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e“New”Donors Challenging World Bank Conditionality？Hernandez，D.（2017）.World Development，96：529-549.
Financial Frictions and Policy Cooperation：A Case with Monopolistic Banking and Staggered Loan ContractsFujiwara，I.、Teranishi，Y.（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4（C），19-43.
Cross-Border Externaliti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Representative DemocraciesLoeper，A.（2017）.European Economic Review，91（C），180-208.
What determines earmarked funding t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Evidence from the new multi-bi aid dataEichenauer，V.、Reinsberg，B.（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2），171-197.
（二）TOP10内容概览
第2 贸易冲击与当地公共品的提供
Trade Shocks and the 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本文分析了贸易收入冲击对地方政府规模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影响。作者以美国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由于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加剧，贸易冲击使得美国地方政府收入减少进而限制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能力的问题。
2.结论
贸易冲击会引发劳动力需求和收入下降，进而转化为政府收入的减少，从而限制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作者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具体结论如下。（1）来自中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加剧，对美国各地的地方财政和公共服务供应产生了负面影响。（2）受贸易影响的地区对教育、公共安全、公共福利等当地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更多，但这些服务的资源在减少或保持不变。在地方贫困和失业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公共安全支出保持不变，导致财产犯罪率上升。同样，教育支出的相对下降与教育需求的增长相吻合。（3）州和联邦政府缓和地方冲击的能力有限，当地方收入冲击与州其他地方的冲击高度相关时，对公共服务提供的影响就会加剧。而且贸易援助计划和政府间转移目前不足以阻止这种下降，贸易自由化消极影响地区的收入和公共服务质量。
3.论证
作为首先给出美国自中国进口量的快速增长及其对地方财政和公共服务影响的相关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说；贸易而导致收入和经济活动相对下降的地方，其房价和税收也会相对下降，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会相对增加。
作者的实证框架是基于Autor等人开发的经验框架，探讨贸易导致的收入冲击、地方公共财政和服务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作者主要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实证。作者首先测算了通勤区层面的遭受中国进口冲击的程度，该指标为人（工人）均自中国进口量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各地区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为解决内生性问题，作者采用其他高收入国家自中国进口量的变化作为工具变量。
作者采用1990-2007年通勤区层面的产出、进口和其他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衡量相应变量的变化，作者将样本分为1990-2000年、2000-2007年两个时间段。
4.作者自评和他评
作者认为本文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上，以往的理论强调劳动力的自由迁徙会抵消贸易冲击带来的地区差异，而本文则认为劳动力的流动是不完全的，受到贸易冲击的地区会进一步削弱和其他地区竞争高质量劳动力和产业的竞争力；从政策意义上，本文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公平具有启发意义。
自2017年于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公开发表以来，本文共被引用56次，包括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NBER工作论文、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nsights等国际顶级期刊。Dix-Carneiro and Kovak（2019）[※注]虽然本文的结论是贸易冲击带来更多失业，但部分研究则表明贸易自由化对未雇佣和非正规部门就业具有正向影响，具体的福利变化需要进一步分析；其他研究则将本文作为研究贸易影响劳动力市场（Pavcnik，2017）[※注]和公共品（Pierce and Schott，2016）[※注]的重要文献加以梳理。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Leo Fel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GPD@brown.edu。
Mine Z.Sense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msenses@jhu.edu。
臧成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zangcw@cass.org.cn。
第4 国家资本主义的全球影响：来自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证据
State Capitalism’s Global Reach：Evidence from Foreign Acquisitions by State-Owned Companies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本文研究了1990-2008年期间由政府控制的收购方领导的4026宗跨境收购的动机和后果。作者将由政府控制的海外并购活动与涉及企业收购方和政府基金（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的跨境收购进行了比较，从而发现政府控制的收购方进行海外并购的特征。
2.结论
由政府控制的收购方开展的海外并购在选择目标国家和目标公司方面更像企业收购方，而不是主权财富基金。由政府控制的收购方牵头的跨境交易活动，与由企业收购方牵头的交易活动，或由政府控制的基金牵头的交易活动，在收购方所在国和东道国目标国方面存在差异。在国家层面，政府控制的收购方比企业收购方更有可能投资于地理位置相近、货币不断贬值、法律环境更健全、风险分散潜力更大的国家。但与政府控制的收购方与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政府基金在如何体现它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方面的差异相比，这些差异在经济意义上并不大。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政府资金更有可能来自外汇储备水平较高的专制国家，而政府主导的企业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从对收购动机的分析中得出的关键结论是，政府控制的收购方和企业收购方之间的经济差异，远小于它们与主权财富基金之间的差异。
3.论证
本文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差异理论，如部分理论认为由于政客和经理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官僚与政治家之间的政府内部组织的代理问题，国有企业的并购具有低效率的特征，部分理论认为当私人目标和社会目标出现差异时，作为实现社会最优化的国有企业行为便和非国有企业产生差异。还有部分理论认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异在并购决策实施时就体现出来。作者以此为依据来研究不同类型企业的并购差异。
本文作者采用汤森路透的并购和企业交易数据库来收集1990-2008年间127786宗已宣布的跨境收购交易的数据，总交易价值为9.04万亿美元。样本数据项包括：海外并购的公告日期（不管是成功还是撤回）、被收购方的名字、被收购方所有制、4位标准产业分类代码和住所的国家、收购者的名称住所的SIC代码和国家，收购方的母公司名称性质、交易所代表的目标公司的部分股权、交易价值、交易支付方式、为收购股份支付的溢价等。在政府控制的收购方中，收购方的最终母公司被标记为政府实体。在1990-2008年期间，政府控制的收购者构成了4026宗撤销和完成的跨境交易，总价值超过4340亿美元。
4.作者自评和他评
作者认为本文的一大创新之处是通过对过去20年所有政府主导的跨境收购进行全面的全球研究，来弥补相关领域的不足。此外，作者创造性地对涉及政府控股收购方的跨境交易与企业收购方的交易进行了基准分析，同时该研究也对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和财务业绩的领域文献做出了一定贡献。
自2017年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公开发表至今，本文被引次数达72次，包括Journal of Financial、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等国际顶级期刊。这些文献肯定了本文在“主权财富基金”等国家资本在经济社会中作用研究的重要贡献。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G.Andrew Karolyi，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资本市场、资产定价、国际金融。gak56@cornell.edu。
Rose C.Liao，罗格斯商学院金融与经济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实证公司金融与国际金融。liao@business.rutgers.edu。
臧成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zangcw@cass.org.cn。
第5 资本流动转向
Capital Flow Deflection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本文主要关注国家间实施资本管制（capital control）的协调问题，其重点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一国或一组国家施加资本管制措施是否会影响全球的资本流动转向。二是其他国家的资本管制是否会导致受影响国家的政策变化。
2.结论
资本管制具有强烈的资本流动转向效应，一国的资本流入限制措施在具有类似风险水平的国家间具有强烈和显著的溢出效应，但这种效应对于同一地区的国家并不显著。研究发现，资本流动转向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应并不显著，可能原因有三。其一，作者使用的资本流入限制指数（inflow restrictiveness index）并没有反映出管制措施强度的变化。其二，实证模型设定假设，政策制定者在短期内不愿使用资本管制。其三，政府更倾向使用其他工具而不是资本流入限制措施来应对资本流动转向，或者是因为资本流动转向具有正向影响。
3.论证
资本管制引发资本流动转向并导致受影响借款者进行政策调整。大国或一组数量够大的国家施加资本流入限制，将降低世界利率水平亦即国际投资的收益率，进而引致资本流动转向，后者可能催生引发借款者的政策反应，如资本管制。为验证一国资本管制是否会引发资本流动转向，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ωsupit为国家i总资本流入/GDP，Rt为世界利率水平，τsupit-1为国家i的资本流入管制，τsupS-it为其他所有国家的资本流入限制（加权平均），xsupit为决定资本流动的拉动-推动（pull-push）因素，γsupit为群体传染变量（group contagion variable），αsupi为国家固定效应，αt为时间（年）固定效应，μsupit为残差。在以上模型的基础上，论文分别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全样本、分组样本估计，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工具。
为验证资本流动转向所带来的政策反应，论文建立有序probit模型来考察其他国家的资本管制是否会影响一国实施资本流入限制的概率，其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Φ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μ为常用阈值参数，Δτsupit为国家i资本流入限制在t时间的变化，Xsupit为包括影响资本流动的拉动-推动因素的回归向量。
论文样本共包括78个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1995-2009年）的年度数据。还利用子样本数据、季度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4.作者自评和他评
作者指出，资本管制的多边规则应确保一定的灵活性，以加强该措施有效性，同时降低资本流动转向的负面后果。这方面可以向世界贸易组织对保障措施的监管学习，但这一监管框架能否用来应对资本流动转向仍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问题。
Pasricha et.al（2018）[※注]指出，Giordani等人（2017）通过模型研究了资本管制增加将会导致其他国家产生类似政策反映，但是他们并没有为该论点找到经验支持，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资本管制数据库无法捕捉资本管制边际强度的变化，无法进行这种类型的分析。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Paolo E.Giordani，意大利路易斯圭多卡尔利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技术进步、创新和企业、国际移民与贸易。
Michele Ruta，世界银行宏观经济、贸易和投资全球实践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学，特别是国际和区域一体化问题。mruta@worldbank.org。
Hans Weisfel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和评估处副主任，主要研究资本流动问题。
Ling Zhu，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国际金融和货币政策。
熊爱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全球金融治理。xiongaizong@163.com。
第6 亚洲新金融秩序：人民币区是否会出现？
A New Financial Order in Asia：Will A RMB Bloc Emerge？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本文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描述和分析了亚洲经济体的货币和汇率体制变化。二是提出了一个分析和量化货币国际化的框架并用于人民币的分析。三是讨论了亚洲货币和汇率体制未来潜在的变化趋势。
2.结论
亚洲经济体汇率和资本管制的灵活程度因各经济体而异。一些经济体采用了灵活的通胀目标框架，而另一些经济体则采用汇率目标框架。本文的研究发现，亚洲经济体在浮动汇率下稳定价格目标与在通货膨胀波动下稳定汇率目标之间存在权衡。
人民币正逐步成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从一些指标来看，人民币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虽然有些指标人民币的地位要低得多，但是排名上升速度却很快。特别是实证研究表明，一些新兴亚洲货币与人民币汇率的协动程度已经超过美国。
考虑到中国相对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在全球和区域金融市场的份额将会进一步增加，未来将有更多的亚洲经济体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并将本国货币与人民币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通过货币互换进行危机救助。人民币货币区将会很快形成。
3.论证
亚洲经济体拥有不同的货币和汇率体制，本文建立如下模型，验证亚洲经济体在价格稳定和汇率稳定之间的权衡如下：
log（Vsj，k）=-0.872+log（Vπj，k）
其中，Vs为双边汇率变动的绝对值，Vπ为各国通货膨胀的变动。
在考察人民币国际化时，本文分别从货币在私人部门和官方部门的计价职能、交易媒介职能、储藏价值职能角度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其中，在私人储藏价值职能方面，本文建立如下模型，考察了人民币香港存款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
ΔRMBDEPOt=c1+c2ΔCNYUSDt-1+c3ΔNBankt-1+εt
其中，ΔRMBDEPOt表示人民币在香港存款的变动，ΔCNYUSDt-1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ΔNBankt-1表示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变动。
在官方计价职能方面，本文建立Frankel-Wei回归：
其中，瑞士法郎CHF被用来作为各国汇率的计价货币，亚洲货币对美元USD、欧元EUR、人民币CNY和日元JPY进行回归，除瑞士法郎外，论文还使用新西兰元NZD进行了替代性检验。
作为对Frankel-Wei回归的补充，本文还进行了事件分析（event analysis），使用如下回归，以验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是否会影响亚洲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
在估计亚洲经济体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之间的关系时，本文选择的东亚经济体包括东盟+3经济体（不含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样本期为2001年1月-2016年5月，并按照人民币汇率制度演进分为四个子样本期。在考察人民币香港存款回归时，样本期为2004年4月-2016年5月。在考察人民币官方计价职能时，本文选择的东亚经济体主要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样本期有两个（分别为2005年7月-2008年6月和2010年7月-2016年5月，为日数据）。
4.作者自我与他评
无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Takatoshi Ito，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金融和开放宏观经济学。ti2164@columbia.edu。
熊爱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全球金融治理。xiongaizong@163.com。
第7 “新”捐赠国是否会挑战世界银行的条件性？
Are “New”Donors Challenging World Bank Conditionality？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本文主要研究世界银行援助贷款的条件性是否会受到“新”捐赠国的影响。具体来看，本文测度了新捐赠国援助对世界银行援助贷款条件性的影响，并与对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捐赠国的影响进行对比。
2.结论
当一个非洲国家也获得中国援助时，世界银行为该国提供的贷款将会附加更少的条件性，估计显示，如果中国援助每提高1个百分点，世界银行的条件性将会减少15%。不过，这种影响在低收入国家尤为明显。由于低收入国家谈判能力受到限制，其贷款条件性应该更高才对，因此实证结果与预期相反。
中国更关注非洲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援助活动，从而使得这些国家与世界银行贷款的谈判更加符合自身利益。非洲中等收入国家从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获得的援助贷款也存在类似的效果。相比之下，发展援助委员会捐赠国对世界银行贷款条件性并没有影响。
3.论证
本文认为世界银行贷款条件性主要是三方也即世界银行、贷款接受国和有影响利益相关者股东谈判的结果。基于此，本文主要检验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 如果新捐赠国的存在造成接受国发展资源的过剩供给，将会导致世界银行降低其贷款条件性。反之则会增加贷款条件性。但世界银行并不会因为发展援助委员会捐赠国的存在调整其贷款条件性。
假设2 如果世界银行调整增加其贷款条件性，那么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幅度应该更大，而如果调整降低其条件性，则中等收入国家的降低幅度应该更大。
为验证假设1，本文估计如下模型：
其中，AvConditionsit为世界银行向国家i在t时期提供贷款项目的平均贷款条件数量，Donorjit-1为捐赠国j向接受国i在t-1时期提供的双边贷款承诺。AvFieldit为世界银行与国家i在t时期协商贷款项目所涉及经济领域的平均数量，一般而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涉及的经济领域越多，其条件就会越多。WBCommit为世界银行向国家i在t时期提供的所有贷款承诺。X为关于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控制变量，如贷款接受国的人均GDP、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政府支出、国际储备等，以及与世界银行股东利益相关的变量如接受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一致性等。μj、γj分别为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δit为残差。
为验证假设2，本文估计如下模型：
其中，LowIncomeit-1为一国是否为低收入国的虚拟变量（是为1，否则为0）。
本文主要研究了“新”捐赠国和发展援助委员会捐赠国对世界银行条件的影响，其中，“新”捐赠国主要为中国、印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展援助委员会捐赠国主要为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样本选取的是以上国家对54个非洲国家1980-2013年的援助数据。
4.作者自评和他评
作者指出，本文是首次将世界银行的条件性与新捐助国的活动联系起来。本文研究发现表明，世界银行对新捐赠国和发展援助委员会捐赠国的援助活动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这种不同取决于新捐赠国和发展援助委员会捐赠国如何与借款国接触，新捐赠国可能会就某一项目提出与世界银行不同的融资方案，而发展援助委员会捐赠国一般不会这么做，因此，世界银行不得不放松条件性以应对中国等新捐赠国日益上升的竞争力，以维持在非洲的发展援助活动。新捐赠国的崛起，造成与发展援助委员会捐赠国利益的分歧，这可能导致一个改革被忽视、有效性得不到重视的一个新援助架构的产生。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Diego Hernandez为德国海德堡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diego.hernandez@awi.uni-heidelberg.de。
熊爱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全球金融治理。xiongaizong@163.com。
第9 跨境外部性与代议制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
Cross-Border Externaliti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Representative Democracies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代议制民主国家提供的公共品如果存在跨境外部性，就有必要进行国际相关合作。哪些因素会影响这种合作呢？
2.结论
同不存在国际合作的情形相比，国际合作是否能提高公共产品的均衡水平，只取决于公共产品的需求曲率，而非选民偏好的分布、溢出效应的大小跨境业务的规模、国家的相对规模、谈判能力或效率。
3.论证
（1）首先将选民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战略互动描述为一个两阶段模型。第一个阶段是选举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决策制定阶段，决定合作与否。在第一个阶段中，作者尝试运用了Persson & Tabellini（1992）的“市民-候选人”模型，分析选民的偏好对决策者的影响。
（2）建立一个产品需求模型，类似于Segendorff（1998），探讨在选择合作和不合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税收政策对公共产品的影响。
（3）分析国家在外部性、议价能力、选民偏好的影响，发现公共产品需求的波动会影响合作时公共产品的收益。
（4）建立一个参与科斯合作的决策者之间的基本模型，与Kempf & Rossigno（2013）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了多种讨价还价的方式、分配效果对公共产品的影响。
（5）由于基本模型只考虑了一个国家的情况，而不具有关联性，作者修改了基本模型，并采用了一个由他国贡献的公共产品模型，检验相关结论是否会有改变。
4.作者自评和他评
同其他相关文献相比，本文贡献如下：（1）构建了由不同选民组成的两个国家的基本模型。（2）揭示了关于联邦体系结构的争论，与相关实证文献相联系，论证了国际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仅同该类产品的需求曲度有关，而与其他因素无关。
自2017年本文发表以来，本文他引次数13次。本文的结论得到部分文献的认可，如Spycher & Winkler（2018）[※注]。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Loeper A，Universidad Carlos III de Madrid，Department of Economics，aloeper@eco.uc3m.es。
严然，北京工业大学2017级别，主要研究会计学。1804386433@qq.com。
第10 什么决定了国际发展组织专项资金的使用？来自新多边-双边援助数据的证据
What determines earmarked funding t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Evidence from the new multi-bi aid data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多边-双边（Multi-bi）援助或者专项援助，是指捐助国向多边机构提供的自愿外部援助，其对多边机构核心成员的捐赠形成补充，并专门用于特定目的。本文使用新的多边-双边援助的数据，在梳理专项援助时间、地理和部门分布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捐助国提供的专项援助在受援国的分配使用情况。
2.结论
市场导向捐助国更倾向使用专项援助，以避免受援国低治理能力的影响，但并没有证据表明遭受自然灾害的受援国会获得更多的专项援助。暴力冲突之后的国家会获得更多的专项援助。本文最具创新性的发现是，专项援助的分配与双边援助具有类似性，这一结果表明捐助国不会单独使用专项援助用于一个新的国家，但如果捐助国与受援国已存在双边援助，专项援助将会被用来进一步强化二者的关系。
3.论证
关于捐助国专项援助动机的分析，从委托-代理关系角度分析，主要涉及两方面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是关注捐助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捐助国政府被视为国内选民的代理人。二是捐助国之间的互动，他们被视为多边机构的共同委托人。在实践中，这两种委托-代理关系都可能影响捐助国专项援助的选择。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捐助国政府和其国内选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平衡三元面板数据（unbalanced triadic panel dataset）模型，主要因变量为捐助国i向受援国j在t时期的援助承诺，包括所有非零的双边或者专项援助。解释变量的选择主要依据以下理论检验。
一是检验规避（bypass）效应。捐助国特别是市场导向型政治经济体更希望通过多边组织等非国家发展行为体来提供援助，以此来规避受援国薄弱的治理能力。为此，本文考虑了受援国治理能力（recipient governance）这一解释变量，并与二元指标市场导向捐助国经济体（market-oriented donor economy）建立交互项。
二是检验受援国自然灾害的影响。对捐助国来说，专项援助分配给受灾国家的速度要快于多边援助。为此，本文在解释变量中增加了受援国灾害数量（一年滞后期）。
三是考虑战争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二元虚拟变量，如果受援国在过去五年遭受过国内战争或国际战争，该变量为1，否则为0。
四是在受援国层面考察了传统双边援助和专项援助分配的相似性。为此，本文考虑一个双边存在（bilateral presence）的二元变量，以此来考察双边援助是对专项援助形成补充还是替代。
除了以上变量外，还包括其他一些解释变量，如受援国的需求（包括人均GDP、人口等）、政治关系的质量（如是否有共同的殖民历史、联合国大会投票立场的一致性等）、受援国贸易开放度以及捐助国的一些变量等。
本文研究了23个OECD/DAC（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和至多158个受援国，样本期为1990-2012年，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验证援助分配行为变化理论论证需要，也进行不同子样本期的检验。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专项援助行为体、动机和后果的研究问题，重要的研究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专项援助增加的时机、专项援助对多边组织的影响、专项援助的效率和有效性等。对专项援助的原因和影响还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Vera Z.Eichenauer，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对外援助分配和有效性，国际政治经济学。vera.eichenauer@awi.uni-heidelberg.de。
Bernhard Reinsberg，瑞士苏黎世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发展问题。br385@cam.ac.uk。
熊爱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全球金融治理。xiongaizong@163.com。
（三）第11-40名榜单
2017年全球经济治理学最佳英文论文第11-40名榜单
Spillover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Vietnamese SMEsTrifković，N.（2017）.World Development，97：79-101.
Producing the Climate：States，Scientists，and the Constitution ofGlobal Governance ObjectsAllan，B.（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1），131-162.
Designing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Braun，J.、Birner，R.（2017）.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1（2），265-284.
Regionalism in Services：A Study of ASEANGootiiz，B.、Mattoo，A.（2017）.The World Economy，40（3），574-597.
Eurasian Economic Union：Pres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Khitakhunov，A.、Mukhamediyev，B.、Pomfret，R.（2017）.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50（1）：59-77.
The choice among aid donors：The effects of multilateral vs.bilateral aid on recipient behavioral supportFindley，M.、Milner，H.、Nielson，D.（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2），307-334.
Beyond Institutional Design：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Lall，R.（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2），245-280.
Macroeconomic Imbalances and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Why Common Economic Governance Is Imperative for the EurozoneLukmanova，E.、Tondl，G.（2017）.Economic Modelling，62（C）：130-144.
Control，soft information，and the politics of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affingParízek，M.（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4），559-583.
Bad neighbors？How co-located Chinese and World Bank development projects impact local corruption in TanzaniaBrazys，S.、Elkink，J.、Kelly，G.（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2），227-253.
Organizational reform and the rise of trust funds：Lessons from the World BankReinsberg，B.（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2），199-226.
Good countries or good projects？Comparing macro and micro correlates of World Bank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roject performanceBulman，D.、Kolkma，W.、Kraay，A.（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3），335-363.
Financing the United Nations：Explaining variation in how donors provide funding to the UNBayram，A.、Graham，E.（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3），421-459.
Which Donors，Which Funds？Bilateral Donors’ Choice of Multilateral Funds at the World BankReinsberg，B.、Michaelowa，K.、Knack，S.（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4），767-802.
The G-20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Neither Hegemony nor CollectivismChodor，T.（2017）.Global Governance，23（2），205-224.
Mixed Signals：IMF Lending and Capital MarketsChapman，T.、Fang.S.、Li，X.、Stone，R.（2017）.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7（2），329-349.
The New Silk Road，Part I：A Stocktaking and Economic AssessmentBarisitz，S.、Radzyner，O.（2017）.Focus on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2017，issue Q3/1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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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Measurement-driven Governance：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Best，J.（2017）.Global Governance，23（2），163-182.
Makers，Takers，Shakers，Shapers：Emerging Economies and Normative Engagement in Climate GovernanceJinnah，S.（2017）.Global Governance，23（2），285-306.
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Credit rating agencies and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Humphrey，C.（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2），281-306.
The New Silk Road，Part II：Implications for EuropeBarisitz，S.、Radzyner，A.（2017）.Focus on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2017，issue Q4/17，70-81.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Change i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Milhorance，C.、Soule-Kohndou，F.（2017）.Global Governance，23（3），461-482.
Forging Soft Accountability in Unlikely Settings：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Mutu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Kim，T.、Lim，S.（2017）.Global Governance，23（2），183-204.
Speech is silver，silence is golden？Examining state a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Panke，D.（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1），121-146.
A Pivotal Moment in Global Governance？Looking Back to Look ForwardKarns，M.（2017）.Global Governance，23（3），329-34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Global Migration Governors：The World Bank in Central AsiaKorneev，O.（2017）.Global Governance，23（3），403-422.
Pathways Toward a Global Standard for Transparency in the Governance of Energy ResourcesEscribano，G.（2017）.Global Governance，23（2），265-284.
The World Bank and Emerging Powers：Beyond the Multipolarity-Multilateralism ConundrumGüven，A.（2017）.New Political Economy，22（5），496-520.
Goal Setting and Governance：Examining the G8 New Alliance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with a Gender LensCollins，A.（2017）.Global Governance，23（3），423-442.
附 2017年全球经济治理学最佳论文TOP10选票
第1题 最佳中文论文TOP10 ［限选10篇］
□ 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奇琦（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期，第30-45、156-157页。
□ 世界主义的新视角：从个体主义走向全球主义 蔡拓（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第15-36、156-157页。
□ 国家间共同利益：概念与机理 刘笑阳（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6期，第102-121、159页。
□ 世界秩序：思考与前瞻 秦亚青、阿米塔·阿查亚、时殷弘（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6期，第4-31页。
□ 自由、正义与秩序——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之思 韩雪晴（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期，第46-73、157页。
□ 新全球治理共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 李滨（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第17-27页。
□ 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 苏长和（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2期，第25-35、156页。
□ 美国亚太区域经济战略解析 张蕴岭（2017），《美国研究》，第1期，第9-20、5页。
□ 二十国集团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分析 项南月、刘宏松（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6期，第122-147、160页。
□ 全球治理的“东南主义”新范式 张胜军（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第4-20、155页。
□ 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 郑先武（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第187-204、209页。
□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 范如国（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第65-83、206页。
□ 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 刘玮（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第84-106、158-159页。
□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时代的机遇与方向 王鸿刚（2017），《外交评论》，第6期，第1-21页。
□ 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 门洪华（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第36-46页。
□ “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 吴晓明（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第5-16页。
□ 国际领导与中国协进型领导角色的构建 陈志敏、周国荣（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第15-34、156-157页。
□ 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 徐秀军（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第62-83、158页。
□ 容纳中国崛起——世界秩序视角下的美国责任及其战略抉择 李开盛（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89-107、158-159页。
□ 国内规范、国际规范与中欧规范互动 潘忠岐（2017），《欧洲研究》，第1期，第18-36、5页。
□ “一带一路”与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 张文木（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8期，第4-25、156页。
□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亚洲秩序变迁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经验的反思 付宇珩、李一平（2017），《当代亚太》，第4期，第4-38、152-153页。
□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差异与对接 展妍男（2017），《国际经济评论》，第4期，第149-159、8页。
□ 俄罗斯与中国：错位与对接——谈“一带一盟”对接中的问题与出路 欧阳向英（2017），《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第49-61、5-6页。
□ 解析中国的全球互联互通能力 吴泽林（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35-64、156-157页。
□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现状、机遇、问题与应对 何帆、朱鹤、张骞（2017），《国际经济评论》，第5期，第116-133、7页。
□ 中国海上运输通道安全脆弱性演化机理论析 马晓雪（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108-129、159页。
□ 分工与国际经济保护主义：驳“中国威胁论” 佟家栋（2017），《世界经济》，第6期，第3-22页。
□ 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 管传靖、陈琪（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第35-61、157-158页。
□ 欧盟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中国的应对之策——基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之争的分析 贾文华（2017），《外交评论》，第5期，第1-26页。
□ 全局最优视角下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孙国峰、尹航、柴航（2017），《金融研究》，第3期，第54-71页。
□ 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 高海红（2017），《国际经济评论》，第3期，第78-90、6页。
□ 亚投行的战略定位与业务创新模式 刘东民、李远芳、熊爱宗、高蓓（2017），《国际经济评论》，第5期，第149-166、8页。
□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贸易和投资促进的措施 余淼杰、崔晓敏（2017），《国际经济评论》，第3期，第28-44、4-5页。
□ 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秩序转型 李慧明（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第62-84、158页。
第2题 最佳英文论文TOP10 ［限选10篇］
□ Emerging Powers and Emerging Trends in Global Governance Stephen，M.（2017）.Global Governance，23（3），483-502.
□ A Pivotal Moment in Global Governance？Looking Back to Look Forward Karns，M.（2017）.Global Governance，23（3），329-348.
□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ilhorance，C.& Soule-Kohndou，F.（2017）.Global Governance，23（3），461-482.
□ Forging Soft Accountability in Unlikely Settings：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Mutu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Kim，T.& Lim，S.（2017）.Global Governance，23（2），183-204.
□ Beyond Institutional Design：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ll，R.（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2），245-280.
□ Financial Frictions and Policy Cooperation：A Case with Monopolistic Banking and Staggered Loan Contracts Fujiwara，I.& Teranishi，Y.（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4（C），19-43.
□ Fiscal Unions Farhi，E.& Werning，I.（2017）.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12），3788-3834.
□ Financing the United Nations：Explaining variation in how donors provide funding to the UN Bayram，A.& Graham，E.（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3），421-459.
□ Mixed Signals：IMF Lending and Capital Markets Chapman，T.，Fang.，S.，Li，X.& Stone，R.（2017）.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7（2），329-349.
□ The G-20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Neither Hegemony nor Collectivism Chodor，T.（2017）.Global Governance，23（2），205-224.
□ What determines earmarked funding t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Evidence from the new multi-bi aid data Eichenauer，V.& Reinsberg，B.（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2），171-197.
□ The choice among aid donors：The effects of multilateral vs.bilateral aid on recipient behavioral support Findley，M.& Milner，H.& Nielson，D.（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2），307-334.
□ 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Credit rating agencies and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Humphrey，C.（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2），281-306.
□ The World Bank and Emerging Powers：Beyond the Multipolarity-Multilateralism Conundrum Güven，A.（2017）.New Political Economy，22（5），496-520.
□ Which Donors，Which Funds？Bilateral Donors’ Choice of Multilateral Funds at the World Bank Reinsberg，B.，Michaelowa，K.& Knack，S.（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4），767-802.
□ Are“New”Donors Challenging World Bank Conditionality？Hernandez，D.（2017）.World Development，96：529-549.
□ Organizational reform and the rise of trust funds：Lessons from the World Bank Reinsberg，B.（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2），199-226.
□ Regionalism in Services：A Study of ASEAN Gootiiz，B.& Mattoo，A.（2017）.The World Economy，40（3），574-597.
□ Speech is silver，silence is golden？Examining state a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Panke，D.（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1），121-146.
□ The Rise of Measurement-driven Governance：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Best，J.（2017）.Global Governance，23（2），163-182.
□ Designing Global Governance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Braun，J.& Birner，R.（2017）.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1（2），265-284.
□ Goal Setting and Governance：Examining the G8 New Alliance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with a Gender Lens Collins，A.（2017）.Global Governance，23（3），423-442.
□ Producing the Climate：States，Scientists，and the Constitu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Objects Allan，B.（2017）.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1（1），131-162.
□ Makers，Takers，Shakers，Shapers：Emerging Economies and Normative Engagement in Climate Governance Jinnah，S.（2017）.Global Governance，23（2），285-306.
□ Pathways Toward a Global Standard for Transparency in the Governance of Energy Resources Escribano，G.（2017）.Global Governance，23（2），265-284.
□ China and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Integration or Confrontation？Gao，S.（2017）.Global Governance，23（2），285-325.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Global Migration Governors：The World Bank in Central Asia Korneev，O.（2017）.Global Governance，23（3），403-422.
□ Good countries or good projects？Comparing macro and micro correlates of World Bank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roject performance Bulman，D.，Kolkma，W.& Kraay，A.（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3），335-363.
□ Bad neighbors？How co-located Chinese and World Bank development projects impact local corruption in Tanzania Brazys，S.，Elkink，J.& Kelly，G.（2017）.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7（2），227-253.
□ A New Financial Order in Asia：Will A RMB Bloc Emerge？Ito，T.（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74（C），232-257.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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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x-Carneiro R，Kovak B K.Margins of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9，117：125-142.