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创造社自成立以后，就译介了大量西方作品，同时注重将吸收来的外国文学营养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呈现出多种元素浑然一体的文学创作与批评风貌。2018年11月8日至10日，第六届国际郭沫若学会学术研讨会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围绕“郭沫若、创造社与中外古今文化交融”主题展开讨论，取得了很多较为深入的共识。对于这一总的主题，藤田梨那做了题为《郭沫若与中国古典》的发言，她认为“在郭沫若研究中，他对中国古典的接纳、研究、批评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郭沫若的新诗创作基于他对旧体诗的反思和对诗歌本质的探讨；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及古典研究启迪于幼年时代古典教养及对古典的质疑。他的研究、批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逆反的同时又是寻源的精神，因此，郭沫若与中国古典的问题就成为揭示他新文学创作的一个关键点”。魏建做了题为《十年来走向世界的郭沫若研究》的发言，系统总结了近十年来郭沫若研究走向世界的过程，对福冈会议、华盛顿会议、圣彼得堡会议、维也纳会议、东京会议、埃及会议等几次重要的国外学术研讨会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学者、山东学者如何推动了郭沫若研究展开探索。以上两个发言都突出了“中外古今文化交融”，深化和拓展了会议主题。
整个会议的讨论主要围绕创造社的翻译、文学观念与文学追求、郭沫若与鲁迅、文史互证等四个方面进行。
在创造社的翻译方面，《鲁拜集》的翻译问题是此次交流的焦点。咸立强做了题为《郭沫若〈鲁拜集〉译文中的酒意象》的发言，他认为对酒意象的翻译开启了《鲁拜集》汉译的基本模式，许多译法都被后来的译者直接采用，更重要的是，酒意象翻译契合了郭沫若当时有些颓废消极的思想情绪，但这种情绪被郭沫若转化成了人生中的有益养分，“从酿酒到饮酒，围绕着酒，郭沫若建构起了自己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的底色是积极的”，“郭沫若在革命文学转向后对颓废派的批评，与其说是转向后郭沫若才拥有的新的思想观念，毋宁说早就在他的思想中萌生”，无论什么时候，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一直是郭沫若精神世界的底色，所以，《鲁拜集》所翻译出来的正是郭沫若自我的精神面目。同样从郭沫若精神层面探讨，钱晓宇做了题为《精神的契阔：由郭沫若〈鲁拜集〉译介想到的》发言，她认为郭沫若对《鲁拜集》的翻译，最初是由于英译版《鲁拜集》中传达出来的精神力量的吸引，整个翻译过程不断激活自身中华文化积淀，所以这一翻译是一种精神的契阔，“译介对象对译者的影响也是绵长而波动的”。李金涛则从诗歌外在形式的角度做了题为《〈鲁拜集〉百年汉译诗形流变》的发言，他梳理了一百年来关于《鲁拜集》的各类有代表性的翻译作品，并予以分类考察，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解放前Rubaiyat汉译诗形流变”和“解放后Rubaiyat汉译诗形流变”，发现“解放前，Rubaiyat的汉译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成了现代汉语诗歌形式探索的实验田。翻译不仅仅单纯地是翻译，还担负着重塑汉语及现代汉语诗歌的重任”，“解放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努力再现原诗全貌，成为Rubaiyat汉译最主要的动力”，进而认为每一种译本都是社会历史环境与译者个人追求相互交织、合力推动的结果，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某种意义上的重写，“‘重写’不同于随心所欲地创造，它有所本，必然受制约于原文本”，同时“社会语境影响制约着译者个体”。除了对《鲁拜集》翻译问题的讨论，张香筠还展开了对成仿吾早期翻译的讨论，通过对《科学之价值》中法文比较，他指出“力图忠实，这不仅是成仿吾翻译的方法，更反映了他对作者思想的某种认同”，由此避免了直译带来的译文艰涩现象，使翻译更加传神和精准。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以此为契机，学术界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来纪念郭沫若在国势危机之际，抛妇别雏以文章报国的巨大贡献，影响较大的包括：（1）“民族复兴视野中的郭沫若”学术研讨会。6月12日至14日，由成都大学、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乐山师范学院、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共同主办，
进入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之后，一个围绕着创作者本人以及新文化阵营本身，没有被澄清甚至被忽略的问题浮现了出来——代表原始神话思维以及代表科学理性话语的两股思维方式竟然在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创作中并存而立。一、神话入诗的痕迹 以郭沫若1921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为例，我们除了可以见到一系列古希腊神谱中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