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等相互联系的加深，诸多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也随之出现，全球问题的增加和积累使全球治理变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实践的发展促进了理论的发展，2017年，全球治理学科正是在面对全球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总结经验和提出应对之策中得到了发展。全球治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可分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政治治理。本文侧重全球治理学科中的全球经济治理部分。由于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政治治理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们在综述中也包含了一些全球政治治理的内容。

一、全球治理总体状况

深化全球治理总体形势的认知和理解，进行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将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的实践与前景。一些学者对全球治理总体形势做出了总结和判断。2017年度，关于全球治理总体状况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治理总体形势

2017年度，全球治理总体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践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

有研究阐释了新形势下全球治理的内涵和全球治理的重点。陈家刚（2017）认为，全球治理就是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和规范框架内，各种不同的行为者通过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和安全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全球共同利益和秩序。文章认为，随着跨政府网络化管理和复合型网络化管理领域的形成，如何发挥全球治理中的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力是构建全球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如何维护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以及如何处理全球治理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应该也是新形势下全球治理的重点。[※注]

关于全球治理形势，徐秀军（2017）认为，当前全球化已进入一个以国际规则重构与升级为特征的“再全球化”阶段。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博弈的重点在于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并在治理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注]张胜军（2017）认为，当代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没有政府治理”是以公民社会为主要路径的全球治理。而且正是这一主要路径导致今日全球治理的实践困境。在当今国际权力格局和文化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金砖国家等南方国家孕育的全球治理“东南主义”将成为变革、重建全球治理的新范式。东南主义倡导以系统性的方式应对系统性的危机，但也不忽视权力和权力集中的必要性，以公平发展、包容性发展追求国家活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摆脱无政府状态，实现有效治理的愿望。[※注]Stephen（2017）认为，现阶段的全球治理秩序中正在出现新的力量。新兴大国已经改变了支撑现阶段全球治理的权力关系。由于新兴的权力正在以一种已经制度化的秩序出现，新兴的全球治理秩序正在从现有秩序中逐渐形成。[※注]

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也面临着诸多障碍与挑战。陈家刚（2017）认为，现阶段的全球治理面临着全球治理观念的挑战、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以及全球治理机制的挑战等。[※注]高奇琦（2017）认为，结构失衡和文明冲突是全球治理面临的两大挑战。[※注]范如国（2017）则认为，全球正在进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时代，全球治理演变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注]

（二）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影响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最近一轮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推进了世界经济的融合，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动力。然而，从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到2017年1月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也迅速上升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1.全球化及其影响

有些学者分析了当代世界全球化发展的现状。Federico & Tena-Junguito（2017）将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全球化浪潮进行了比较。文章发现，总的来看现阶段的世界是一个比上世纪更加开放的世界，民众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也远远超过上个世纪。[※注]Bonciu（2017）分析了现阶段的全球化特征，文章认为，现阶段的全球化与以前时期相比有重大差异。这既是由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全球权力平衡的变化造成的，也是由在全球化中一些诸如逐步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财富的极端分化而导致的现象和后果所导致。对全球化新特点的识别及其这些新特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全球化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需求。[※注]

全球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历来是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关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提出了两个假说：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效率假说认为，经济全球化减少了行政干预，并通过增加私营部门的存在使经济条件更具竞争力。相反，补偿假说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对社会和国家经济是一种风险。Masoudi et al.（2017）使用波斯湾地区石油丰富国家的数据来检验全球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伊朗，全球化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是这种关系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中不存在。[※注]Matallah & Matallah（2017）检验了1995-2011年期间14个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中的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化指数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经济自由也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注]Ghosh（2017）考察了1995-2013年间138个国家中银行业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个国家银行部门更多的开放会导致该国经济增长的放缓。这种现象在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中普遍存在，但在发达经济体中并不存在。[※注]Mazumder（2017）考察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通货膨胀是否有很大影响取决于通货膨胀的度量标准。在GDP平减通胀指数下，通货膨胀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在CPI平减通胀指数下则出现了其他情况。这说明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对所使用的通货膨胀度量标准给予关注的必要性。[※注]

有些学者研究了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和再分配的影响。Gozgor & Ranjan（2017）考察了全球化对1970-2012年期间140个国家中收入不平等和再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平等和再分配都在增加。[※注]Kristjanpoller & Contreras（2017）利用面板数据对拉美12个经济体在2000-2013年期间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文章根据腐败水平、受教育程度、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开放度对样本进行分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就越低，而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越高，收入差距就越大。全球化在那些具有较高腐败程度、较高贸易开放度和较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减少收入不平等。[※注]

除上述研究外，Asongu（2017）则探讨了全球化对51个非洲国家1996-2011年间国家治理的影响。文章发现，首先，全球化促进了良好的国家治理。其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化的影响在政治、社会制度和一般治理领域较差的国家中效果最明显。再次，全球化的影响在经济治理最好的国家中的效果最明显。[※注]

2.关于逆全球化的研究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对立面，逆全球化问题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问题。2016年以来，以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当选两大事件为标志，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逆全球化冲击，尤其是特朗普所宣称的“边境筑墙、提高关税”等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言行更是引发了人们的广泛担忧。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是2017年评判全球化的主旋律。

有些学者研究了之所以出现逆全球化的原因。李滨（2017）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要素的全球层面的市场化，市场在带来效率的同时，天然地存在着内在的负面效应，其中贫富分化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缺乏适当有效的全球治理，导致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无法实现帕累托改善，这是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根本原因。[※注]佟家栋、刘程（2017）指出，当全球化的发起国逐步丧失在国际间的主导权以及在国内的政治平衡时，单边主义的逆全球化政策极有可能登上舞台，尽管其经济损失远大于可能的收益。文章同时也认为，逆全球化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内未能更广泛地分享全球化福祉的群体对现实的不满和反击。[※注]谢丹阳、程坤（2017）认为，造成当前逆全球化现象的具体原因可分为长期原因、短期原因以及科技创新带来的冲击。长期原因是国别收入分配的恶化，以及一些国家内部某些利益集团的阻力。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均衡分配。短期原因是一旦遇到金融危机，迫于选民的压力，不少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除此之外，信息技术、机器人及其他高科技的运用和创新，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大批传统岗位的消失，造成了大量的失业。[※注]Mihalcioiu（2017）则指出，欧洲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是采取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政策。这些国家希望从欧加自贸协定（CETA）和欧美自贸协定（TTIP）等交易中获得更多的增长和就业机会。但是反对这些协定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担心自然、社会环境以及消费者的权利受到损害。这也就导致了21世纪全球化的前景变得不确定。[※注]

面对可能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一些学者提出了应对方案。李滨（2017）认为，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目前面临的困难，就要完善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注]刘志礼、魏晓文（2017）认为，一方面，逆全球化现象表明西方国家正逐步丧失其在价值观等方面的传统道义高地。另一方面，逆全球化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战略空间和战略机遇。文章认为，后全球化力量正在塑造全球治理秩序新版图，这些力量包括科技革命及国际分工的变革使人类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科学技术变革的深入推进创造着全球治理的新模式、包容与共享发展的现实要求激发全球治理的新愿景等。[※注]

虽然逆全球化的论调盛行，但是针对逆全球化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有些学者讨论了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逆转。包群（2017）认为，尽管当前逆全球化风波对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带来了冲击与干扰，但应该理性地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为基石，现今各国经济以微观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为主体，早已经形成了一种深度融合的格局。这决定了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困境下各国政府应该采取理性合作态度，而非实施以邻为壑、国别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政策。[※注]蔡拓（2017）也认为，全球化的进程与趋势并未逆转，原因在于：其一，全球化的两大动力不仅客观存在，而且继续强化。其二，相互依赖已成为人类的内在生活方式，全球相互依赖加深的进程仍在继续；其三，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因此没有理由对全球化进程与趋势执悲观态度，而是需要更理性地认知全球化本质。[※注]Bordo（2017）指出，虽然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但现在就下这一结论显得言之过早。近年来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下降趋缓意味着可能是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停顿或者是放缓，而不是全球一体化的逆转。[※注]荆林波、袁平红（2017）通过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全球化并没有逆转。但文章也认为，尽管全球化没有发生逆转，但是全球化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全球收入差距扩大、全球贸易统计方法落后于国际分工的演变、全球金融体系治理机制有待完善等。[※注]

（三）全球治理状况评价指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各种复合型评估指标体系开始涌现。这些指标涉及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对政府及其他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政策效果和行为表现进行评估和评级。庞珣（2017）认为，全球治理指标在数量上快速增长、在重要性上日益凸显，形成了国际关系中区别于传统权力的新型“指标权力”。文章指出，现有研究将指标权力理解为由信息、技术和知识带来的客观影响力，致力于追踪它在全球治理各个领域留下的权力印记，但却忽视了谨慎区分指标本身的新型权力和指标背后的传统权力，有可能夸大和理想化指标权力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注]付亦重等（2017）则通过整合国家财富、贸易影响力、金融与货币影响力、跨国公司影响力、战略性资源控制、技术创新能力和世界经济组织影响力七个子项指标，构建起全球经济影响力综合指数。该指数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出各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影响力状况。文章利用该指数进行的评估发现，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影响力最强的前五大国家。[※注]

二、不同领域的全球治理状况

按照全球治理的不同领域，全球治理可以分为全球贸易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全球气候治理、全球互联网治理等，接下来我们区分不同的领域对这些问题进行综述。

（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以及对国家和企业层面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已经成为近些年来世界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作为一种组织和治理力量，全球价值链通过空间生产网络将各国汇集到全球化进程之中。更好地理解全球价值链对贸易政策制定和贸易实践都至关重要。

1.全球价值链描述

全球价值链需要用新的方法来评估国家之间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不再能够被标准的双边贸易总额流准确地评估。有些学者研究了全球价值链的描述和测算方法。Wang et al.（2017）开发了一套新的国家层面的指标，以平均生产长度和生产网络上的相对“升级性”为衡量全球价值链特征的指标。文章把生产活动分为四种类型：增值过程完全是在国内发生的活动、增值过程是为了消费而仅跨越一次国界的活动、增值过程是为了生产而仅跨越一次国界的活动、增值过程中不止一次跨越国界的活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将生产总长度分解为不同的阶段。利用这些指标和方法，文章描述了2000-2014年期间56个部门和44个国家的跨国生产模式及其演变。文章还发现，尽管整个世界的生产链已经变得更长，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注]Hao et al.（2017）将网络分析工具应用于新的全球价值链核算体系中，在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2000-2015年）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全球价值链路径将出口总额分解为增值项。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并不总是像“链”一样，而是由轮毂和辐条组成的复杂网络；全球价值链虽然不是非常“全球化”，但仍然是“区域性的”。[※注]Amador & Cabral（2017）运用网络分析工具，对1995-2011年间增值贸易的演变进行了考察。文章发现，全球价值链是非常集中和不对称的网络，一些大型经济体在其中扮演着中心角色。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扩大，出口产品中的来自国外的附加值网络变得更加密集、更加复杂和更加密切相连。虽然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维度仍占主导地位，但正逐渐让位给一个更全球化的网络。[※注]Greenville et al.（2017）设计了一种方法来计算全球价值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食品部门参与的分类指标。具体来说，该方法利用GTAP数据库构建了2011年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由此产生的国家投入产出表用于根据垂直专业化概念计算跨越70个国家和地区的20个农业食品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标。[※注]Ahmad et al.（2017）指出，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数据不能科学测度全球价值链问题。而一些新的数据库，如经合-世贸组织提供的数据库。则可以通过提供全球投入产出表来衡量国际间相互依存关系，显示了一个国家的生产者如何向其他国家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注]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贸易，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如何？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吕越等（2017）的研究发现，我国进入和退出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数量均大体呈上升趋势，我国企业总体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较短。研究还发现，出口发达国家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等退出全球价值链的概率更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更长。[※注]马风涛、李俊（2017）利用OECD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表，通过区分贸易方式，对中国制造业部门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全球价值链长度和上游度水平进行了系统测算和比较分析。基于分析结果，文章认为，中国制造业部门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应注重向生产制造与服务贸易相融合的方向转变，应积极向微笑曲线两端跃迁，从而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注]Athukorala（2017）基于一个新的数据集进行研究，该数据集可以描述其他东亚国家作为中国组装基地零部件供应商的角色以及中国对第三国市场的依赖。文章发现中国对东亚邻国零部件供应的依赖近年来显著下降，反映出中国对生产网络的参与程度加深。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中国装配出口地域呈现多样化特征，区域外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大幅增加，但西方国家仍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注]王孝松等（2017）以中国遭遇反倾销为例，考察了贸易壁垒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伙伴发起的反倾销措施对中国相关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产生了不利影响。文章认为，部分中国出口商品存在着生产技术水平低、要素（主要是劳动力）价格低、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低的“三低”特征。中国企业未来需要改变“三低”现状，主动地进行技术升级，从源头上抑制反倾销的发生，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注]

2.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随着市场开放以及垂直专业化生产的不断深化，各国利用自身比较优势获得不断发展。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一国经济的多方面都会产生影响。

有些学者研究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国家层面或者行业层面竞争优势的影响。Prete et al.（2017）认为，全球价值链的出现为一些公司提供了国际化的机会，它们专门生产供应链上的特定投入品，这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这其中中国就成功地进入了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阶段，并迅速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参与者。文章认为，由于北非在地中海地区的有利地理位置和邻近欧洲，可以抓住类似的机会进而积极参与国家贸易。[※注]Athukorala et al.（2017）认为，在垂直整合的全球产业（“全球生产共享”）中，跨国生产过程的分散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结构性特征。文章研究了全球生产共享的模式和决定因素，重点讨论了澳大利亚制造业如何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文章认为，尽管澳大利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是一个小角色，但澳大利亚在飞机、医疗器械、机床、测量和科学设备等多个行业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全球生产网络中适用于航空运输的高附加值部件和最终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有助于澳大利亚制造业克服对外贸易中的“距离障碍”。[※注]Ceglowski（2017）评估了五个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行业在56个国家中的出口表现。文章发现，对于许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行业来说，根据国内增加值指标进行评估时，一些基于总出口指标认定为具有较大竞争力的国家经常被认定是竞争力较弱，而一些国家以增加值指标度量的竞争力比以总出口指标度量的竞争力更强。[※注]

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思想是某一产品的生产工序在国家或地区间被拆分为多个阶段或环节，不再由一个国家或地区单独完成。因此，理论上讲，一国或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获得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经济提高。苏丹妮、邵朝对（2017）首次从空间维度解构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某地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经济增长，而且也间接带动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注]Aggarwal（2017）重点考察了亚洲经济体中的贱金属、计算机电子、电机和运输设备的贸易等几个价值链。研究发现，一个贸易体系内的多个国家通过贸易和投资实现的动态结构升级和互动式增长与“雁行”增长理论相一致。[※注]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逐步深入，全球价值链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变得愈发重要。高运胜等（2017）研究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各行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不断提升，总体上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缩减了我国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注]陈雯、孙照吉（2017）构建了增加值出口视角下的劳动要素含量。文章发现，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增加值出口劳动含量存在显著负向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文章认为，对中国而言，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不可持续。中国应降低单位增加值出口的劳动投入，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改变依靠廉价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竞争的模式。[※注]李磊等（2017）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国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有效缓解中国面临的就业压力。[※注]

理论上说，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学习到新的技术和产品，也可以得到更低廉或更高质量的中间产品，这都会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吕越等（2017）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改善效应。文章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生产率，而且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由于不同企业的异质性特征而存在差异。基于研究结论，文章认为中国应进一步增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参与带来的福利——中间品市场多样性、更大的出口目标市场以及良性竞争机制，以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注]吕越等（2017）的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程度较高的企业。文章也发现不同类型企业“制造业服务化”的生产率效应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注]邵朝对、苏丹妮（2017）的研究则发现，全球价值链对生产率既产生地区内溢出也产生地区间溢出，且这种空间溢出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改善邻近地区资源再配置结构实现的。[※注]李惠娟、蔡伟宏（2017）从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和国外制造品嵌入两个维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显著提升了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尤其是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显著，并且外国中间服务品嵌入比国外中间制造品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注]刘琳、盛斌（2017）的研究则发现，表面上看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有所提高，但从本质上看中国出口品技术含量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来自进口中间品而不是国内创造。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应在继续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提高研发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向产业链高端延伸。[※注]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球各国的重视，一些学者开始从开放经济的视角去解释环境污染问题。更具体地说，也就是研究环境问题是否是由全球价值链嵌入所导致的。余娟娟（2017）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总体上表现出负的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嵌入增加了中国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在间接效应上，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污染排放存在正的结构效应和负的生产率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加剧投入产出结构的偏污性增加企业污染排放，同时又通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企业污染排放。文章认为，中国应该从战略上警惕全球价值链向全球污染链转移的潜在风险。[※注]Kaltenegger et al.（2017）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对能源足迹的影响。能源足迹是以消费为基础的指标，记录用于生产国家最终需求的能源。文章发现，全球能源足迹从1995-2009年增长了29.4%，而且预测它将在2030年前再增长23.5%。其中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对全球能源足迹的增长有重大贡献：全球价值链在1995-2009年之间将全球能源足迹增加了5.5%。[※注]Jiang & Green（2017）认为，在过去20年中，全球供应链的地理范围从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最近又从中国转移到了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后继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能源效率和低碳技术的差距，全球温室气体地理格局的变化影响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注]

一些学者还研究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其他方面的影响。Auer et al.（2017）探讨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国内通货膨胀的关系。文章发现，全球价值链的扩张是全球经济疲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重要渠道。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扩张，经济体之间的直接和间接竞争加剧，使得国内通货膨胀对全球产出缺口更加敏感。[※注]Swarnali et al.（2017）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如何影响出口的汇率弹性。文章使用1996-2012年期间涵盖4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实际制造业出口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文章还发现，由于各国在全球生产过程中更加融合，货币贬值只会提高最终产品出口价值一小部分的竞争力。从数据上看，全球价值链参与将制造业出口的实际有效汇率弹性平均降低了22%。[※注]

（二）全球金融治理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危机改变了200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使全球经济增长的轨迹向下平移，也使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朱民（2017）认为，当前整个金融市场的宏观背景是世界处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石油价格、低投资、低贸易、低FDI的一个持续性、低均衡的状态中。[※注]

1.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以及相关理论

全球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全球货币体系也面临着调整。黄海洲、张广斌（2017）认为，全球货币体系调整取决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变化。当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源发生较大改变时，全球货币体系就到了需要调整的时期，否则“特里芬难题”就会表现出来，全球货币体系就会出现紊乱。文章认为，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包括人民币，对当前的货币体系形成了新的挑战。如果全球货币体系能够按照经济增长贡献率，对全球货币体系信用循环不足做出适时和适度的补充，全球经济危机、通胀预期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或可避免。[※注]周帅、刘洪钟（2017）提出了修正后的国际货币权力论，并对国际金融权力体系进行了量化分析。文章认为，美国金融权力虽然从2002年开始有所下降但仍独享霸权，所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金融霸权衰落的认识是不准确的。文章还认为，适当的“工业型”道路是发展国际金融权力的更佳选择。[※注]孙国峰等（2017）在两国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对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同影响力的大型开放经济体之间是否合作的福利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一国货币当局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可使本国通胀达到最优的水平，因此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具有必要性。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表现为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决策中，基于全局最优视角将其他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本国带来的外部性纳入考量。[※注]李少昆（2017）使用全球103个发展中经济体1980-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对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对于全球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存在溢出效应。这意味着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变动不仅仅是受自身需求动机的驱动。这说明了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立国际间货币政策对话协商机制是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共同的利益诉求。[※注]

2.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进行的治理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日益纷杂的全球经济形势下，这些机构本身的改革以及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有关各方的重视。

世界银行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资金，深度参与政策讨论，提供技术支持，共享知识产品。宋锦（2017）认为，近年来，世行在发展政策上的领导力和权威性在下降。在未来的全球发展协商机制中，世行应在创新发展融资模式、推动私营部门进行发展融资领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还应着眼于中长期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深入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关键话题和前瞻性领域的研究，并引领相应的政策讨论。[※注]Guven（2017）通过对2002-2015年期间世界银行7个最大借款人的贷款条件的分析发现，这几个国家参与世行贷款的条件已经与世行其他客户的参与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包括规避了繁琐的改革，积极建设市场基础设施，追求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文章认为，这种调整是由世界银行多样化的政策安排促成的，该调整允许在贷款方式上存在相当大的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以适应成员的特点和偏好。[※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并列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其是促进世界贸易和国际金融稳定的金融机构，同样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管传靖、陈琪（2017）发现，从2008年以来IMF的改革过程来看，美国对同类改革议题的容纳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并直接影响着制度变革的效果。文章认为，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框架内争取制度性权力，需要增加改革方案的利益兼容度及提高既有领导权的护持成本，以推动所期望的制度变革。[※注]Psofogiorgos & Metaxas（2017）研究了IMF援助对受援国民主的影响。文章发现，也许IMF的贷款本身并不影响民主，但是贷款所需要的改革会对民主的实践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取决于贷款所要求的受援国需要进行的改革的类型。[※注]Nelson & Wallace（2017）概述了IMF的援助可能影响受援国民主水平的几条途径，并使用1971-2007年期间120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年度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参与国和不参与国在民主评分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在IMF援助项目中，借款国从IMF获得贷款时需要接受一定的条件在IMF项目中是普遍存在的。[※注]Guimaraes & Ladeira（2017）估计了政治和经济因素对援助条件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援国与IMF的大股东之间的政治接近程度对援助条件的数量有重要影响。[※注]Rafferty（2017）认为，在金融危机之后，IMF转向了更大程度地通过进行资本管制来规范国际资本流动。[※注]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也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刘东民等（2017）分析归纳了全球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的战略目标、业务重点、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亚投行的四点战略定位：尊重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开发银行、具有良好财务可持续性的开发银行、坚守高标准的开发银行、重视国际合作的开发银行。同时，文章提出了亚投行在业务模式上的创新建议。[※注]黄进、孔庆江（2017）认为，亚投行是否能够在众多的多边区域性机构中脱颖而出、取决于这些争端能否有效和公平地得到解决。为此，建议设立亚投行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为银行与银行客户之间的争端、使用亚投行贷款的私人客户与成员方之间的投资争端、亚投行所资助或投资的项目的当事人之间的争端等，提供独立、公正、有效的解决渠道。[※注]

在现阶段全球化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美国等国家纷纷发动贸易战的背景下，全球资本流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McQuade & Schmitz（2017）强调了最近全球资本流动的特点是交易量更小，跨境交易波动性更小。文章通过比较2005-2006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国际资本流动水平和2013-2014年危机后的国际资本流动水平，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文章发现，金融危机后，那些外部和内部失衡较小、增长预期改善、宏观审慎政策不严格的经济体，资本流入恢复得更多；而那些货币政策更为宽松的国家、受危机影响程度较轻的国家的资本流出总量则得以增加。[※注]McCauley et al.（2017）则认为，自2007年以来跨境银行业务的下滑并不等于国际贷款出现大范围的退缩（“金融去全球化”）。总的看来，国际银行业全球萎缩似乎仅限于欧洲银行。其他银行体系的全球业务，特别是日本、加拿大甚至美国银行的全球业务，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扩大。研究结果说明，全球贷款的萎缩可以由欧洲银行大型海外业务的周期性去杠杆化来解释，而不是普遍的金融去全球化。[※注]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主要国家之间货币政策持续分化的环境下，全球金融安全问题也是各方都关注的问题。熊爱宗（2017）指出，全球金融安全网包括四个不同的层次，即自我积累的国际储备资产、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区域金融安排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文章从危机冲击时期和经济和平时期两个角度提出了不同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合作建议。文章认为，为进一步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应继续发挥二十国集团的作用。二十国集团的持续投入是推动全球金融安全网不断完善的重要保障。[※注]高海红（2017）认为，亚洲国家需要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共建全球金融安全网，提高清迈倡议多边机制救助贷款的适应性、灵活性以及与其他救助资源的协同性，提升东盟和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经济监控职能，建立区域货币基金，确保清迈倡议多边机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互补关系，以及建设区域本币债券市场。[※注]

另外，学者们还对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Belke & Dubova（2017）研究发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国际债券和股票市场在资产类别内和资产类别之间都是高度互联的，在各种金融资产之间复杂的传递过程并不局限于国内市场。全球资产市场已变得更加一体化，并且双边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注]Cerutti et al.（2017）的研究发现，全球金融状况能够很好地被美国金融市场状况以及欧洲金融市场状况所解释。这说明了欧洲金融市场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注]

（三）全球能源治理与绿色发展

随着全球范围内气候和能源问题的日益严峻，各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都对这一问题越来越关注。气候和能源等问题并非是单一国家或者单一经济体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而是更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因此全球范围内相关各方通力协作，加强对这一问题的治理就非常重要。

1.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各国对这一问题越来越关注。李慧明（2017）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刚性约束日益趋紧的大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已经成为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也在推动构筑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注]黄健柏等（2017）借助重心转移模型，考察了2000-2014年期间全球经济、资本、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流动格局。文章发现，2000-2014年全球能源消耗、资本和碳排放重心加速向亚洲内陆移动，但经济重心未能表现出同样的趋势。这一时期全球绿色发展效率变化轨迹呈倒“S”状，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绿色发展效率逐年上升，而新兴国家则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全球绿色发展效率呈发散趋势。基于研究发现，文章认为，新兴国家须摆脱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向更加节能环保的绿色发展方式转变。[※注]

为了减少碳排放，国际组织已经开始通过增加清洁能源消费在总能源使用中的份额来对经济体施加压力。Paramati et al.（2017）研究了在1993-2012年期间欧盟、G20和OECD的国内（股票市场）和外国（FDI流入）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清洁能源的使用。文章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促进上述三个集团的清洁能源使用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还发现，清洁能源消费对经济产出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注]

2.全球气候治理机制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可以被视为全球多元主体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形成的一系列规范、准则和互动模式。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公约》至今，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机制在20多年间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中。这期间《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相继签订，但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Buanawaty & Hastiadi（2017）考察了《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对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影响。文章发现，《京都议定书》对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了该协议实施的无效性。[※注]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被称为“全人类和地球的一次巨大胜利”。《巴黎协定》创建了一个更贴近现实的框架，各国在这个框架中基于本国国内现实做出自愿减排承诺。谢来辉（2017）分析了巴黎气候大会得以成功的原因。文章通过回顾从哥本哈根到巴黎的气候谈判进程，分析了美国、欧盟和中国等主要力量在塑造这一结果中的角色以及各自的得失。文章认为，大国之间的妥协，特别是各国对美国霸权作出的妥协，促成了最终的模式转型。[※注]袁倩（2017）认为，《巴黎协定》运行机制的关键在于《公约》和《巴黎协定》所构成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以及各缔约方的国家自主贡献。然而，由于核算、盘点和履约机制尚不完善，也没有对失约行为的惩罚和制裁措施，这就存在着缔约方失约甚至“退出”协定的风险。[※注]

除上述研究外，Escribano（2017）认为，全球能源治理为全球范围内的公共支出和收入披露提供了机制和途径。为满足这一披露要求的国际安排导致了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以及随后的美国和欧盟采掘业披露标准。文章认为，EITI和美国及欧盟的标准是相互竞争和互相补充的。这虽然增加了制度的复杂性，但最终为能源行业提供了更高的披露标准。[※注]

（四）信息技术发展与全球治理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更好地进行全球治理带来了机遇，但是也带来了挑战。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1.互联互通与全球治理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和安全等各个领域高度渗透，网络空间治理逐渐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一个热点问题。互联互通是描绘和表述当今世界的一个理论概念。吴泽林（2017）认为，全球史是一部互联互通的历史，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是全球化时代的本质特征。新的世界不再追求征服和殖民，不再将势力范围作为目标，而是通过与市场、高科技、原材料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来提高国际竞争力。[※注]苏长和（2017）认为，互联互通的发展为世界各国在新的条件下解决全球治理议题和组织国际秩序带来了新的挑战。文章认为，从协商而不是对立的角度，有助于发现全球治理和主权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也非绝对对立的，大国关系可以超越对立，以探讨协商模式的可能。[※注]

2.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给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治理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这给全球治理实践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围绕着如何应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对全球治理产生的影响，各方多有争论。郎平（2017）指出，自2003年联合国召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开始，有关“多利益相关方”与“多边主义”的模式之争就成为国际社会的斗争焦点。2015年之后，“多利益相关方”日渐成为当前国际互联网治理的主流模式和理念。文章认为，“多利益相关方”契合了互联网治理的特征和趋势，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大势所趋。文章同时也认为，“多利益相关方”正在被美国等一些国家利用以谋求更大的主导权和利益。因此，应客观和理性地评价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注]Hansen & Porter（2017）则分析了在全球治理中对大数据的使用所产生的问题。文章认为，大数据在其深入参入的算法、技术构件、物联网以及其他领域中扮演越来越独立的角色，而且这些过程和行为会减少人类对其的控制。另外，大数据的使用导致了新的“边界”违规行为。由于大数据往往来源于多个渠道，这可能会产生新的“边界”冲突。而且在大数据获取中更强势的一方会通过控制大数据以排除竞争对手来谋取己方利益。文章认为，这些变化标志着全球治理特征的更深刻变化。[※注]

（五）全球公域治理

有学者研究了“全球公域治理”问题。全球公域系指公海与国际海底、国际空域、外太空及网络空间等处于主权国家管辖之外而为全人类所共享的区域与领域。韩雪晴（2017）指出，全球公域伦理在现阶段形成了以自由、正义与秩序三大价值为核心的伦理体系。这一体系存在一个“三元悖论”，即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自由、正义与秩序三重伦理诉求难以同时实现，或者至多只能同时满足其中的两者。为消解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三元悖论”，世界各国应摆脱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主导下“全球治理、地方价值”之怪状，逐步完善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体系，引导全球公域最终走向善治。[※注]刘笑阳（2017）则研究了“共同利益”的问题。文章认为，伴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拓展，共同利益对合作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关照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的互动过程，能够加强对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把握。[※注]

三、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

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协调成员国各自的诉求、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使其能够维护全球的共同利益成为了全球治理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议题。

（一）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的治理

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组织是几个在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之间形成的组织。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这几个组织无论是在组织建设还是在功能发挥方面都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其组织建设和功能的发挥。

一些学者对二十国集团进行了研究，包括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分析、发展的重点以及存在的问题等。项南月、刘宏松（2017）认为，作为一项非正式机制，二十国集团需要在具体议题领域通过与其他国际机制合作来开展治理。而二十国集团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性由以下两个关键因素决定：由中间方在相关议题领域的中心地位、问责能力、物质资源、专业技能、与目标行为体的联系构成的合作机制的治理能力以及二十国集团对该机制的影响力。文章通过国际反避税合作和全球能源治理两个议题案例对这一判断进行验证。[※注]高奇琦（2017）认为，未来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应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二十国集团内部的机制化建设及其与已有重要国际机制的联通与对接。其次，在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基础上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结构转型。[※注]Chodor（2017）则分析了金融危机后在二十国集团内僵局产生的原因。文章识别了二十国集团内同时运作的两个过程：霸权纳入和集体主义合作。霸权集团试图将崛起中的南方大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行为推动二十国集团走向更为集体和合作的全球治理形式。文章认为，全球金融危机通过两种方式改变了这个方程：加速经济力量从北部向南部转移以及破坏南方大国中的新自由主义的领导地位。由于霸权纳入和集体主义合作被破坏，这导致了二十国集团内僵局的产生。[※注]

关于对金砖国家的研究，陈磊、张军（2017）对金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进行了研究。文章发现：第一，样本期内金砖各国经济周期波动总体上存在一定的偏弱协同性，且协同性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第二，金砖各国间经济周期协同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上升明显。第三，双边贸易强度、金融一体化、专业化分工、汇率波动性等传导渠道对金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同时产生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文章认为，鉴于近期金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弱，当前金砖国家不宜马上采用协调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货币一体化进程也应秉持谨慎态度。同时，金砖各国应着力于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继续扩大合作根基，为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注]

塔什干峰会后，随着上合组织扩员进程的正式开启，上合组织的发展阶段及前景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朱永彪、魏月妍（2017）基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认为在现阶段，上合组织仍处于成长期，虽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障碍和困境，但总体来说，具有很大的发展机遇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注]薛志华（2017）认为，随着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实现了由传统的陆地型区域组织向海陆兼备型区域组织的转变，这为该地区国家的发展战略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创造了条件。[※注]

一些学者研究了其他国家组织的治理。Bae（2017）发现，东盟作为东亚合作驱动力的表现并不充分，这可能削弱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机制。[※注]Moloney（2017）则讨论了欧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注]

（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治理

联合国等组织是全球成员国共同参加的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组织相比，其组织建设、行为规范等相对更加完善。但是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其进行全球治理的功能以及作用的发挥也遇到了一些挑战。Iji（2017）认为，在当前两极化的世界中，联合国的调节作用面临其他调解组织的竞争和挑战，如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以企业形式运作的调解人。联合国作为调解人的价值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在当今纷繁的调解环境中证明其有用性。[※注]Milhorance & Soule-Kohndou（2017）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将南南合作行为纳入其活动中来改变自身的作用为例，分析了国际组织适应国际环境变化以及参与国际格局形成的机制。[※注]

一些研究探讨了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参与涉及全球共同利益问题的治理。Kumiko（2017）以南非为案例讨论了艾滋病的全球治理如何处理与国家主权有关的问题。[※注]Ram（2017）则通过一个案例说明了国际组织如何行使其自主权并借此影响全球政策议程。[※注]

（三）非国家行为体的声誉和评级

随着全球治理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议题，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也更加多样，而排名和评级正是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

董柞壮（2017）系统研究了国际评级和排名的发展和作用路径，讨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文章认为，排名和评级未来必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文章也认为，排名与评级的过程也存在价值导向和政治偏向等问题，对于改善全球治理的意义主要是间接的，甚至会损害全球治理。[※注]

尽管声誉的概念在国际关系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非政府组织的声誉却受到了较少的关注。Mitchell & Stroup（2017）认为，声誉对非政府组织权威的建构和合作模式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对跨国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的访谈研究，探讨了跨国非政府组织的声誉及其决定因素。文章发现，规模更大、成立时间更长、更多受到关注的组织，以及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外的组织在组织效率方面享有更高的声誉。[※注]文章的分析为更全面地了解声誉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四、不同国家的全球治理战略和实践

世界范围内的全球治理归根到底是由各个国家的全球治理战略组成的。各个国家的全球治理战略体现在其参与的各个全球性议题中，也体现在参与的相关国际组织的理念和行为中。因此，研究不同国家的全球治理战略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全球治理趋势的把握以及全球治理的改进和完善就很有必要。

（一）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以及实践

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以及当前纷杂的国际形势，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兼具理论与实际意义的重大问题。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备受关注。

1.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必要性

一些学者们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丁工（2017）认为，随着全球各国前途相通、命运相联程度的日益加深，需要各国协同合作解决的跨国性、世界性问题大幅增多，中国战略机遇期已由“随势”和“用势”向“谋势”和“造势”演化。[※注]李向阳（2017）认为，国内外要求中国引领全球化的呼声来自于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美国从全球化的主导者转变为“反全球化”的引领者。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上升开始具备引领全球化的条件。文章认为，中国引领全球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文章还提出中国引领全球化的路径。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共同维护和改革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开放的区域主义，构建新的合作平台等。[※注]王鸿刚（2017）认为，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大国合作势头消退、多元主体协同缺失、治理对象模糊不清和治理机制存在缺陷等多方面制约。这种情况既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挑战，同时也是难得的战略机遇。中国应确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为本国复兴目标服务，力争实现中国自身复兴与全球治理体系演进两个进程相互促进。[※注]

2.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

关于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一些学者也进行了归纳、总结，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门洪华（2017）认为，中国全球治理战略的核心目标应该是：抓住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契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成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倡导者、设计者、塑造者和引领者，积极承担推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注]陈家刚（2017）认为，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它表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推动者，明确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选择：首先，中国官方第一次在党的重要文献中以“全球治理”取代了“全球经济治理”，意味着中国不再把全球治理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同时也涵盖了政治、安全、社会和其他新领域的全球治理内容；其次，中国官方首次使用“全球治理机制”的概念，表明中国观念中的全球治理不只是外交事务和世界现象，而且是一种机制和制度，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注]刘世强（2017）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球治理领域主动谋划、积极参与，从目标、理念、议题、思路、路径等维度勾勒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布局。第一，在战略目标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旨在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世界进步。第二，在治理理念上，中国倡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引领世界共商、共建、共享。推进全球治理需要先进理念的引领。第三，在关注议题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优先关注经济增长和共同发展。第四，在治理战略上，中国奉行多边主义，致力于打造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网络。第五，在治理路径上，中国以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和创新作为基本着力点。[※注]鲁品越、王永章（2017）认为，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在学理上站不住脚，却在国际话语权上占据统治地位，原因之一是缺乏能够取代它的新观念。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正是这样的新观念。文章认为，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各层次的共同价值基础上的新的经济全球化，将取代以“普世价值”为旗号的旧的经济全球化，成为未来全球化的主流模式。[※注]刘志礼、魏晓文（2017）认为，习近平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中体现的中国智慧、中国担当、中国方案与中国价值，对于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及发展阶段更广泛而深度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其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注]

3.“一带一路”的提出以及实践

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总体理念，“一带一路”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推进方案。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向世界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前途的关系及蕴含其中的当代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中国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主张，成为了中国全球治理理念以及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概念、涵义、重要意义等进行了解读和阐释。田文林（2017）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背景是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发展潮流遭遇颓势，世界呼唤新的发展理念，应运而生的“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全球发展的中国理念：一是强调世界各国“共同富裕”，有助于缓解南北矛盾。二是强调地缘经济整合，有助于缓解欧亚大陆碎片化后遗症。三是倡导“民心相通”和兼容并蓄，有利于创造新型文明观。[※注]高奇琦（2017）认为，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总体理念的话，那么“一带一路”与二十国集团的机制化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推进方案。[※注]王亚军（2017）认为，作为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基本特征，同时，从设计理念到操作框架、从愿景到行动，都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注]蔡昉（2017）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简单地借用古老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个符号，还有更深的历史含义和现实启迪。从更大的历史深度上，这个符号隐含了对于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否定，更强调东西方文明相互交通、互学互鉴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作用。从更广的历史视野上，这个符号也蕴含着如何打破以传统霸主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公共品供给的内容及模式，更加注重通过所有国家的参与消除全球贫困的新理念。[※注]朱燕（2017）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经济全球化模式，一种是指20世纪以来西方大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另一种是指2013年以来中国倡导的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合作共赢式新型经济全球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以分工协作为手段、以普惠共赢为目标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注]

关于如何实施“一带一路”，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建议。李滨（2017）认为，为了能使“一带一路”倡议普惠于整个世界，可以将“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化，形成一种全球性的“互联互通”计划，通过全球性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球经济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带动发达国家的就业与增长，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和经济发展，克服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各种弊端，实现各国的互利共赢。[※注]辜胜阻等（2017）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引领全球化升级的对策建议，包括强化沿线各国间的战略共识、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均衡平等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等。[※注]钟飞腾（2017）认为，“一带一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实现发展。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推动以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全球化。文章也认为，尽管富裕起来的中国在战略上的确构成对美国的重大挑战，但“一带一路”也为中美两国创造了合作共赢的机遇。因此，中国应统筹“一带一路”与“新型大国关系”，从战略上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注]周文、赵方（2017）通过比较欧盟、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5个经济体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数据，从非洲的贸易依存度、非洲的能源出口状况、各经济体对非洲投资的行为差异、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多领域和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贡献等五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合作对非洲并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中非关系误解与歪曲的根源是西方中心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合作有助于实现“非洲梦”与“中国梦”的双赢战略。[※注]

（二）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其全球治理理念以及行为对世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徐秀军（2017）认为，现阶段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正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新的规则体系继续将其他国家锁定在自己设定的利益分配框架之中。另一方面，担心建立起来的新规则体系无法满足自身偏好并且还会使其受到新规则的约束，从而不得不放弃“锁定策略”而转向单边行动。美国两届政府对于TPP完全相反的态度，正是这一困境的深刻体现。[※注]陈志敏、周国荣（2017）则对国际领导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并区分了不同时期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国际领导模式。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推动在全球建立一个所谓的美国霸权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小布什政府时期：单边主义的美国领导。奥巴马政府时期：国际支持的美国领导。奥巴马的国际领导目标总体是向克林顿时代回归，寻求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注]韩召颖、姜潭（2017）认为，二战以来，尽管美国历任总统都强调自己对外战略与其前任的不同，但美国对外战略总体而言却有着很强的延续性。从特朗普竞选期间发表的言论所反映出的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与美国二战以来的外交理念和基本战略目标是相悖的。文章认为，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视角看，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相对收益的减少与所付出成本的增加，促使特朗普试图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较大调整，甚至发生转向。[※注]

（三）日本的全球治理战略

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最大债权国，日本曾经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塑造起良好的国际形象。王亚琪等（2017）指出，战后世界秩序下，日本既是战败国又是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受益者。文章认为，身份定位的内在矛盾，是日本当前全球治理战略现阶段陷入困境的主要根源。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实力的衰退迫使日本将有限的实力资源用于维护西方传统治理体系，进而维持其大国地位。此外，日本不愿正视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现实，尤其难以接受中国的快速发展，固守以西方大国为中心的传统治理机制。最终，日本在维护和变革现存世界秩序之间犹疑不定，国际定位不清，大国战略进退失据。这导致日本在诸多治理领域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蜕变为全球治理的消极保守力量。[※注]

（四）印度的全球治理战略

在全球治理中，印度一直是一个独特而引人注目的国家。江天骄、王蕾（2017）探求了当前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路径。文章认为，首先，印度无论是在国际谈判还是在新兴治理机制中，都试图发挥领导性作用，并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新议程和规则的制定中。其次，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彰显了印度在全球治理中日趋复杂的面貌、身份及参与方式。文章认为，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仍处于调整中，未来在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维护国内利益之间将做何选择，能否协调在各领域中的参与路径并形成整体性的全球治理参与战略，以及能否弥合担当规则制定者的意愿与实际能力之间的鸿沟都仍是未知数。这也将成为全球治理前景中的变数之一。[※注]

（五）德国的全球治理战略

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和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德国也是全球治理的中坚力量。吴志成、王亚琪（2017）对德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战略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德国不断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将推动欧洲联合、参与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视为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重获欧洲国家信任、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途径。德国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全球治理战略，也展现出积极负责任的国际形象。但是文章也认为，随着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德国全球治理战略的实施在国内、区域和全球层面也面临着自身能力不足、“德国问题”再现、反全球化冲击等诸多制约和挑战。[※注]

（六）其他一些国家全球治理战略

一些学者也研究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全球治理战略。DeDominicis（2017）分析了韩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文章认为，韩国通过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获得全球领导地位而增强了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其中包括为解决气候变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而进行的全球治理为韩国在能源方面创造了获益的机会。文章认为，韩国与美国和中国都有密切的关系，这既创造了更大的机遇也带来了危险。作为一个综合国力较小的国家，韩国必须谨慎应对这种局面，以避免地区和全球相互依赖性遭到破坏。[※注]Fraundorfer（2017）则分析了巴西在互联网全球治理方面的策略。文章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对当代全球治理提出了挑战。在如何进行互联网管制方面，国家体制存在明显的弱点，而更民主的治理形式可能会显示出更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解决方式。文章认为，巴西有能力基于三个特定的民主因素（促进人权、建立参与机制和建立问责机制）来组织多利益相关方会议以促进和完成这些工作。[※注]

五、总结

2017年全球治理学科的研究，从具体研究领域来看，可以分为全球治理总体状况研究、不同领域的全球治理状况研究、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状况研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全球治理状况研究等几个部分。

第一，一些学者分析了全球治理总体状况。有研究认为，当前全球化已进入一个以国际规则重构与升级为特征的“再全球化”阶段。有研究认为，在当今国际权力格局和文化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金砖国家等南方国家孕育出的全球治理“东南主义”将成为变革、重建全球治理的新范式。

第二，有学者分析了世界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以及全球化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在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收入不平等以及财富分配的分化。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对立面，“逆全球化”问题成为2017年全球治理领域的焦点问题。有些学者研究了之所以出现逆全球化的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逆全球化”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内未能更广泛地分享全球化福祉的群体对现实的不满和反击。也有一些学者则讨论了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逆转。这些学者认为，全球化有一定的时代基础，全球化并不可能逆转。现阶段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更可能是全球一体化步伐的放缓，而不是逆转。

第三，一些学者研究了全球价值链的描述和测算方法。他们认为，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需要用新的方法来评估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有些学者研究了参与全球价值量对国家和企业层面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对国家层面或者行业层面竞争优势、对经济增长、企业生产率和环境等都会产生影响。

第四，一些学者研究了全球金融治理状况。有研究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全球货币体系也面临着调整。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包括人民币，对当前的货币体系又形成了新的挑战。有研究认为，美国金融权力虽然从2002年开始有所下降，但仍独享霸权，而适当的“工业型”道路是新兴国家发展国际金融权力的更佳选择。有研究研究了在日益纷繁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第五，一些学者研究了全球能源治理与绿色发展。有研究认为，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推动构筑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有研究分析了巴黎气候大会得以成功的原因，也有研究分析了《巴黎协定》存在的缺陷以及可能发生的缔约方失约甚至“退出”协定的风险。

第六，一些学者研究了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学者们对这些组织的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分析、发展的重点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这些组织加强组织建设以及更好发挥全球治理作用的建议。

第七，一些学者研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全球治理战略以及实践。对于中国，有学者认为，中国应该也有能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学者总结了中国的全球化战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总体理念，“一带一路”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推进方案。一些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概念、涵义、重要意义进行了解读和理论阐释也对于如何实施“一带一路”提出了建议。对于日本，有研究认为，身份定位的内在矛盾是日本当前全球治理战略现阶段陷入困境的主要根源。对于印度，有研究认为，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仍处于调整中，这将是全球治理前景中的变数之一。对于美国，有研究认为，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正陷入维护旧规则和建立新规则的两难境地。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表现来看，特朗普政府试图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较大调整甚至发生转向。

总结2017年全球治理学科的研究，研究是在2017年全球形势发展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对全球治理各个方面的影响，导致了学者们围绕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应对策略进行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实证检验，也有政策建议。不同的研究重点，研究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创新，那就是在关于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价值链问题上采用新的分析方法，采用新的指标以及使用新的数据进行研究。基于这些研究方法的创新，也就得出来一些和已有研究中不一致的结论。新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有利于各方对于全球发展状况以及全球治理状况的正确认识，从而采取相应的全球治理策略来应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看到，全球治理学科在2017年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学科的定义以及涵盖的范围尚需明确。现阶段的全球治理研究，往往更多的是全球政治治理。一些以“全球治理”名义发表的文章往往都是以政治治理为主，而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尚缺少专门的文章来进行研究。而提到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者们也往往都是从贸易、金融、投资等方面进行研究。当然，全球经济治理从实际内容上说也就是这些内容，但是两者还是有所区别。我们认为，全球经济治理应该更侧重于通过各种集团或组织进行治理，其更强调的是通过机制来进行治理。二是研究文献中得出的研究结论尚需进一步明确。比如对于全球化形势的判断就存在很不一致的观点。现阶段全球化的状况如何？全球化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的？要不要继续推进全球化？这一问题就是在全球主要大国之间都存在分歧。因此需要一个理性和客观的结论。三是研究方法还需进一步创新。明确的结论是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支撑的。如果不依据科学的分析而只是依据直觉、先验来判断，那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四是政策建议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新形势下各国该如何协调行动？各种全球治理机构该如何改革？这都需要给出可行的建议。有些研究仅是泛泛提出了建议，对于具体如何执行还欠缺细节措施。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接下来的研究中需要克服和进一步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