-50名榜单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mpossible TrinityBeckmann，J.、Ademmer，E.、Belke，A.、Schweickert，R.（2017）.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47（C），103-123.
Does Economic Diplomacy Work？A Meta-analysis of Its Impact on Trade and InvestmentMoons，S.、Bergeijk，P.（2017）.The World Economy，40（2），336-368.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A Stateless Currency CrisisCesaratto，S.（2017）.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41（4），977-998.
Does Brain Drain Lead to Institutional Gain？Li，X.、McHale，J.、Zhou，X.（2017）.The World Economy，40（7），1454-1472.
The Political-Economic Geography of Foreign Exchange TradingWójcik，D.、MacDonald-Korth，D.、Zhao，S.（2017）.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17（2）：267-286.
Occup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Job Routineness，Offshorability，and Protectionist SentimentOwen，E.、Johnston，N.（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4），665-699.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wealth chainsSeabrooke，L.、Wigan，D.（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4（1），1-29.
Need，Merit and Politics in Multilateral Aid Allocation：A District-level Analysis of World Bank Projects in IndiaNunnenkamp，P.、Öhler，H.、Andrés，M.（2017）.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1（1），126-156.
China’s Engagement with the Sixteen Countries of Central，East and Southeast Europ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Vangeli，A.（2017）. China & World Economy，25（5），101-124.
The Impact of In-group Favoritism on Trade PreferencesMutz，D.、Kim，E.（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4），827-850.
Black Swans，Lame Ducks，and the mystery of IPE’s missing macroeconomyBlyth，M.、Matthijs，M.（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4（2），203-231.
Paying for War and Building States：The Coalitional Politics of Debt Servicing and Tax InstitutionsSaylor，R.、Wheeler，N.（2017）.World Politics ，69（2），366-408.
Who Controls Foreign Aid？Elite versus Public Perceptions of Donor Influence in Aid-Dependent UgandaFindley，M.、Harris.A.、Milner，H.、Nielson，D.（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4），633-663.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Gold”：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Gabusi，G.（2017）. China & World Economy，25（5），23-45.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Perspectives from IndiaT.Jacob，J.（2017）. China & World Economy，25（5），78-10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Tensions，Trade and Capital Flows in ASEAN Plus ThreeGawarkiewicz，T.、Tang，Y.（2017）.The World Economy，40（9），1958-1988.
International Labor Mobility and the Variety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Bearce，D.、Hart，A.（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1），65-95.
Taking Credit：Redistribution and Borrowing in an Age of Economic PolarizationAhlquist，J.、Ansell，B.（2017）.World Politics ，69（4），640-675.
Is there a link between globalisation and civil conflict？Ezcurra，R.、Manotas，B.（2017）.The World Economy，40（12），2592-2610.
Capital unchained：finance，intangible assets and the double life of capital in the offshore worldBryan，D.、Rafferty，M.、Wigan，D.（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4（1），56-86.
One Belt，One Road：China’s Strategy for a New Global Financial OrderTsui，S.、Wong.E.、Kin Chi，L.、Tiejun，W.（2017）.Monthly Review，68（8）：36-45.
Need for speed：The lending responsiveness of the IMFMcDowell，D.（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1），39-73.
The politics of contract allocation in the World BankMcLean，E.（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2），255-279.
Commerce and Conflict：New Data about the Great WarGowa，J.、Hicks，R.（2017）.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7（3），653-674.
The performativity of potential output：pro-cyclicality and path dependency in coordinating European fiscal policiesHeimberger，P.、Kapeller，J.（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4（5），904-928.
Pampered Bureaucracy，Political Stability and Trade IntegrationStroup，C.、Zissimos，B.（2017）.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1（3），425-450.
Open economy politics and Brexit：insights，puzzles，and ways forwardOwen，E.、Walter，S.（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4（2），179-202.
The IPE of money revisitedCohen，B.（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4（4），657-680.
What Explains the Low Success Rate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s？Pelc，K.（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3），559-583.
Smoke screen？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transnational lobby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in tobacco packagingCurran，L.、Eckhardt，J.（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4（1），87-118.
No Business Like FIRC Business：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 and Bilateral TradeZachary，P.、Deloughery，K.、Downes，A.（2017）.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7（4），749-782.
The Physical Consequences of Fiscal Flexibility：Sovereign Credit and Physical Integrity RightsClay，K.、Digiuseppe，M.（2017）.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7（4），783-807.
Neoliberalism，Profitability，and the Crisis in the Eurozonede Freitas，A.（2017）.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49（3），410-429.
The networks and nich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Seabrooke，L.、Young，K.（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4（2），288-331.
Cooperatives as Transitional EconomicsSharzer，G.（2017）.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49（3），456-476.
Rethinking the Rol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s RiseJones，L.、Zou，Y.（2017）.New Political Economy，22（6），743-760.
Outsourcing governance：states and the politics of a ‘global value chain world’Mayer，F.、Phillips，.（2017）.New Political Economy，22（2），134-15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ance in a ‘global value chain world’W.Mayer，F.、Phillips，N.、C.Posthuma，A.（2017）.New Political Economy，22（2）：129-133.
Workers’rights in global value chains：possibilities for protection and for perilMosley，L.（2017）.New Political Economy，22（2），153-168.
Contextualising compliance：hybrid govern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Bair，J.（2017）.New Political Economy，22（2），169-185.
附 2017年国际政治经济学最佳论文TOP10选票
第1题 最佳中文论文TOP10（1）［限选6篇］
□ 后起国如何制衡金融霸权——基于国际金融权力指数构建的新探索 周帅、刘洪钟（2017），《欧洲研究》，第6期，第1-22、100页。
□ 国际货币基金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对美国国会投票的分析 熊爱宗（2017），《世界经济》，第9期，第172-192页。
□ 外交关系与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李巍、朱红宇（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第107-138、159-160页。
□ 美国卡特政府汇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逻辑 潘锐、马萧萧（2017），《美国研究》，第4期，第91-108、7页。
□ 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与利益集团困局 张成思、朱越腾（2017），《世界经济》，第4期，第55-78页。
□ 国际政治冲突的贸易破坏与转移效应——基于中日关系的实证研究 邝艳湘、向洪金（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第139-155、160页。
□ 外交访问的贸易创造效应——中国的证据 王学君、田曦（2017），《国际贸易问题》，第6期，第15-26页。
□ “一带一路”沿线恐怖活动风险的贸易隔离效应 张晓磊、张二震（2017），《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第69-86页。
□ 自由贸易协定能提升国家间亲密度吗？——基于中国周边FTA的实证分析 孙忆、孙宇辰（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期，第129-154、160页。
□ 国际贸易、初始威权类型与民主转型 田野、陈兆源、熊谦（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第96-125、158-159页。
□ 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我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梁越、程惠芳（2017），《国际贸易问题》，第6期，第3-14页。
□ 中国推进高铁“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宋汝欣（2017），《当代亚太》，第5期，第77-106、159页。
□ 中国海外高铁“政治化”问题研究——以印尼雅万高铁为例 潘玥（2017），《当代亚太》，第5期，第107-132、159-160页。
□ 中国高铁外交的特征与实践研究——基于雅万高铁的案例分析 施张兵、吴玉兴（2017），《当代亚太》，第5期，第133-155、160页。
□ 中美对外援助的国际政治意义——以联合国大会投票为例 庞珣、王帅（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181-203、208页。
□ 哪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容易遭受政治阻力？王碧珺、肖河（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期，第106-128、159页。
□ 德国的政治领导与欧债危机的治理 李巍、邓允轩（2017），《外交评论》，第6期，第74-104页。
□ 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地理与社会政治因素 曹吉云、佟家栋（2017），《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第20-39页。
□ 制度质量和国际金融机构如何影响PPP项目的成效——基于“一带一路”46国经验数据的研究 罗煜、王芳、陈熙（2017），《金融研究》，第4期，第61-77页。
第2题 最佳中文论文TOP10（2）［限选4篇］
□ 马克思的国际观及其当代价值 姜安（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第4-26、204页。
□ 习近平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时代价值 刘志礼（2017），《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第41-48页。
□ 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视角下两种经济全球化模式比较研究 朱燕（2017），《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0期，第52-59页。
□ 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转换——兼论两种经济全球化 鲁品越、王永章（2017），《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0期，第86-94、160页。
□ 基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模型的国际价值量决定机理研究 刘晓音、宋树理（2017），《世界经济》，第10期，第3-22页。
□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合作是“新殖民主义”吗？周文、赵方（2017），《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第129-142、152页。
□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 孙伊然（2017），《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1期，第139-147页。
□ 契机与挑战：当代中国与印尼新型互动关系的构建——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背景 施雪琴、叶丽萍（2017），《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3期，第144-153页。
□ 资本与国家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 武海宝（2017），《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期，第51-63、159-160页。
□ 国际会计准则的困境与财务报表的改进——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视角 周华、戴德明、刘俊海、叶建明（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4-25、204页。
□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构 欧阳向英、阿列克斯·巴特勒（2017），《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期，第121-133页。
第3题 最佳英文论文TOP10 ［限选10篇］
□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A Review of Kornai’s Dynamism，Rivalry，and the Surplus Economy Xu，C.（2017）.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55（1），191-208.
□ Is China Socialist？Naughton，B.（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1），3-24.
□ Cooperatives as Transitional Economics Sharzer，G.（2017）.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49（3），456-476.
□ Rethinking the Rol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s Rise Jones，L.& Zou，Y.（2017）.New Political Economy，22（6），743-760.
□ Neoliberalism，Profitability，and the Crisis in the Eurozone de Freitas，A.（2017）.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49（3），410-429.
□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Gold”：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abusi，G.（2017）. China & World Economy，25（5），23-45.
□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Perspectives from India T.Jacob，J.（2017）. China & World Economy，25（5），78- 100.
□ China’s Engagement with the Sixteen Countries of Central，East and Southeast Europ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Vangeli，A.（2017）. China & World Economy，25（5），101-124.
□ Suspiciously Timed Trade Disputes Conconi，P.，DeRemer，D.，Kirchsteiger，G.，Trimarchi，L.& Zanardi，M.（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5（C），57-76.
□ The Breakdown of Industrial Opposition to Trade：Firms，Product Variety，and Reciprocal Liberalization Osgood，I.（2017）.World Politics，69（1），184-231.
□ The Impact of In-group Favoritism on Trade Preferences Mutz，D.& Kim，E.（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4），827-850.
□ Winners and Lose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The Effects on US Presidential Voting Jensen，J.，Quinn，D.& Weymouth，S.（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3），423-457.
□ Why Don’t Trade Preferences Reflect Economic Self-Interest？Rho，S.& Tomz，M.（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S1），S85-S108.
□ Occup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Job Routineness，Offshorability，and Protectionist Sentiment Owen，E.& Johnston，N.（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4），665-699.
□ Pampered Bureaucracy，Political Stability and Trade Integration Stroup，C.& Zissimos，B.（2017）.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1（3），425-450.
□ No Business Like FIRC Business：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 and Bilateral Trade Zachary，P.，Deloughery，K.& Downes，A.（2017）.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7（4），749-782.
□ Commerce and Conflict：New Data about the Great War Gowa，J.& Hicks，R.（2017）.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7（3），653-674.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Tensions，Trade and Capital Flows in ASEAN Plus Three Gawarkiewicz，T.& Tang，Y.（2017）.The World Economy，40（9），1958-1988.
□ Does Economic Diplomacy Work？A Meta-analysis of Its Impact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Moons，S.& Bergeijk，P.（2017）.The World Economy，40（2），336-368.
□ Democratic Capital，Democratic Rights and FDI in Sub-Saharan Africa Gossel，S.（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9（8），1033-1061.
□ What Explains the Low Success Rate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s？Pelc，K.（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3），559-583.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mpossible Trinity Beckmann，J.，Ademmer，E.，Belke，A.& Schweickert，R.（2017）.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47（C），103-123.
□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A Stateless Currency Crisis Cesaratto，S.（2017）.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41（4），977-998.
□ Need for speed：The lending responsiveness of the IMF McDowell，D.（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1），39-73.
□ Taking Credit：Redistribution and Borrowing in an Age of Economic Polarization Ahlquist，J.& Ansell，B.（2017）.World Politics ，69（4），640-675.
□ Need，Merit and Politics in Multilateral Aid Allocation：A District-level Analysis of World Bank Projects in India Nunnenkamp，P.，Öhler，H.& Andrés，M.（2017）.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1（1），126-156.
□ Who Controls Foreign Aid？Elite versus Public Perceptions of Donor Influence in Aid-Dependent Uganda Findley，M.，Harris.，A.，Milner，H.& Nielson，D.（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4），633-663.
□ International Labor Mobility and the Variety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earce，D.& Hart，A.（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1），65-95.
□ Does Brain Drain Lead to Institutional Gain？Li，X.，McHale，J.& Zhou，X.（2017）.The World Economy，40（7），1454-1472.
□ Is there a link between globalisation and civil conflict？Ezcurra，R.& Manotas，B.（2017）.The World Economy，40（12），2592-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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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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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L.& Chen，J.（2018）.Market development，state intervention，and the dynamics of new housing investment in China.Journal of Urban Affairs，Feb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